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亲人告别，谁来接住哀伤？

1987年成立的赆明会就是其中之一。这间提供临终陪伴和哀伤辅导的机构位于一栋居民楼的三层平台上，抬头就能看到四楼邻里伸出的晾衣竿。这样的社区嵌入，正呼应着丽阁邨这类“老龄化屋邨”逐渐浮现的现实需求：当年搬入这里的年轻家庭，如今已经与整座屋邨一同老去。根据2021年香港人口普查数据，丽阁邨居民的年龄中位数已达58岁，远高于全港46.3岁的平均中位数水平。

七年前，程伟文应聘加入赆明会。当时，他已在香港慈善机构东华三院等机构从事了20多年的长者服务工作。如今已经是赆明会总干事的他，用不太流利的普通话对我回忆起那个转折点：那时候，他因母亲病重住院辞去工作，在医院做了两个多月的陪护。母亲临终前，医院的“院牧”（在医院中从事心灵关怀的专职人员）握着他的手祈祷。院牧的话，程伟文曾无数次在工作中说给服务对象听。可当自己成为那个需要安慰的人时，那些话却如同第一次被听见，给了他巨大的力量与慰藉。正是因为这种切身体会，在重新找工作的时候，程伟文把目光投向了赆明会。

1980年代，“善终理念”被引介到香港，用以推广更人性化的临终照护。1987年赆明会成立之时，主要的业务是培训义工探访医院，陪伴临终者。在这些服务中，社工逐步意识到丧亲者的心理支持需求。到1990年代末，美国著名的临床心理学家、哀伤辅导理论奠基人威廉·沃登（William Worden）访港，进一步激发了社会服务界对哀伤议题的关注。2005年，赆明会获得赛马会慈善信托基金资助，正式设立免费的哀伤辅导服务。

刚来香港中文大学读博士时，李昀鋆正经历丧母之痛。她很早就注意到赆明会，并在社工实习阶段主动选择将这里作为自己的实习单位。李昀鋆告诉我，长期以来，主动前来寻求哀伤辅导的个案并不多：赆明会每年服务的个案中，只有约30%是自行前来求助，另外70%则是通过其他社工机构转介而来。

正因为如此，社工在哀伤辅导体系中扮演着关键枢纽的角色。李昀鋆说：“遇到困难时，人们未必知道有‘哀伤辅导’这回事，但他们一定知道可以找社工。”

在香港，社工服务的可及性非常高，民众可以根据自身的具体需求，获得相应的支援。以综合家庭服务中心（Integrated Family Service Centre，IFSC）为例，它是最基础也是最普及的服务网络之一。无论是面临育儿压力、申请社会福利（如综合社会保障援助），还是面对其他生活困境，居民都可以直接前往寻求协助。此外，还有许多面向特定群体设立的服务中心，例如综合青少年服务中心、长者地区中心、精神健康综合社区中心等，服务网络覆盖广泛、分布密集，居民通常无须走远就能获得基本支持。当社工在服务过程中发现个案存在哀伤辅导的需要时，便可能将其转介至更专业的专门提供哀伤支持的机构。

医疗社工的转介也是一个重要渠道。大部分医院均配备有医疗社工，不少个案是经由临终关怀病房转介而来的。在“善终服务”体系中，赆明会也与四家主要医院建立了合作关系。虽然哀伤辅导与善终服务是两项相对独立的服务内容，但有时家属会通过医院提供的赆明会资料主动联系上他们。

近年来，主动前来求助的“案主”（即社会服务的对象）有所增加。根据赆明会最新年报显示，这一比例已上升至44.17%。李昀鋆认为，这一变化可能和香港在疫情防控期间的集体经历密切相关，引发了社会层面对生死议题的广泛关注。与此同时，在李昀鋆最近参与的一项调查中，许多受访者表示愿意签署器官捐赠或遗体捐献意愿书，还有部分人想要提前表达自己在将来无法自主决定时，所希望接受或不接受的医疗方式。这些死亡观念的变化，在她看来，也是推动哀伤辅导逐渐走入香港公共视野的重要动力。在我发出采访请求几天后，赆明会才最终决定接受访问。“人怕出名，猪怕壮，”程伟文半开玩笑地说，“我们不敢大肆宣传，因为没有政府拨款。如果一下子来了太多案主，我们会变成一个工厂式的服务机构，那将背离我们设定的服务理念和价值观。”

受限于资源，赆明会每年最多只能处理约400个个案。即便如此，这个数字已经殊为不易——机构目前仅有8位社工，平均每人每年需要处理约50个个案。在现有条件下，成人个案的等待期可能长达三个月；儿童个案则能在一到两周内见到社工。但未来能否维持这一服务效率，便是个未知数了。

程伟文认为，应对哀伤不应仅靠专业机构，而应建立一个分层次的社会支持系统。“香港一直强调‘关爱社区’，其中最基本的一层，就是让丧亲者能在居住地附近获得初步的支持。”但现实中，许多社区机构的工作人员既缺乏哀伤辅导的专业训练，也缺少实际经验。在程伟文看来，如果这些社工能接受基本培训，哪怕不是专业辅导员，也有可能在哀伤介入中发挥“第一道防线”的作用。陪伴与支持

送走母亲时，程伟文有体会：“真正能陪我们度过哀伤的，不是知识，而是那个能理解我们的人。”正是因此，在赆明会，哀伤辅导并不存在一个通用的辅导方案，而是有个人风格的体现。程伟文向我介绍，有同事专长于情绪取向治疗，也有人采用艺术疗愈，他自己则主要使用认知行为疗法和叙事疗法。“这些理论只是工具，关键在于怎么去理解和支持案主。”程伟文说。

哀伤辅导这种“实践导向”的特点也反映在赆明会的用人标准上。虽然赆明会的社工普遍具备社会工作或心理辅导专业背景，但在香港的高校课程体系中，哀伤辅导通常并非必修内容。即便有部分选修课涉及安宁疗护，真正聚焦死亡与哀伤的课程仍属少数。

因此，在招聘时，程伟文不仅关注应聘者的专业资质，更看重他们是否具备直面生死议题的意愿与体悟。他强调，哀伤辅导的工作要求员工不能回避死亡议题，甚至需要有一定的深层生命经验。虽然赆明会并未设定年龄门槛，但实际员工多为30岁以上，年纪相对成熟。

更多的专业能力则是在工作中不断积累的。程伟文提到，许多同事之所以加入赆明会，正是因为自身经历过丧亲之痛。这使他们更愿意深入理解哀伤，也更积极参与培训，并通过真实个案的回顾与反思，持续提升专业水平。赆明会还会每两个月举行一次“专业督导”会议，邀请资深导师听取个案分享，从专业角度提供反馈，协助社工更有效地支持案主。

尽管具体方法不尽相同，团队始终坚持一个核心理念：在安全、被接纳的关系中，让案主逐步表达出更完整的情感。在这种关系的基础上，哀伤辅导得以深入开展。

通常情况下，案主须满足“丧亲一个月”这一基本条件后，才可申请赆明会的辅导服务。这是因为丧亲初期的剧烈反应属正常心理过程，不一定需要专业介入。而在赆明会提供的八次辅导中，前一两次会面通常用于建立关系和初步评估。李昀鋆对我解释：“你需要了解这个人、他与亲人的关系、亲人去世的过程，以及他这段时间是怎么熬过来的。也要理解他的资源、困境，以及他希望改变的部分。”也是在这样的交流中，社工得以与案主建立起信任与真诚的关系。

随着关系逐渐稳固，辅导内容也会逐步聚焦于哀伤本身。李昀鋆常使用叙事疗法，引导案主讲述与重构丧亲的经历，从而赋予哀伤新的意义。通常，社工会协助案主识别那些困住他的关键点，并逐步扩展他的叙事范围。例如，除了失去亲人的那一天，他们之间还有哪些值得回忆的日常片段？亲人会如何看待他的人生？他们的关系又意味着什么？在某些时刻，当案主试图从母亲的视角重新理解过往，他可能会意识到：原来母亲一直知道他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透过这样的叙事，故事得以被重构，新的联结也被建立起来。

而辅导进入尾声时，社工会与案主一同回顾整个历程，总结他所经历的转变，并提醒他：即使辅导结束，哀伤仍可能再次出现，这是正常的，不代表“没有走出来”。这种叙事性的介入方式，常常能在辅导过程中带来微妙而深刻的转变。李昀鋆分享了一个印象深刻的个案：一位男士在妻子长期患病并去世后，情绪陷入极度混乱。在接下来的半年中，他试图压抑自己的哀伤，只希望尽快“恢复成那个积极乐观的自己”。李昀鋆说：“刚开始，我几乎感受不到他的情绪。他并不觉得自己可以哀伤，反而觉得那是不正常的状态。”

她试图引导那位男士“外化”哀伤：为它命名，给它画出形象，甚至让它拥有自己的象征意义。他很快为哀伤取了一个巧妙的名字，名字中还嵌入了他本名的一个字。随着辅导的深入，她邀请他思考“你希望你的哀伤，有一天变成什么样子？”，这是帮助他看到希望。李昀鋆告诉我，通过将死亡具象化，“外化”技术不仅能让案主相对轻松地探讨死亡，也会帮助案主将死亡分离为外在的客体，“它依然存在，却不再主宰你的人生，你可以选择放大或缩小它的影响”。

在这段辅导接近尾声时，那位男士告诉李昀鋆，他决定把妻子的所有遗物打包，随他一同搬到新家。这意味着，他开始尝试着正面哀伤，而不是一味逃避。“本土化”的努力

与香港相比，内地的哀伤辅导起步较晚，但在近年来得到了迅速的发展。

2008年，刘新宪还是美国一家高科技公司的总经理。一天清晨，他的儿子因突发心脏衰竭意外去世。在孤独与迷茫中，他靠着在家附近的图书馆阅读关于哀伤干预和疗愈的书籍，逐步走出了阴影。然而，2016年他回国时，想在书店寻找类似的书籍，却发现上海这样的大城市，居然很难找到一本与哀伤有关的出版物。“从一个4万人小镇的100多本书，到一个有200万名失独父母的国家却一本也找不到，这个反差让我感到震惊”。

回到美国后，刘新宪辞去了工作，先考取了哀伤咨询师，然后通过邮箱联系到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部教授王建平希望能够合作，把哀伤的干预理论介绍到中国。2019年，两人合著的《哀伤理论与实务：丧子家庭心理疗愈》出版，成为第一本中国作者撰写的关于哀伤理论与干预的著作。然而，刘新宪很快意识到，西方理论与中国语境之间存在明显鸿沟。他曾应上海徐汇区卫生健康委员会邀请，为社工与失独家属进行讲座，但结果出人意料——60%的听众表示不愿再听类似内容。经过反思，刘新宪认识到，哀伤干预不可避免会提到“死亡”“痛苦”“绝望”，但很多中国丧亲者此前从未接触这些概念。他们往往是一听就哭，还会将情绪传染给其他的参与者。他们原本期待的是一种安慰，结果却在讲座中被再次唤起了情绪，便不愿意再来。

尽管如此，仍有40%的参与者表示受益，这让刘新宪看到了希望，也促使他思考将哀伤辅导“本土化”的可能。许多人给他提建议，比如引入正念练习、八段锦等调节方式。他也注意到，一些社工机构已经在做一些尝试，比如会组织失独父母一起吃年夜饭。但在他看来，这些做法虽然可能带来短期的心理慰藉，但很难真正触及哀伤的深层结构，更缺乏循证研究的支持，“只能作为干预体系的一部分”。

真正的转折出现在新冠疫情之后。刘新宪观察到，全国范围内对哀伤干预的需求迅速增长。2020年，他与武汉大学的老师合作，招募了大量丧亲者参与团体干预。这次尝试也为他提供了一个难得的机会，用以系统评估哪些干预方法适合中国语境，哪些并不奏效。

鉴于需求庞大、个体支付能力有限，刘新宪采用了团体辅导的形式。但同时，他意识到，团体辅导难以满足个体化的心理需求。因此，在团体辅导之后，他特地加上了一节个体辅导的课程，便于参与者将那些在团体中不便表达或难以展开讨论的内容，转移到个别辅导中深入处理。

此外，在团体辅导过程中，个体难免会接触到彼此的创伤经验，进而引发情绪波动。对于习惯回避死亡与哀伤话题的中国社会而言，这种波动尤为敏感。因此，在干预流程设计上，刘新宪也做出调整，不再一开始就直接谈论“哀伤”，而是从“察觉与调节情绪”的方法切入，为参与者建立起情绪处理的基本能力。

在内容设计上，刘新宪选取了更贴合中国文化背景的理论工具。比如，很多丧子的中国父母常会说：“我活着就是为了孩子，孩子没了我还有什么活头？”面对这种广泛存在的“意义崩塌”，刘新宪引入了奥地利精神病学家弗兰克尔（Viktor Emil Frankl）提出的“意义疗法”（Logotherapy），帮助丧亲者从新的视角出发，重新寻找生命的意义和目标。

刘新宪尤其关注对中国文化中普遍存在的哀伤误解进行认知修正。例如，有人将“失独”视为“断子绝孙”的报应，也有人在孩子去世后不敢再穿颜色鲜艳的衣服，害怕显得“不够悲伤”。对此，刘新宪在辅导过程中会特别强调，丧亲者需要学会宽容那些来自他人的不当期待。这些期待可能是误解，甚至带有伤害性，但个体不应因此否定自己的情感需求，更不应压抑自己的恢复过程。

在刘新宪看来，这次干预获得了显著成效。参与者的延长哀伤障碍（Prolonged Grief Disorder，一种在丧失亲人后出现，且持续时间异常长、影响个体日常功能的精神心理障碍，被正式纳入《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第五版-修订版）》）测量分数在干预后下降了近一半。这项干预也引起了国际学界的关注。“意义重建理论”的提出者、美国临床心理学家罗伯特·内米耶尔（Robert Neimeyer）称赞：“中国对疫情丧亲者的干预，已经走在了前面。”

为了在更大范围内验证这些本土化方法的可行性与有效性，刘新宪争取到一家大型国内殡葬连锁企业的资金支持，随后召集了一批在高校从事丧亲与哀伤研究的学者共同参与项目实施。每一次团体干预开始前，他都会为参与人员进行系统培训，确保每位辅导者在方法和语言上保持一致；干预结束后，还会安排督导环节，帮助团队进行专业反思与技能提升。

与此同时，刘新宪也着手编写一本“操作性的工作指导手册”，希望通过建立清晰可执行的标准化流程，让更多一线社工也能掌握哀伤辅导的核心方法与技巧，从而为构建更广泛、更具制度保障的社会支持网络打下基础。

尽管已有初步成果，但在中国建立一个真正完备的哀伤辅导体系仍任重道远。刘新宪认为，首先要面对的就是制度层面的挑战。在美国，哀伤辅导作为心理健康服务的一部分，已被逐步纳入社会福利体系，为哀伤辅导的普及提供了重要基础。但中国尚未有类似的制度安排。

另一个关键问题是具体由谁来提供支持和服务。刘新宪提到，在美国，有大量成熟的公益团体在为哀伤者提供持续性的支持。例如，The Compassionate Friends（同情之友）就是美国最为成熟的同伴支持机构之一。它最初由英国考文垂（Coventry）的七位丧子父母在一家医院的地下室成立，如今已经扩展到全美几乎每一个县区，每年服务超过30万人。在刘新宪失去儿子时，也曾前往家附近的服务点参与聚会，和来自不同背景的哀伤者聊天交流。那天，他遇到了一对刚刚失去3岁儿子的年轻父母，也认识了一位80多岁的老年妇女——她50年前失去了儿子，此后每周都会来参加聚会，从未间断。

而身边的支持，往往最为及时，也最为重要。在儿子去世后，刘新宪感受到来自社区，尤其是华人朋友们的强大支持。葬礼当天，全纽约地区的同事几乎都赶来参加，由于殡仪馆大堂空间有限，人群甚至站到了停车场。儿子就读的学校也自发举办了烛光追悼会，一些学生亲手制作了纪念品，摆放在公共区域以示缅怀。

但与此同时，他也遇到了一些“令人错愕的沉默”。不知是否出于旧有的文化习俗，有些华人朋友选择与他彻底断绝联系，不再来往。也是这段经历使他认识到，哀伤教育与文化认知的改变，同样是哀伤辅导体系建设中不可忽视的一部分。

程伟文有类似的看法：只有当丧亲者本人以及他们身边的人，具备更成熟、健康的生死观时，哀伤才有可能被真正理解和妥善处理。无论是从个体层面，还是从社工、社会服务机构的角度看，哀伤都不是一个可以被某一方单独解决的问题，“它必须是一个社会共同面对、共同承担的议题”。

（实习生江郁琦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