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无济于事：重读穆旦

1938年1月19日，诗人奥登和他的朋友伊舍伍德出发前往中国，先从伦敦乘轮渡火车去巴黎，由巴黎南下马赛，登上邮轮横渡地中海，在埃及塞得港停靠，经苏伊士运河，穿越印度洋，2月16日抵达香港。2月28日，他们离开香港，沿着内河航线前往广州。有一位英国传教士在家中接待他们，茶点端上来的时候，日军飞机前来空袭，伊舍伍德写道：“突然间，我意识到已经来到中国了。”3月4日，他们乘火车离开广州，前往武汉，路上用了三天的时间。武汉是战时中国的中心，他们参加了每天例行的新闻发布会，向在场的外国记者解释，他们只是旅行者，到中国来是为了写一本书。

这本书就是《战地行纪》。他们吃了中国菜，看了京剧，见了史沫特莱和战地记者卡帕，和宋美龄一起喝了下午茶。而后离开武汉，前往徐州前线，再由徐州到西安，4月14日返回武汉。4月21日，在武汉的德明饭店，也就是现在的江汉饭店，奥登和伊舍伍德出席了文艺界的一个茶话会，他们见到了田汉和洪深。田汉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艺术宣传处处长，洪深为戏剧科科长。战史作家余戈告诉我，“第三厅是抗战初期国民政府在武汉建立的一个主管宣传工作的机构，共有三处九科，国民党认为，在宣传领域，共产党更有办法，所以政治部副部长是周恩来，第三厅厅长是郭沫若，两人都授中将军衔，由共产党负责抗日宣传，那是国共合作的蜜月期。”

在这次茶话会上，田汉赋诗一首——

信是天涯若比邻，血潮花片汉皋春。并肩共为文明战，横海长征几拜伦。

诗中的“汉皋”是汉口的别称，“横海长征几拜伦”，说的是英国诗人拜伦为自由而战，战死在希腊。但奥登和伊舍伍德来中国，并不是打算为自由而战。奥登曾去冰岛旅行，写了一本《冰岛来信》，出版后颇受欢迎。出版社希望他再写一本旅行书，必须去一个亚洲国家。抗日战争爆发后，奥登和伊舍伍德决定到中国来，奥登说过，“所有的艺术家都必须担负起一点新闻记者的职责”。在德明饭店的茶话会上，他们和中国文化人谈论着“英格兰”“中国”“文化”“莎士比亚”“诗歌”等等，但这些词只意味着“我很高兴见到你”，伊舍伍德记录，“我们从这一桌走到那一桌，试着和每个人都说些什么，我们笑得脸都酸痛了”。为了答谢田汉的诗，奥登回应了一首头一天晚上写的十四行诗，写的是一个死去的中国士兵。 1959年，W.H.奥登在其位于奥地利基希施泰滕镇的家中

4月22日，《大公报》报道了这场茶话会，刊载了奥登的诗作，诗的题目为《中国兵》，诗的译者是洪深。1938年12月，邵洵美主编的《自由谭》也发表了这首十四行诗，由邵洵美翻译。奥登这首诗做过多次修改，中文有多种译本。同济大学副教授、诗人胡桑曾校订过《穆旦译文集》中的“英国现代诗选”部分，他说，穆旦在西南联大读过奥登的诗，但翻译奥登诗作是生命中最后几年的事。1975年9月6日，穆旦给郭保卫的信中有这样一段——“奥登说他要写他那一代人的历史经验，就是前人所未遇过的独特经验。我由此引申一下，就是，诗应该写出‘发现底惊异’。奥登写的中国抗战时期的某些诗，如一个士兵的死，也是有时间性的，但由于除了表面一层意思外，还有深一层的内容，这深一层的内容至今还能打动我们，所以逃过了题材的时间局限性。”

我将穆旦翻译的版本抄录在下——

他被使用在远离文化中心的地方，又被他的将军和他的虱子所遗弃，于是在一件棉袄里他闭上眼睛而离开人世。人家不会把他提起。

当这场战役被整理成书的时候，没有重要的知识在他的头壳里丧失。他的玩笑是陈腐的，他沉闷如战时，他的名字和模样都将永远消逝。

他不知善，不择善，却教育了我们，并且像一个逗点一样加添上意义：他在中国变为尘土，以便在他日

我们的女儿得以热爱这人间，不再为狗所凌辱；也为了使有山、有水、有房屋的地方，也能有人烟。

奥登在《冰岛来信》中讲述过一个残酷景象，一群冰岛人捕获了一条鲸鱼，他们准备切割鲸鱼，此时，午餐的钟声响了，冰岛人将刀插进鲸鱼体内，去吃午饭，把鲸鱼暂时丢在阳光下。奥登认为，这是一幅“人类残忍的非凡画面”。奥登和伊舍伍德在中国见到了更多“残忍的画面”，他们从武汉去了东南前线，参观了贫民窟和工厂。1938年6月12日，他们由上海启程去美国。后来奥登谈到中国之行，他说：“你无法理解中国。抛开战争的因素……”

浙江财经大学教授蔡海燕，研究奥登多年，她翻译过奥登的诗，也是《奥登传：穿越焦虑时代》的译者。蔡海燕说，1937年初，奥登曾去过内战中的西班牙，但那里挤满了“文学界的明星观察员”，青年奥登相对“星光黯淡”，他原本想去前线开救护车或者抬担架，却被安排在后方的电台工作。奥登对自己的西班牙经历语焉不详，只写过一首诗，他回到英国没多久，就传来了中国抗日战争爆发的消息。奥登和伊舍伍德旋即决定前往中国，伊舍伍德之前因为私事没去西班牙，奥登去了西班牙但收获不大，所以奥登会说，“我们会有一场完全属于我们自己的战争”。

说到西班牙内战的“明星观察员”，最有名的两个可能是海明威和奥威尔。对诗人和作家来说，战争是一种独特的经历。奥登和伊舍伍德深入广袤的中国土地，看到了形形色色的中国百姓，也与当时的政界要人及文化界要人有过接触，奥登说，他对中国的认识不会超过“一个旅行者的认知”。他在广州见到了市长曾养甫，他们的会面伴随着空袭警报，曾市长说：“日本人在我们头顶扔炸弹，我们坐在这里。我们抽我们的烟，我们可不怕。我们喝茶。中国是个农业国，日本人扔炸弹，只会把土地犁开，让中国人种田更方便。当然有很多人死了，很残酷，但我们还有更多的人，是不是？”神学院的老师告诉奥登，广州的青年知识分子在开战前发起抗日宣传，要求诉诸武力，但开战后，很少有人想要跳进战壕，他们会说，这是一场苦力的战争，知识分子的任务是受教育。

蔡海燕告诉我，奥登支持中国的抗日战争，他在中国遇见各色人等，最感兴趣的是小人物，如车夫、挑夫、乞丐、工人等，这也源自奥登的人道主义立场。两位观察员走访贫民窟，感慨社会两极间的鸿沟难以逾越。那首著名的《中国兵》，不仅写出了战争的残酷，仔细想来，又何尝不是内忧外患的时代背景下普通老百姓的命运遭际。如果往深了说，可能还涉及不同民族“人类生命”的理解，我们读《战地行纪》，不要忘了奥登的立场，他说自己“到死都会是一位自私的老左派自由主义者”。 1940年，儿童编组宣传队到重庆近郊高唱抗日歌曲，以激发乡民的抗敌意识 （视觉中国 供图） 小兵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平津等地沦陷。9月10日，教育部发出16696号训令，宣布以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南开大学及中央研究院为基础，组建国立长沙临时大学。长沙临时大学的文学院设在湖南圣经学校的南岳分校，11月1日，第一学期开学。南岳分校在衡山半山腰，附近有白龙潭、水帘洞等古迹，分校教学条件极差，既无图书，也缺教材，开学之初连小黑板也不够。

冯友兰曾经回忆这段山居生活：“我们在南岳的时间，虽不过三个多月，但是我觉得在这个短时期，中国的大学教育有了最高的表现。那个文学院的学术氛围，我敢说比三校的任何时期都浓厚。教授学生，真是打成一片。”吴宓对住宿条件很满意：“每人一木架床，一长漆桌，一椅，煤油灯，室甚轩敞，居之甚舒适，诚佳美之讲学读书地也。”吴宓这段话，很有些“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的意思。

与穆旦年纪相同的黄仁宇也到了长沙，前一年，他考入南开大学机电工程系，战事爆发，他跟父亲商量要去上军校。1938年初，黄仁宇在长沙进入《抗战日报》工作，《抗战日报》由田汉创办，报社的编辑工作由廖沫沙负责。黄仁宇回忆，田汉那时并未到过长沙的报社办公室，他待在武汉，身为少将，训练组织剧团，培养歌手舞者，振奋战时士气。田汉有一项计划是在武汉城墙上绘制大型壁画，长达数十米，内容是团结抗战，从长江上远远可以看到，但武汉落入日军手中时，这壁画还未完工。1938年6月，诗人奥登离开中国时，武汉会战打响。这年夏天，黄仁宇到成都进入中央军校学习，两年后毕业。他后来在自传《黄河青山》中说，田汉、廖沫沙、范长江等人有更为高尚的道德情操，他们是给予者，不是接受者，每当需要集体努力时，他们立刻去做，很少考虑个人得失，“当共产党员一定是在实践他们自身的信仰。他们远非我能力所及”。 湖南圣经学校南岳分校旧址，长沙临时大学文学院曾设立于此。当年钱穆、吴宓、冯友兰、朱自清、闻一多、燕卜荪等人住过的停云楼已在2024年修葺一新，但并未对外开放（黄宇 摄）

1938年1月，南岳分校结束。2月10日，长沙临时大学公布“准予赴滇就学学生名单”，总计878人。由于南京沦陷、武汉危急，长沙临时大学准备迁往昆明，改名西南联合大学。有两位国民党高官曾到学校演讲，时任湖南省主席的张治中反对学校搬迁，他说要把高中以上的学校都停办，教师和学生送到乡下，领导全湘的人民抗战。军委政治部部长陈诚则认定，“教育是千年万年的国家大计”，他对学生提出四点期待，“认清责任，坚定意志，安心向学，安定后方”，“切实从事科学救国，在将来建国的工作中，必达成革命的任务”。1938年2月20日至4月28日，由部分师生组成的西南联大湘黔滇旅行团从长沙步行至昆明，共行进1663公里，有一个富有激情的说法是，“行年二十，步行三千”，20岁的穆旦就在湘黔滇旅行团中。

1938年10月21日，广州陷落；10月25日，武汉失守，武汉会战结束。中国半壁江山落入日军手中。武汉陷落前一天，蒋介石到达南岳衡山。11月25日，国民党军事委员会第一次南岳军事会议召开，蒋介石在开幕式上说：“南岳是衡州所属，衡州这个地方，就是70年前曾文正公率领湘军与太平军作战，在湘阴附近第一次交战大败之后练兵的地方。我们回忆当年曾胡中兴的史迹，观察目前抗战的形势，确信历史的教训，足以证明我们现在已经到了转败为胜的时候了。”转败为胜，言之过早，但战史著作普遍认定，武汉会战后，湖南成为前线，抗战进入相持阶段。

1938年6月18日，有一位诗人在南岳衡山写下了一首诗，诗的题目叫《小兵》，有一个副标题叫“为保安十二团五连二等兵赵云南作”。我找不到材料来证实，保安十二团真的有一个16岁的士兵叫赵云南，但依据现实主义文学理论，诗人阿垅应该真的见过一个叫赵云南的士兵，在军队行列中，他显得特别矮小，戴着一个军帽，军帽有点儿大，遮住了眉毛，他16岁，阿垅写道——

战斗哪里是孩子的责任，现在也正轮不到孩子。孩子是中国底苗啊，苗，暴风雨，这稚弱的它哪里受得了那疯狂的火山之流的雷与电？那蛮性的拳头大的巨雹？这哪里是这样的孩子所受得了的？他还没有锻炼成战斗的胆量呢！他还背不动枪呢！这是中国底苗啊，应该好好地保护啊！

在诗中，这个16岁的士兵回答，“我要当兵，我能打日本的”。诗人继续写道——

未成熟的躯体里怎样充满了成熟的战斗意识，我怎样看轻了中国底孩子啊！孩子的血是更纯洁的，中国底版图不需要这更鲜艳的颜色么？更肥美的，中国底土地需要灌溉啊！

此诗的作者阿垅1936年军校结业后，担任国民党第88师少尉排长。1937年8月12日，他随部队自江苏调防上海闸北构筑工事，旋即投入“八一三抗战”。10月23日，阿垅在敌机轰炸中受伤，被送至南昌医院再转长沙医院。1938年初，任湖南全省保安团队督练处上尉教练官，住衡山期间，写了报告文学《闸北打了起来》，《小兵》一诗也作于这一时期。同年7月，阿垅到武汉，结识胡风。11月，由衡阳步行至西安，而后到延安，进入抗日军政大学学习。

另一首写于1938年的诗歌更广为人知，这首诗叫《假使我们不去打仗》，诗的作者叫田间，这首诗全文不过30多字——

假使我们不去打仗，敌人用刺刀杀死了我们，还用手指着我们的骨头说：“看，这是奴隶！”

1938年的中国，阿垅在写诗，田间在写诗，此二人与绿原、牛汉等在文学史被称为“七月派诗人”。 1939年，隶属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的漫画宣传队在桂林举行抗战漫画展览，同时在墙上绘制大型的抗战标语“我们要以必胜的信念抗战到底” （视觉中国 供图）  朦胧的七种类型

1937年11月，长沙临时大学的文学院在南岳暂时安家，住所拥挤简陋，但山间景色秀美。英国教师燕卜荪说，“每次你向窗外望去，它都变得更美。冬天包围湖南的雾气给景物带来水墨画的变化”。燕卜荪和金岳霖共住一室，闲来会一起聊维特根斯坦。燕卜荪穿上了中国的棉袍子，棉衣的重量让他动作迟缓，身体裹在棉袍里、双手揣在袖子里，会让人获得神秘的、东方式的平静。学生们回忆起燕卜荪，说他脑子里记着许多英国诗，凭记忆将这些诗默写出来当教材，他讲了叶芝、艾略特、奥登乃至更年轻的迪伦·托马斯，像一个知内情、有慧眼的向导，指引学生体会诗句，锻炼其敏感。燕卜荪说，当时的教授都在凭记忆授课，他的确记着足够多的诗歌，却记不住散文，这种记忆神功对中国教师来说算不上神秘，因为中国读书人有熟记文本的悠久传统。 英国文学批评家威廉·燕卜荪（摄于1946年8月10日）

燕卜荪写过一本书，中文版名为《朦胧的七种类型》，简单来说，他通过对大量经典诗歌案例分析，论证朦胧是诗歌艺术价值的核心要素。此前，人们读诗，如果读不明白，觉得诗人的语言太含糊，是诗歌的缺陷。燕卜荪这本书则要改变这种认知，诗歌显得朦胧或者晦涩，是因为词语自身就包含多种释义，不同语境下词义产生隐喻叠加等等。他在长沙和昆明教书的时候，应该讲过这套理论。他的中国学生写的诗，多少都有些朦胧。 1938年，伊舍伍德（左）和奥登的合影（视觉中国 供图）

燕卜荪在南岳逗留两个多月，而后由长沙坐火车前往香港，他在香港碰到了奥登和伊舍伍德，二人正打算进入中国战区。1938年4月，燕卜荪由越南进入云南，西南联大的文学院设在蒙自。蒙自城墙之内有一条主干道，那里有一家银行、一家邮局和几个用木头和土坯建成的店铺。每月两次市集，少数民族的居民来到蒙自，用手势跟汉人做生意。淞沪会战之时，云南省主席龙云提出建一条滇缅公路，以保证战略物资的运输，他还派出两万士兵去保卫上海。蒙自海关官员墨菲是个洋人，他娶了一个彝族妻子，这位彝族女子不喜欢汉人，但自抗战之后她开始说“我们的军队”。燕卜荪在假期时骑着骡子去了丽江，在一个纳西族村寨，他得知，这个寨子有100多户人家，有50个男人去参加汉人的军队了。燕卜荪说，“这些穿着奇装异服、既不会说也不会写汉语的人，如此平静而坚定地决心去2000英里（约3200公里）外打败那里的日本侵略者，这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件全新的事情”。 旧址内湘黔滇旅行团雕塑（黄宇 摄）

1938年12月，西南联大的新学期开始，学生共有2100人。校舍分布在昆明的不同地区。学校的课程一般在上午7点到10点，中午前吃完午餐，师生分散到乡村中，到下午3点，再回来继续上课。因为日军总是在中午空袭，飞机飞得非常低，地上的人甚至能看到飞行员的面目。1940年燕卜荪离开西南联大之时，学生们为他举办了一次晚会，学生表演了叶芝的一出戏，燕卜荪则朗诵了弥尔顿《失乐园》中的一段，那是撒旦对堕落天使的演讲，其中有这样几句（根据刘捷译本）——

战败，又有何哉？一次败仗，并非输光我们不可征服的意志，深思熟虑的报复永世的仇恨，决不屈服或者放弃的勇气，还有什么不可战胜 工作而等待

1938年10月25日，武汉失守。随后日军向南侵犯。蒋介石决定放弃长沙，退至衡山一线防守。11月1日起，湖南省主席张治中动员长沙民众疏散。11月11日，日军攻占岳阳。12日凌晨，长沙燃起大火，起火点遍布城中各个角落。这场火烧了两个昼夜，3000人死亡，5万座房屋烧毁，长沙变为废墟。此为蒋介石的“焦土政策”。长沙大火之后，难民涌入广西。11月下旬，冯至在桂林上了一艘民船。他说，抗战以来，南京失守是第一个挫折，武汉失守是第二个挫折，大家不知道局势将如何发展。初冬的天空和初冬的江水一样澄清，在漓江山水的映照中，冯至从阳朔到了平乐，在平乐，找到了一辆汽车要经过柳州、南宁到龙州去。往南越走越热，临行前一天，冯至的妻子想要做一件夹衣，她身上还穿着棉袍，做夹衣打算到热的地方穿。他们在街上买了布料，去找裁缝铺，说第二天一早就要走，所以夹衣要在当晚12点前做好。冯至说，当晚做好，我们出双倍的工钱。裁缝说，一件夹衣就是一件夹衣，工资无需增加。晚上，裁缝来旅馆送夹衣了，冯至拿出一元的纸币给裁缝，裁缝找回两角钱。冯至走上楼，把夹衣放到箱子里，听着楼下的钟正好打12点。

1944年，日军进入广西。西南联大教授冯至在报纸上看到桂林、柳州的消息，而后看到平乐沦陷。“不知怎么，漓江边岸的风光以及平乐的那晚的经验都引起我乡愁一般的思念。如今平乐已经沦陷，漓江一带的山水想必还是和六年前没有两样，可是那个裁缝，我不知道他会流亡到什么地方，我怀念他，像是怀念一个旧日的友人。”冯至在《忆平乐》一文中写道：“这六年内世界在变，社会在变，许多人变得不成人形，但我深信有许多事物并没有变：农夫依旧春耕秋收，没有一个农夫把粮食种得不成粮食；手工艺者依旧做出人间的用具，没有一个木匠把桌子做得不成桌子，没有一个裁缝把衣服缝得不成衣服；他们都和山水树木一样，永久不失去自己的生的形式。真正变得不成人形的却是那些衣冠人士：有些教育家把学校办得不成学校，有些政客把政治弄得不成政治，有些军官把军队弄得不成军队。” 冯至与姚可崑（1930）

这篇《忆平乐》后来收入冯至文集《山水》之中，他在后记中感激昆明的自然环境：“在抗战期中最苦闷的岁月里，多赖那朴质的原野供给我无限的精神食粮，当社会里一般的现象一天一天地趋向腐烂时，任何一棵田埂上的小草，任何一棵山坡上的树木，都曾给予我许多启示，在寂寞中，在无人可与告语的境况里，它们始终维系住了我向上的心情，它们在我的生命里发生了比任何人类的名言懿行都重大的作用。我在它们那里领悟了什么是生长，明白了什么是忍耐。”

冯至1939年受聘于西南联大，他在昆明写出了《十四行集》。1940年初，卞之琳受聘于西南联大，讲授文学翻译课，他去过延安，为边区军民写的诗收入《慰劳信集》。美国学者汉乐逸说，冯至和卞之琳的诗在当时都影响有限，战争压倒一切，最受欢迎的是那些表现爱国情绪的诗，通俗易懂，对精微艺术的追求被情感的直接宣泄取代，最能代表这一潮流的是艾青和田间。艾青仰慕的诗人是惠特曼，田间可能借鉴了马雅可夫斯基的自由诗体，他在诗中不再把一行处理为一个意义单元，而是让简短的词组单独成行，不断叠加，达成一种鼓点般的节奏。

写到这里，我要再抄一首奥登的诗，这首《战地行纪》中的十四行诗由卞之琳翻译，1943年，冯至为这首诗写了一篇文章叫《工作而等待》。

当所有用以报告消息的工具一齐证实了我们的敌人的胜利；我们的棱堡被突破，军队在退却，“暴行”风靡像一种新的疫疠

“邪恶”是一个妖精，到处受欢迎；当我们悔不该生于此世的时分：且记起一切似已被遗弃的孤灵。今夜在中国，让我想起一个人

他经过十年的沉默，工作而等待，直到在缪佐他显了全部的魄力，一举而叫什么都有了个交代：

于是带了完成者所怀的感激，他在冬天的夜里走出去抚摩那座小古堡，当一个庞然的大物。

奥登在这首诗的前七句写，敌人在进攻，我们在退却，邪恶横行，我们暗想，不应该生活在此世。而后他笔锋一转，说“今夜在中国，让我想起一个人”，这个人是诗人里尔克。1922年，里尔克在瑞士缪佐的一座城堡里，完成了他的诗作《杜伊诺哀歌》，还写出了《致俄耳浦斯的十四行诗》，在这之前的十年里，里尔克的创作陷入困境，他历经十年的沉默和痛苦在缪佐得到升华，使得一切都有了交代，这是诗人们都熟知的一个创作故事。复旦大学教授张新颖说他第一次读这首诗的时候，十分震惊于诗中的陡转，本来在说战局、暴行、邪恶和人的沮丧、绝望以及对恶时代的抱怨，突然开始追念里尔克，里尔克以诗担负起诗人的命运。张新颖在《20世纪上半期中国文学的现代意识》一书中说，“在战乱时代，在现实的困苦和生存的压力之下，在绝望与信念、历史与个人之间，西南联大的那群师生，为什么要抱紧诗歌，孜孜于现代诗的创作呢？奥登的这首诗就是一个根本性的回答。他们试图以诗担负起他们作为诗人的命运，以诗担负起时代和现实的重量”。

美国布兰迪斯大学副教授、诗人王璞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分析抗战时期三位诗人的旅行，题目叫《“地图在动”：抗战期间现代主义诗歌的三条“旅行路线”》。第一条路线是奥登的“战地行纪”，第二条路线是卞之琳到延安，第三条路线是穆旦从长沙到昆明的“三千里步行”及后来的远征军经历。王璞说“在中国想起里尔克”，这首诗并不是完全指中国战场，伊舍伍德和奥登在中国听到了纳粹德国吞并奥地利的消息，面对历史的恶，诗人需要做什么准备？诗人如何自持且幸存？“工作”与“等待”提供了答案，也提供了伦理学的转机或象征意义上的伦理决断。

冯至在《工作而等待》一文中引述了里尔克，“他们要开花/开花是灿烂的，可是我们要成熟/这叫做居于幽暗而自己努力”，他讲里尔克拒绝了奥地利政府颁发的文艺奖章，“盖其艺术工作绝对使其渡不显著之生活也”。冯至使用他的修辞——将信念与现实绑定在一起——“我们应该相信在那些不显著的地方，在不能蔽风雨的房屋里，还有青年——纵使是极少数——用些简陋的仪器一天不放松地工作着；在陋巷里还有中年人，他们承袭着中国的好的方面的传统，在贫乏中每天都满足了社会对他提出的要求。他们工作而忍耐，我们对于他们应该信赖，而且必须信赖，如果我们不对于中国断念。”工作而等待，这是奥登的诗句。居于幽暗而自己努力，这是里尔克的诗句。这两句诗连同冯至这篇文章，给后世那些经历困苦的文学青年以极大的安慰，还有什么困苦能和战争相比？ 1938年，西南联大湘黔滇旅行团到达昆明 赞美

1938年2月19日，西南联大湘黔滇旅行团出发，旅程第一阶段由长沙坐船至常德，钱能欣同学在《西南三千五百里》中记述，“五条民船在满天星斗下，静静的驶离了夜的长沙”。钱能欣的笔下时常有风景描写，“资水比湘水更美丽，透明的浅绿色，风吹来，碧浪滔滔”。在清水潭投宿一晚，次日清晨准备上路，“忽然，天空飘下雨来，一点一滴落在江中，把静静的水面划了无数的圆周图案。一时，江上的薄雾升腾而上，粉红色的天空变得烟雨恼人”。船抵益阳，同学们踏上湘滇公路，钱能欣写道，“沿着这条公路，到尽头便是我们的目的地——昆明，可是我们的兴趣的指针并不是正向昆明的。在道路两旁，深深地隐藏着而期待我们的两条腿去开发的，才是我们的希望”。

英国文学批评家艾布拉姆斯有一本书叫《自然的超自然主义》，讲浪漫主义文学及自然神学，其中一段讨论华兹华斯的《序曲》，“大自然，当她想要塑造/一个受宠之人”的时候，就一会儿进行“最温和的探访”，一会儿实施“更明显的/更严厉的干预与神职”，自然景观具有两种美学品质——美和崇高，美的事物尺度小，有序，宁静，给观察者带来愉悦，且与爱有关；崇高的事物广阔延展，使人联想到无限，喧嚣中显示出狂野，令人敬畏，与痛苦有关。这本理论著作1973年出版，但大自然及华兹华斯的教诲早就开始了。 云南大学教授段从学（黄宇 摄）

云南大学教授段从学说，从长沙到昆明的步行，这一特殊的个人经验，对穆旦的抗战认同产生了直接而深远的影响，其诗风与生命意识都发生了决定性的变化。在抗战最为惨烈的时刻，穆旦却怀着空前的兴奋感，怀着解放了的自由感，穆旦以“三千里步行”为主题的诗作，处处洋溢着个人的生命激情与抗战时期中国社会上下弥漫着的兴奋和乐观情绪混合而成的浪漫主义激情。与这种浪漫主义相应的，是从长沙到昆明途中所见到的风景。年轻的穆旦在诗中写下了许多地名——军山铺、太子庙、石门桥、桃源、郑家驿、毛家溪，诗人围绕着“祖国”和“中国”这两个关键词，写出了旅途中的心灵震撼。《出发——三千里步行之一》是这样开始的——

澄碧的沅江滔滔地注进了祖国的心脏，浓密的桐树，马尾松，丰富的丘陵地带，欢呼着又沉默着，奔跑在江水两旁。

在《原野上走路——三千里步行之二》这首诗里，诗人把作为“风景”的道路、个体生命的内在激情与中国的自由这三者，熔铸成了一个有机的诗性世界，年轻人在和原野的心胸交谈，他们走在祖先走过的道路，希望用新生的野力来翻滚无际的原野，这首诗是这样结尾的——

这不可测知的希望是多么固执而悠久，中国的道路又是多么自由而辽远呵……

这两首题目中出现“三千里步行”的诗作，发表在1940年10月重庆的《大公报·战线》上，具体创作时间不详，《穆旦诗文集》的编辑李方推测，“当写于西南联大由长沙迁昆明期间”。这两首诗并没有被穆旦收入到他选定的诗集中。现在读起来，也觉得太简单了。 1945年6月21日，美军通信兵在 L-5 小飞机上拍摄的昆明城外东北方向照片，中间那组建筑是西南联大，在战时为中国培养了大量人才（视觉中国 供图）

按照里尔克的说法，为了写出一行诗，一个人必须观察很多城市，很多人和物，必须在沉思默想中回忆起异域他乡的条条道路，但是，还必须能够忘却，必须有强大的耐心去等待，等待那些回忆转化成了体内的血液，跟我们自身融合为一，到了这个时候，一首诗的第一个句子才会从其中浮现。1941年12月，穆旦写出了《赞美》。邹汉明在《穆旦传：新生的野力》中说，“他仍然以山峦、河流、草原、村庄、亚洲的土地以及风、水、森林、人民等大词组合在一片宏大的背景上展开。不过，《赞美》在兴奋地拉过一个广角镜头之后，很快落实到一个农夫的大特写上”。 西南联大校门口的老滇越铁路（黄宇 摄）

这首《赞美》发表在1942年2月16日出版的《文聚》杂志创刊号上，这是由西南联大师生发起创办的一本杂志。易彬教授曾经对1979年到2007年间的数百种诗歌选本做过统计，在那些选入各类选本的穆旦诗歌中，《赞美》是入选次数最高的。易彬的统计涉及49种中学语文教材，最初，《赞美》入选作为辅助材料的“阅读文选”，而后列入教科书。在2003年人教社版本教材中，有如下几道语文题——《赞美》一诗中的“我”指代什么？诗人究竟在赞美什么？诗中每一节都以“一个民族已经起来”做结，有怎样的意味？相关的《教师用书》中给出标准答案：《赞美》一诗中的“我”指抒情主人公自己，赞美的是中华民族忍辱负重、吃苦耐劳、坚韧不拔的性格以及生生不息的雄健的生命力。每一节都以“一个民族已经起来”做结，使这个声音成为全诗的主旋律，凝聚着诗人对中华民族顽强生存力的赞美，充满了鼓舞人心的力量。易彬在《穆旦与中国新诗的历史建构》一书中说，“从习题及解答中不难发现，所列问题都是主题学方面的——更确切的说，是思想教育方面的，诗歌之为诗歌的艺术品质基本上没有触及。”易彬注意到，在2000年版的教材中，有这样一个问题——《赞美》中的农夫是一个怎样的形象？到2003年版，这个问题删去了。

这个农夫出现在《赞美》的第二节——

一个农夫，他粗糙的身躯移动在田野中，他是一个女人的孩子，许多孩子的父亲，多少朝代在他的身边升起又降落了而把希望和失望压在他身上，而他永远无言地跟在犁后旋转，翻起同样的泥土溶解过他祖先的，是同样的受难的形象凝固在路旁。在大路上多少次愉快的歌声流过去了，多少次跟来的是临到他的忧患；在大路上人们演说，叫嚣，欢快，然而他没有，他只放下了古代的锄头，再一次相信名词，溶进了大众的爱，坚定地，他看着自己溶进死亡里，而这样的路是无限的悠长的而他是不能够流泪的，他没有流泪，因为一个民族已经起来。 中南大学教授易彬在位于长沙的湖南圣经学校旧址（黄宇 摄）

易彬在《幻想底尽头》中分析《赞美》一诗：诗题取名“赞美”，全诗四节，每一节均以“一个民族已经起来”收束，其情感的浓烈可谓达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但穆旦的抒情姿态并不高扬，他所选用的词语和“意象”并不是明朗的，而基本上是与生命力的张扬相反的词语，如“荒凉”“坎坷”“枯槁”等，其意象几乎无一例外是非歌颂意象，如“沙漠”“骡子车”“茅屋”“沼泽”等。这些词语和意象来自诗人的迁徙经历，底层见闻成为他的写作资源。诗人有一种加入民族大合唱的姿态，却又取用一种非赞美形态的词汇。易彬说，诗中强烈的“历史愤慨”有双重意蕴：既是对大众“无知”和“愚昧”的命运状态的痛感，即大众对于这种命运并不自知；更是对“历史统治者”或者说“历史”本身的愤慨。

我把情感浓烈的第三节省略，再来抄沉郁的第四节——

一样的是这悠久的年代的风，一样的是从这倾圮的屋檐下散开的无尽的呻吟和寒冷，它歌唱在一片枯槁的树顶上，它吹过了荒芜的沼泽，芦苇和虫鸣，一样的是这飞过的乌鸦的声音当我走过，站在路上踟蹰，我踟蹰着为了多年耻辱的历史仍在这广大的山河中等待，等待着，我们无言的痛苦是太多了，然而一个民族已经起来，然而一个民族已经起来。

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李章斌在《“九叶”诗人的诗学策略与历史关联（1937-1949）》一书中对《赞美》做分析——与一般的抗战诗歌相比，穆旦这首诗别具特色。《赞美》每一节前面的大部分诗行的基调都是沉郁、悲痛的，但结尾笔锋一转，高呼“一个民族已经起来”，基调由低沉转为昂扬，由古典诗学的角度看，这个昂扬的调子可以说是对前面的情感进行一次“升华”和“净化”，从现代诗学的角度看，可以说是以另一种调子对抗前面的基调，与其说穆旦在高呼“一个民族已经起来”，不如说他在内心呼唤“一个民族必须起来”。从更深的层次来说，这两种基调的对抗背后是受基督教影响的历史虚无观念与民族进步理念之间的隐蔽角力，“一方面是循环往复、苦难沉重的现实生活，另一方面是外敌入侵的历史背景和一个民族必须起来的热烈召唤”，“全诗正是在这两种思想和调子的对抗、冲撞下达到其激情的巅峰的，诗歌文本也因此获得极其强大的内在张力”。李章斌说，1940年代诗人的感时忧国情怀往往潜含着一套对社会历史、民族现代化的假设和期待，但穆旦的诗《赞美》《隐现》中的现实描绘和历史观与那种期待背道而驰。感时忧国情怀往往演变为对某种理想社会的期待，而宗教关怀下“人”是个体意义上的“人”，作为“被造物”的人，在现世中的历史是必然失败的。 1938年12月，西南联大高原文艺社社员合影，右三为穆旦

在昆明，云南大学教授段从学带我参观了西南联大博物馆，博物馆位于云南师范大学校园内，校园里仿照西南联大旧貌盖起了几间茅草屋，茅草屋边是西南联大纪念碑，纪念碑背面是“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抗战以来从军学生题名”，长沙临时大学时期，学校备案中就有295名学生投笔从戎，而这一块“题名碑”上所记载的834名学生，从军时间始于1941年8月。1941年8月1日，陈纳德组建“中国空军美国志愿援华航空队”，俗称“飞虎队”。8月4日，战地服务团“译训班”第一期开课，巫宁坤、杜运燮等人参训。10月17日，“译训班”第二期开课，许渊冲等人参训。1941年12月7日，日军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中国与美英结为同盟。穆旦参军时已经毕业留校，是外语系助教，他的名字没有出现在“题名碑”上。段从学把碑上杜运燮的名字指给我看，我知道这位诗人写过一首长诗《滇缅公路》，其中有这样两句——

这坚韧的民族更英勇，开始拍手：“我起来了，我起来了，我就要自由！”

在昆明见到段教授的那一天，他带我在老城区转，指点当年冯至、闻一多等教授的住所位置，描摹汪曾祺、穆旦等学生的活动空间。当天晚上，我看到今年高考作文的材料中出现《赞美》的诗句，我翻看段从学的《穆旦的精神结构与现代性问题》，看段老师如何分析《赞美》——对诗中那个承受历史苦难的农夫来说，“一个民族已经起来”，发生在他的身外。“大路上人们演说，叫嚣，欢快”，这并没有改变他个人的苦难命运。“他看着自己溶进死亡里”，这种选择就是为了民族的生存而牺牲自己。个人自由与民族新生之间的裂痕在诗中凸现出来。段从学教授进一步分析——把个人与国家命运视为一体的思维方式，对穆旦的影响是双重的。首先，穆旦可以把指向民族解放的社会历史事件，转变为服务于寻求个人生存意义的事件，外部世界是实现自我的场所而已。但另一方面，外在的社会历史事件反过来左右个人的生存，妨害民族新生的丑恶与黑暗，也伤害着穆旦个人，把诗人掷进幻灭的深渊。 本组图片：西南联大的纪念亭及纪念雕塑，位于云南师范大学内（黄宇 摄） 诗人与农夫

今年高考全国一卷，作文题中给出的穆旦诗句是，“我要以带血的手和你们一一拥抱，因为一个民族已经起来”。诗中的“你们”可以说是“农夫”或者“人民”。2000年版的中学教材中，有这样一个问题——《赞美》中的农夫是一个怎样的形象？而后教材中删去了这个问题。对中学生来说，这个问题不好回答。农夫是谁？又如何拥抱？《赞美》的第三节中有这样四句——

为了他我要拥抱每一个人，为了他我失去了拥抱的安慰，因为他，我们是不能给以幸福的，痛哭吧，让我们在他的身上痛哭吧。

我理解诗句中的“他”，是一个抽象的农夫，一个诗人，面对一个农夫，想要拥抱，又感到拥抱既不能给农夫也不能给自己带来安慰，我们不能给予其幸福，只能在他的身上痛哭。我试着来回答一下抒情主人公和农夫之间是什么样的关系。

先回到奥登的那首《中国兵》。这首诗第一句就很刺耳，“他被使用在远离文化中心的地方”，也许在奥登看来，伦敦和巴黎才是文化中心，这个士兵死去了，“被他的将军和他的虱子所遗弃”，人们把他忘记了，失去他并没有什么损失，“当这场战役被整理成书的时候，没有重要的知识在他的头壳里丧失”，他的名字和模样都永远消逝。更刺耳的一句来了，“他不知善，不择善，却教育了我们”，奥登后来修改这首诗，将“不知善，不择善”这一句改掉了。一个英国诗人写一个牺牲的中国士兵，从中可以看到一个英国诗人和一个中国士兵之间巨大的距离，诗人说士兵的玩笑是陈腐的，为人沉闷，脑子里没什么重要的知识，不知善，不择善。

给诗歌增添太多现实的注脚是不对的，但读诗的过程中总免不了更多的联想。在重读抗战诗歌时，我时常会想到余戈《1944：腾冲之围》的结尾，他写一个叫陆朝茂的士兵在龙陵战役后回家，走进家里仅有的两格木房，他爸爸没认出他，大声对他说，“我们家也没饭吃了！”，爸爸把他当成了讨饭的散兵游勇，陆朝茂18岁，他扑进母亲怀里喊妈妈，爸爸才认出，打仗的三儿子回来了。儿子回来了，家里增添了一个当过兵的壮小伙，没那么多吃的，第二天陆朝茂就打了双草鞋，出门帮工去了。

余戈告诉我，抗战时期，对全国的征兵并无严谨统计，但从区域研究的案例来推算，农民兵保守估计在80%到90%之间，“抗战就是我们一个农业国，对付已经近代化的日本。我们的士兵基本上是农家子弟，国共两边都是这样。四川是兵源大省，电影《抓壮丁》就反映了当时的情况。这些农民兵以文盲居多。但共产党重视士兵的文化教育，来到华北根据地的知识分子很多都是做文化教员，八路军中的识字率可能比国民党兵的识字率要高”。

以往我阅读穆旦，非常乐意看到他所处的智识环境，王佐良的《穆旦：一个中国诗人》是最早对穆旦做出评介的文字，开头写道，“联大的屋顶是低的，学者们的外表褴褛，有些人形同流民，然而却一直有着那点对于心智上事物的兴奋。在战争的初期，图书馆比后来的更小，然而仅有的几本书，尤其是从国外刚运来的珍宝似的新书，是用着一种无礼貌的饥饿吞下了的。这些书现在大概还躺在昆明师范学院的书架上吧！最后，纸边都卷如狗耳，到处都皱叠了，而且往往失去了封面。但是这些联大的年青诗人们并没有白读了他们的艾里奥脱与奥登”。这里的“艾里奥脱”就是艾略特。王佐良追述在昆明的场景，“在许多下午，饮着普通的中国茶，置身于乡下来的农民和小商人的嘈杂之中，这些年青作家迫切地热烈讨论着技术的细节。高声的辩论有时伸入深夜：那时候，他们离开小茶馆，而围着校园一圈又一圈地激动地不知休止地走着”。王佐良写同学毕业后的场景，“他们同物价作着不断的，灰心的抗争。他们之中有人结婚，于是从头就负债度日，他们洗衣，买菜，烧饭，同人还价，吵嘴，在市场上和房东之前受辱。他们之间并未发展起一个排他的，贵族性的小团体。他们陷在污泥之中，但是，总有那么些次，当事情的重压比较松了一下，当一年又转到春天了，他们从日常琐碎的折磨里偷出时间和心思来——来写”。

王佐良说穆旦，“他是从长沙步行到昆明的，看到了中国内地的真相，这就比我们另外一些走海道的同学更有现实感。他的诗里有了一点儿泥土气，语言也硬朗起来”。王佐良解释何为“泥土气”，说穆旦“在流亡途中看到内地农民受苦的样子”，因而在“情绪高扬”的浪漫主义激情之外，又多了一份“忧郁的反思”。这次重读穆旦，我注意到知识分子和底层民众之间的张力，比如燕卜荪观察到，自由派的学生喜欢穿长衫，左翼的学生喜欢破旧的短打扮，易社强（John Israel）描述西南联大的学生，“被迫过着工人阶级一样的生活，并没有使学生们学会工人阶级的世界观，他们自己种菜，但也没有能够让他们像农民一样思考问题。生活水平的无产阶级化似乎更加深了他们要受教育的决心，他们仍然保持着知识分子精英的身份”。

我在《西南联大现代诗钞》中看到王佐良的一首诗，写于1942年，诗的前半部分如下——

看他那直立的身子，对着布告，命令，或者将军们长长的演讲，对着歌声和行列，对着于我们是那样可怕而又愿别人跌进的死。看他那直立。

那点愚笨却有影子，有你我脆弱的天秤所经不住的重量。那愚笨是土地，和永远受城里人欺侮的无声的村子。那点愚笨是粗糙的儿女和灾难。

我们是长身的瘦子，我们永远立在水边，用敏感的文字凝思不朽的绿树，不朽的蝴蝶，我们容易伤风和妒忌，我们烦腻，心薄得像嘴唇。

以我看，这首诗的第一节写的是农民兵，农民兵面对布告和命令。第二节写我们怕死，无法承受生命之重，愚笨的农民才能承受。第三节写知识分子，我们是长身的瘦子，在水边沉思。在同学们的回忆中，穆旦在蒙自读书时，会在南湖边散步，或许他到了昆明，也在翠湖边散步，立在水边的长身的瘦子中，有穆旦朦胧的身影。王佐良这三节诗之间有巨大的张力。1938年3月，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成立，其口号是“文章下乡，文章入伍”，搞文学以抗战。但青年学生及青年知识分子，跟已成名的作家不一样，他们的肉身可以下乡，可以入伍。这在当年会不会成为一种道德压力？ 蒙自南湖。陈寅恪曾作诗一首，“景物居然似旧京，荷花海子忆升平”。他说南湖像北京的什刹海。诗中说，“南渡自应思往事，北归端恐待来生”。中国历史上的政权，一旦“南渡”就不曾回到北方，所以陈寅恪颇为悲观。陈寅恪写这首诗时，正值黄河花园口决堤，阻挡日军进攻，造成数十万平民死难（黄宇 摄）

1942年2月，穆旦写了一首诗，题为《出发》。3月3日，吴宓教授为穆旦“从军赴缅”践行。3月初，中国远征军入缅作战。4月初，穆旦发回报道《光荣的远征》，刊在《中央日报》上。远征军在缅甸很快陷入败局，根据余戈《惠通桥之战》所写，5月3日凌晨，日军第148联队开始向畹町北侧阵地进攻，下午，第146联队与第148联队交接攻击部署，其第三大队的攻击目标是滇缅公路。5月4日，《出发》这首诗发表在重庆《大公报·战线》上。十天后，第五军进入原始森林，与外界失去联系。在这样的背景下阅读《出发》，不难发现此诗并没有出征杀敌的激扬，反而有浓重的挫败感——

告诉我们和平又必需杀戮，而那可厌的我们先得去喜欢。知道了“人”不够，我们再学习蹂躏它的方法，排成机械的阵式，智力体力蠕动着像一群野兽，告诉我们这是新的美。因为我们吻过的已经失去了自由；好的日子去了，可是接近未来，给我们失望和希望，给我们死，因为那死的制造必需摧毁。给我们善感的心灵又要它歌唱僵硬的声音。个人的哀喜被大量制造又该被蔑视被否定，被僵化，是人生的意义；在你的计划里有毒害的一环，就把我们囚进现在，呵上帝！在犬牙的甬道中让我们反复行进，让我们相信你句句的紊乱是一个真理。而我们是皈依的，你给我们丰富，和丰富的痛苦。 惠通桥。1942年5月3日，中缅边境畹町失守，日军长驱直入，芒市和龙陵相继被日军占领。5月5日，日军抵达惠通桥西岸，工兵营长张祖武果断下令，炸毁惠通桥。两军隔怒江对峙。1944年8月，中国军队修好惠通桥，运送物资支持松山战役，重新打通滇缅公路。而后中国远征军收复滇西，并再次进入缅甸作战（黄宇 摄）

南京大学教授李章斌分析《出发》一诗，说穆旦强调了战争的冷酷性质以及给人带来的道德悖论。穆旦之所以能跳出“正义—非正义”视角，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基督教思想，基督教所追求的是让罪恶的总量减少，而不是保持道德上的“均势”。

1945年7月，穆旦在云南曲靖207师的兵营中写下了《农民兵》。同济大学副教授胡桑对照分析奥登的《中国兵》和穆旦的《农民兵》，胡桑说，奥登此诗的语调是语言智性所造成的反讽，在奥登笔下，这个士兵是符号的存在，作为智性写作的使用物在场。奥登不需要把自己加入这样的士兵行列，不需要解决书写者的伦理困境。穆旦则要解决农民兵的悲剧处境与书写者主体之间难以调和的矛盾。胡桑老师这番话比较学术，我做一个通俗的理解，奥登写中国兵，不用把自己放进去，“整理成书”和“不知善，不择善”，这是智性的言辞。穆旦写农民兵要解决一个诗人和一群农民兵之间的矛盾，这里面有一种伦理紧张——

穆旦这样开始——

不知道自己是最可爱的人，只听长官说他们太愚笨

穆旦已经用“最可爱的人”来指代士兵了，他用“他们”来写士兵——

他们是工人而没有劳资，他们取得而无权享受，他们是春天而没有种子，他们被谋害从未曾控诉。

穆旦用“我们”来和“他们”对立——

美丽的过去从不是他们的，现在的不平更为显然，而我们竟想以锁链和饥饿要他们集中相信一个诺言。

胡桑分析说，穆旦的自我需要进一步拥抱历史中同行的“人民”，在与之相遇的时刻，借助历史改造自己的主体，以获得伦理上的合法性。由此我们再回到《赞美》中的拥抱——

我要以一切拥抱你，你我到处可见的人民呵，在耻辱里生活的人民，佝偻的人民我要以带血的手和你们一一拥抱，因为一个民族已经起来。

依我看，1941年底，穆旦想要和农夫一一拥抱。1945年7月，作为中校翻译官的穆旦，还是没能完成这个拥抱。一大批左翼诗人好像完成了这个拥抱。下面这个章节会比较长，我想知道，这个拥抱为什么无法完成？为什么在很长一段时间，“晦涩”和“朦胧”都被视为“不好的”？个人与集体之间有怎样的冲突？我有两本参考书，一本是司真真的《1940年代现代主义与左翼的对立和对流》，另一本是肖铁的《群众：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书写与想象》。 云南保山的松山战役旧址，上图老兵雕像高达2.1米，是雕塑家李春华寻访28位健在的中国远征军老兵，拍摄照片后完成雕塑。老兵均饱经沧桑。下图是以历史照片还原的中国远征军士兵的形象（黄宇 摄） 稀奇怪癖洋形式

1937年春节，诗人戴望舒回杭州，在火车上买了本杂志，杂志上有两首“国防诗歌”。戴望舒对“国防诗歌”一直不以为然，火车上忽发雅兴做了一个社会实验。邻座有一个上海工人，戴望舒对工人说，我念诗给你听，听了之后你要说说你的感觉，工人答应了。戴望舒念诗，念完后，工人说，“不懂，不懂，也不好听”。对面坐着一个士兵，士兵手边有报纸，所以戴望舒知道，这士兵认识字，他把杂志递给士兵，请士兵读诗，士兵皱着眉头读诗，有时还念出声来，读完之后，戴望舒问士兵有何感想，士兵回答：“一点意思也没有，全是废话，尽嚷着中什么用，还不是要靠我们的枪杆子。”戴望舒将这段经历写进他的文章，以证明“国防诗歌”无效。

戴望舒这篇文章1937年4月发表在《新中华》杂志上，鸥外鸥做出回应，在《广州诗坛》发表文章，题目是《搬戴望舒们进殓房》，文章中说，戴望舒这一类诗人“消沉颓唐老朽厌世感伤”，与现实生活是“绝缘的远距离的”，是“适应了中产与小资产阶级的社会机构认识不足的幻灭而歌着绝望之歌的”。这篇文章主要批的是戴望舒的个人主义感伤抒情。

戴望舒是搞法国文学的，有一首诗叫《雨巷》，心中有一个丁香一样结着愁怨的姑娘。还有一位诗人也是搞法国文学的，叫穆木天，抗战时写起了大鼓词，这跨度是什么样子？我找来他早期诗作，摘录一段——

我愿透着寂静的朦胧 薄淡的浮纱细听着淅淅的细雨寂寂的在檐上激打遥对着远远吹来的空虚中的嘘叹的声音意识着一片一片的坠下的轻轻的白色的落花

这是穆木天第一本诗集《旅心》中的句子。再看他的大鼓词《芦沟桥》——

讲的是芦沟桥上月半钩，芦沟桥下水长流。远望着巍巍宛平城一座，在近处沙包垒垒堆在桥头。

穆木天的《抗战大鼓词》1938年3月在武汉出版，同月，穆木天去了昆明，担任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云南理事，在武汉和昆明，恐怕很难找到艺人唱大鼓词。穆木天祖籍吉林，1931年加入“左联”，著有《流亡者之歌》，为东北沦陷写下沉痛的诗句。他1934年在《申报》上发表过一篇文章，提出第一人称的写法不适合表现劳苦大众，“第一人称是个人主义的抒情主义的形式”，“他们要求自我表现，所以他们动不动就拿出‘我’（Lemoi）来，可是由自我之表现转变到社会之表现的时代，这种抒情主义的样式，自然，要被抛弃了”。穆木天这段话是针对写实小说而发，等到抗战爆发，他对“诗人”的角色做出了新的阐释。

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后，他的诗集是《新的旅途》，其中有这样的诗句——

歌唱吧，民族的叙事诗的时代到临了，天空和大陆中，实现了英雄的奇迹。民族的生命的火，现在白热地燃烧着，四万万五千万人的怒吼已震动了大地

他还有这样的诗句——

谁是诗人？是你？是我？谁都不是！民族的战斗的行动是一部伟大的诗篇，我们只是一个诗歌的记录者。

穆木天完成了“从颓废的象征再到革命的呐喊，从个人主义的悲欢愁绪中转移到对民族与国家的忧患以及革命行动的渴望中”这个过程，同样完成这个转变过程的还有黄药眠先生，他早在1928年就写过一篇文章叫《非个人主义的文学》——强调自我表达的现代文学提出什么“我”、什么“个性”来反抗社会，把自我推崇到极致，把整个社会分成一个一个人来观察，“个人主义之文学，到了近世亦已成为无依的游魂，所表现的，无非是自我分裂，灵肉冲突的哀吟”，革命的新文学必定是“反个人主义的文学”，个人主义文学是“颓废的、伤感的、怯懦的、叹息的”，革命的新文学是“刚强的、悲壮的、朴素的”，与一个个“空”和“我”相反，要表现社会“整个的东西”。

段从学著有《“文协”与抗战时期文艺运动》一书，其中一段分析“与抗战无关论”。1938年12月，梁实秋在重庆为《中央日报》主编副刊，他发表了一个“编者的话”做征稿，其中说道，“现在抗战高于一切，所以有人一下笔就忘不了抗战。我的意见稍为不同，与抗战有关的材料，我们最为欢迎，但是与抗战无关的材料，只要真实流畅，也是好的，不必勉强把抗战截搭上去。至于空洞的抗战八股，那是对谁都没有益处的”。梁实秋遭到了“文协”（即“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的猛烈批评，在他们看来，“与抗战无关论”并不是单纯的文艺题材问题，而是与抗战前途密切相关的政治问题。段从学分析说，“文协”是领导抗战文艺运动的，对梁实秋的批评自然在情理之中，但这场批评之后，“文协”对抗战文艺运动的规划和引导，与左翼文艺运动有了更多知识谱系的关联。 1942年，日军入侵缅甸，当时已是西南联大外语系助教的穆旦应征入伍，加入中国远征军，任随军翻译

抗战压倒一切。我们来看看抗战对诗人的影响。1937年，何其芳在山东莱阳师范教书，暑假回到北京，他在《流亡琐忆》中记述，“卢沟桥事变发生了。当清晨，当黄昏，我坐在廊下的餐桌边间或又听到隐隐的炮声，像埋在远处的地下的雷鸣。人类的痛苦真似乎是不相通的：当隐隐的炮声响着的时候我凛然举箸不食，默默的想到那每一响的果，仿佛看见了我们的忠勇的守城兵士和宛平县的居民在炮弹下死亡，受伤，但当炮声停止后，天空是那样和平而我的小院子又那样安静，我仍默默的进着早餐或晚餐”。

1937年7月，卞之琳在浙江雁荡山灵峰寺翻译纪德，和小说家师陀租房同住。8月15日他赶到上海，寄宿在李健吾家中，一面翻译《窄门》，一面眺望闸北战火。9月，卞之琳与何其芳都到了成都，他们在成都办了一本杂志叫《工作》。1938年8月，杂志停办，卞之琳、何其芳和沙汀夫妇前往延安。卞之琳跟延安的领导表态，他到延安是参观访问，想看看八路军，一年后他回到了西南。何其芳则留在了延安。王璞在诗歌评论集《地图在动》中分析卞之琳的旅行及创作，段从学教授有一篇文章题为《现代性语境中的“何其芳道路”》，讲述何其芳如何从个人主义的独语者变为革命者，文章开头说，波德莱尔、兰波对革命的热情参与，超现实主义者对暴力变革的极力推崇，是众所周知的文学史事实。说来惭愧，我并不知道这些文学史事实，正好翻过头来读王璞的《地图在动》，这本书中有两篇讲的正是威廉·布莱克和《法国大革命》，兰波和巴黎公社。

以我粗浅的阅读经验来看，我能理解诗人所说的“生活在别处”，何其芳在南方的时候想到北方去，到了北方又思念温暖的南方，段从学的文章中说——《画梦录》是以用词语和意象精心营造的独立的“唯美—象征”艺术世界。左翼文学是对“现实世界”的愤怒和反抗，何其芳的《画梦录》，同样包含着对“现实世界”的愤怒和反抗。何其芳曾经分析自己为什么到了延安，他说，“第一步：我感到人间充满了不幸。第二步：我断定人的不幸多半是人的手造成的。第三步：我相信能够用人的手去把这些不幸毁掉”。段从学分析——“三步论”是“何其芳道路”的经典表述。何其芳的意思是说，《画梦录》和延安之间，存在着某种共同的东西。这个共同的“第三者”，既是“我们知识分子走向革命的原因，同时也是我们爱好文学的原因”。

由此我得到这样一个粗浅的推断，个人主义的文学是感伤的、颓废的，集体主义的文学是刚强的，一阴一阳。抗战爆发，需要更多阳的东西，阴柔的东西不受欢迎。我试着把问题简单化，我在中学课本上第一次读到何其芳的诗——

我为少男少女们歌唱我歌唱早晨我歌唱希望我歌唱那些属于未来的事物我歌唱那些正在生长的力量

后来我买到一本小册子，纸张发黄，封面上三个字是“画梦录”，我早就不记得初读《画梦录》的感受了，但一种“刻板印象”就是从那以后慢慢形成的——悲伤的人到了革命根据地就快乐了，晦涩的诗人变为左翼就明快了。重读穆旦，我在加深这种刻板印象。在昆明，段从学老师在饭桌上给我朗诵了一首田间的诗——

我是一个黑黑的庄稼汉，走进边区政府的大门槛大事，也办；小事，也办。办不了的事，还可以找宋主任商量商量看。

我听了之后，就会想到穆旦的诗——

从子宫割裂，失去了温暖，是残缺的部分渴望着救援，永远是自己，锁在荒野里。

多么明显的差异，一个是顺口溜，一个是现代派。一个可以从人民政府那里得到帮助，一个只能把自己锁在荒野里。段老师不赞同我这种二元对立的阅读方法，他说知识分子总看重思想的正确性，看轻生活的可能性。抗战文学更有力地推动了“个人的发展”，再看看何其芳的自述——“对于我，抗战发生得正是时候。它使我更勇敢。它使我回到四川。它使我投奔到华北。它使我在陕西，山西和河北看见了我们这古老的民族的新生的力量和进步。它使我自己不断地进步，而且再也不感到在这人间我是孤单而寂寞。”

王璞老师也认为我把穆旦和七月派诗人对照阅读的做法毫无必要，他说——新诗源于白话革命，从本质上就是俗语文学。胡适的“两只黄蝴蝶”是俗语，闻一多的“苍蝇似的思想，垃圾桶里爬”是俗语。穆旦和卞之琳都是现代白话汉语，都有欧化的地方，但各有各的不好懂。王璞的意思是，不能用观念的空疏来处理现代诗，用“浅白”和“晦涩”来对立，在诗歌和现实政治之间建立的联系，太简单，只看到了“政治化”中最浅显的一部分。 闻一多发表最后一次演讲后遇刺，图为遇难地的纪念碑（黄宇 摄）

段老师和王老师的教诲，我能听明白。然而，我又要回到个人的阅读体验。我刚开始读诗的时候，碰上过“朦胧诗论争”，诗歌“朦胧”“晦涩”“怪癖”，是会受批判的，让人读不懂，是诗的一条罪证。我知道的第一个讲诗歌的教授，他的名字是谢冕，他说，对“古怪”的诗，评论者不要沉不住气，不要老想着出来“引导”。我知道的第一个诗歌评论家，他的名字是徐敬亚，他写了《崛起的诗群》，为朦胧诗辩护，文章中有一些怪异的图案，来表示诗歌波动起伏的情绪曲线。但他后来做了检讨，说要“时刻牢记社会主义的文艺方向”。我的书架上还能找到一本《西方现代派文学问题论争集》，1984年出版，上册不见了，只剩下册，里面有徐迟的文章《现代化与现代派》，有李准的文章《现代化与现代派有着必然联系吗？》，有冯骥才写给李陀的信《中国文学需要现代派》。我当时买这本书，并没兴趣看这些无聊的讨论，凡是年轻人说的，我就赞成，凡是老年人说的，我就反对。为什么年轻人反而喜欢颓废的荒诞的东西？到现在我也解释不清楚，但二元对立及刻板印象就是从那时候建立起来的——朦胧的、晦涩的东西属于个人，大众不喜欢个人，社会也不喜欢个人。为老人所控制的社会更不喜欢年轻的个人。

一个人写诗，当然可以通俗，也可以晦涩。一个晦涩的诗人，是用独特的语言来讲他独特的体验，如果要求他不能晦涩，要求所有的诗及文学作品都通俗易懂，就是消灭个人的独特性。我在年少的时候，看过很多面目相似的作品，看到的人也大多面目相似，穿着蓝色衣服，推着自行车，因为大家的思想都差不多的浅显，所以也看不出人与人之间有什么深刻的不同。为什么是这样？

易彬在《幻想底尽头》中记载，1958年5月14日到18日，河北省文联召开诗歌作者座谈会，诗人田间主持，正在怀来县下乡的徐迟参加会议，并有三次发言，整理为《南水泉诗会发言》一文，文章将诗风分为“东风”和“西风”，“东”与“西”成为政治标尺，徐迟提到穆旦在1957年写的诗，他说，穆旦的诗写得很晦涩，很糟糕，他翻译过普希金的诗，译笔很流畅，“他自己写的诗正相反。他是有老祖宗的，可以指出他模仿英国的那几个诗人。穆旦的诗确是很典型的西风派”。《诗刊》杂志1958年第四期和第七期，分别推出“工人谈诗”和“战士谈诗”专辑，易彬说，这些文字应该辑录自工人和战士的来信，一位战士批评“诗风不正”的现象——“以写洋诗为荣”，“晦涩难懂”，批评穆旦的诗“调子低沉，情绪灰暗，听不到我们时代的声音，摸不到我们时代的脉搏。不知道抒发的是什么感情”。战士说，穆旦诗七首之类的东西，他们会像一刺刀捅死一个敌人一样，一脚把它们踢开。另一位工人的言论温和，他说，穆旦《诗七首》“写得很深奥，工人看不懂”，可见其“服务态度有问题”。易彬在采访时对我说，“这些批评者是工农兵读者，晦涩会被当成一种病状或者是一个罪状。晦涩被认为是现代主义泥淖里面的东西，是西方的、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的表现，这是跟人民大众为敌。你写了诗歌，人民大众看不懂，你就是跟人民大众为敌。这是1958年的状况。1948年，诗歌批评已经很残酷，当时，时局已经明朗，左翼文化对于非左翼的或者自由主义的作者进行非常严厉的批评，把他们当作人民之敌。在批评者看来，晦涩就是你在玩弄技巧”。易彬书中摘录了一则1948年的诗歌评论，署名诸葛疯——“当我们拆卸开穆旦由西洋贩卖来的稀奇怪癖洋形式以后，所余的便只是一些表现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优越感及崇拜个人英雄的思想和对现实社会的错觉以及对人民的有意的曲解或污蔑。”另一则评论署名晋军，题为《踢去这些绊脚石》，说穆旦的诗“充分的表现了小资产阶级在这个暴风雨的时代里的彷徨和苦闷”，他是“比较觉醒的”，“然而他越是觉醒越是恐惧”，穆旦看不到人民的力量，夸大人民的软弱，“实在是人民之敌”。

我找到了1948年12月发表在《新诗潮》丛刊《理论与批评》上的《踢去这些绊脚石》的影印件，这篇文章主要批评穆旦的《赞美》和《控诉》，文章占5页，因为排版需要，中间有一个豆腐块大小的地方发表了一首诗，题为《啥话都敢讲》，全诗如下——

种人家的地流自己的汗一年四季忙结果落个空稻谷二八分还要完粮税一家老和小受苦又挨饿地主凶似狼喝血又榨油我们庄稼人谁敢哼声气今朝翻了身啥话都敢讲昂起头来干不再做牛马

王璞老师对我说，不能把诗歌当作“现实政治的注脚”，要注意“语言的政治”。我读《啥话都敢讲》这首诗，注意到它使用了“翻身”一词。洪长泰教授1994年出版《以血为墨：抗日战争与通俗文化，1937～1945》一书，其中对“翻身”做出解释——“翻身”意味着一个新的开始，意味着摆脱压迫，获得新生，和所有成功的政治术语一样，“翻身”这个词能让人联想到一幅生动的画面：一个与过去决裂的新社会，在这个社会里，卑微的人翻了身，不再处于社会底层，而是成为新秩序的主人。言辞必须让听众相信其利益在所言之中得到了体现和维护。

洪长泰教授这本书讲述了抗战中的故事。1938年8月，在政治部第三厅的领导下，来自上海的13个剧团被重组为10个抗日演剧团，每个剧团有30名成员，每人领25块工资，他们要到乡下宣传抗日。政治部部长陈诚说，“这10个剧团相当于10个师的兵力”。然而来自上海的剧团下乡演出并不成功，有一位演员回忆，他们在桂林排练演出，取得了不错的效果，但到了乡下，老百姓会问，你们的戏怎么没有锣鼓啊？你们年轻人在台上怎么疯疯癫癫的？更要命的是，农民认不出舞台上的日本兵。电影演员崔嵬在山东做抗日宣传，他说，农民文化水平极低，如果我们把城市里的戏剧搬到农村去演，农民是看不懂的。那些让城里人感动落泪的艺术剧目在农村上演时却没有什么反响。崔嵬说，没有合适的剧本，他决定自己写几个。城里人看的话剧，农民看不懂。这是城乡差别。中国的乡村对城里人来说过于广袤，1939年的数据显示，河北省当时面积153682平方公里，公路里程不足4000英里（约6437公里），铺装路面不足50英里（约81公里）。抗日宣传进入广袤乡村，要在形式上做变革，要做茶馆剧、游行剧、街头剧、木偶剧，用文艺理论家光未然的话说，“能在最短的时间内，用最简单的设备在街头上演，用最通俗的形式进行传播”，后世的读者也知道这样的戏剧，比如《放下你的鞭子》。 抗日战争期间，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剧团表演抗日戏剧《放下你的鞭子》（视觉中国 供图）

抗战期间，文艺界人士把兴起于城市的通俗文化改造成面向辽阔农村的宣传工具，用歌谣、秧歌、戏剧、说书，也包括诗和漫画等形式，彻底改变了中国的大众文化。在《以血为墨：抗日战争与通俗文化，1937～1945》一书中，洪长泰指出，通俗文化的政治化与农村化，不仅在抗战中发挥关键作用，也帮助共产党在内战时起到作用。读了这本书，我才理解，抗日战争是在“文化战线和军事战线”上同时展开的，但也有一点儿疑问，有一则书评说，这场文化战役导致中国文化的“农村化”，以至中国人的意识产生了至关重要的改变。到底我们的文化是否“农村化”了？我们的意识发生了什么样的转变？

我又在搞二元对立，把冯至和穆旦视为精英文化，把田间和阿垅等人视为“农村文化”。这两种东西不能并存吗？1938年写出《小兵》的阿垅后来成为一个诗歌理论家，留下140万字诗歌理论，1951年他出版三大本《诗与现实》，第一册论形式，第二册论内容，第三册论现象。我找到他1949年1月写的一篇文章，分析艾略特及现代派，他的结论是——所谓“现代派”和“现代诗”者，在哲学上是逃荒；在社会学上是绝望；在人生上是否定；在政治上是反动；在艺术上是吸毒和贩毒。他补充道，“我并不是为三十年代的英国诗人们在消毒，大西洋彼岸的公共卫生在我们是太遥远了”。 在滇西部分靠近缅甸的地区，在天气晴朗、视野开阔的情况下，有可能看到缅甸野人山的边缘部分，但通常难以看到野人山的全貌（黄宇 摄）

我青春期刚刚开始读现代诗的疑惑，可以追溯到1958年，1948年和1941年。

1941年秋天，老舍在昆明做了几次演讲，大意是说，抗战时期应该为抗敌而写作，不要在小花小草中寻求趣味。冯至说，“我在学生壁报上读到这段话的记录，内心里感到歉疚。我自信并没有在小花小草中去寻找什么小趣味，也思索一些宇宙和人生的问题，但是我的确没有为抗敌而写作”。冯至写过一篇文章叫《论个人的地位》，他说，二三十年以来，中国在政治的和社会的改革上面，产生过很多口号，每一个口号提出来，总有人随声附和，但终归嚷了一阵，无结果而散。只有一个例外，那就是“抗战”，“我们不愿把这两个字叫做口号，因为那是绝对的真实，绝对的需要”。司真真老师指出冯至的矛盾之处——他一方面批判集体对个人主义的批评，一方面又肯定“抗战”的绝对真实与需要，将集体打着“抗战”口号可能存在的对个人主义的批评排除在外，视为正当。

世间的麻烦不在于一个道理对，一个道理错，而在于两个道理都对，但彼此冲突。隔了80年，再看冯至的《论个人的地位》，他说，“许多批评家往往为了这有名无实的‘集体’两个字，便不容许人有些不合时尚的工作与言论”。他说，“只有一个混沌的社会才不允许个人的地位；东风来了，把所有的人往西方扯，西风来了，把所有的人往东方扯，扯来扯去，仍然是一片混沌。若想把这混沌的状态澄清一些，也只有尊重个人的严肃的工作和明澈的批评”。他在《新诗蠡测》中说，只要对人最切身的问题做探讨，就是为大众、为集体工作，就文字通俗与否、大众了解与否来判断一首诗，是一种皮相的见解。思索生死、爱的意义的作品，看上去神秘，但表现的正是大众根本的问题。他援引艾略特，“一个艺术家的进步是不断牺牲自己，不断消灭自己的个性”，为的是归附于那些比自己更有价值的事物。

《新诗蠡测》1941年7月14日发表在昆明《当代评论》上，7月20日的《战国策》杂志又发表了冯至的文章《一个对时代的批评》，这篇文章介绍了丹麦作家克尔凯郭尔的思想，冯至在文章中说——群众把一切“个人”溶在一起，成为一个整体，但是这个整体是最靠不住的，最不负责任的，因为它什么都不是。有意思的是，艾青在1940年写过一首诗，叫作《群众》，后三节如下——

那边是什么——那么多，那么多……无数的脚，无数的手，无数攒动的头颅……在窗口，在街上，在码头上，在车站……他们在做什么？想什么？愿望着什么？……这是可怕的奇迹：当我此刻想起了我已不复是我自己，而是一个数字这数字慢慢地蜕变着，庞大着——直到使我愕然而痉挛我静着时我的心被无数的脚踏过我走动时我的心像一个哄乱的十字路口我坐在这里，街上是无数的人群突然我看见自己像尘埃一样滚在他们里面……

我拉拉杂杂说了一大堆，还不如用这首诗来证明，穆旦之所以无法完成拥抱，是因为不愿意像尘埃一样滚在人群里面。 我们之外，再没有别人

1942年，穆旦跟随远征军从缅甸撤到印度，1943年1月回到国内，在昆明闲居，2月在云南曲靖第五军汽车兵团任少校英文秘书，教团长罗又伦英语。此后两年，他在国际宣传处做过职员，在中国航空公司做过职员，辗转于昆明、贵阳、重庆，他想找待遇好的工作，有好一点儿的生活条件，可以给父母寄钱。1945年欧战胜利日，穆旦写了一首诗《给战士》，开头几句是——

这样的日子，这样才叫生活，再不必做牛，做马，坐办公室，大家的身子都已直立。

今日的牛马看到诗人能在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日看到办公室里的法西斯，应该会会心一笑，同意诗人所说的，所谓“人民的世纪”就应该是“为日常生活而战，为自己牺牲”。

1945年6月，穆旦又回到曲靖，罗又伦已成为第207师师长，穆旦就任中校英文秘书。1945年11月，穆旦跟随师长罗又伦的吉普车队，开始北上之旅，由昆明至长沙，由长沙至武汉。1946年1月，穆旦乘飞机回北京，“一月六日的正午，在离开昆明的一个半月后，我在天空中看见了北平。是八年未见的北平”。他在给《独立周报》的文章中说，物价飞涨，北平人八年来习于安定的生活和正常的谋生之道，三个月的和平却是噩梦，由吃肉而吃素而吃咸菜而吃盐。这篇文章署名“本报特约记者查良铮”，但仔细读来，却多是观感，而没有实际的调查、实在的数据。诗人可以偶尔担负起一点儿记者的职责，但诗人更重要的工作是写诗，诗可以揭示更深刻的真相。穆旦有一首诗，题目叫《旗》，其前半部分如下——

我们都在下面，你在高空飘扬，风是你的身体，你和太阳同行，常想飞出物外，却为地面拉紧。是写在天上的话，大家都认识，又简单明确，又博大无形，是英雄们的游魂活在今日。你渺小的身体是战争的动力，战争过后，而你是唯一的完整，我们化成灰，光荣由你留存。

面对飘在空中的旗帜，穆旦的态度比较含糊，旗子上有英雄的游魂，也有幸存者的忧虑。用梁秉钧的话说，穆旦“不轻易接受外加的格式和未经感受的理想”。这首诗写于1945年，发表在1947年6月的《益世报·文学周刊》上。1948年，巴金主持的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了穆旦的诗集《旗》。我要再一次对照着读一下七月派的诗人，孙钿同样题为《旗》的一首诗——

革命的旗树在我们坚定的意志上了湿的旗倒了吸着热的鲜血旗更美丽我们把它树起来虽然破了旧了我们仍是疼爱的

孙钿的诗集《旗》于1942年在桂林出版，1947年在上海再次印刷。1948年，阿垅在第六期《泥土》杂志上发表《〈旗〉片论》，赞扬孙钿的诗——“好像春雨沛然中的溪涧，猛涨而怒鸣，奔腾而坚执，呜咽而高歌……洋洋乎战斗的青春，浩浩乎队列的前卫”。阿垅强调，旗是我们的象征，“一个集合中心，一个作战目标，一个进军方向，一个不可撼动的决心，一种连续不断的战斗行动，一种最后胜利的把握和信仰”。同一年，阿垅还写了一篇同名的《〈旗〉片论》，讨论穆旦的《旗》，他知道穆旦在远征军的经历，于缅甸败退之后，“他的虹彩就黯淡而迅速的消失了”，诗集《旗》是悲观主义的，虚无主义的，“入骨的毒性”，“灵魂的绝望”。阿垅说，孙钿是在起来斗争的人民的热情的波涛里的，在人民的前进的步伐里，在有所信仰的人民的生活的要求里，他不但参与了战争，并且还要决定战争呢。“而穆旦，仿佛是一个外来的人，一个偶然的加入者，——即使也参加了军队，但是那里并不是人民的意志，也感不到他们的力量，由于一时好奇和义愤而路见不平牵入了战涡以后就对于这纠纷本身十分失望和灰心。”

抗战胜利后，穆旦有一段时间在沈阳办《新报》，这是一份有军方背景的报纸，穆旦依旧从207师领工资。报纸被查封后，穆旦回到北京，他以复员军人的身份参加了公费留学考试，已被录取，打算赴美留学。林徽因1947年10月有一封写给费慰梅的信，说她跟女儿梁再冰及一些年轻人一起去颐和园游玩，其中有一位诗人，说的正是穆旦。不知道曾经被一位诗人追求过的林徽因是否意识到这位年轻诗人正在追自己的女儿。梁再冰在1955年11月26日的一份检举材料中说，当时穆旦对她“表示有好感”，可能有和她“谈恋爱的打算”。

1947年11月22日，穆旦有几首诗发表在《益世报·文学周刊》上。其中一首题为《暴力》——

从一个民族的勃起到一片土地的灰烬，从历史的不公平的开始到它反复无终的终极：每一步都是你的火焰。从真理的赤裸的生命到人们憎恨它是谎骗，从爱情的微笑的花朵到它的果实的宣言：每一开口都露出你的牙齿。从强制的集体的愚蠢到文明的精密的计算，从我们生命价值的推翻到建立和再建立：最得信任的仍是你的铁掌。从我们今日的梦魇到明日的难产的天堂，从婴儿的第一声啼哭直到他不甘心的死亡：一切遗传你的形象。

从《暴力》一诗中，可以看到穆旦对战争的态度。1946年下半年，国民党单方面召开“国大”，大举进攻解放区，国共内战全面爆发。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教授姜涛说，自1947年春开始，穆旦连续写下《时感四首》《荒村》《饥饿的中国》《甘地之死》《诗四首》等作品，类似于一个连续展开的、动态的政治观察与评论，分别对应于国共和谈失败、内战全面爆发、恶性通货膨胀、“反饥饿、反内战”运动，以及战局逆转、历史走向明朗之后的时事观感。

姜涛教授在《一个诗人的内战“时感”》中分析了穆旦《时感四首》的第一首，这首诗写于1947年2月，第一节如下——

多谢你们的谋士的机智，先生，我们已为你们的号召感动又感动，我们的心，意志，血汗都可以牺牲，最后的获得原来是工具般的残忍。

姜涛教授在文章中说，诗句中“谋士的机智”，“飞来飞去在我们头顶”，“在幕后高谈，折冲，策动”等语句，都有非常具体的时事影射。1946年政治协商会议召开及国共和谈期间，国共双方代表，马歇尔以及“第三方面”人士来往穿梭，的确十分密集地进行“高谈，折冲，策动”。参与其中的梁漱溟曾详尽记录了谈判各方“飞来飞去”的信息，“四月三十日，马歇尔飞南京，蒋介石飞西安。五月三日，周恩来飞南京。五月八日，我们民盟也飞上海了。从此以后，和谈就在京沪一带进行”。这些东西南北、聚散分离的飞行，其实已暗示了各方立场的错杂分歧。

1947年7月，袁可嘉发表了一首诗，也是针对内战的——

当然要诅咒，多少生命倒下如泥土，你们拿枪杆在死人身上画地图；你争面，他占线，我们岂只能装糊涂，伴随地名肉团子般任你们吞吞吐吐。一种自私化为两型无耻，我们能报效的却只是一种死；冬夜远地的战争传来如闷鼓，城市抱紧人畜为你们的自信受苦！

1948年第2期的《蚂蚁小集》上，阿垅发表了一篇《自由主义论片》，文章开头说，“伪善者的面孔总是悲天悯人的，然而他又总是十分尴尬的，比方尝试集的作者胡适吧，就是以自由主义为国民身份证的”。这篇文章从胡适批到朱光潜，袁可嘉这首诗也拿出来批评一番。在阿垅看来，自由主义者是惺惺作态以邀圣宠的政客。1947年7月发表在《泥土》上，署名初犊的文章《文艺骗子沈从文和他的集团》，其中说袁可嘉、穆旦等年轻诗人都是沈从文的“喽啰”，在“现实面前低头、无力、慵惰，因而寻找冷静地忍受着死亡的奴才式的顺从态度”，“乐意在大粪坑里做哼哼唧唧的蚊子和苍蝇”。

钱理群先生《1948：天地玄黄》一书中有一个章节叫《诗人的分化》，对1948年的诗坛状况做过细致的梳理。易彬在《穆旦评传》中写，1948年3月，郭沫若《斥反动文艺》发表，批判非左翼作家的写作，对左翼内部的作家进行了清算，文章背后的政治旨向已相当清晰，但1948年11月，沈从文、朱光潜、冯至等人，还在探讨“今日文学的方向”，设想文学“还可以修正政治”。

我无法感知当年这些批评是什么样的力度，从我拿到的影印件来看，《泥土》和《蚂蚁小集》都是十来页的小册子，印制粗糙，出版也不稳定。我也不知道沈从文当年主编的《益世报·文学周刊》和朱光潜办的《文学杂志》能有多大的影响力，但隔着80年，把这些文字集中起来对照着看，也还能读出一点儿火药味。

三联书店1988年出版袁可嘉的《论新诗现代化》一书，袁可嘉在自序中说，书中文章写于1946年冬到1948年底，“那个时期解放战争正在胜利进行。在国统区文艺界，文学是阶级斗争工具、文学必须为现实政治服务的观点相当流行。这在当时是不可避免的，自有它的历史意义和作用”。袁可嘉说他当时对“人民的文学”的理论和创作都缺乏全面的理解，这些旧文章能结集成书托福于新时期文艺政策。这一组文章较为平和，袁可嘉还在讨论怎么写诗，不能继他人的象征而象征，以一种形象替代千万种形象，“黎明似乎一定带来希望，暴风雨似乎一定象征革命，黑夜也永远只能表示反对派的迫害”。他批评左翼诗歌感情过量，偏执地以为“观念的壮丽”就是“作品的壮丽”，“观念的伟大”就是“创作者的伟大”。在《诗与民主》一文中，袁可嘉说，民主不仅是一种政治制度，还是一种全面的、整体的文化形态，民主文化是现代的文化，民主的诗也该是现代的诗，要有辩证、包含、复杂、有机、创造的特质。

对照阅读袁可嘉及左翼评论家的文章，时常有一种“鸡同鸭讲”的感觉。比如同样是发表在1946年的两篇文章，袁可嘉在《诗与晦涩》一文中，讲晦涩是怎么形成的，晦涩有什么样的价值，该怎么克服阅读的困难。黄药眠在《论诗歌工作者的自我改造》说，“他们不是直接地说出他们的所见，所感触，所思维，而是若隐若现，若吞若吐的暗示着，隐喻着，微妙的难于捉摸的感觉和情调。他们像梦中蟾语似的，曲折地，模糊地传出作者的纤维的脆弱的，忧郁的，悲哀的，灰暗的，感喟的，无可奈何的情绪，他们不必求为大众所知，而只愿为一二知音所了解。显然的这种作风完全不是大众化的，同时也不是现实主义的。这一类的诗，甚至有时就是一般的智识分子也很难于理解，只有那些高级的智识分子，多少有点世纪末的神经质的敏感的人才能读懂”。

在1948年的批判风潮中，多被指涉的穆旦做何反应？易彬《幻想底尽头》中说，公开的回应尚未发现，私底下据说是充满怨气的。梁再冰1955年11月26日的检举材料中摘录了穆旦的一些来信内容，其中一封1949年初的信中写到他对批判文字的看法，“骂我的话看来，只要他们有一天得势，我是一定要受他们‘训练’的。我实在想写一些鲁迅杂文式的诗，把他们也反扫荡一下，我实在看不惯这种……”。当时穆旦在曼谷为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工作。1949年8月，穆旦由曼谷上船，赴美留学。他在船上拍了一张照片，坐在帆布椅上，面带微笑，颇为轻松。

邹汉明撰写的《穆旦传：新生的野力》是穆旦传记的上半部，下半部名为《普通的生活》，正是从穆旦赴美留学写起。邹汉明对我说，他在这里使用了一个叙述技巧，先写聚集在香港的左翼人士受邀北上，再写穆旦独自前往旧金山。1949年2月27日夜，叶圣陶、柳亚子、郑振铎、马寅初、曹禺等知识界名人在香港登上“华中轮”，叶圣陶在船上给大家出了一个谜语，“我们一批人乘此轮赶路”，打庄子的一篇文章，谜底是“知北游”。与“知北游”相反，穆旦在8月由曼谷经香港前往旧金山。邹汉明说，跟那些“知北游”的知识分子相比，穆旦是个小角色，他的名声只局限在小圈子里。六年后，穆旦在一份交代材料中为自己辩解，说他出国前给母亲写信，“两三年必返”，“我出国是个人旅行，而不是政治逃亡”。

北上的文人中有聂绀弩，他在香港写了一首长诗，题为《一九四九年在中国》，这首诗收在他唯一一本新诗集《元旦》中，《元旦》在香港出版，出版日期写的是“民国三十八年七月”，作者此时已北上去参加新中国的开国大典。《一九四九年在中国》是准备好的贺礼，诗中全是崭新的气象——“瞎子眼亮了/聋子会听了/哑巴说话了/瘫子走路了/傻子聪明了/枯骨长肉了/死人复活了”，诗人骄傲地宣布——

昨天是卑微的奴隶，今天是一切的主人！在中国，我们之外，再没有别人！   “纯粹扯淡”

1944年5月，新一军的上尉参谋黄仁宇在缅甸密支那大腿中枪，养伤期间，他给《大公报》写文章，报道密支那战役，这篇文章给他带来300卢比稿费，相当于75美元，差不多是上尉五个月的津贴。他后来在《黄河青山》中说，“在我的一生中，我从未享受暴力及战争行为带来的快感。不过，当我说战场上的恐惧有其动人的层面时，必须弄清之间的细微差异。我猜，所有这一切都是因为当死亡不过是一瞬间的事，而生命降格成偶然的小事时，个人反而从中解放”。 历史学家黄仁宇

日本宣布投降时，黄仁宇和他的长官郑洞国在昆明，郑洞国负责去上海受降，黄仁宇也到了上海，令他惊讶的是，先施百货还在，永安百货也在，商店里能买到威士忌和骆驼香烟。1946年，黄仁宇去美国学军事，短暂回国后，又到美国留学，他庆幸自己没和郑洞国一起在东北战场当俘虏。他在自传中反思：“凭我一个大一肄业生和军校毕业生，为何可以和许多将军对谈？和许多文人交往？”他的结论是，当时在中国，高等教育是稀罕事，受过教育的年轻人到前线去，少之又少，领导人面临组织缺失和技术困难。对于领袖来说，蒋介石想打造一个上层结构，但要用秘密警察确保内部的安全；毛泽东的方式是，重建村落单位，回到基础，打造一个一致的下层结构。

易彬在《幻想底尽头》中说，在现代中国，个人与国家之间存在一种难以调和的矛盾，个人追求独立、自由的精神品格，国家要求集体意志，国家总是不断将“小我”拉入“大我”的行列，不断压低乃至扼杀基于个人的生存体验而发出的声音。强调“个性”或“独特风格”的穆旦可以视为一个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而个人之自由，个人对生存权利的思考，往往同时复合了对于民族国家的生存权利的思考。穆旦留学而后回国，肯定也经历了慎重思考，最终，他仍将“个人自由”的实现放置在新型现代国家的历史建构当中。 穆旦与周与良在芝加哥大学

1953年2月初，在芝加哥大学拿到硕士学位的穆旦和夫人周与良回到祖国，据周与良回忆，“在深圳停留一天，等待审查。然后去广州，住在留学人员招待所，填写了各种表格，住了一周审查完毕，才离开广州”。易彬在研究中接触了穆旦所写的大量材料，他说，“最开始的材料比较简单，就是填一个表，填上一些简单的信息。后来，要填的材料越来越厚，给你留的空间变大了，你要越写越多。在比较短的时间之内，穆旦就熟悉了写材料的文风，比如他会写，他在美国待不下去，他会表达对新中国的喜悦。到后来，他需要不断交代。有些材料，是结合事实展开，写自己各个阶段的经历，类似于履历表，比如从西南联大开始讲起，结合事实来做出反省，这是交代材料。还有一种是纯思想的检讨交代，并没有什么事实触动他来交代来反省，但要不断地挖自己的病根，来找自己的罪证。这就进入到卡夫卡状态”。

王璞老师说，“1949年后的文学有一个一体化的进程，不同的文学人、文学势力，都有自己进入人民中国的逻辑，也在寻找自己参与这个进程的方式。穆旦也不例外。他一直在适配中”。穆旦在芝加哥大学选修了俄语，回国后，就开始翻译一本苏联的文艺理论，1953年10月，这本《文学原理》进入了出版流程，随后两年，他翻译了多本普希金诗选，这些书都在巴金和萧珊主持的平明出版社出版。易彬统计，《文学原理》总印数大约有17万册，普希金系列达数十万册。平明出版社当时尚属私人企业性质，萧珊按版税与穆旦结算稿费。

有一篇回忆文章说，穆旦回国后，曾拿着自己过去的诗，请他在南开大学的学生看，“这些学生和他写这些诗时的年龄不相上下，也是学外语，且喜爱文学，爱读诗的，都坦率得可爱地对他讲：他们读得头疼，读不懂，不知所云。他们表示自己喜爱的，恰恰是现在有的评家用以和穆旦相比而看作不入流的作品。这对穆旦的震动太大了。他不是怪自己学生水平太低，而是反思自己对奥登等的模仿太过了。怨自己对人民群众的不了解。相信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诗。他愿多读点当时的年轻朋友反映新生活的作品，由此思考些问题再动笔”。我问易彬教授，1953年和1947年相距并不太远，学生们的文学趣味发生了怎样的变化？易彬让我去读《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这本小说体现了苏联文学的趣味及影响力，书中人物以苏联小说为行为准则。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唐小兵给我推荐了两本书，一本是《长辈的故事》，是一个昆明家族的回忆录；另一本叫《远去的都市》，讲的是1950年代上海发生了怎样的变化。我看了这两本书，简单来说，头一本书有不少漂亮的家庭照片，抗战时的昆明，中产阶级家庭依旧热衷穿漂亮衣服，拍时髦照片；后一本书讲上海的私营报纸及好莱坞电影如何一步步消失。1955年底，平明出版社并入国营的新文艺出版社。

1957年，穆旦在《诗刊》《人民日报》《人民文学》上接连发表九首诗。然而，“双百方针”之后，就是“反右”。1958年，巫宁坤成为“右派”，下放劳动。12月18日，天津市人民法院法刑一管字141号判决书宣布查良铮为“历史反革命”，依法判处管制三年，撤销副教授职务，工资由六级降为十级，离开南开大学外文系，到图书馆“监督劳动”。根据1979年的《关于查良铮问题的复查意见》记载，判决的主要依据是“发表反动文艺，在匪中央日报上书写反动诗《火炬》，1942年2月充匪青年军少校翻译官去往印度，回国后在匪国民党干训团中充中校秘书”，回国后“反动思想没有得到改造”。

1956年4月22日，穆旦写了《我的历史问题的交代》，总共25页，其中有这样一段话，“我原已经准备迎接解放，因为我当时认识到，共产党来了之后，中国会很快富强起来，我个人应该为百分之八九十的人民高兴，他们翻了身，个人所感到的不自由（文化上、思想上）算不了什么，可以牺牲”。这段文字被画线并且边上有四个字的批语：“纯粹扯淡！”邹汉明向我出示了这份材料的照片，我看到了“纯粹扯淡”四个字，像邹汉明所说，这个“扯”字有点潦草，写得像个“拉”字。叹号那一竖是从上往右边撇下来的，最后那个点点得很开。让我没想到的是这份材料是繁体字，竖着写，从右向左，我没想到这种中国古文书写格式，也可以用于交代材料。

我得承认，我很认真地阅读了易彬和邹汉明的这两本穆旦传记，但依然记不清历次运动的先后次序以及这些运动跟穆旦交代材料的关系，“三反”“五反”和“肃反”哪个在前？“批胡风集团”和“红楼梦批判”哪个在前哪个在后？所以，我问他们两个简单问题，穆旦遭受了什么皮肉之苦？穆旦的149块的工资取消了，只发60块生活费，他老婆周与良的工资受影响了吗？易彬回答，穆旦在“文革”中被剃过阴阳头，这源自其儿女的回忆，此外未见到穆旦遭受皮肉之苦的材料。邹汉明回答，“我个人确实没有读到过穆旦受皮肉之苦的记载，但读过其子女回忆文章中说他被剃阴阳头的经历。政治运动对穆旦的影响是常年的压抑，心情不顺畅，心脏病概率大大增加。穆旦59岁突然离世，往深里究，跟时代对他的压制是有关联的”。邹汉明说，周与良的工资比穆旦高，未见其工资受到影响的记载，他们的家庭生活还不至于到捉襟见肘的地步。我关心皮肉之苦和工资问题是因为，我在巫宁坤的回忆录中看到，巫宁坤在劳改农场并无收入，他老婆李怡楷带孩子下放到安徽农村，李怡楷每月有50元工资，村里人都极为羡慕，因为那个村子只有村支书一人年收入能到100元以上，一般村民每年只有十几元的进项。

穆旦有两句诗，“多少人的痛苦都随身而没/从未开花，结实，变为诗歌”。大多数人是不会写诗的。段从学教授在昆明给我解释什么叫“现代性结构”，他说：“《圣经》中约伯以为，我经历的苦难都是上帝在考验，我的命运不好只能怪我自己，命苦不能埋怨别人，基督教的解释是叫原罪，佛教的解释叫前世不修，你之所以过得不好，责任在你身上，这就是古代的思想结构。现代思想以马克思最为典型，为什么我们过得不好？因为有资本家在剥削。《国际歌》是这样唱的——最可恨那些毒蛇猛兽，吃尽了我们的血肉。一旦把他们消灭干净，鲜红的太阳照遍全球！马克思把古代的结构给颠倒过来了，穆旦就生活在这一颠倒的结构当中，这是一种现代性思想结构，为什么我这么糟糕呢？一定是这个世界坏了！古代是讲你有罪，你过得不好，但你没有抱怨的权利。卢梭不这样想，他说人生而自由，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古代思想剥夺自我辩解的权利，现代思想可以归咎他人，卢梭要论述人类不平等的起源，这是一个有罪的世界，一个不平等的世界，我们怎么办？我们要重新订一份契约，过上美好快乐的日子。人是很容易自恋的，我是无辜的，我是纯洁的，穆旦的许多诗都是这样的模式——纯洁自我对抗丑恶社会，周围社会太糟糕了，我越来越混乱，像我这样纯洁的人都堕落了，比如他的诗——我们做什么？我们做什么？呵，谁该负责这样的罪行？一个平凡的人，里面蕴藏着，无数的暗杀，无数的诞生。这首诗的题目就叫《控诉》，对不对？”

穆旦1955年10月写过一份《历史思想自传》，其中有这样几句，“经过这次肃反运动，党对我的教育后，我才开始理解到自己一向未站在人民的立场，理解到立场的重要”。从这几句来看，穆旦无法再“归咎他人”。1958年10月，整风运动告一段落，穆旦写了一份《思想小结》，“我写诗，读诗，我觉得我受的影响，主要是三个英国近代的、一度信奉过共产主义的诗人。我沉迷于欧美近代一些作家的东西，感到自己有较广泛和开明的世界观，自以为说不上太落后”。穆旦原先的“纯洁自我”又冒头了，但再也不敢对抗社会。政治运动的喜剧性在于让一个人的思想结构和言说方式都发生彻底改变。1960年，袁可嘉在《文学评论》第六期上发表文章，题目是《托·史·艾略特——美英帝国主义的御用文阀》，文章说，艾略特是“美英两国资产阶级反动颓废文学界一个极为嚣张跋扈的垄断集团的头目，一个死心塌地为美英帝国主义尽忠尽孝的御用文阀。20世纪20年代起，他在美国法西斯文人庞德、英国资产阶级理论批评家瑞恰慈等人的密切配合下，在美英资产阶级理论批评界和诗歌创作界建立了一个‘现代主义’的魔窟”。

易彬接受采访时，也给我背诵了一首诗，冯至去世前不久写的《自传》——

三十年代我否定过二十年代的诗歌，五十年代我否定过四十年代的创作，六十年代、七十年代把过去的一切都说成错，八十年代又悔恨否定的事物怎么那么多。 1965年秋，穆旦全家合影 幻想的尽头

1959年1月1日，穆旦日记中写道，“我总的感觉是，必须彻底改正自己，不再对组织及党怀有一丝不满情绪，以后应多反省自身，决心作一个普通的勤劳无私的劳动者。把自己整个交给人民去处理，不再抱有个人的野心及愿望”。1962年1月，天津市公安局批准撤销对查良铮的管制，继续在南开大学图书馆做职员，从事整理图书、抄录卡片、清洁卫生等事务。这一年，他开始翻译《唐璜》。易彬的《穆旦年谱》中，1967年只有一页半的篇幅，两条内容：春天，红卫兵越轨行为增多，许多老教授的住所受到侵占；年底，校内武斗增多。这一年，穆旦被赶到劳改队，专门打扫校园道路及厕所，清洗打扫游泳池。

2019年9月，邹汉明到南开大学东村宿舍，东村70号是穆旦一家住过的平房，已被拆除。邹汉明写了一首诗，题为《寻访穆旦旧居》，其中有这样几句——

地址，围墙，都还在，屋顶不在在一片干枯的废墟上，在秋日的薄光中地址的主人出远门了赭红的断砖下，苍老的声音仍在推敲英语、俄语和汉语的组合，元音向辅音低下无辜的脑袋

2025年1月，邹汉明再次到了南开大学，进入正要整修的图书馆，邹汉明说：“从1958年到1977年，穆旦在此消磨了一生中宝贵的19年时间，我好像能见到穆旦的身影出现在这里的台阶、窗口及日光灯下。”邹汉明又写了一首诗，其中有一句，“诗以什么样的方式和诗人相见”。

穆旦1971年10月10日接到通知，要去天津大苏庄劳动，大苏庄是天津教育系统的“五七干校”。随后，穆旦的日记中记载了大量劳动。易彬在传记中这样处理——

收白菜、胡萝卜，倒白菜，拉船，上房梁，装炉子，勾墙缝，房屋上泥，运砖，修猪圈，拉水车，油漆，运肥，上肥，粉碎高粱，堆柴，翻马粪，粉碎猪饲料，补麻袋，挖萝卜，剥树皮，运柴，搬树，填沟，轧草，培菜梗，埋树，垫羊圈，垫路，修船，培埂，装高粱，剁草，堆谷草，运草，抢修水沟，抢种山芋，挖沟，平沟，埋水管，挖树，锄草及玉米苗，耪地，铡草、间谷苗，锄地，补种，突击耪地，补种玉米，锄草谷地，开苗高粱，施化肥，挖沟，做埂，撒杀虫药，翻山芋秧，牵马，填草堆土，弄草，插树秧……

后面还有200多字，我就不抄了，我对照传记中的这段文字及穆旦日记，易彬只省略了具体日期。易彬说，如此罗列，是想让后世的读者知道劳动改造的一般情形，如此细致的劳动，可以把知识分子改造成劳动能手。有意思的是，邹汉明的传记也如此处理，把劳动词语一一罗列，我问邹汉明，易彬已经这样处理了，为什么你还会做同样的处理？邹汉明回答：“那些关于劳动的词语，像一块块翻垦过来的泥土，晒干了，本来就硬朗而显目地躺在穆旦的这几页日记里，任何人读到这里，都会屏住呼吸，不愿多说。作为传记作者，第一选项就是筛选一下，不动声色地排列它们。这可能是书写者的一个本能。这些劳动的词条排列在一起，其实不想邀请读者仔细阅读。这黑压压的一块，类似于一张图片的作用，它首先在视觉上给你一个冲击，希望引发读者深刻的共情。”邹汉明说，“我读过一篇题为《诗歌与虚构》的论文，作者说，当诗人要说事物的名称，并通过语言清晰地说出它的时候，他不是在贴标签，而是在爱：给它增添意义的强度。苏珊·桑塔格在《激进意志的风格》中把这种现象叫做仁慈的唯名论。罗列穆旦在大苏庄的劳动种类，是给它增添意义的强度”。

我相信这样的罗列，就是一首诗，诗与诗人就这样相见。我再来做一个对比，聂绀弩在北大荒劳动时也写了一些诗，他锄草、挑水、推磨、放牛、扫厕所，他写推磨，“把坏心思磨粉碎，到新天地作环游”；写搓草绳，“一双两好缠绵久，玩转千回缱绻多”；写挑水，“一担乾坤肩上下，双悬日月臂东西”。严肃的学者不会胡乱对比，更不会乱发议论，但我觉得聂绀弩这样的诗，实在饶舌。易彬在《幻想底尽头》开篇将穆旦描述为“沉默的诗人”，易彬说，所谓“沉默”有双重含义，个人的有意强化和时代的无意阻隔。但我还记得一位英国思想家的告诫——我们常有一个错觉，以为人群中那个哭声最响的人所受的冤屈最深。

我试着用轻松的笔调来描述一下穆旦的晚年生活，儿子去内蒙古插队了，穆旦去邮局买《无线电》杂志给儿子保存着，希望儿子以后能修理无线电，他还买了“中学数理化自学丛书”和养鸡、养猪、种水果方面的技术手册。他在农场劳动，排队买饭，看见一个食堂伙计正在读《普希金抒情诗选》，于是决定修改和增译普希金。听闻萧珊去世，感到少了这样一个友人，就是自己死了一部分。他给杨苡写信说，“我今年已经五十五岁了，头发白了，老相十足”。1973年之后，社会气氛渐渐宽松，他在天津饭店见了从美国归来探亲的朋友，他在书店买到了封神、说唐、说岳等话本，他给年轻的朋友写信，信中会吐槽当时粗鄙的小靳庄诗歌，他抄录奥登的诗，叮嘱对方，看完信之后要扔掉。1975年，他接到老友杜运燮的信，看到杜运燮写的诗《公鸡》，随即写了一首《苍蝇》，苍蝇“在阳光下飞来飞去”，“世界是永远新鲜，你永远这么好奇”，“半饥半饱，活跃无比，东闻一闻，西看一看”，也不管别人的厌腻，“是一种幻觉，理想，把你吸引到这里，飞进门，又爬进窗，来承受猛烈的拍击”。诗人像是用苍蝇来描述自己的命运。他会从天津到北京看望父母，但也没有太多话说。他关心春节的食品供应，想买到高级糖果。1976年，家里买了一台电视，友谊牌，八寸，售价245元。他写更多的诗，也做翻译，早上起来，拖着伤腿，挪到书桌边，坐到小床上，打开书，铺开纸，开始工作，他喜欢在冬天的太阳短命的日子里，把工作静静做完，下午4点，又冷又黄昏，喝点儿酒。晚上11点，上床睡觉，腿伤，挪动自己的身体也会发出呻吟。有时，他也会在晚上工作，会遇到停电，点上蜡烛，第二天看到小小的蜡台摆在桌上，残留的烛泪挂在两旁，“这时我才想起，原来一夜间，有许多阵风都要它抵挡”。他害怕寒冷，生命最后两个冬天，总觉得特别冷。抛开具体的背景，这不过是一个孤独者的形象，年纪渐长，与粗鄙的时代格格不入，沉浸在文字中。张新颖教授有一本诗集叫《三行集》，其中有这样两段——

146与文章的交流是表面的深一层是句子逐渐老去的人 与词和字相伴147从未有一篇文章或一本书的生命长过其中用到的单个的字和词即便虚词  也蓄满了亘古以来的风

2025年6月6日，北京大学姜涛教授在复旦大学做了一场讲座，有一页PPT展示穆旦1976年的日记，全年的日记不过七则，极为简短，记录了摔伤、病情、地震、粉碎“四人帮”及《唐璜》在出版社留用这几项动态。姜涛说，“这是穆旦这一年的朋友圈”。姜涛讲穆旦的写作，他承受苦难，把苦难转化为智慧之树。《智慧之歌》这样开头，“我已走到了幻想底尽头，这是一片落叶飘零的树林”，爱情和友谊变得冰冷，理想成为笑谈，痛苦还在，它是日常生活，智慧之树不凋，要以痛苦为营养。诗人将笔触铺开，似乎急于为一切做出总结。姜涛说，“从风格上看，穆旦晚年的这些作品跟他的早期作品有差异，朗朗上口，容易诵读，句子很完整，没有什么断句、跨行，每一首诗基本上都形成一个相对完整的诗歌形象，或者提供一两个金句，是对于人生、对历史经验具有凝聚作用的金句。如果把他的晚年写作跟他同一时期与朋友信中的讨论，同一时期持续不懈的翻译实践联系起来看，穆旦虽然面对一个生命的终局，却在酝酿一些新的东西，他的诗学思考有一些新的觉悟，新的转机，这些转机也跟1976年的政治氛围相关”。

我来抄录穆旦1976年7月的诗《自己》，第一节如下——

不知哪个世界才是他的家乡，他选择了这种语言，这种宗教，他在沙上搭起一个临时的帐篷，于是受着头上一颗小星的笼罩，他开始和事物做着感情的交易：       不知那是否确是我自己。

全诗共四节，第二节第三节略去，直接看第四节——

另一个世界招贴着寻人启事，他的失踪引起了空室的惊讶：那里另有一场梦等他去睡眠，还有多少谣言等着制造他，这都暗示一本未写出的传记：       不知我是否失去了我自己。 （插图：范薇）  因为诗不能让任何事发生

1938年，奥登离开中国后前往美国，而后在布鲁塞尔停留，在那儿写了一首诗，题为《美术馆》，前半部分如下，来自马鸣谦、蔡海燕的翻译——

关于苦难，这些古典大师从来不会出错：他们都深知其中的人性处境；它如何会发生，当其他人正在吃饭，正推开一扇窗，或刚好在闷头散步，而当虔诚的老人满怀热情地期待着神迹降世，总会有一些孩子并不特别在意它的到来，正在树林边的一个池塘上溜着冰：他们从不会忘记即便是可怕的殉道也必会自生自灭，在随便哪个角落，在某个邋遢地方，狗还会继续过着狗的营生，而施暴者的马会在树干上磨蹭它无辜的后臀。

伊格尔顿在《如何读诗》一书中对这首诗做过详细的分析，他说，这一节诗的字面意义，从人类的苦难延伸到马的屁股，包含一种“突降（bathos）”，从严肃的“神迹降世”到有意为之的平实，孩子并不反对神迹的降生，但也并不为此热血沸腾，这一片段面对的问题是如何适当地嘲讽苦难，又不显得玩世不恭。它需要把人类的痛苦去神秘化又无须贬低其价值。它不得不精心安排语调，要使它有风度，并不麻木或傲慢，把错误的英雄气从中剥离出去，强调苦难常常微不足道而随意。诗似乎要向人类的痛苦致敬，凭借其写实，而不是屈从于感伤。

伊格尔顿还有一本书叫《文学阅读指南》，其中一段在分析《远大前程》之后发议论：“长大成人之后，必须学着接受一个事实：无论自以为多么自由、多么独立，我们的生命都来自他人。人的位置是由一段他基本无力控制，也几乎全不了解的历史所决定的。既然生命不是独立的，那么相应地，人的自由和自主也依赖于一长串其他个体和事件，而它们是如此盘根错节，恐怕永远都无法彻底分开。所以，虽然有情节，但却很难知晓我们在其中扮演的角色。自我的本原并不是自我。我们必须学着接受这个难局。”

在读完穆旦传记并接受人生的难局之后，我也来突降一下，2003年，浙江大学教授江弱水发表过一篇文章，叫《伪奥登风与非中国性：重估穆旦》，他说，穆旦的地位被大大地高估了，对他的研究也太多了，由于其人其诗在30多年里遭受的不公正的冷遇，研究热潮可视为一个有意义的反拨。但穆旦真的具有如此非凡的成就吗？他在文章中对比穆旦的诗句与艾略特、叶芝、奥登及肯明斯等人的诗句，他说，“在穆旦的诗集里，触目皆是奥登留下的痕迹，且经常不加掩饰”。

2025年5月19日晚上，我在杭州拱宸桥边的舒羽咖啡馆见到江弱水教授，他不愿再多谈“重估穆旦”这篇文章，但还是忍不住说了两句，“你不能把你的主体全部搞掉，穆旦在使用奥登的语言和思维方式”。喝了一杯啤酒之后，江弱水给我背诵多多的《少女波尔卡》，讲好诗可以用大白话。然后又背诵一段洛尔迦，讲好诗不能用大白话，“无人理解你的黑暗腹部/玉兰的深郁香气/无人知道你在唇齿间/是怎样折磨爱的蜂鸟”。喝了一杯红酒之后，又讲卞之琳和张枣，江教授说，一个大诗人不能依附于别的诗人。舒羽咖啡馆举办过十多届诗会，有一面灯墙，上面有一百余位诗人的照片，想来这里有诗意盎然的时光。

1984年，胡乔木在一次会议上说，我们有四个大诗人——郭沫若、冰心、冯至和卞之琳。散会后，卞之琳一直否认自己是大诗人。胡乔木同志无法决定谁是大诗人，我更无从判断，但我实在喜欢江教授讲解洛尔迦，我喜欢采访中溢出的部分。比如唐小兵跟易彬一起去苏州宣传《幻想底尽头》，我们挤在出租车后座上，唐小兵讲到张季鸾的文章《归乡记》，讲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在中国并无土壤，人陷于层层叠叠的关系之中，难以自拔。

在这次重读穆旦的过程中，我读了好多中文诗，借助李章斌和江弱水的诗歌评论，读得比以前更明白了一些。王璞的《地图在动》中援引了卡莱尔的一句话，“好好读诗时，我们都是诗人”。我还花了一点儿时间读奥登，特别是他那一首《诗悼叶芝》。诗中有一句For poetry makes nothing happen，穆旦译成“因为诗无济于事”，余光中译为“因为诗不能使任何事发生”。诗人黄灿然写过一篇文章说，读穆旦这一句翻译，毫无感觉，但是读余光中的译文，“我却受到深深的震动，这与读原文的感觉是一致的。穆旦是最具有现代敏感的诗人和翻译家之一，但是就连他有时候也会迟钝起来，并且是在一个关键句子上”。

奥登说过一段话——关于艺术该不该作为宣传工具的讨论是不切实际的，假如没有一首诗被写出，没有一幅画被画出来，没有一段音乐被谱写出来，人类历史在本质上还是这副样子。奥登看来对我们的抗战文艺没有很深的体会。他还说过一段话，“我所写的所有诗行，在1930年代所采取的立场，连一个犹太人也救不了，这些态度，这些文字，只能帮助到自己。艺术家在社会中所剩不多的职责之一就是提醒他的同时代人——尤其是经纶世务者——人们有权做自己，也有权游戏人生。因为人类是有面孔的人，而不是无名的数字”。

诗不能使任何事发生。大概真是这样。在嘉兴，邹汉明带我参观朱生豪的故居，他告诉我，写完祖籍海宁的穆旦的传记，他大概会写一本朱生豪的传记。不过，另一位乡贤——徐志摩的传记太多了。每年到了徐志摩的忌日，全国各地都有人来海宁的西山公园，在徐志摩的墓地前读诗。我不知道邹汉明是不是在夸张，但真想到时候去看看。诗或许能让一些非常非常微小的事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