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鼎革与袁世凯

一个月的时间，清廷的态度已发生转变。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尚小明，2024年9月出版《鼎革：南北议和与清帝退位》（以下简称《鼎革》）。全书聚焦在袁世凯身上：袁世凯出山后应对变局的策略是什么？袁世凯的政治诉求是什么？辛亥鼎革时期袁世凯的表现与其后来走帝制有何关系？尚小明从清廷、袁世凯、革命党、立宪派、列强、舆论等多个角度考订武昌起义至清帝退位这125天中每一天所发生的事，依照史事之间的逻辑关系，对结束帝制这一历史巨变进行新的叙述和分析。在袁世凯如何应对革命、袁世凯是否逼迫清帝退位、孙中山缘何让位于袁世凯等重大问题上，提出新的认识。

尚小明教授曾有一本非常好看的学术著作《宋案重审》，他穷尽宋教仁遇刺案的各种原始文献，通过严密的解读分析，证明宋教仁被刺杀一事，确实并非袁世凯及国务总理赵秉钧直接指使，而是袁世凯亲信、内务部秘书洪述祖擅自主张，联络上海的会党首领应夔丞下手。袁世凯虽非主谋，但正是他擅用权谋、不择手段，才导致了宋教仁被刺杀的结果。袁世凯热衷权力，重视权谋，做事情总是黄金诱惑于前，白刃威胁在后，这是他所理解的“实力”。

1912年3月10日，午后3点，袁世凯在北京外务部大厅举行大总统就职仪式。整个仪式非常简单，甚至有些冷清。参加仪式的记者黄远庸“仰窥袁总统之风采，颇萧瑟有秋气”，这种苍凉悲戚之感不知由何而来。袁世凯就任大总统，当然不是“众望所归”，但也难说是“窃取革命果实”，他的确是当时最有“实力”的人。

近日，尚小明教授接受本刊专访，谈辛亥鼎革与袁世凯。

三联生活周刊：杨度曾劝袁世凯把握时机，出山太晚，中国不可救；出山太早，不能掌握大权。191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爆发；10月14日，庆王奕劻派阮忠枢去彰德，劝袁世凯出山。这个时间点对袁世凯合适吗？10月底，袁世凯从彰德到了湖北，此时的袁世凯有当大总统的念头吗？

尚小明：庆王奕劻派阮忠枢去彰德请袁世凯，这个时间不是袁世凯出山的合适时机。我们都知道，袁世凯在1909年初被清廷以一种带有侮辱性的理由开缺，所以袁世凯不会清廷一来请他，他就立刻同意出山；但是袁世凯也不会轻易放弃这样一个重登政治舞台的机会。他的策略是什么？就是“我不拒绝出山，但是我也不立刻答应出山，而是先提出一些条件，特别是要获得军事全权”。假如清廷同意他提出的条件，他就出山；假如清廷不同意，他就不出山。结果是清廷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陆续接受了袁世凯提出的一系列条件。所以袁世凯在10月底正式从彰德出发到湖北去了。

袁世凯出山的时候，他的内心应该是很复杂的。袁世凯不是一个对清廷愚忠的人，在1908年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死后，他面临被罢免的危机，就曾经派人偷偷到日本和黄兴等革命党人联系，从这个事情就可以看出来，他不是一个对清廷愚忠的人。辛亥革命爆发了，他不会一定要忠于清王朝，他应该是考虑过，一旦清王朝灭亡，自己该怎么办。他很有可能考虑过自己出任民国政府的总统。但是他需要看局势的变化。假如说局势是可控的，他忠于清王朝的这一面还是应该占上风的。他出山的时候，认为自己还能控制局势，所以他的策略是通过同湖北军政府秘密谈判，希望他们能够接受君主立宪。当然他的策略没有奏效。三联生活周刊：您能否勾勒一下1912年到1915年间的袁世凯呢？他已经是大总统了。

尚小明：1912年到1915年这一段，大体上我觉得是以1913年9月二次革命失败作为一个界限的。在二次革命失败之前，主要的问题是袁世凯和国民党之间的斗争。从国民党的角度讲，是想维护民主共和，反对独裁。从袁世凯的角度讲，是想要总统集权。最后的结果是国民党失败了。1913年10月，袁世凯操控国会选举他为正式大总统。从这个时候开始，袁世凯就逐渐走向总统集权。1914年5月，出台了一个《中华民国约法》，《中华民国约法》抛弃了原来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根据《中华民国约法》，总统制就确立起来了。但是袁世凯还不满足，紧接着又修改《大总统选举法》，把总统任期变为终身制，而且还可以指定继承者，实际上等于是在逐步滑向帝制。

为什么袁世凯会走上这条路？我觉得这当中有几个因素需要去特别考虑的。首先就是1912年以后，虽然进入了共和国时代，但是这个共和国在当时许多人看来依然混乱不堪，好像没有比前清的时候好多少，很多人对共和是不太满意的。再一个情况是当时的国际形势，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以后，日本加紧了对中国的侵略，而德国在一战初期势如破竹，这让有些人认为，中国应该像德国那样，实行君主制，才能成为一个强大的国家，立足于世界。当然，最重要的原因是袁世凯本人不具有民主共和思想，而袁世凯的周围有许多政客和军人怂恿他，这些人大概有一种攀龙附凤的想法，最后导致袁世凯逐步滑向了帝制。

三联生活周刊：在《鼎革》一书中，能看到召开国民会议非常困难，获取真实的民意，也非常难。南京临时参议院就首都定在北京还是南京进行投票，最初的投票结果是北京，但是孙中山冲他们发了一顿脾气之后，再投票，就定都南京了。获知民意很难吗？

尚小明：南京临时参议院第一次投票的时候，投出来的结果是首都定在北京，这不符合孙中山等人的主张，再次进行投票，第二次投票的结果是首都定在南京。这样的一个反复，当时就有一些人批评，这么重大的事情，好像儿戏一样。但是考虑到南京临时政府实行的是总统制，那么孙中山把议案退回去，要求重新讨论，重新投票，是有法理依据的，他有权力来这样做。

获取民意难不难，不同的势力，他的理解不一样。从南方革命党人或者是共和主义者的角度来看，他对这个问题的理解就很简单。武昌起义爆发后，一月有余就有14个省宣布独立了，这不就意味着共和是大势所趋吗？在这种情况下，你要召开一个会议，只要有各省的代表参加就可以了，每个省大概有一到三个代表就行。但对于反对共和的人，或者说倾向于君主立宪的人，比如袁世凯就不这么想，他说中国的国体由君主制变为共和制，这么重大的事情怎么可能就由部分省份的几十个代表来决定？这就是双方的分歧所在。所以在召集国民会议的问题上，双方的分歧非常明显。对于共和主义者来说，国民会议就是每个省派三个代表，总共有72个代表，这就可以决定了。革命党人认为，在14个省宣布独立的情况下，不管怎么投他都占优势。但是袁世凯说这个人数太少了，不能够代表民意，最好是每个县都有一个代表。这样来算的话，情况就比较复杂了，全国大概有2000多个县，最后的投票结果不知道会是什么。所以袁世凯这样主张，背后自有他的判断，他希望投票的结果还是君主立宪，至少是出现一个民主共和与君主立宪难分上下的情况。

袁世凯后来转向帝制，肯定是有一部分人想回到过去，这是有一定的社会基础的。但是这其中确实又有假造民意的事实存在，包括国民代表大会代表投票、国民代表大会代表上“推戴书”等等，预先都有细致的设计，以保证结果必定是君主立宪。

三联生活周刊：孙中山1912年1月1日下午5点到南京，晚上11点在总统府宣誓就职，要赶在元旦这一天宣布民国成立。下午5点到11点，这几个小时发生了什么？南京临时政府的成立，对南北议和有什么样的影响？

尚小明：这一段历史，不同的材料记载可能不太一样。孙中山到南京之后，首先有个入城的仪式，入城仪式可能就花了比较长的时间，然后才到了总统府，也就是原来的两江总督衙门。紧接着就是宣誓就职，这个时间点记载就不太一样了，有的说是9点，有的说是10点。11点孙中山召集了一个会议，商量各部人选问题，因为第二天要公布。

辛亥革命爆发后，14个省宣布独立，当时曾经组织了一个独立各省的代表会议，这个会议上也想要选出一个首领人物，但是黎元洪也好黄兴也好，都难以服众，大家觉得孙中山是最合适的人选。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对袁世凯是一个很大的冲击。但共和主义者建立南京临时政府，首先是因为独立各省的需要，14个省需要建立一个统一的政府，南京临时政府是在这样的一种考虑下才出现的，并不是说南京临时政府的建立，是为了故意给袁世凯、给南北议和制造障碍。但是从袁世凯的角度来看，南京临时政府的出现，对他掌握全国的统治权来说，是一个巨大的障碍。在这种情况下，袁世凯就改变了南北议和的策略。过去一般的说法认为，南京临时政府建立以后，袁世凯就加紧逼迫清帝退位，但实际上我们现在看到的很多材料，可以证明袁世凯这个时候的策略并不是逼迫清帝退位，而是转而对付南京临时政府，在接下来的南北议和当中，他就想方设法要取消南京临时政府。南北议和的时间因此拉长了。

三联生活周刊：《鼎革》这本书的主角是袁世凯，对革命党人，袁世凯打一打再谈一谈，对清廷再逼一逼，说起来很容易，但又是一个极大的工程，这个工程难在哪儿？

尚小明：袁世凯既要照顾到清廷，要皇室体面地退出国家政治，又要照顾到革命党人的要求，但最主要的还是要达到自己的目的，所以这段历史研究起来最大的难度就是袁世凯怎么想，他的诉求是什么。过去我们比较多的是从革命党人的角度去研究这段历史，但是袁世凯是一个重要人物，在这样的大变局当中，他究竟是怎么考虑的？

有一种说法是袁世凯一开始就想帝制自为，他想当皇帝，所以后来就有了“窃国大盗”的说法。还有一种说法是袁世凯经历了从主张君主立宪到民主共和这样的一个转变，清帝退位了，他自己做了民国政府的总统，这不就证明他经历了一个从君主立宪到民主共和的转变吗？这两种说法其实都是从结果推导出来的。如果我们抛开结果，按照历史的演变顺序，去细研究，就会发现，袁世凯真正的诉求其实是想要保留清朝皇帝，同时他自己又能够掌握大权，他想达到“虚君共和”的目的。这里面就有一个问题，革命党人无论如何是不能保留君主的，“虚君”也不允许保留。清朝的一些王公贵族能不能够接受虚君共和，这也是一个问题。袁世凯一方面面对亲贵的阻碍，另一方面是革命党人的反对，这一段历史的复杂就在这里。有一段时间，袁世凯想把北京政府和南京政府同时都抛开，自己在天津建立一个临时共和政府，这是他的一个真实的想法，但他的这个计划没有能够实行。

三联生活周刊：梁启超写过一篇文章评价袁世凯说，“袁氏自身原不知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何在，以为一切人类通性唯见白刃则战栗，见黄金则膜拜，吾挟此二物以临天下，何求而不得？”。袁世凯总是黄金诱惑于前，白刃威胁在后，您同意梁启超这个评价吗？与袁世凯相比，孙中山是不是更相信观念的力量呢？

尚小明：我比较认同梁启超的评价。袁世凯他看中的是什么？是权谋，权力，还有实力。这些东西实际上是君主时代政治家最擅长的。但是现在进入民国了，是政党时代，是组织时代。在这样的时代，个人应该服从于组织，服从于政党，服从于法律。袁世凯做不到。他的身子已经进入民国，可他的脑袋还停留在君主时代，他还是喜欢使用权谋，凭借自己的实力使用权谋。民国初年一个非常有名的记者黄远庸，就用了一个词来描述袁世凯的作为，叫“遁甲术”，就是讲袁世凯如何用权谋，通过自己的运筹来摆脱政党和法律对他权力的约束。梁启超的评价揭示了袁世凯的特点。

宋教仁案的发生，就很能说明袁世凯喜欢运用权谋的特点。袁世凯方面首先收买了应夔丞原来的青帮，改了个名字叫共进会。不久，国民党在上海的激进派发起了“欢迎国会团”，想把国会议员迎接到上海或者南京去开会，国民党激进派这样的动作就被袁世凯视为一种威胁，所以袁世凯就派人去调查，派去的人就是洪述祖，洪述祖联络了应夔丞一起合作来调查“欢迎国会团”。接下来，洪述祖和应夔丞就又进一步商量怎么对付国民党，比如怎么收买国民党议员，怎么收买国民党的报纸，怎么搞一些材料来丑化国民党的领袖等等，就是用不法的手段来对付国民党人。袁世凯很高兴，说你们既有这样的本领，那就去做，并且给予金钱资助。搞清楚这些环节以后，我们才能够知道它是怎么一步一步演变，最后导致宋教仁被刺杀的。简单来说，“宋案”不等于“刺宋案”，我们过去的研究主要是孤立地研究宋教仁被刺这个事，没有花力气去研究宋教仁被刺之前的各种案情，在这种情况下，宋教仁被刺杀当然是没有办法讲清楚的。宋教仁案发生的时候，已经进入民国了，是政党时代，政敌之间当然要相互竞争，但竞争还是要守规矩，可是袁世凯不这样做，他往往会通过一些不法的手段去对付政敌。他很乐意利用洪述祖和应夔丞这样的人去对付政敌。他的政治实际上是两个层面，除了明面上和国民党周旋外，暗地里又找一些可以为自己效劳的人，去干不法的事。

孙中山有很坚定的信念，自从他开始革命，到后来建立民国，不管遇到怎样的挫折，他依然坚持他的信念，相信信念的作用。但要注意，孙中山也会注意领袖的作用，比如说二次革命失败后，他在日本建立中华革命党，就特别强调加入中华革命党的人按手印，要宣誓服从于他个人，只不过服从于他个人，并不像袁世凯那样是为了搞独裁，而是他认为他能够代表革命的信念，服从于他就是服从于革命的信念。

三联生活周刊：回看南北议和，好像通过谈判避免了内战，但转念一想，南北双方能够谈下来，是因为他们有共同诉求——把清室赶下台。但宋教仁被刺后，有了二次革命，袁世凯死后，军阀混战，孙中山有护法运动，国民党也慢慢增强实力。大家都相信枪杆子的力量，为什么事情变得越来越没得商量？直到国共内战，大家都要兵戎相见？

尚小明：南北议和，从南方的角度来讲，是绝对不会承认君主的，包括虚君也不能够保留。袁世凯则认为保留君主是比较有利的，但是最后的结果应该由皇族自己来决定，而不是由他来决定。他认为自己是内阁总理大臣，只负责国家行政，至于国体的变更，不是他的职权范围的事情。这和过去我们所讲的袁世凯很积极地要逼迫清帝退位，是不一样的。实际上在清帝退位前两天，就是在2月10日这个时候，袁世凯还在帮着清廷修改最后的优待条件。袁世凯认为他自己的作用就是把南方的意见传达给隆裕太后。到了最后阶段，很多王公贵族都已经四散而逃，想要召集起一个御前会议都很困难。在这种情况下，隆裕太后只能决定退位。我们进入共和了。

袁世凯死后战争不断，我觉得这里面可能有三个重要的问题没有解决。一个是民主与独裁的问题，或者说是共和与专制的问题。再一个就是分裂与统一的问题。还有反对外来侵略的问题。二次革命，实际上反映的是共和与专制的问题。国民党人要共和，反对袁世凯的独裁统治，所以才有二次革命。等到袁世凯死后，就出现了军阀割据的局面。在这个局面下，不但共和与专制的问题没有能解决，反而又出现了一个分裂与统一的问题。从孙中山的角度来讲，他首先关注的是民主与独裁的问题，所以会有护法运动，护法运动就是要维护《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但是从段祺瑞的角度来讲，他关心的是分裂与统一的问题，他希望通过武力统一全国。对一些地方军阀来说，他又想通过武力来对抗武力统一，这部分力量在某一阶段就和孙中山主张护法的这一派力量结合起来了。后来到了国共内战，我觉得情况已经发生变化了。共产党已经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念，所以国共内战实际上变成了一种阶级之战，是工农大众与地主资本家之间的战争。代表工农大众的，是共产党，代表地主资本家的，是国民党。除此之外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建立独立的现代民族国家的问题，这就与反对外来侵略有关系了。战争是始终存在的，最终的目标是要建立一个毛泽东所讲的新民主主义国家。

三联生活周刊：最后问一个轻松的问题，蔡东藩写过《民国演义》，虽然这是一本小说，但蔡东藩是民国时期的人，是否他的写作就能代表当时知识分子对民国历史材料的掌握呢？

尚小明：从《民国演义》所利用的材料来看，包括了清朝官方的材料，报刊资料，也包括一些野史材料，当时的知识分子所能够看到的，主要就是这些材料了。《民国演义》的影响大，最主要的还是他的革命史观，这恰恰是符合100多年来我们关于民国史叙述的主流。但是以民国人写民国的历史，当时人写当时的历史，有很多材料他其实是看不到的。蔡东藩在解释材料的时候，比较看重的是从道德的角度，从权谋的角度去解释历史，这样的解释在客观性上是有欠缺的。但这个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它毕竟是小说，不是学术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