厚朴

厚朴是“我”的大学室友，也是“我”的好兄弟。他来自农村，有着娃娃脸和酒窝，对一切充满热情，是一个充满幻想的理想主义者。与厚朴相反，“我”是一个务实、有规划的人。在其他同学努力学习、打工实习的时候，厚朴参加各种社团，如街舞社、跆拳道社、诗歌社，并试图组建一支“改变世界、改变自我”的乐队。厚朴不会唱歌，却因为他组建的“世界”乐队在学校里成了备受追捧的大红人。然而这种莫名的追捧来得快也去得快……

在北京的时候，我偶尔会想起厚朴，犹豫着要不要鼓励他来到这样的北京。北京这个梦想之地，从表面上看似乎是厚朴天然的生存之所，然而我知道，在北京发生的任何理想和梦想，需要的是扎扎实实甚至奋不顾身的实践。

我隐隐担心，厚朴这几年一直活在对梦想的虚幻想象中。我没把握，当他看到梦想背后那芜杂、繁琐的现实时，是否会有耐心，是否具有能力，是否能有足够的接受度—梦想原来是卑微的执着。

十二月的时候，厚朴和我打过电话，告诉我他的“世界”乐队又招到新团员了，“世界乐队打算重新向世界歌唱。”电话那头他兴奋地宣布，然后就好奇地询问我在北京的每个细节，“我一直在想象活在那样的地方是什么感觉。”

“没什么特别的感觉，就是更辛苦地攀爬，但可以看到每一步都确实指向一个个看似庞大而又具体的目标。”我这样回答他。

“有没有把世界掌握在手中的感觉？”

他这样一问，我不知道如何回答了。这样提问的人，显然没有试过在现实生活中去真正奔赴梦想。

我没能说出口的是：厚朴，或许能真实地抵达这个世界的，能确切地抵达梦想的，不是不顾一切投入想象的狂热，而是务实、谦卑的，甚至你自己都看不起的可怜的隐忍。

但我终于还是发出了邀请，我担心内心膨胀开的厚朴会越来越察觉到自己处境的尴尬，担心他最终会卡在那儿。

“不如你也来北京？我租了个房子，你可以先住我这。”

“好啊。”他想都没想。

我真的以为他即将到来了，于是又启动了提前规划的强迫性习惯，开始慢慢地整理自己租住的大开间，试图腾出两个人各自的区域。

但厚朴迟迟没有来。我打过去的电话，他也不接。

我只好向其他同学打听。他们告诉我，厚朴的生活过得一团乱：厚朴又和人打架了，厚朴又和老师呛起来了，他似乎还不甘愿于此前自己的滑落，试图以这种激烈的方式赢得存在感……然后，厚朴在毕业前半年，被学校勒令休学。

在北京杂志社的实习还算顺利。为了争取能正式留下的机会，也为了节省路费，我主动请缨，春节留守社里，不回老家。

跨年的那天，我准备煮碗泡面加两个蛋，就当自己过了这个年。电话却突然响了。是厚朴。

“抱歉啊，那段时间没接你电话。”这是厚朴接通电话后的第一句话。

“你后来怎么没来北京？”

“我没钱，不像你那样会规划着赚钱，你知道我野惯了。”

接下来的时间里，他和我绘声绘色地描述，自己被劝退离校时，整个学校围观着送别的场景。“我把行李拖着，拖到校门外，然后你知道怎么了吗？我坐在校门口开了个小型个人演唱会。整个学校掌声雷动，可惜你不在现场。”

说完这个故事，厚朴像是突然累了一样，一下子泄了一口气：“和你说个事，你别告诉别人。”

“怎么了？”

“我觉得我生病了，脑子里一直有种声音，哐当哐当的，好像有什么在里面到处撞击。”

“从什么时候开始的？是不是打鼓打多了？”

“不是，是从离开学校开始的。离开学校后，我试着找工作，但是，你知道我唱歌不行的。现在我已经完全不打鼓了，就来来回回住在几个朋友家里，蹭口饭吃。”

我一下子确定了，厚朴在那段时间过的是如何的生活：因为外部的挫折，他越来越投入对梦想的想象，也因此，越来越失去和现实相处的能力。

“你不能这样的，要不我让谁帮忙去和学校说说话，看能不能回学校把书读完，这段时间你也学我攒点钱，来北京。”我以为，我在试图让他的生活回到正轨。

厚朴突然怒了：“你是不是还想，让我像大一那样去工地抡石头啊？我不可能那样去做了，我不会让任何人有机会把我当失败者，因为我活得比他们都开阔。我们是不是好朋友，不要假装听不懂我的话，你能不能出钱让我来北京看病？你愿不愿意帮我？”

我试图解释：“厚朴，正因為我把你当朋友我才这样对你说，这一趟来北京，钱不是问题，问题是……”

话没说完，他就挂了电话。

我再打过去，就直接关机了。

我说不上愤怒，更多的是，我清楚目前的我没有能力让厚朴真正明白他自身的处境。

我一直在想象厚朴的生活，他已经用那些激烈的方式，把自己抬到那样的心理预期，不愿意再低下身，扎到庸常的生活中去了。他不知道，最离奇的理想所需要的建筑素材正是一次次庸常而枯燥的努力。

他显然也隐隐约约感觉到，失败者这个身份似乎即将被安置到他头上来。

（纯棵摘自天津人民出版社《皮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