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生死别离，看清与理解哀伤

“我还是不敢看我们在一起时的视频和照片，有时候实在忍不住了就看一眼，但一看就没法克制，每到深夜，我总是一个人发泄性地大哭，但在孩子面前还得装作一切正常。”

“我们的结婚纪念日快到了。这会让我想起她，很痛很痛。她不在了，以后的人生都只是一个个循环。”

2025年夏天的一个傍晚，当我进入这个名为“伴行之路，同行之旅”的线上会议时，一个缓慢沉重的男声正在絮语，他在半年前刚刚失去妻子，如今仍处在难言的痛苦中。陆续有人进入会议，到晚上7点半，会议群组里已经有将近20人。和那位男士一样，他们都经历了至亲的离世，正在痛苦和绝望中挣扎。今年1月，华东师范大学心理与认知科学学院师生发起了这个名叫“向归”的哀伤支持项目，线上陪伴沙龙是他们针对哀伤人群组织的定期活动。

待男士倾诉完毕，主持会议的带领人发问：“如果现在有一颗药丸，你吃完之后这些痛苦就会消失，但你也会忘记她，你愿意吗？”沉默许久后，那个男声答：“不愿意。”

为什么痛苦已然无法忍受，亲历者却又不愿与之脱离？中国人民大学心理学系的副教授李洁告诉我，这种复杂的心理体验被称为“哀伤”。它并不仅仅是我们常规理解中的悲伤、哭泣、绝望等情绪，作为一种“因失去重要依恋对象而产生的痛苦情感过程”，它包含了情感（如悲伤、愤怒）、认知（如否认、困惑）、行为（如退缩、仪式化行动）和生理反应（如失眠、食欲变化）的多层次体验。李洁介绍道，“哀伤是一种面对丧失的情绪反应，宽泛一点讲，任何丧失都会带来某种哀伤反应。比如失业、失恋、身体健康受损，但在这其中，丧亲是一种哀伤的‘集大成者’”。但在更广泛的大众层面，哀伤长久以来都是一个小众甚至隐蔽的话题。社会文化对死亡本身的忌讳、避免窥探他人隐私的礼节、丧亲者的个人情感回避，任何一种因素都会让这种关于丧失的复杂情感反应成为一道隐秘的伤口，随之而来的是误解和痛苦。

在参加类似的同伴支持小组活动前，林枫一度觉得自己要发疯了。他也是丧偶者。2022年7月，他的妻子因乳腺癌离世，只留下刚过40岁的他和马上要上小学的女儿。妻子的病发展得挺快，2021年初进行肿瘤切除术后，不到半年就出现转移迹象，再接下来一年，他们忙着化疗、换药、寻找更好的治疗方案，最终还是无力回天。挨过了抗癌的两年，林枫以为自己已经做足了心理准备，但葬礼结束后半年，他感觉自己“撑不住了”。

他经常想到妻子临终前的样子。妻子原本个子挺高，喜欢穿宽松的裙子，远看袅袅婷婷，但因为癌症骨转移导致的骨折，治疗晚期时她矮了一大截，加上化疗带来的食欲不振，整个人看起来消瘦又瑟缩。她在丈夫的怀中离开了人世，那个瘦瘦小小的身影也因此成了林枫挥之不去的痛楚。“坐在家里，我总是恍惚间就看见她，到后来，我可以说是盼着看见她。但等你神志清醒一点，知道她永远不会回来了，针刺一样的痛就会从四面八方把你裹住，像海浪一样，无休无止。”林枫不明白自己为什么这么脆弱，他开始频繁地失眠，总是深夜坐在房间里发呆，他甚至想到要搬家，带着孩子脱离原来的环境，但东西都收拾好，他又犹豫了——他不想让妻子“回来”的时候找不到他俩。有时他觉得自己已经好了，可以重新投入生活，可用不了两周又被打回原形。到2023年，妻子忌日快到的时候，他因为不明原因的心悸到医院检查，见没有器质性病变，一个亲戚帮他约了心理咨询，在那里他第一次意识到自己需要和人聊一聊。

现在回忆起来，那位咨询师其实并不算专业的哀伤研究者，但自从妻子离开后，林枫还没有和谁谈起过自己的感受。他是个一米八的大高个，虽不是家里的长子，却也习惯了照顾父母的感受，时刻提醒自己做个“男子汉”。见他独自一人带孩子，父母提出要来北京相助，他不愿让老人劳心费力，拒绝了。朋友和同事就更不必说，唯一让他感到有益的帮助是妻妹带女儿出去旅游了一次。那一周，他终于可以放心地在家流泪。当他和咨询师讲出自己在这一切坚强背后的真相时，他记得对方拍拍他的肩膀，“你一定要多出门，多去见人，最好是那些和你有一样遭遇的人”。

后来，林枫辗转加入了一个丧亲的朋友发起的线下读书会，大家带着书，每月在约定的朋友家碰面。第一次见面时，发起者给大家放映了一部名为《谈论哀伤》的纪录片，片头给林枫留下了深刻印象——摄像机镜头俯视高楼大厦，继而对准街边一个个行色匆匆的面孔，他们的T恤胸前都写着逝去的人的名字，“这是一件我们不会谈论的事情，尽管它影响着每一个人，不管我们走到哪里都会带着它前行。这是我们失去至爱之人的必然结果，这就是哀伤。尽管我们此刻并不感到悲伤，但我们知道，总有一天死亡会降临在我们关心的人身上……我们需要更好地应对哀伤”。

这也是“向归”项目的目标之一。华东师范大学心理与认知科学学院副教授周宁宁是该项目的指导老师。她从2016年起进行哀伤相关的研究，据她观察，随着研究者对哀伤基本状况深入了解，开始有相当一部分学者进入哀伤干预领域，以实用的技术为有需求的人提供帮助。与此同时，在大众层面上关于哀伤的讨论和普及也越来越多，国内研究者自己写的科普书籍也在被迅速出版。

哀伤正在逐渐从一个不可触碰的禁忌，成为一种可被说出口的心理需求。就在接入“向归”沙龙的这两周时间里，我还旁听了上海浦东手牵手生命关爱发展中心组织的一次关于临终陪伴和哀伤处理的直播，也加入了北京回龙观医院心理危机研究与干预中心支持的互助团体，他们每月都会组织针对丧亲者的支持活动。公开谈论哀伤，向同行者和专业人士寻求心理支持，正在成为一些人度过生命至暗时刻的选择。无处容身的眼泪

2005年，在丈夫突发心脏病去世后，美国作家琼·狄迪恩（Joan Didion）曾在一本出版于20世纪初的社交礼仪书籍中查看“葬礼”的注意事项，书中具体而实用的建议（比如应该让丧亲者坐在阳光下和明火旁，要给他们递上热牛奶）让她深感宽慰，再对比自己在寒冷的医院里独自承受丈夫死讯的情景，她不无羡慕地写道，“那个年代，哀悼仍然得到公认、受到许可，不必避人耳目。……当今的趋势‘是将哀悼视作一种病态的自我放纵，而整个社会更加赞赏那些将丧恸完全隐藏起来，使外人基本上无从察觉的丧亲者’”。在狄迪恩看来，这和20世纪30年代发生在西方的“死亡革命”有关，临终事务越来越专业化，逐渐使死亡消失于生活的舞台。

在中国，普通人面临的死亡情境具有另外一重复杂性。周宁宁曾经做过关于哀伤的跨文化研究。他们在对中国和瑞士的丧亲者做情感表达的观察比较时，发现在双方体验的哀伤情绪程度类似的情况下，中国人在亲近他人面前表露的情绪要比瑞士人少得多。与此同时，当表露情绪时，中国人会更倾向于认为自己应该表达对死者的内疚和自责，而非传递积极感受。周宁宁推测，这和中国的传统孝道文化不无关系，“但这对丧亲者本人的哀伤处理其实是很不利的”。

2017年，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陆杰华在校内开设了一门名叫“死亡的社会学思考”的课程。他是一位研究人口和老龄化问题的专家，之所以要开设和“死亡”相关的课程，原本是出于自然逻辑，“衰老是死亡的前奏，人人都希望自己健康长寿，但临终、死亡和丧亲又是人人都要经历的，我们应该为此做出准备”。慢慢地，陆杰华也以社会学家的视角观察到，不管是以自己的学生为代表的这些年轻人，还是比他们更年长一些的人们，都身处于一种传统和现代混杂的死亡观念之中。

现代的一面与狄迪恩提到的西方国家的情况类似，陆杰华在论文里写道，“现代化的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较传统社会更为疏离，个体化的倾向使得人们在面对死亡的时候感到更加孤独无依，在这种孤独无依中死亡的恐惧被无限放大。同时，在临终的治疗和护理过程中，现代医疗体系又使得这一过程变得机械化以及非人本化”。传统的一面则在于，中国文化中对死亡的忌讳和回避依然存在，与死亡事件相关的固有社会传统也在一定程度上被保留了下来。

于是，陆杰华发现，在了解了基本的死亡常识后，他的年轻的学生们会对线上祭祀、“AI复活”、数字遗产等问题做深入研究，试图用自己的方式理解、感知和接受死亡。同时也观察到，“在丧亲事件中，这些离开家乡的城市人还是会遵照传统，无论多远都要回家奔丧，但社会留给他们调节的空间和消化的时间却非常狭窄短暂，丧亲之痛不会在入土为安的那一刻就终止，可乡土中国的人际关系和规范已经被社会流动打破，没有什么可以真实地抚慰人的丧失感，人们只能靠一个人自洽、自愈、自渡，自己完成‘再社会化’的过程，这往往是非常困难的”。

林枫很明白这种孤立无援的感觉。妻子走得突然。在林枫的记忆里，那阵子她病情其实挺稳定，因为接受了一些姑息性的放疗，长时间的骨盆和腰椎疼痛也被抑制住了。食欲不错的时候，她甚至能自己吃半个包子。她开始催林枫去上班，不要总在病房里陪着自己，甚至到周末也只允许他陪一天，就让他带孩子去户外活动。直到临别前的两天，她突然提出想让林枫晚上也来看看，还总抱怨护工大姐工作不积极，后来林枫才意识到，她只是想和自己多待一会儿。再然后就是那天，她深夜把他喊醒，推开闻讯而来的其他人，只让他抱抱自己，然后她不再说话，慢慢停止了呼吸。

后来发生的事，在林枫的记忆里是以片段的形式出现的。他只看见穿白衣服的人们进进出出，要给妻子“穿衣服”、开证明，然后跟他谈太平间的问题，再后来妻子就被推走了。正值疫情防控期间，他再看见妻子已经是在葬礼上。接下来的三天时间内，他只是茫然地接打电话，把自己和妻子的身份证、户口本和银行卡递到一双双陌生的手里，他甚至不记得自己是何时向女儿传达了死讯的。

最让他伤心的是葬礼。发现妻子的癌症转移时，他俩曾经对葬礼的细节有过一次讨论，妻子半开玩笑地说自己不喜欢白菊花，也不想要那种肃穆的风格，她是个插画师，喜欢色彩丰富的事物，更想让自己的葬礼像画展一样美丽。但她的葬礼最后是在八宝山的一间非常规整的告别厅里进行的，因为没有充裕的时间，也缺少人手帮忙打点，告别厅里还是摆了一圈白色菊花。

林枫想尽可能地让告别温暖一些，他连夜写了一封道别信，想向到场的好友们讲讲妻子生前是一个怎样温柔有趣的人，但葬礼还邀请了妻子生前就职的出版社的领导发言，等他讲完气氛反而越来越严肃，也越来越流程化。仪式结束，带领着人群绕棺椁一圈献花的时候，林枫“已经感觉不到自己的悲伤，而是越来越生气”，生自己的气，生领导的气，生这些不相干的送行者的气，还有生妻子的气。他唯一能做的事是紧紧地搂住女儿的肩膀。她是唯一一个能理解他的人——因为老家路途遥远，又担心过度悲伤影响健康，双方老人都没来到葬礼现场。在现代城市营造的疏离和隔绝中，专业能力和知识也并不足以抵御哀伤。2024年，沧州市人民医院安宁疗护科原主任郭艳汝离开工作了20年的老家，来到深圳的中山大学附属第七医院工作。到南方不久，郭艳汝开始出现一些身体上的不良感受，“难受、失眠，总感觉心里特别乱，也没法工作”，状况持续了两三个月，她觉得情况不妙，却难以摆脱。

某一个周末的下午，她在心烦意乱中开始收拾起家里的东西，在从沧州带来的行李中，她找到了父母的一张照片和母亲生前给自己做的床单。“我把照片抱在怀里，把床单铺在床上，躺在上面的那一刻，我一下子知道自己为什么这么难受了——其实人在面临生死的时候，是会像小动物一样，回到最原始的状态的。我们去处理和释放哀伤的办法，很多时候是用最直接和身体接触的方式，就像躺在妈妈做的床单上一样。”

那时郭艳汝才意识到，许多年过去，自己或许并没有完全处理好哀伤。她的父母是在四五年前相继离世的，回想自己来南方之前，她其实一直在用“回家”的方式来释放自己的情绪。“平时各个节日都要回家上坟，任何时候我都可以开车回去，虽然他们人不在了，但家里的老房子还在，父辈的亲戚还在，还可以给你做一点饭，我一坐在那里端起碗来，就好像又回到了父母还在的时候的状态，它就能让我安放情绪。那天躺在床上，我突然意识到，我离家太远了，远到我和他们没有联结了，我的根好像断掉了……”“两个房间”

一直以来，哀伤都是一个与联结有关的命题。这种联结，既涉及死者，也关乎活着的人。

心理学界最早的关于哀伤的理论是由弗洛伊德提出的。他认为哀伤会出现在“旧有联结消失”的过程里，如果这时人的心力从关系中被抽离释放出来的话，过度性精神投入（hypercathexis）的过程便会开始。生者的情感会重温与逝者有关的每一个记忆，并由于不断发现“逝者不再存在”的现实而产生波动和抽离，随着时间过去，当这些心力被转移到新的对象身上，哀伤才会终止。

这种心力抽离和释放的理论，后来被研究者总结为“悲伤过程假设”，它要求丧亲者直面丧失，并在心理上逐步与逝者分离。这一理论也影响了后来的许多哀伤研究者，比如广为人知的“悲伤五阶段”模型。1969年，美国精神科医生伊莉莎白·库伯勒·罗斯在研究死亡与临终问题时，认为人会在丧失中经历“否认、愤怒、恳求、沮丧、接受”五个过程，最终达到某种和解与平静。

不过，真正的哀伤过程比这些假设描述的要复杂得多。李洁就曾遇到一个来访者，在丧亲第一年时适应得非常好，可以正常工作，也不再会像刚开始一样整日哭泣，但一年后的某一天，他突然惊恐发作，哀伤像潮水一样，将他淹没了。而在哀伤支持沙龙中，也经常会听到丧亲者向同伴分享自己的困惑：为什么时间过去这么久了，我还没有“好起来”？我现在进入哪个阶段了？我还要多久才会“恢复原样”？

生活不会恢复“原样”，但它会以另外一种方式运转下去。“9·11”事件的遗孀坦尼娅·特普（Tanya Tepper）曾在一次TED演讲中分享自己的哀伤体验：“就好像你坐在美丽的沙滩上晒太阳、喝冷饮时，突然间巨浪袭来，你拼命挣扎，只能勉力把头露出水面，哀伤就像大海一样永无止境，它会涨落、会移动，我们永远不知道自己何时将被海浪再次击中，也无法再回到沙滩上，但总有一天，我们将学会在大海中航行。”

如今，李洁更愿意和来访者分享一个名为“回忆的小房间”的比喻：“亲人去世后，生活中从此就拥有了两个房间，在丧失导向的房间里你会感受和面对自己的哀伤，在恢复导向的房间里你要应对其他的生活和角色。哀伤的适应不是你在这个房间待够后就把它埋掉、摧毁，再也不必回头，而是你慢慢学会在这两个房间里自由来去，灵活地选择自己可以在哪里、待多久……”

这其实是对目前学术界比较流行的“哀伤的双程模型”的形象化描述。2005年，美国心理学家玛格丽特·斯特罗贝（Margaret Stroebe）和亨克·舒特（Henk Schut）等人整合了依恋理论、创伤研究和情绪的社会功能研究等视角，总结出这一模型，他们认为，哀伤的日常体验更像是一个在“丧失”和“恢复”之间的摇摆过程，丧亲者一方面沉浸于悲伤中，为悲伤所干扰，另一方面也在适应新的角色和身份，做新的事情，专注于生活的积极转变。

这个模型也同时暗示着，一个人如何在这两个房间之间穿行，会在其中停留多久，其实并没有一定之规，也不存在固定的步骤。可以说，任何人在任何人生阶段发生任何关系的丧失，随之而来的哀伤反应都各不相同。哀伤是千人千面的。

李洁是从对“内疚感”的研究中认识到这一点的。在哀伤带来的情绪反应中，内疚是一种很常见的心理状态，在大部分人群中，丧亲后内疚感的报告率可以达到30%～60%。在汶川为丧亲者做心理支持项目时，李洁曾经遇见一位无法从内疚感中解脱的母亲，地震发生前，她原计划要给孩子转学，但因为种种原因没有实现。这也成了她的一个心结，孩子离世后，她一遍遍地想：“如果我当初坚持给孩子转学，他就可以活下来了……”李洁告诉我，受内疚感的影响，很多丧亲者会遭遇沉重的情感痛苦，甚至出现类似“恨不得一刀把自己捅死”的极端表述，也有些时候，一种“幸存者内疚”又会阻碍丧亲者重新开始生活。

而内疚有时又可以是一种对现实的抗议。李洁也发现，那些对死亡事件自责感更强的人，还会通过内疚进行自我隔离，像祥林嫂一样，不停重复“如果我当时怎么样就好了”，会让人从逝者已经离去的现实中暂时脱离。而对于另外一些丧亲者来说，内疚是自己和逝者最后的联结。李洁在哀伤咨询时见过一些案例，来访者提出希望通过咨询解决睡眠问题、情绪问题，但“不希望碰内疚”，因为“很害怕有一天我会想不起他，当我觉得处在内疚之中时，我会觉得自己和他很近”。对方是在用这种方式维持着那份联系感。

想要顺利地在“两个房间”中平稳穿行和停留，对任何人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问李洁，如果没有受到特殊因素的影响，一个丧亲者平均要花多久才能进入那种平衡状态？她给出的答案是两到三年。“中国的古人会有三年守孝期，其间丧亲者要过一种自我禁欲式的生活，这种安排是有一定仪式意义的。在我们的观察中，一般到两三年时，大部分人就能接受死者已经离去的现实，但哀伤并不会随之消失，它也不是一个线性下滑的状态，而是会像波浪一样，一阵一阵，随着时间越来越平稳。”

但在极端情况下，比如遭遇至亲之人的创伤性死亡，或是失独、年轻子女失去父母等处境时，丧亲者所遭遇的冲击会更加复杂，这时，人就有可能遭遇病态或复杂的哀伤。

这就又要回到那个“丧亲是一种哀伤的‘集大成者’”的判断。以一个失去孩子的妈妈为例，在这次丧失中，她失去的究竟是什么？李洁分析，首先她失去了自己爱的人；其次是生命的意义，“很多父母的人生意义就是要把孩子抚养成人，丧子后这种意义就消失了”；再次是她的社会角色，她不再是某个人的母亲；随之而来的是她的社会关系网，很多过去因抚育孩子而发展出的社会关系消失了。在看不见的地方，她或许还失去了孩子带来的积极情绪，还要承担社会文化给她贴上的“不祥”的标签……而对于一个失去父母的年轻人而言，他很多时候还要应对一种对“自我”的扰动，“这个年龄段的人还没有形成比较稳定的自我，丧失出现时，他可能会觉得现在的我跟过去的我是两个人，他对自己没有信心了，也没有安全感了，不知道自己未来该去向何方，也失去了稳定的价值体系”。

除了创伤本身的烈度、丧亲者面对丧失时的人生阶段特点，一个人应对哀伤的状态还与个人的依恋类型有关。此外，丧亲者与死者生前的关系状态，也会阻碍他后续在“两个房间”之间的来回摆动。我在过去采访时曾遇到一位在临近退休时丧母的老年受访者，母亲离去两年后，她被诊断出抑郁状态。而这并不仅仅是出于对母亲的思念，她告诉我，因为父母长期重男轻女，年少时的她受过不少伤害，到后来成立了自己的小家庭，但与母亲之间的纠葛一直没得到解决，处理完丧事后，那些曾经困扰她的心结又一一浮现，但那个想要去“对质”的人已经再也不会回来了。我向李洁分享了这个故事，她告诉我，这种“相爱相杀”，也是人与人之间联系的一种形式。此时一段关系的丧失，还意味着“未完成”，“死亡对她来说不仅是失去了重要的人，还失去了很多完成人生议题的机会”。重建联结

身为哀伤咨询师的刘新宪也曾是一位延长哀伤障碍的患者。2008年，他的独生儿子骤然离世，给他和家庭带来了难以言喻的伤痛。

2022年3月，美国精神医学学会在《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第五版-修订版）》（DSM-5-TR）中，将延长哀伤障碍增列为一种精神疾病。在学术上，延长哀伤障碍指的是一种由亲近的人去世引发的病理性哀伤反应，即死亡发生6个月（另有标准认定为12个月）后，个体对死者的想念影响到了生活各方面，且社会功能受损。据研究，有10%的人会因各种原因进入这种状态。

只有像刘新宪这样的亲历者才知道，在拗口的学术名词背后，人会怎样被哀伤冲击得七零八落。至今，他还和100多位失独父母保持着私人联系，他看到，死亡发生后他们中的很多人终其一生都在绝望地突围，但“只是原地兜圈子”。他们有的长期无法接受失去亲人的事实，不停地反刍死亡，强烈渴望和逝者重聚，有时还会出现幻觉，还有人深陷抑郁和情感麻木之中，丧失了生活下去的意义感，甚至会尝试自杀，想尽早去“另一个世界”陪伴死者。在《谈论哀伤》纪录片的论坛里，一位失独母亲曾这样描述自己的感受：“悲痛的感觉好像现实被模糊了一样，我整个人从里到外地破碎了，只是外表看起来尚且完好。”

在对失独家庭的长期观察中，刘新宪发现，丧亲者在那间联结着死者的“哀伤房间”里待得越久，与外界和日常生活的连接就越稀薄，很多失独父母会逐渐习惯自我隔离，慢慢地活成了一座孤岛。他们还会给自己贴上“不吉利”的负面标签，到最严重的时候，出门前都要先在门镜里看看走廊里有没有人，“碰到人就是一种无比的羞耻”。

之所以出现这种结果，与丧亲者和他们所处的支持环境都有关系。刘新宪很早就发现，在面对丧亲者时，外人随口说出的“我理解你的感觉”，会让他们感觉不适：“不是身处其中，你怎么会理解我的感觉？”还有中国人习惯的“节哀顺便”的安慰，其实也不能算是一个恰当的回应，因为“它似乎潜藏着一种期望，要求丧亲者压抑他们的哀伤，不要把哀伤这种负面影响传递给他人”。

此外，“您一切都好吗？”“请告诉我需要我为您做些什么事”等安慰则过于抽象空洞，而“您一定要坚强”“时间可以治愈一切”等都会给对方造成一种无形的压力，“让对方把内心紧锁而不是把痛苦释放”。

近年来，周宁宁团队也在研究哀伤的社会支持问题，他们发现，针对丧亲者的社会支持中，最重要的并不是你提供了什么，而是你提供的支持中有多大程度能够匹配对方的需求。她告诉我，因为丧亲者所处的哀伤阶段和个体的哀伤反应不同，很多人都会有种“没人能真正理解我感受”的感觉，因此当家人朋友想要去提供支持时，说出口的话却总让丧亲者感到不被支持甚至被批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也是他们发起“向归”这样将有共同丧亲经历的人聚在一起的支持沙龙的原因，“至少提供这样的一个空间，让大家去释放一下情绪，找到一些支持。在进行团体干预的时候，我们也会帮助丧亲者认识到，他人有很多时候并不是不关心（丧亲者），而是他们的理解和支持的能力有局限，为了让自己不要变成孤岛的状态，丧亲者还是要去尽可能地接触现实的生活，包容他人的局限性，逐渐重建社交网络”。

那么，当我们所关心的人陷入哀伤时，什么样的安慰和支持是有效的呢？郭艳汝告诉我，在不知该说什么做什么的时候，只是坐在你想要支持的人身边，拍拍她的肩膀，给她一个拥抱，肉身的“在场”，有时能带来最大的抚慰。

郭艳汝曾经收治过一位15岁的恶性胶质瘤患者，经历手术、放疗、化疗后来到安宁疗护科。她的父母二人年届五十，两代单传，女儿是全家的掌上明珠。孩子生命垂危，对家庭毁灭性的打击可想而知。在一次和患者母亲的聊天中，郭艳汝得知，从小把孩子带大的四个老人还不了解她的病情，她的母亲想等孩子去世之后再慢慢告诉老人。郭艳汝隐隐觉得，这样的安排会带来一定的哀伤风险，“如果那样，就相当于孩子突然之间从四个老人的世界里消失了，他们看不到、抱不到，也闻不到孩子的任何味道，那接下来的生活里，他们可能会永远有个遗憾无法弥补”。

她没有直接向家属提建议，而是对她谈起，自己在父母逝去后还不断想起他们皮肤的触感、身上的味道，“当我渐渐想不起那种感觉的时候，心里感到特别恐慌”。

过了一周左右，那位母亲主动找到郭艳汝，说她让四个老人来病房看了孩子，他们比想象中表现得要更坚强，事实上，他们在没见到孩子的一年时间里，心里多少有了猜测。而那天一见面，老人们从头到脚，细细地抚摸着已经处于昏迷状态的孩子。接下来的一个多月，老人们每次过来，都会和孩子这样肌肤相触。等孩子去世后，孩子的妈妈找到郭艳汝，说因为有了心理准备，老人们整体表现还比较平静。

郭艳汝最后一次见到这家人，是和同事帮他们整理留在病房的遗物时。那天，孩子的父母按照两广地区的风俗，随身带了一沓“利是”，在医院里逢人就递上去一份。同事们担心收了患者的财物不合规，问郭艳汝该不该收。郭艳汝告诉他们，不管钱多钱少，事后都可以再退还给家属，但此刻，这份“利是”必须得收下，因为“那是他给出来的一份哀伤”。再见，你好

有时候，逝去的人曾经创造出的那些美好的联结，也会照亮在哀伤谷底行进着的亲人。

2022年8月的一个傍晚，中国政法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朱素梅接到弟弟打来的电话，说医生怀疑他患了直肠癌，需要做进一步检查确诊。朱素梅慌了，他的弟弟朱锐才55岁，四年前刚刚回国在中国人民大学担任哲学系特聘教授。他对学术满怀热情，为人健朗随和，爱好丰富，新近还在进行他喜欢的登山等户外活动，这样的他怎么会和癌症联系在一起呢？挂断电话，在关车门的时候，朱素梅的手被夹了一下，一阵刺痛。说好第二天陪弟弟一同复诊，她彻夜未眠。

不到一个月，各项检查结果陆续出具，所有证据都指向直肠癌，并且已经出现转移、不符合手术条件。死亡伴随疾病步步逼近，身边人都感到难以承受，朱锐的表现却让姐姐感到惊讶，得知自己的病情以来，他从没有表现出否认和恐惧，更没有“医生是不是搞错了”之类的怀疑。为了配合治疗，接下来一年朱锐暂时停课了，但在朱素梅眼中，他仍是一如既往，坐在阳台上看书、写作、给学生指导论文，仿佛眼前的生死考验与己无关，他只是“如常”生活。

事后回想，朱素梅觉得那时朱锐就已经不单是自己的弟弟，还是一个带着生死命题来向自己开示的“导师”。他的身体情况不容乐观，经过一年多的艰难治疗，到2024年春天已经不能继续去公园走路，就连楼下车辆的噪声都会对他造成影响，但朱锐回到了课堂。生病后，他在“艺术哲学：艺术与人脑”的课堂上与学生们共同研究恐惧和死亡。当年3月，他对着学生们说出自己的病情：“如果我哪天倒在课堂上，请不要为我悲伤，因为哲学家，是不畏惧死亡的。”

在朱素梅眼中，弟弟确实无所畏惧。她有时甚至怀疑，是不是“心智结构影响到了身体结构”，才让弟弟“即使在自己饱受折磨的时候，仍在给他人传递着美善”。面对自己因疾病和治疗发生的种种身体反应，他更多的时候是好奇而非恐慌，仿佛那也是一种探索和发现的乐趣；他很少会抱怨自己身体上的不适，顶多会在忍不住的时候和姐姐说一声“腿痛”。家里人帮他按腿，他还会开玩笑式地点评，给大家的手法排个一二三名。临终前夕，朱锐的皮肤看起来有些变色了，却仍能平静地告诉姐姐不要恐慌。医生担心他在强忍痛苦，让他疼的话可以喊出来，他说，“我的确很难受，但我可以和这种难受试着相处，并没有强忍”。朱素梅想知道弟弟究竟是怎样做到与痛楚共处的，对方笑笑不作答。后来她想，在此时的朱锐眼中，死亡其实是一件已经过充分“练习”，而今值得被迎接的事情，就好像登山时即将到达目的地，虽然身体有些不堪重负，但他不会感到苦累，而是油然生起一种即将融入万物之中的喜悦。用他在课堂上的话来说，就是去迎接“大化流行”——“我们都害怕主体的消殒，认为死亡一定是‘我’才能经历的，没有人可以替‘我’死亡。实际上，死亡是没有主体的，就像蛹变成蝴蝶，它是一种‘大化流行’。一个简单的事实是，死亡不过是一个属于自然的过程。我们不会遭受死亡，因为死亡不是‘我们’的。”

2024年7月，朱锐住进了海淀医院的安宁疗护病房。他的日子已经不多了。但他又做了一个让朱素梅有点意外的决定，他和曾来听过课的记者解亦鸿约定，要在病房里，围绕生命与死亡等话题做几次对谈，那将是他与世界告别的最好方式，“我应该跟大家分享我对死亡和生命的思考，我以轻松的方式谈大家一般不愿意谈、但每个人都关心的问题，也算是我最后走之前对社会的关怀，还有我的爱”。

2025年5月，朱锐离世八个月后，我和朱素梅在她的家中见面。坐在餐厅里，她指了指自己身旁的一把空椅子，笑着说那是朱锐每次到她家时都会坐着的地方。如今，那里摆着一本名叫《哲学家的最后一课》的书，正是朱锐临终前最后10天的口述内容。在书里，他谈到了“失去身体”的过程，也谈到了生命的小大之辩和无限价值。朱素梅有时会想，也许这本书也是朱锐的另一种新的生命形式。他不再是通过身体和面容与世界接触，却能用自己的精神品格和生命力联结了更多的生命。

死亡制造了分离，也创造了新的联结。新书出版后，朱素梅参加过几次朱锐同事和朋友组织的纪念活动，在大家的回忆中，朱素梅也看到了家庭之外的另一个朱锐，“他在认知平台上和学者们交流时的样子，他在课堂上跟学生交流的样子，原本都是我不知道的，但当每个人都把自己看到的朱锐讲出来的时候，我觉得自己也更了解和走近他了”。恍惚间，姐弟二人好像又回到了儿时的模样，彼此依靠，同频共振。

周宁宁告诉我，在专业的哀伤干预中会用“再见，你好”来总结干预目标，意指要先让丧亲者接受逝者在物理层面上的离去，接受死亡事件的发生，向逝者说出那句“再见”。但“再见”并不意味着精神上的分离，而是可以重建一种和逝者的联结，他的个人品质、生活习惯和美好回忆，都会让人重新将逝者整合进自己的生命之中，继而带着这份联结继续前行。

2024年，林枫为妻子重新办了一个小型的送别会。对于那次在疫情中仓促完成的葬礼，他始终心怀遗憾。那年春天，一位朋友给他的女儿寄来了一本绘本，那是他妻子刚工作时参与绘制的。看着手里的书，他决定邀请妻子生前的好朋友们到家里来，一起聊聊他们对妻子的回忆。为此，他也又给妻子写了一封长信，在信中他回顾了两人相恋、异地时的点点滴滴，也说起“未能好好保护她”的遗憾。在信的最后，他写道，“如果有来生，我们一定要再次相遇”。

送别会比想象中还要圆满。长久固守在自己的小天地里，林枫几乎忽略了还有这么多人在支持着自己，妻子生前的许多故事也让他感到温暖。那次告别会后，他还开始重新使用妻子去世后已经不再使用的朋友圈，不定期向关心他们一家的人更新近况。最近，为了女儿上学，他们终于搬家了，这是妻子离去的第三年。

哀伤被整合进生活之中，一切又重新有了意义。朱锐离开后，朱素梅发觉自己对大自然中的风声和鸟鸣都变得更敏感，“心灵空间也被拓宽了”。家门前的柿子树，过去常有鸟儿来偷食，她见了常常驱赶，但如今看着它们，她却会感到一种莫名的欣慰。有一次去中国人民大学参加朱锐的纪念活动，路过楼前草坪，一只鸟斜身滑翔到她身边，好像在和她打招呼，正恍惚间，一只蝴蝶落在她身上。

朱素梅想，朱锐或许也已化作了这自由而无限的天地中的一部分，那就是大化流行。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林枫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