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发避暑山庄

北方秘密会党八卦教如地火般潜行于民间，由山东、河南蔓延到直隶等地，分支名目繁多，信教者众，有的竟然混入府县衙役中。乾隆五十一年（1786）闰七月，震卦头目、直隶大名府捕首段文经与元城县捕快徐克展密约五十余教众，于半夜悍然起事，突入道署，大名道熊恩绂闻声起身呵斥，竟被乱刀砍杀。教众分赴城内两县衙劫狱，见驻防官军持枪赶来，不敢恋战，由西门夺门而出。此事震惊朝堂，弘历迭降谕旨严拿，后徐克展等被捕获处死，首犯段文经则如同人间蒸发，不知所终。

当年十一月，由福建传入台湾的天地会突发暴动，猛攻官军大墩营盘，尽杀驻守将士，接着攻陷彰化，知府、都司、同知等官几乎无人幸免。林爽文被推举为“盟主大元帅”，改年号为顺天，分兵四出攻掠，鹿仔港、诸罗、凤山等县城和重要港口接连陷落，仅府城台南尚在死守。紧急军报飞送至福州，闽浙总督常青即命水陆两提督率兵增援，战事呈胶着状态。五十二年正月初二，乾隆接常青急报，迅即做出一系列部署，责令常青赴台亲临指挥，调老臣李侍尧接任闽浙总督，后又派最信任的武大臣福康安为将军、海兰察为参赞，统大军渡过海峡参战，历时一年多始平定叛乱，而富庶的宝岛已是遍地疮痍。

战事遥远，虽使弘历多有牵挂，为之调兵遣将，却也不太影响其心情。乾隆五十二年五月初八，他照例前往热河，在避暑山庄读书吟诵，诗酒流连。四库文津阁本已入藏两年有余，弘历应多次前往书阁，或写下书名令人取阅，没想到此时发现了问题，传谕军机大臣：“热河文津阁所贮四库全书，朕偶加翻阅，其中讹谬甚多，已派随从热河之阿哥及军机大臣，并部院随出之阮葵生、阿肃、胡高望、嵩贵、吉梦熊再行详加校阅改正……”（《清高宗实录》卷一二八一）首席军机大臣阿桂留守京师，随扈枢阁重臣自然少不了和珅，也是皇上发布指令的二传手，其他如王杰、董诰，皆出身翰林，学养深厚，又是四库馆副总裁，参与校阅，责无旁贷。

至于提到的几位满汉部员，也经过精心挑选：刑部右侍郎阮葵生，江苏淮安人，乾隆二十六年会试失利，取中正榜，由内阁中书入军机，虽非翰林，而学问甚好，曾长期任方略馆纂修官，较得皇上器重；内阁学士阿肃，出身镶白旗，乾隆十九年进士，选庶吉士，留翰林，曾任福建学政、吏部右侍郎，因事革职，两年前予阁学兼礼部侍郎，是满族中的读书人；内阁学士胡高望，浙江仁和人，乾隆二十六年榜眼，授翰林院编修，曾多次提督学政和担任乡会试考官，为四库馆总阅，校阅书稿自是行家里手；詹事嵩贵，乾隆二十六年二甲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曾仕至内阁学士，因皇上乾清门听政时读本出错，贬为侍卫，后重回翰林，是蒙古人中学问较优者；太仆寺卿吉梦熊，江苏丹阳人，乾隆十七年二甲第二名，选庶吉士，授编修，曾仕至顺天府尹，著述较丰。那时的大清朝人才济济，弘历从随行人员中一扒拉，就组成一个高规格的核校班子，立刻开工。他们很快发现存在的各种问题，有的需要挖补错讹字词，也有些必须改换篇页。弘历传谕的当日，和珅与王杰、董诰等即致函武英殿总裁，以“卷页浩繁，此间匠役不敷”，要武英殿遴派一批有经验的匠役，以及一名供事，速来热河，以便做好挖补和换页的准备；并要求委派一员库掌，带领他们前来，同时带一些誊录全书所用红格纸来，以便需要换页时备用。

仅用约半个月，核校人员就提出来一大堆问题，关键还不是字词的错讹较多，而在于政治把关不严，对皇上点过名的一些敏感人物、敏感作品，仍然有所引用。六月初六，和珅奉旨致函兵部尚书彭元瑞和礼部尚书纪昀：

本日面奉谕旨：文津阁所贮《尚书古文疏证》，内有引用钱谦益、李清之说，从前校订时何以并未删去？着将原书发交彭元瑞、纪昀阅看。此系纪昀原办，不能辞咎，与彭元瑞无涉。着彭元瑞、纪昀会同删改换篇，令纪昀自行赔写，并将文渊、文源两阁所藏，一体改缮。钦此。（《纂修四库全书档案》一二一二）

读起来像是弘历亲自挑出，实际不然。多属奉派校阅人员以为不妥签出，由和珅整理上报，皇上认为此错较重，责令纪昀“自行赔写”。而只命其写信告知，并非采用军机处字寄，也说明弘历未想大动干戈。怎知和珅为人狡狯，行文亦然，故意模糊是谁发现的，以增大纪昀的压力。至于为何要在前面加上与出错无关的彭元瑞，盖因老彭为四库副总裁，举进士科名在前，官场上也比老纪资深，后者的礼部尚书，就是从老彭手里接的堂印。

有一处虽属誊录抄写时不慎写错，而事涉圣上年号，便成了大问题。那是在八月初，校阅《御批通鉴辑览》时，发现卷六十五“通卷字迹潦草，讹错脱落，全无文理”，签出错讹达二百三十余处，其中“乾化”一词，竟然讹写作“乾隆”。这还得了！和珅提议：“应将未经校出之总校王燕绪、分校江涟交部严加议处，并罚令前来热河校阅文津阁及盛京文溯阁书。其誊录申悫，交吏部查明，从前已邀议叙即行斥革，以示惩儆。”（《纂修四库全书档案》一二四三）至于书中需改换之处，依照纪昀受罚之例，责令总校王燕绪另行赔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