抓海蜈蚣的女人

一

我婶婶是镇上最会抓海蜈蚣的人，抓了一辈子海蜈蚣。

海蜈蚣并不好抓。那玩意儿比陆上的蜈蚣长得多，近一米长，足有两百节，也比蜈蚣软，看起来就像长了脚的蛆虫，因此也叫海蛆。抓这样又长又软的一条虫子，一不小心就会把它扯断了，下半截哧溜一下缩进烂泥里，再也找不着。因此必须用特别的工具，一种比梳子略稀疏的耙子，我们叫篦子。小时候我看过婶婶抓海蜈蚣。她戴着斗笠，站在退潮后的滩涂中，烂泥没及大腿中间，手举篦子，就像举着一把刀，目光扫过湿漉漉、亮闪闪的滩涂，忽然一挥手把篦子插到泥水里。仔细看，篦子上已经卡着一个带触手的海蜈蚣头。然后婶婶迅速刨开烂泥，抓着篦子轻轻拔出海蜈蚣，再刨泥，双手交替着继续拔。轻巧，温柔，坚定，就像在哄海蜈蚣，别一使性子把自己弄断了，让人类没法儿完整地吃掉你。

从退潮到涨潮忙活四五个小时，婶婶可以抓住五六斤海蜈蚣，回到家一倒竹篓，装满整个塑料洗衣盆。小时候我很怕看盆里的海蜈蚣，满满一盆蠕动着的活物，细长细长的一条条，交错着缠绕在一起，带着无数细密的肉足，一刻不停地翻动爬行。

这还不是它最可怕的模样。接下来，婶婶要杀海蜈蚣。这是细活，很费工夫。她会搬个小凳子坐在洗衣盆旁边，磨快一把又尖又窄的剪子。先一剪子去掉海蜈蚣头，海蜈蚣头部有一对锐利、坚硬、可伸缩的腭，是它全身最硬的地方，也是它最厉害的武器。去掉这个，剩下的就是柔软的肉体，只需不停捋着往剪子口送，就能从头到尾剖开了。海蜈蚣有血，略浅的红色，剖过的海蜈蚣还会继续蠕动，于是盆里变成血淋淋的一团蠕动的活物。

之后，冲洗干净，下锅煮沸，捞出晾干，配上香菜，就是我们这个海边小镇的顶级美味。煮熟后倒是不太难看，翠绿翠绿的，带着点儿黄色和黑色，类似蕨菜的颜色。味道极其鲜美，扇贝、贻贝、鲍鱼、海参等海中珍馐都望尘莫及。镇上人们办酒席，海蜈蚣是公认最美味的一道菜，风头甚至盖过最昂贵的龙虾。

鲜美归鲜美，那东西吃起来有点刺喉咙，因为海蜈蚣周身长着毛。很短，很不明显，用筷子夹起对着光细看，才会发现那些细密触手下藏着的黑色刚毛。因此，从小到大我都不喜欢吃海蜈蚣。但大家觉得，不就是一点毛吗？跟那鲜美绝顶的味道一比，也不算什么了。“别总想着毛，重点是鲜味！”爸妈总是一边这么跟我说，一边嚼着一团海蜈蚣，“人要学会抓重点！”话没说完就囫囵吞下。我不知道怎么抓重点，对我来说，重点始终是那些刚毛。我也不知道他们怎么能吞得那么容易，对我来说活像吞钢丝球。

二

不管怎样，镇上的人们都喜欢吃海蜈蚣，从未因刚毛而嫌弃它。婶婶的海蜈蚣一直供不应求，她基本上是靠抓海蜈蚣养活了一家人。至于叔叔，跟前半辈子的我爸一样，干一行砸一行，赔钱是家常便饭，没有弄到倾家荡产、砸锅卖铁就算万幸了。叔叔和镇上大多数人一样，除了种着一亩出头的水田，偶尔去码头卸货，最主要的营生就是驾着小渔船出海捕鱼。我大伯、爸和叔叔共有一艘二手渔船，每个月出海四五次，夏秋时节在海湾附近捕鱼、墨鱼、马鲛鱼，冬春时节去入海口附近捕鳗鱼苗。出海一趟三四天，赚到的钱经常连赊柴油的账都还不上。

男人的生计靠不住，养家还得靠女人。每次见叔叔白忙活一场还倒贴钱，婶婶就一声不吭地背上竹篓，走上通往滩涂的海边小路。

海边长年雨雾笼罩，天气多变，飞来一片雨云就会落下一阵雨。下了雨，滩涂的烂泥更加稀烂，泥橇很容易陷进泥淖里，滑着滑着就会一头栽倒，整个人泡在泥水里。小时候，我好几次看见婶婶满身烂泥地跑回来，从头发到指甲都裹着泥巴，然后拉起水管子，就着门口的水泥洗衣槽，往自己身上浇。我们几个孩子惊讶地围着看，她就笑着开玩笑，说是刚跟海龙王打了一架，还会从装着海蜈蚣的竹篓里摸出几个青蛤蜊给我们玩。

有时，婶婶满身泥巴地回来，发现家里连饭都没做，两个堂弟在隔壁伯父家蹭饭，而叔叔还在街上馆子里打麻将。她顿时火冒三丈，连泥巴都顾不上洗，就去街上把叔叔拽回来，然后两个人当着全镇人的面大吵一架。遇上风雨交加的日子，看着婶婶浑身烂泥，就连那些牌友也看不下去，纷纷骂叔叔，婆娘弄成这样，怎么还能安心坐在这里打麻将。叔叔脾气暴躁，不善言辞，不论是羞愧、沮丧还是心疼、心痛，都会化作同样的行动—打架。于是他会趁着怒气，跟牌友打一架，为眼前不可收拾的局面做个了结。

一个经常去抓海蜈蚣，一个经常去打麻将，结果就是经常吵架打架。在我印象中，叔叔婶婶几乎三天吵一架，五天打一架。只要他们没有闹到门外，我爸妈和伯父伯母就当没听见，该干吗干吗；就算闹到门外，嚷嚷得让人听不见电视声音，只要没动手，我爸妈也还是不管。有时他们太淡定，任凭我一趟趟跑去报信，他们都不急，等他们出来时，叔叔和婶婶已经抄起了长凳和扁担。颇让人恼火的是，每次费心费力劝完了，这两人又照常烧火做饭，照常把吃饭的小矮桌搬到门外，夫妻俩头挨头亲亲热热地一起看电视，什么事都没有。弄得之前帮忙拉架的邻里和亲戚们里外不是人。到后来，只要两人不抄家伙，就没人插手。

三

后来有一年，我爸他们三兄弟出海捕鱼遇上风浪，只捡回三条命，渔船沉了，没找回来。为了赚钱再买船，我妈和婶婶琢磨着做毛竹生意，去福建宁德山区买毛竹，雇船运回来，卖给种紫菜、种蘑菇的人们。一开始，她们派我爸和叔叔去，两人在宁德逛了一圈空手回来，说是没找到货源，人家不卖给外地人。我妈和婶婶不信，宁德满山竹子，家家有林场，不卖给外地人，留着当柴烧吗？两个女人决定自己去。她们连夜坐上海船，没过几天就带回两大船毛竹，在码头刚卸完货就卖光了。两人觉得这门生意大有可为，让我爸和叔叔把祖屋旁的空地推平了，又从邻居那里租了两片空地作为竹场，正式开始贩运毛竹。

镇上的海港是海湾内深入陆地的一条狭长水道，就算是初一、十五之后潮水较大的活汛期，每天也只有几个小时水位足够高。运毛竹的船每次都趁满潮进港，抓紧时间卸货，赶在退潮前驶出海港。要赶时间就得雇更多人，而且码头上也没有足够的地方，必须尽快将毛竹从码头拖回竹场。人多路远，工钱就多，一船毛竹要花上百元。我妈觉得这是必要的花费，婶婶总是舍不得，就跟码头附近的人商量着借了一片地，卸了货暂时存放，然后再由自家人慢慢拖回竹场。有时竹场的生意太忙，我妈忙着称重算账，我爸和叔叔忙着帮客户装车，婶婶就自己一个人拖，上百棵竹子，往返两百趟，她居然也坚持下来了。

赶上潮水最低的死汛期，运竹船有时进不了海港，就在海湾里下锚。这时候，要么将毛竹减价卖给种紫菜的渔民，让他们自己扎成竹筏用渔船拖走，要么只能趁退潮雇人去滩涂上拖竹子。我妈毫不犹豫地选择卖给渔民，宁愿一毛钱不挣，在她看来，做生意总有折损的时候，这回折了下回补就是了。婶婶还是舍不得，总要留下半船竹子，发动那些跟她一起抓海蜈蚣的女人们来帮忙。尽管工钱不多，但婶婶在赶海的女人中人缘好，一招呼就能召集十几二十人，一个个踩着泥橇赶来，把毛竹一根根拖到岸边。每次，婶婶都不顾叔叔的劝阻，亲自踩泥橇拖竹子，拖完最后一根竹子，弄得满身泥巴才心满意足，似乎不只是为了省一份工钱，更是为了和她的姐妹们同甘共苦。

四

我爸妈离开家乡后，叔叔婶婶继续经营毛竹生意。后来毛竹生意大不如前，婶婶开始收购大家抓获的海蜈蚣，统一加工后卖给镇上的海鲜酒楼。生意很快做起来了，甚至垄断了当地的海蜈蚣供应。我过年回去，看见婶婶家客厅里的沙发、电视全搬走了，摆了一屋子大冷柜，小货车往来不绝。

生意做得好，常有人找婶婶借钱，婶婶几乎来者不拒。颇神奇的是，婶婶借出去的每一笔钱都顺利收回来了。这么多年下来，婶婶几乎成了镇上最有威望的人。

若说有什么略微有损她的威望，那就是叔叔。他一辈子火暴脾气，年轻时在码头卸货跟船东打架，在镇上打牌跟牌友打架，出海捕鱼跟争先的渔民打架，甚至跟我爸和伯父打架。年纪大了，脾气不减，每个月至少要打一次架。这一辈子，婶婶一直在为叔叔四处跟人道歉。

时过境迁，镇上的人们纷纷外出谋生，像蒲公英一样四散，吃海蜈蚣的人少了，赶海抓海蜈蚣的人也少了，后来海蜈蚣生意渐渐没落了。这几年又忽然翻红，变成某种猎奇食物，本地海鲜酒楼都以此为特色招牌，价格翻了好几倍。尽管生活宽裕，再没有必要亲自去赶海，婶婶还是时常去抓海蜈蚣。“太值钱了，不抓多可惜。”她总是这么说。在我妈看来，跟钱没关系，她完全是技痒。每逢初一、十五之后潮水涨落最大那几天，婶婶总是按捺不住，有时正跟我妈聊着天，一转眼就背着竹篓踏上海堤走远了。年过60岁依然健步如飞，踩起泥橇来依然一骑绝尘，还经常去参加镇上组织的泥橇大赛。要不是后来出了次车祸，婶婶大概80岁还能踩着泥橇与海潮赛跑。

抓不了海蜈蚣，婶婶就吃海蜈蚣。尽管海鲜酒楼已经开发出很多更复杂、更精致的做法，她还是喜欢最简单的方式—在沸水里煮几分钟，连盐都不放。直到现在，每次我回老家，婶婶都会特意送来一大盘海蜈蚣。我不喜欢吃，又不忍拂了她的好意，最后还是吃了。“别总想着毛，重点是鲜味。”我爸妈依然这么鼓励我。但我依然抓不住重点，依然像吞钢丝球。

相比小时候，我对海蜈蚣多了一些了解。知道这种生物在大多数国家都是作为海钓的饵料；知道它的肉足上不只长了刚毛，还长了一对毒腺。据说现在县城的海鲜酒楼会专门雇人拔掉一簇簇刚毛，再挖掉一颗颗毒腺，煮出来碧绿碧绿的，没有一点杂色，口感柔滑，绝不会割喉咙。婶婶说她吃过，不喜欢那种改良后软烂滑腻的口感，说拔了毛就没有那个滋味了，还说：“那么多毛，雇人一根根拔掉，亏他们想得出来！”

听起来她似乎颇不喜欢拔毛这种事，没那个工夫，没那个闲心，似乎也看不上那种功夫和闲心。一米长的海蜈蚣，两百节就有两百对刚毛，为什么要花那么多时间做这种事？半辈子疲于奔命的婶婶，大概想不通什么样的人能心安理得地享受这种拔毛服务。对她来说，海蜈蚣就该带刚毛，想吃就用自己的牙齿嚼碎，和着毛吞下。拔毛？真是造孽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