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春天，我一个人送走了妈妈

文·刘畅近两个月前，乳腺癌晚期的妈妈被救护车送进抢救室，随后住院治疗。历经几个昼夜在抢救室和急诊的焦灼等候，我终于能稍稍心安地守在病房里。这家有些历史的医院，病房宽敞明亮，窗户宽大、造型精美，有种民国建筑的美感。按照病房的格局，我经常背对着躺在病床上的妈妈，独自站在窗前假装看风景，默默流着泪。外面的草木静静萌发出绿意，我心里却知道妈妈的生命正在走向枯萎。

常有人说，癌症会深刻地改变整个家庭。的确如此。只不过，这个过于简单的家庭，实际上只有妈妈和我两个人而已。虽有如无的爸爸和其他亲属的匮乏，让我早已接受了单亲家庭和二代独生子女的设定。我和妈妈多年母女成知己，成闺蜜，而六年来的抗癌历程，又带给我们一份患难与共、并肩作战的情谊。

妈妈住院的日子越久，窗外就越是春和景明，离自己的生日也越来越近了。当年妈妈在这样的季节里带我来到人间，而此时在同样的季节和可能相似的风景里，她的女儿需要克服内心巨大的悲哀乃至恐惧，在每一个护理的细节里，强自镇定地给她提供最后的，也是全部的爱意。

做肿瘤家属的这些年，经常在各种社交平台上看见家属晒出跟末期患者最后手拉手的照片。本来无意模仿，但在妈妈生命的最后一周，为了逐日记录黄疸的变化，这样的照片还是拍了不少。每次拍照，心里都同时涌起巨大的温暖和悲伤。从小到大几十年的身体接触中，妈妈给自己印象最深的就是这双手。虽然我们有着同样的性别、身高和体重，但妈妈的手却比我的大很多。如此差异每每让我觉得造物神奇：它让妈妈和我的手拉手一辈子都是大手拉小手。那种宽大温暖的感觉，永远都是我安全感的来源。

像全世界所有的母亲一样，妈妈在几十年来的生活细节中对我倾尽了她所有的温柔。读博士的时候，我遇到了种种屈辱与不公，妈妈始终坚定地站在我身边，也是这样拉着我的手，陪我走过那些黑暗又艰苦的日子。那时候，她每天早上都给我发来一个大猫给小猫舔毛的表情，给我带来无限的爱与勇气。然而这一点后来也成为我负罪感的来源。妈妈去世后的一个多月里，我无数次问过自己，如果没有这段经历，不让妈妈操心，妈妈是不是就不会离我而去。

那首很经典的英语歌谣You Are My Sunshine（《你是我的阳光》），每一句都极为恰当地写出了妈妈给我的感觉。她不会知道的是，她离开后的这一个多月里，在无限想念中，我独自在已经没有她的家里，把这首歌单曲循环播放了一遍又一遍。在这一点上，其实她和她的妈妈，我的姥姥，十分相似。在那些动荡的年代里，姥姥也曾独自一人带领孩子熬过漫长的岁月，坚实地成为全家遮风挡雨的存在。从小跟着姥姥和妈妈长大的我，一直都认为家族就是一代代女性的承递。

然而妈妈的意义又何止于此。跟我这个文科学渣比起来，工科出身的妈妈知道无数我不知道的东西。她懂得家里一切复杂的电路和网络系统，明白各种家电的工作原理，还能帮我搞定困难的高考数学题，甚至连骑车和游泳这些需要大量体力的活动，也都是她教会我的。

看到网络上有人这样评价去世的母亲“她是我最要好的朋友。……是我崇拜的女英雄，永远让我知道她无条件地爱我”。可能所有的女儿都是这么想的。她是妈妈，也是我全部的精神世界。有人能用三言两语就把全部世界说清楚吗？我也不能。当我独自面对哀伤

命运还是在这个春天，带走了此生最爱我和我最爱的人。

妈妈刚离开的那一两天，我仍在医院里办理各种手续。那天晚上，我坐在护士站附近，边哭边填写某个表格。简单的表格好像是什么很难计算的数学题似的，让人越写越困难，越哭越伤心。一旁的医生看着我叹了口气，说：“在这里想哭就哭吧！回家以后，你恐怕更难处理情绪。”

在妈妈住院的日子里，我每天都守在病房里看护，也随时都在应对各种纷繁的头绪：等待医生的查房谈话，迎来护士的巡查护理，多次因情况转危去和医生谈话，不时还要面对种种医疗决策。在这些场合中，似乎出于一种本能般的规矩和礼貌，我总能扮演一个看起来冷静而负责任的家属，准确地记住医嘱，清晰地回答问题，主动配合护士们的操作，时时对她们的付出表达自己真诚的谢意。

那位比我大十几岁的护工大姐是妈妈生命最后的见证者，也是她在那些艰苦的日子里给了我很多助力。大姐和她的姐妹跟这个沉重的病区从来都格格不入，常常跟我热情地分享她的网购、零食和各种家长里短。为了感谢她的辛勤付出，也不忍辜负这番好意，尽管一个危重病人就躺在那里，我发现自己竟然还能在有些时候看似轻松地跟她一起聊天，甚至言笑自若。

然而只有我自己知道，有太多难以理清的情绪一直都压抑在心里。全天候的守护让我每每能在第一时间发现异常——无可挽回的衰竭，突如其来的恶化——种种从医疗视角看来的“必然”和“正常”，都随时能在我心底激发强烈的悲伤和恐惧，也会把独自守护至亲的孤独，瞬间放大无数倍。

可是作为这个家庭有且仅有的做事的人，崩溃也必须是悄无声息的。除了背向妈妈站在窗前流泪，护士站旁边那个已经有点破旧的沙发，也在近一个月的时间里承载了我的很多情绪。每次坐在这里，我都从旁边的架上随便取下一本书来，低头装作在读，实则默默流泪。

一个晚上，我拉着妈妈的手，俯下身跟她说话。当我像往常在家里一样，想轻轻跟她说我爱你的时候，终于忍不住潸然泪下，妈妈似乎也要流泪了。护工大姐在一旁看了说，“别当着你妈哭”。我也就只好收起眼泪。

当一切都结束了以后，我终于回到了家里。

医生说得特别对。永远忘不了刚踏进家门的那一刻，一种熟悉又陌生的异样感，伴随着强烈的悲伤扑面而来，几乎让人窒息。没有妈妈的家变得无比空旷，所有的地方都像梦境一样不真实，也像梦境里那样毫无声息。那时我还没有意识到的是，这个本属于妈妈和自己两个人的家，在我独自回来的瞬间，就已经变成一间牢固而封闭的茧房，而那些曾经鲜活温暖，充满爱意的细节，那些妈妈留下的痕迹，也已经冰封凝固。它们是既令我心痛，又让我想要紧紧依赖的重要凭借。我想借此寻找那个已经不在的身影。

白天已经无法假装正常活着，晚上就更常感到孤寂。房子里所有的灯都一起亮着，还是觉得有种挥之不去的黯淡。在自己并不大的家里，常常不知道应该待在哪里。妈妈房间里有张相当简陋的椅子，癌症进入晚期后，她常常坐在这里用医院开的中药汤剂热敷手足，缓解频繁化疗带来的麻木和疼痛，而我负责在一旁为她调好水温和药剂浓度。

有很多次，我在热敷结束帮她穿好袜子后，会顺势席地而坐，把头靠在她的膝上，而妈妈会无言地轻轻抚摸我的背，一次又一次。我们都不说话，心里却都很清楚，时间已经不多了。妈妈去世后的这一个多月里，我常常独自坐在这把椅子上，非常希望能跟人聊一聊关于妈妈的生平和往事，可是空房间里却永远只有我跟自己形影相吊。明明是在自己家里，却无端生出一种旅居客寄的感觉来。

终于可以无所顾忌地哭了。妈妈患癌六年以来，似乎还是第一次可以这样不停地哭泣。哭到头疼，哭到缺水，人类到底能生成多少眼泪呢？肚子疼、背疼、恶心想吐、彻夜失眠，各种各样的奇怪症状接踵而至。这世界上有无数种学术著作和文艺作品，讲述如何梳理丧亲后的情绪，然而它们似乎无一能真正缓解睹物思人的悲哀和无时无刻不深入骨髓的思念。我不断复盘妈妈的最后治疗情况，也还在追踪乳腺癌的治疗动态。比起那些教人如何“走出来”的书，它们更能承载和释放六年抗癌里积攒的焦虑、悲伤、无助和愤怒，也更让人觉得真切踏实，好像给妈妈看病的生活轨道仍在继续。

就像此前独自一人照料她那样，妈妈的各种身后事，也都是一个人默默流着泪做完的。边哭边操持她的葬礼，边哭边强迫自己集中精力计算保险报销和银行账目的时候，内心也不禁惊讶于人类竟可以这样分裂地活着。网络上以前流行着一份各种活动的“孤独等级排行榜”。据说一个人逛超市喝咖啡属于最初级的孤独，而自己去做手术是最高级别的“十级孤独”。可发明这个排行榜的人一定不知道，没有任何人可以说话的独生子女独自给至亲办理后事，才是真正的满级悲伤和满级孤独。

眼泪从未停止。在银行、公证处和妈妈的工作单位，在一次次本来正常的办事流程中，一次次不受控制地忽然落泪。对面猝不及防的工作人员总是一脸惊愕，也有人在瞬间理解后，默默递上一张纸巾，然后迅速收回目光，不知道是为了避免谁的尴尬。这种好意经常让我既深受感动，又倍感羞愧。

一个成年人即使刚刚失去妈妈，也是没资格当众流泪的。

我们在生活中所有方面，都一直屏蔽“死亡”和“丧失”本身。刚刚失去妈妈的那几天，毫无意外地收到了很多“节哀顺变”之类程式化的消息。而更亲近些的朋友，会再等上三五天才来问我心情是否已经好转，而且显然更关心我是否安排好了各种殡葬程序，甚至是否已经开始工作这些现实问题。我当然很感谢他们的关心，却也只能一边仍旧以泪洗面，一边回复他们“一切都很正常”。直到一个月后，我在一次跟朋友的聊天中，为了保持一贯的诚实，而非博取同情，试探着透露出“自己的状态仍然很糟糕”。久久的已读不回，明白地显示出对方的惊讶和无措。我只好隔段时间，重新谈起比较“正常”的话题，才算是挽回了尴尬。这让我觉得自己好像是刚刚经历了截肢手术，需要重新学习走路的患者，所有的人际关系都需要重新适应一遍。

仔细回想了过去的生活经历，发现事情好像确实是这样的：除了极少数家人、朋友之间的私密交流，我们的生活中似乎确实没有哪个场所或哪个环节，教会我们“失去家人”“失去妈妈”是怎样一回事。我们将面对什么情况，会有怎样的心情，需要怎么做才能让自己过得好一点？而如果遇到其他人遭遇这样的不幸，又该如何安慰他们？这一切，的确都没人教过我们。即便是离疾病和死亡最近的医疗场所，也从来不会专门为此提供帮助。

唯一不同的是在协和医院看过的缓和医疗门诊。宁晓红主任两次接纳了我近乎崩溃的情绪，愿意详细听我讲述妈妈的病情和自己的困难，也解答了我关于照顾妈妈的许多问题。在六年的看病历程中，让我几乎第一次感受到医生对患者乃至家属真正的理解和关心，也看到有人文关怀的更完整的医疗过程，是会帮助人们面对和接受“失去家人”的。

印象深刻的甚至还有殡仪馆的司机师傅。从医院出发的那天，虽然天气晴好，我却一直泣不成声。司机师傅对此既不漠视，也不打断，而是在我能稍稍喘口气的时候，以非常温和而关切的态度，不时问一问妈妈和我的情况，用家常聊天似的对话，让我的心情渐渐平复下来。“一位母亲去世后，女儿的哀悼永远不会完全结束”

霍普·埃德尔曼（Hope Edelman）是美国的一位知名作家、心理治疗师和专门帮助失亲群体的公益事业组织者。1981年，她的妈妈不幸因乳腺癌离世，那时她才17岁。母亲的离去给她带来了巨大的打击和复杂的体验。逐渐成长中，她发现很多人都有相似的感受，于是采访了99位母亲已逝世的女儿。她们有着各不相同的年龄、身份和背景，但“失去妈妈”这件事，却都一直长远影响着她们各自的一生经历。

埃德尔曼根据这些访谈将她的感受与思考写成了《母爱的失落》（Motherless Daughters: The Legacy of Loss）。此书出版后立刻登上《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售出60余万册之多。她让人看到了母亲的离去将如何深刻地影响女儿的生活，这种影响几乎有无数种可能性。

我在难以控制的眼泪、思念和失眠里读到了这本书，发现它对我有着致命的吸引力。埃德尔曼在全书序言勇敢地说：“一位母亲去世后，女儿的哀悼永远不会完全结束。”在《母爱的失落》首次出版的1994年，这一点其实尚未被社会所看到，也并不完全符合当时心理学所认可的丧亲哀伤的正确处理。

埃德尔曼根据99位女性的真实经历告诉大家，失去母亲的女儿会根据各自不同的经历，无比真切地终身怀念母亲；她们各有各的办法处理和母亲相关的悲伤和记忆；而母亲的离开在悄无声息中，深深影响她们对女性身份和家庭角色的认识，影响她们在各类亲密关系中的选择，也会让她们重新理解信仰、死亡、家族和代际关系。她甚至讨论了各种社会文化因素造成的成年人对丧母话题的羞耻感，尽管这个问题到现在都还是相当隐秘的。

在我们这里，严格的“社会时钟”及其带来的关于年龄的刻板印象，似乎也让成年人的表达变得更为困难。“到什么年龄就该做什么事”是我们从小就常听见的话。约定俗成中那些人生重大节点和重要事件的年龄刻度，又常赋予“成年人”一种具体而刻板的形象。似乎通过抽象的数字，我们就足以想象出这个“成年人”普遍该有的样子，并期待他/她表现得“成熟”且“负责任”。而不管因为什么，总像个孩子那样不停地流泪，显然并不在大家默认和许可的范围里。

可是在“失去妈妈”这件事上，大家唯一的共同身份，本来就应该是一个悲伤的孩子啊。妈妈最后住院的日子里，我常因为情况不断恶化悲情难抑，有一次，我竟忽然想拉住医生的手，说说内心扼制已久的极度惶恐和悲伤，然而，我终究没有这样做：医院里那种面对生死惯有的平淡和距离感，让我对自己的这种冲动有种莫名的羞耻，也就终于迅速调整了情绪，照旧礼貌地跟医生护士们应对周旋。

如果我们能够适当放弃所谓“成年人”这个过于笼统的概念，或许会发现其中还隐含着一些面对哀伤更加困难的群体。比如“独生子女”。独生子女和父母的特殊的情感联结一旦失去，仿佛把人连根拔起，会引起怎样地震般的心理塌陷？从整个人类社会的历史来看，如此大规模的整整一代独生子女，并不是常见的现象，他们的种种特殊情感值得社会更多的关心。

而相对于容易理解的“独生子女”困境，另一些群体或许更不容易被看见。跟妈妈一起抗癌六年，结识了太多病友。照护她们的家属主要是女儿。我和这些跟我一样照顾妈妈的女儿们，在群里无数次讨论病情，交换检查结果和治疗方案。肿瘤晚期治疗的艰难曲折，无可避免地让人焦虑、失望和心累，所以我们也常常彼此分担情绪，抱团取暖。我觉得，母女间可能真的有人世间最紧密最特殊的感情联结。可有时我也会在群里看到，一些姐妹在不知不觉间放弃了太多的个人生活和独立发展，因而更深地被长期困在“照顾者”的身份里，成为社会中明显的弱势者。而她们的妈妈离开后，她们的哀伤不但痛彻心扉，似乎也更加复杂多面。而想要寻找一个渠道，去诉说本来就无处诉说的如此复杂的悲伤，似乎就更加艰难。一边思念，一边前行

现实中，埃德尔曼经常帮助有丧母经历的女性建立联谊组织。她把这样的组织称为一个可以“退缩的地方”（retreat），一个“避难所”，并在官网上用大大的字告诉大家，如果有人因为你一直思念母亲而问你：“难道还没走出来吗？” （Aren’t you over it yet?）你应该坚定地回答：“是的，没有！”实际上，在妈妈去世的这一个多月来，她的这本书就已经是我精神上的一个避难所了。

很多人都在寻找这样的避难所。仅仅在一个社交网络App上，就存在着无数个专门为纪念妈妈而设立的账号。这些来自全国乃至世界各地的博主，绝大部分是女性，年龄则跨越了十几岁到40岁以上。每一个这样的账号都是一个安静的树洞，每一篇内容都是窃窃私语般的跟妈妈的日常碎碎念。

还有一些账号像日历那样，每天用题图更新妈妈已经离开的天数，配文同样是对妈妈的怀念。这些数量庞大的账号虽然各不相关，却像是有一种密切的默契将她们这样一群失去妈妈的女儿联系起来，用不断想念母亲的方式来抵抗时间的流逝。在我关注的范围里，坚持最久的账号更新已经长达五年。

我还发现，很多刚刚丧亲不久的成年人在组建各种群，抱团取暖。“未婚独生子女丧亲群”里有100多个这样的成员，同样几乎都是女性，而一直被强烈思念的，也同样几乎都是她们的母亲。互联网出现以前，人类社会恐怕从未有过如此壮观的现象：无数个女儿在同一个虚拟时空里一起展示人类最柔软的感情，一起怀念她们已逝的母亲。

不过，各种先进科技的参与有时也让人产生疑惑。有次，我在网上看到某家科技公司留言评论：如您真的过于想念，可以考虑用您母亲的语音做个AI智能体。初看这句话，竟真的有种心头一震的感觉：只要有足够多的妈妈的语音资料，妈妈又可以随时跟我聊天了！她又可以回应我对她说的“我爱你”了！

然而犹豫良久，我还是没有回复这个提议，除了资料不够这种纯粹的技术原因外，也不由会想：这种科技制造出来的智能体似乎跟真实的人类角色一样，那么她也有灵魂吗？如果有的话，她还是我妈妈吗？她的“人格”是机器制造出来的，还是通过我跟她的不断对话而逐渐养成的？如果这些都不能肯定，那我又是在跟谁说话呢？而就算她真的还是我妈妈，这么做又是否在挑战我们在现实世界中一直认定的“生死相隔”的伦理界限呢？可是，或许这个创意实在太过催泪和诱人，直到现在我都还不愿彻底放弃这个“备选方案”。

线下的真实世界里，其实也有很多人，尤其是女儿会用特殊的方式思念妈妈。有些人会带着妈妈的头发或遗物到处旅行，去那些妈妈曾经停留过，或想去而未能前往的地方。也有人将骨灰分出部分，长期供在案头，或做成饰品，随时戴在身上。

这些做法在现实常常被批评“偏执”，然而我却觉得，那些经历了丧母之痛，却又在现实中找不到“出口”以抒发哀思的人，就像被“命运”这个质量很差的GPS带偏的迷路者。这些看似一点也不常规的做法，是她们努力在自我拯救，为正在偏航中的自己重新规划路线。在这一点上，这些思念妈妈的女儿尽管一直在边走边哭，但也一直都很有勇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