馆校合作开发历史校本课程的实施路径探析

随着博物馆教育理论、中学历史教育理论的发展，馆校合作中以学生为本的课程意识不断加强。这一合作形式也得到国家的重视。2020年教育部、国家文物局联合发布《关于利用博物馆资源开展中小学教育教学的意见》中指出：建立馆校合作长效机制，开发一批立德启智、特色鲜明的博物馆研学精品线路和课程。[1在学界研究方面，学者宋娴将馆校合作定义为：“博物馆与学校在国民教育活动中，基于各自的目标，主动调整各自的行为策略，所采取的共建共享的互动行为”同时，宋娴根据馆校合作涉及主体的复杂性，将馆校合作划分为微观、中观和宏观这三个层次。[2基于此，馆校合作开发历史校本课程具有先进的理论支撑和鲜活的实践意义。校本课程开发有不同的模式。笔者认为，环境分析模式是馆校合作开发历史校本课程较为适宜的模式，它由斯基尔贝克提出，包括了分析环境、拟定目标、构建课程方案、解释与实施、追踪与重建这五部分。[3在本文中，笔者着重于课程实施的环节，结合馆校合作参与者的数量、活动场地的范围、合作持续的时间和产生的影响这几个方面从微观、中观和宏观三个角度分析不同合作层次下历史校本课程开发的实施路径。

一、微观层次：个体与个体的合作

微观层次下的馆校合作开发历史校本课程是个体与个体之间的合作，即博物馆的管理人员和历史教师进行合作。这种合作模式的灵活性强，在课程实施中能够利用文物针对某一个历史事件进行深入地聚焦和分析，对博物馆管理人员和历史教师的课程开发能力有较高的要求。广州市执信中学刘琴老师与辛亥革命纪念馆曹霞老师共同开发的校本课程《朱执信和他的时代》就是典型的代表。执信中学历史悠久，校内的校史馆、朱执信先生墓为校本课程的开发提供了充足的课程资源。执信中学的刘琴老师是历史教育名师，有多年开发历史校本课程的经验；辛亥革命纪念馆的曹霞老师为本次馆校合作提供私人收藏的文物、设计教学材料。综合以上分析，执信中学和辛亥革命纪念馆两位老师合作进行微观历史校本课程开发具备良好的前提条件。

《朱执信和他的时代》这门课程由十个部分构成：东渡、中国同盟会、论战、马克思主义、法政学堂、会党与新军、黄花岗起义、民军与光复、中华革命党、援闽粤军，借助史料研习、实地参观、汇报这三种主要形式实施课程。实物是进行史料实证的依据，但是实物本身承载的信息量大，需要教师结合问题情境来引导学生进行探究。如在课程实施中，借助中国同盟会入会证书这一份文物，学生结合“中国同盟会的发展历程是什么？一中国同盟会的资金来自哪里？一你认为中国同盟会的性质是什么？一你对中国同盟会有什么认识？”这条问题链，通过小组合作梳理同盟会发展的历程并分析其历史地位，掌握提取文物信息的技巧。此外，课程实施中还策划了实地参观。学生在学习单的指引下，从展览的构成、博物馆选用的文物、文物的外观、功能、价值等角度，或观察实物直接得出结论，或通过不同类型的史料（文字和实物）相互印证得出结论，在亲身实践的过程中真切体会史料实证的魅力。

二、中观层次：单位与单位的合作

中观层次下的馆校合作开发历史校本课程是单位与单位之间的合作，博物馆和学校作为独立的组织主体进行合作。这种合作模式下，博物馆的专业人员和学校教师集思广益，利用丰富的资源，开发出形形色色的课程群，具体可以分为单一合作和“伞状”合作两种方式。[4

北京市第六十五中学与故宫博物院属于单一合作的方式，即学校和博物馆单线合作开发校本课程。馆校双方基于首都文化中心的核心定位，构建以故宫文化为主的中华传统文化课程群。[5故宫课程群从学生能力发展水平上分为基础、拓展和融合三个层次，从涉及的课程知识内容上分为人文与社会、科学与技术、艺术与审美、生活与健康四个领域，形成了23门课程。在《故宫历史》、《故宫中的历史文化》、《故宫中的书法》、《故宫与中华文化》、《故宫与世界文化遗产》等历史校本课程中，以历史学科课程为生长点，以故宫资源为载体，彼此之间相互关联、有序衔接、特色鲜明。

中观层次的“伞状”合作模式在实施过程中形成了博物馆主导下的“伞状”合作、学校主导下的“伞状”合作两种模式。（如图1所示）博物馆主导下的“伞状”合作指的是一个博物馆和多个学校合作共同开发历史校本课程。湖南省博物馆与长沙市各中学开发的各类课程属于“伞状”合作。湖南省博物馆在馆校合作中立足楚文化为主、多元文化并存的定位，与长沙一中、雅礼中学、湖南师大附中、长沙市第六中学开发课程群，利用青铜器、瓷器等文物资源开展教学和体验活动、策划书写竹简活动、排演楚汉争霸历史剧、重返考古现场、探秘长沙窑等多种方式组织课程内容。学校主导下的“伞状”合作则与之相反，指的是一个学校与多个博物馆合作，共同开发历史校本课程。广东省广州市荔湾区四中聚贤中学的《发现广州》课程便采用这种方式。该校以“感受广州古城的历史与魅力”作为目标开发课程，精选了南越国历史、岭南建筑、海上丝绸之路、岭南艺术这四个主题，与广东省博物馆、西汉南越王博物馆、广东民间工艺博物馆等博物馆进行合作，开展了实地参观、剪纸、印章制作、展览策划等活动。[7]这两种“伞状”合作有助于博物馆资源的多样化利用，调和博物馆教学的直观性与中学历史教学系统性的关系，为今后博物馆与中学历史校本课程开发做出了较好的榜样。

三、宏观层次：系统与系统的合作

宏观层次下的馆校合作开发历史校本课程是系统与系统之间的合作，以博物馆系统、教育系统为主，加入政府行政部门、博物馆学和历史学研究组织、家长等主体。比较典型的是研学旅行课程，即馆校双方通过旅行的方式，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地带领学生集体到校外进行参观、体验。这种合作模式有丰富的资源和有利的政策保障，成为近年来较热门的合作模式。近两年，广东省东莞松山湖未来学校和东莞博物馆基于项目式学习理论，设计了“寻找莞城”的研学课程。学生在学习单的指引下，对莞城实地和东莞博物馆《古代东莞》展览进行探访，形成了手绘莞城地图、手艺人口述史等学习成果。[8这一课程具有很强的理论和实践意义。广东省博物馆的“驿路同游”研学项目起步早、影响广，被列入《广东省2023年度博物馆事业高质量发展报告》中，下文将以此为例进行分析。[

在国家和地方政府的支持下，广东省博物馆与广州市第十六中学结合古驿道主题开设《驿路同游—一南粤古道寻迹》研学课程。[]在课程开发前期，馆校双方进行课程方案的完善和实地考察。研学旅行的首站在郁南磨刀山遗址与南江旧石器地点群。这一站着重引导学生考察海上丝路的文化遗产，以弥补中学历史教材的不足。除了寻访古迹，在研学旅行中，学生参观罗定博物馆的蔡廷错将军展厅，通过文物和戏剧表演，学生了解蔡廷锴人物性格和生平经历，真切地感知抗战历史。值得一提的是，广东省博物馆借助广州市第十六中学的科技文化节对研学旅行的成果进行巩固。一方面，广东省博物馆通过送展到校的方式，普及南粵古驿道的研究情况；另一方面，参与研学活动的同学们在科技文化节上通过亲手制作的剪报和海报展出自己的研学成果。[]

从广东省博物馆与广州市第十六中的研学课程《驿路同游一一南粤古道寻迹》这一案例中，可以归纳出馆校合作开发研学旅行型课程的三个特点：第一，课程资源丰富：有国家政策的支持；有地方政府提供资金、场地上的帮助；有广东省博物馆积累的古驿道展览的新研究成果；有多个学科教师合作，丰富学生的知识体系。第二，课程活动多样。

寻访活动、参观活动、情景剧排练、定向越野等课程活动寓学于乐。第三，课程评价灵活。研学旅行可以根据不同的活动设置相应的评价方法。本次课程除了在排练情景剧时对学生进行评价，还通过科技文化节上展示海报、向同学讲解的方式，引导学生对自己的学习成果进行搜集和评价。

四、馆校合作开发历史校本课程的实施路径特点

在微观、中观、宏观三种层次的馆校合作开发历史校本课程的实施中，可以归纳出三个突出特点：统整型的课程组织、文物和问题情境为主的课程内容、体验式学习的教学手段。首先是采用统整型的课程组织。馆校合作开发的历史校本课程涉及历史学、博物馆学、考古学等多门学科，采用统整型课程组织来打通不同学科的限制，以便进行高效合理的内容安排。如南京博物馆与南京外国语学校开发的文物修复（陶瓷方向）课程中的STEAM实践课“研究铜着色剂在不同条件下的显色原理”，依托南京博物院的清代瓷器，利用历史学科与化学学科的交叉融合，通过调整温度、浓度等变量，探究不同条件对着色剂显色的影响，理解铜红釉的形成。[12统整型的课程组织能够打通不同学科的知识和结构，在课程实践中实现学生知识与外部世界的连结，帮助学生解决实际问题。

其次，在课程实施中利用文物设置问题情境。学生借问题作为学习的“脚手架”，更好地融入学习氛围，提高学习效率。如广州市执信中学与辛亥革命纪念馆合作的校本课程《朱执信和他的时代》在策划参观活动时，便结合博物馆的展览和课程内容设置参观思考题（如下）。题目以广州为中心，按照时间的顺序来设问，帮助学生将所学知识与博物馆展览关联在一起，渗透史料实证和历史解释的核心素养。

思考一：找到与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运动、康梁维新运动这三个历史事件相关的文物（每个事件对应一个文物），写下这个文物的名称并谈谈你对它们了解。

（学法指导：可以从文物的外部特征、功能、在具体历史事件中发挥的作用等角度来说出你的想法。）

思考二：为什么博物馆的展览称广州是“民主革命的策源地”？

（学法指导：可以看看展览是从哪几个方面来展现这部分内容、展出什么文物来证明这些内容。）

最后，体验式学习是博物馆学习的常用教学手段。课程实施中可以依托博物馆中的精品文物和与文物相关的历史人物，开展讲解活动、历史剧扮演、口述史撰写、历史海报制作等活动，拉近学生与历史的距离，在体验和实践中建构历史认知。在南京博物院和南京市第二十九中学合作开发的《中国造纸术和纸文化实践探究》课程中[13]，通过传统抄纸体验、制作修复工具、制作线装书、学习拓印技艺和古籍修复技艺等实践活动，学生体验造纸术的技艺特点，感知纸文化的历史魅力。

馆校合作开发历史校本课程时，可以结合环境分析的结果，适当地选用微观、中观、宏观课程类型以更好地服务于学生的全面发展。馆校合作开发历史校本课程在实践过程中有更为广阔的活动空间和丰富的课程资源，以体验和实践的教学方式给学生提供感知历史的机会，学生在亲身体验和动手实践中加深对乡土历史文化的认同，进而培养学生的家国情怀。随着科技的进步，馆校双方还可以通过“云课堂”、线上研学等方式为历史校本课程开发的实施路径注入活力。

【注释】

[1]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国家文物局：《关于利用博物馆资源开展中小学教育教学的意见》，2020年10月12日，http：//www.m0e.gov.cn/srcsite/A06/s7053/202010/t20201020_495781.html，2024年10月21日。

[2]宋娴：《博物馆与学校的合作机制研究》，上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16年8月，第9页。

[3]详见王斌华：《校本课程论》，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37一50页；黄甫全主编：《现代课程与教学论》（第二版），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11年，第291—293页；黄光雄、蔡清田：《课程设计一—理论与实际》，南京：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55—75页。

[4]王乐：《协同论视角下的馆校合作研究》，《基础教育》2017年第2期，第34—39、47页。

[5]钱卫东、吴万春：《馆校合作视角下故宫课程群的开发与实践—一以北京市第六十五中学为例》，《中小学信息技术教育》2022年第4期，第94—96页。

[6]根据陈良根、胡军哲：《博物馆课程资源在历史教学中的开发与利用—一以湖南省博物馆历史教育资源开发合作项目为例》，《中学历史教学》2017年第3期，第8一10页；周宽、胡婷：《博物馆资源在高中历史课程中的利用和开发—一以长沙市高中历史教学为例》，《中学历史教学》2017年第3期，第14一15页；罗伊洁：《博物馆资源在高中乡土史校本课程中的开发与应用——以湖南省博物馆为例》，《文史博览（理论）》2013年9月，第51—54页；胡伟矗：《开展馆校合作，打造历史教学新平台——湖南省博物馆历史教师沙龙成立十周年简记》，《中学历史教学》2017年第3期，第74页等资料整理。

[7]根据2019年2月28日广州市教研活动中广州市荔湾区四中聚贤中学历史科组的汇报文本；历史教学工作交流站：《历史博物：行走广州，执锐四方—一广州市中学历史博物教育特记（二）》，2018年3月22日，https：//mp.weixin.qq.com/s/UpwY2gjlxuTZcc47wi5sEg，2025年1月14日等资料整理。”

[8]陆虎、杨畦：《基于项目式学习的馆校共建课程实践》，《中学历史教学参考》2024年第7期，第26—29页。

[9]根据《广东省2023年度博物馆事业高质量发展报告》https：//whly.gd.gov.cn/attachment/0/550/550451/4423942.pdf等资料整理。

[10]南粤驿道网：《行走千年驿道寻踪岭南文化——“驿路同游—南粤古驿道”课程开发小记》，2018年1月7日，http：//www.nanyueguyidao.cn/viewmessage.aspx？columnid=18&messageid=4858，2025年1月14日。

[I1]根据南粤驿道网：《行走千年驿道寻踪岭南文化—“驿路同游—南粤古驿道”课程开发小记》，2018年1月7日，htp：//www.nanyueguyidao.cn/viewmessage.aspx？columnid=18&messageid=4858，2025年1月14日。

[12]郑晶：《分众化理念下双主体馆校合作模式的构建—一以南京博物院为例》，《博物馆》2021年第1期，第65—72页。

[13]郑晶：《分众化理念下双主体馆校合作模式的构建—一以南京博物院为例》，《博物院》2021年第1期，第65—7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