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鬼饮食”摊上的人生启蒙课

一

我接触“鬼饮食”，是在高中毕业第二年。那年我19岁，在离县城10多公里的一家工厂当电工，工资是两位数，但毕竟也算是有了可供自己支配的钱了。虽然这钱只能维持我当个“半月光族”，甚至“周光族”。

那时候，县城每晚还要关路灯，一到午夜便漆黑一片，除了治安联防队员和小偷，还在外面活动的，就是我们这帮文青。画画的摩佶、弹吉他的老闷、唱歌的巧儿和写诗的我，还有经常从外地背盗版磁带回来的小志等。巧儿去学了霹雳舞，能像在水上漂一样跳舞，也教得我们半漂起来；我们这辈子第一次听的摇滚乐磁带，就是他从省城带回来的。老家离省城只有70多公里，但新电影到我们那里，却要走几个星期甚至更久。

“鬼饮食”是肖麻辣从省城带过来的。他在省城的火车北站看到别人卖麻辣烫用筐筐装钱，闻到那个香味儿，抓心挠肝的，觉得有搞头，于是背了一大堆火锅底料回来了。他在县城第一间冲水公厕背后支了个砂锅，在签子上穿了鸭肠、郡肝、平菇、海带、土豆、藕片之类的就开干了。荤的1角，素的5分，最初没办执照，就在天黑之后开卖，是为“鬼饮食”。不想这竟成了独家买卖，生意好得连他自己都很困惑：“这小小县城，咋这么多半夜想吃东西的人？”

之前，在县城的主流价值观里，下馆子和夜不收（半夜不回家）都是败家子的标配，是为人所不齿的。

最先接受麻辣烫的，就是我们这群被父母恨得牙痒痒的人。父母的不喜欢，很可能成为对我们的激发和推进，小城的迪斯科、蛤蟆镜、牛仔裤和长头发，都是这么流行开的。麻辣烫作为父辈们仇视的新生事物，对我们已足够有诱惑力，何况还那么鲜香解馋，5分、1毛一串，不流行，根本没道理。

我们并不是天生逆子，我们只是希望一成不变的县城生活能有一些看得见的改变。多年后，当这些改变来临，许多熟悉的东西不再熟悉时，我们的心又变得空落落的，无所归依。其时，“鬼饮食”已成常态，肖麻辣早已不再是独家生意，除了特别怀旧的人，几乎没人再提及。而一旦遇到有人提起，听者必会起身，把杯子和肚子碰得咣咣响地来一个大大的拥抱。肖麻辣之于我们，不仅仅是一段青春记忆，还是一个窗口，一个暗号，一个青春的疤，我们从那里，能瞅见那个早已远去的有点二、有点傻、有点纯又有点蠢的自己。

二

那时，偶尔有文艺团队来县城演出，虽然挂的名头一个比一个大，但说到底都是各个文艺团体转型时期的自救之举。虽然当时的顶流偶尔也来过，但更多的是“达州刘文正”“龙泉高凌风”之类的草台班子，间或还有精通倒立喝啤酒、抽烟吹唢呐之类绝技的奇人异士。

这些走穴队伍如一块小石头投入深潭，给一成不变的小县城带来一点小小的热闹，让渴望看到变化的人们小小地兴奋一把。

事实上，他们也确实带来了许多令我们惊异的东西—披肩长发、牛仔衫裤、霹雳手套、吉他、音箱和各种效果器，让我们找到从磁带中听到的各种神奇怪音的发出者，还有各种闻所未闻的台风和演出小手法。其中最让我们着迷的，就是乐队，一架威风凛凛的架子鼓，一把声音响彻云霄的主音吉他，一把敦实憨厚的贝斯，偶尔还有两只边扭边甩的砂锤以及刚刚从外国传进来的可以模仿玻璃破碎和飞机起飞声音的电子合成器，每一件都能让我们感叹不停。每次演出完毕，总蹲在台下不肯走，看看这个，摸摸那个，遇到面相不凶的工作人员或乐手，还要搭腔问上两句。如果恰逢对方心情好，便会应上两句。如果遇上一个喜欢聊天的，他的知无不言往往能让我们兴奋好几天。

终于有一天，我们壮起胆子，提议请那位在台上潇洒弹吉他唱歌，在台下又妙言趣语为我们解答问题的帅大叔去“喝一杯”，他愉快地答应了。像小粉丝请动了大明星，我们非常开心，把肖麻辣摊子上的所有菜都点了双份，并从此开启了一种新的生活模式—此后每有演出团队来，我们就会磨蹭到最后，向我们心仪的乐手发出邀请。多数时间他们都会接受，接触久了，我们发现，这其实也是他们的生活常态。他们最喜欢的，也是在每场演出结束后，和当地的热心乐迷一起喝得满天满地找星星。他们也渴望被看见、被认可。

这于我们，不仅是一次小小的酒聚，更像是漫长无趣生活中一个小小的节日，一段冗长沉闷文字的标点。它为我们带来的最大冲击，就是让我们知道，这个世界，并不是只有我们生长了十几年的孤岛一样的小城，而每天困得我们喘不过气的所谓烦恼和痛苦，就是一个个灰尘和渣渣。后来我们几个如刚学会飞的雏鸟一般纷纷飞出去的最初动力，就来自这一次又一次的夜聊。最早走的是巧儿，他背了把吉他，搭了个团就跑了，丢下让许多人羡慕的烟厂的好工作，隔一段时间寄张明信片回来，只写一句话：“在地图上找我！”我们于是就在地图上杵一个点，没多久，点就成了线，线绕成圈，圈越来越乱，涂鸦了大半张地图。

虽然肖麻辣的串儿是5分1毛的，但不可能只撸一串吧？如果再加一碗5毛钱的粉，一个人就得好几块。五六个人，就是好几十块，每人再来一瓶1.2元的啤酒，这就有点吓人了。而且，喝酒的人都知道，一聊高兴了，一瓶根本打不住。虽然此时我们的工资已涨到三位数，但仍改变不了“周光族”的命运，很大原因，就是有这笔高消费。

付钱最多的是老闷。他参加工作早，并且在一家舞厅当乐手，一晚能挣10元钱，在我们中已算巨富。我们也努力挣扎着开源节流，提前很多天就开始筹集资金，要么向父母亲戚借，要么搞点废铜烂铁卖，瞎话编了不少，蠢事干得更多，最终的筹款能力却不足以支应这小小的应酬。我们觉得，这是学费，相比于我们看到、听到的，这钱花得值。我听到朦胧诗之类的名词和顾城、海子等名字，是从一个长发歌手醉酒后的吟唱中；小波听一个鼓手讲了架子鼓是由哪些部件构成的，并且改了用脚掌踩踏板的习惯；老闷知道了“加州旅馆”和“枪炮与玫瑰”；老娃娃搞清楚了《毕业生》中的插曲原来是《斯卡布罗集市》；佳娃儿知道了省城有人在教人弹钢琴，一小时几十元，觉得自己也可以试试。我们还知道了《童年》的原唱是张艾嘉，齐秦有一个姐姐唱了我们梦里都在哼唱的《橄榄树》，由此又知道了三毛、撒哈拉和《百年孤独》……

那些日子，被点亮的感觉充满我们的身心，让我们觉得，原本牢不可破的墙一般的无望，只是些障眼的雾气，它没有想象中那么厚实坚硬。这些美好穿雾而来就是来告诉我们，那背后有一个奇幻绚丽的世界，有很多闻所未闻的东西，在等待我们。

三

自巧儿之后，小伙伴们陆续离开家乡。有去北京学画画的；有到上海学平面设计的；有在海南卖唱的；有出去当律师顺便成了围棋七段的；还有出去写诗，最终做了房地产策划，把奇思妙想写到大地上的；连最不济的我，也出去当了记者，最终实现用笔养活自己的梦想。

如今一晃30多年过去了，大家春节回老家，还是会欢聚一堂，无论在外面多么风光无限，聚到一起，仍是一群动不动就能站到桌子上唱歌的少年。此时肖麻辣已老，依旧守着那家几十年没多大变化的老店，还能叫出每个人的名字，并且说出我们的那些糗事：谁谁谁至今还欠20瓶酒钱；谁谁谁用吉他做抵押，三个月之后才取走；谁谁谁原本请两个人结果来了六个人，让他在调料盘里多加辣椒和盐，反而喝了更多的酒花了更多的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