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地之间：从锦官城到玉门关

肯定不会再去西北了，至少不会像以前那样频繁！2016年，当我结束第一段婚姻，痛苦莫名的时候，忽然想到这句话。此前的1992年到2010年之间，除去大学和零星的探亲回乡、偶尔出差之外，余下的时光，我都在西北的巴丹吉林沙漠及其周边，原意终老异地，或者将老时还乡。可命运乖缪，39岁，也即2010年，我却从巴丹吉林沙漠迂回到了之前从无涉足的巴蜀之地。

与之前的巴丹吉林沙漠相比，成都乃至整个西南地区，自然地理之奇崛多样，物产与人群之丰茂，文化习俗之别异，完全是另一种“人地关系”，在其中生活，外部繁闹，身体和眼睛目不暇接，世俗欲望深重而又理所当然。而巴丹吉林沙漠，高天阔地，大漠如匍匐的无数英灵与骨灰，人在其中，顿感渺小，甚至不如蜥蜴、黑蚂蚁和甲虫；眺望的雪山既是人间绝地，也是通天阶梯，白雪通天连地，河流贯穿丘壑，体现万物生生不息的强韧与繁杂。

成都或蜀地，它的历史至今缥缈，向无实考。有一次去新津宝墩遗址，云此乃古蜀人进入成都平原第一站，再而迁徙至今广汉三星堆出土地，还有一部分至金沙遗址处，等等。我当即表示怀疑，宝墩遗址出土文物和三星堆出土文物何以差距如此之大？短短数百年，古蜀人之文明及其工艺水平何以跃进如斯？不由想到李白诗句：“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尔来四万八千岁，不与秦塞通人烟。”关于蚕丛、鱼凫之说，初见于扬雄《蜀王本纪》，但此文早已遗失，后人多引用左思《蜀都赋》，以及《艺文志》《太平御览》等，更多的人采用常璩《华阳国志·蜀志》之言：“蜀之为国，肇于人皇，与巴同囿。”且说“山林泽渔，园囿瓜果，四节代熟，靡不有焉”。但在我看来，这蜀地之天府之称，大致始于李冰父子竣工都江堰，应是确凿无疑的。

巴蜀与天府是两个地理概念，巴蜀古而有之，天府则另起新章。倒是“锦官城”这名字甚是诗意，杜甫诗句说，“晓看红湿处，花重锦官城。”而距离1682公里之外的巴丹吉林沙漠则是“居延城外猎天骄，白草连天野火烧”，古人以“弱水流沙”或“流沙”命名，实在是形象至极，风吹沙走，连缀成丘，黄沙漫漫，接地连天。关于这一片荒芜之地，最著名的神话便是周穆王西巡、大禹治水和“老子化胡”，《尚书·禹贡》：“（大禹）导弱水至于合黎，余波入于流沙。”《穆天子传》“穆天子为商山之客，群臣会于流沙之上”，《三国志·魏书·乌丸鲜卑东夷传》“浮屠所载与中国老子经相出入，盖以为老子西出函谷关，过西域之天竺，教胡”。《西游记》第三十二回诗说：“八百流沙界，三千弱水深，鹅毛飘不起，芦花定底沉。”神话总是美好的，充满旖旎的想象力，具有飘逸之思。很多人以为荒谬，我倒觉得，神话的另一种性质，乃科学预言或者人类之前的高等文明记载。

到成都之前，我个人的青春时光基本上消耗在了巴丹吉林沙漠及其周边的城市、河山与废墟等处。起初，并不觉得那里有什么好，反而对自己置身荒漠感到沮丧，其中原因说起来也极为简单，只因那里不是城市。我那时候最大的梦想，就是逃离农村，进入城市，哪怕做一个清洁工，都觉得比在农村好百倍。可巴丹吉林沙漠当中那些神奇的自然存在与人文历史迅速改变了我的这一想法，也让我认识到，世界上的每一个地方，最能吸引人的，唯有它的文化及其精神，气候和物产只是肉身所需。关于流沙、居延之地，《汉书》记载，公元前121年，“将军去病、公孙敖出北地二千余里，过居延，斩首虏三万余级”。公元前99年秋天，正在霜冻加深之时，“（李）陵于是将其步卒五千人出居延，北行三十日，至浚稽山止营，举图所过山川地形，使麾下骑陈步乐还以闻”。《旧唐书》载：公元737年，王维奉命劳军至居延，作名诗“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1927年，瑞典人贝格曼和中国学者陈宗器等人在此发现居延汉简。1999年11月20日，神舟一号飞船由此飞向太空。

如此荒寒之地，居然有如此的往事和现实，先人的事迹或说传奇，激发了我对于生活乃至英雄、诗人的钦慕与梦想。叔本华说，“一个人愈是为后人所拥有，换言之，他愈是属于人类，那么他便愈易为他的同时代人所不容”。李陵、王维都是命运多舛的人，在他们的时代未必得受众人尊崇，正因为如此，他们“愈是属于人类”。我虽不才，但也因为他们的遗迹和余响，逐渐地热爱起巴丹吉林沙漠以及整个中国西北高地，以至于多年身处风暴、烈日和酷冷之中而不抱怨，甚至安之若素，即便离开时久，几乎每一年，都要再回一次西北。

时间与天地一起，构成了最高等和智慧的文明法则，无形却又强大，始终贯穿甚至左右了世间万物的生死枯荣。一个地方若是没有缥缈的神话传说，它的历史一定枯燥乏味；没有忠勇与悲烈的人物及其事迹，精神必然极为萎靡；没有未解之谜，其文化的昭示性、启发性、可持续性都非常有限。同时也说明，生活在那里的人们也是缺乏创造力的。地域气候的伟大一方面在于它自身的独特与丰饶，另一方面必须得益于人在其上的个性化建立和创造。

到成都最初几年，我的一个自我的微妙感受是，风沙与酷寒，青春和渐入中年，长达十八载的沙漠戈壁生活好像被清除了，原先熟悉如自己的瀚海大漠，连同额济纳、嘉峪关、酒泉等地，也都变得模糊、松脆，似乎一场严重残缺的梦境。只记得，2016年春节前，我满心期望地再回酒泉，却满是破损与绝望，大年初五，在巨冷的大雪中挥泪作别。

可人生总是无常，倏然变化，其中因由，令人恍然。2019年，命运再一次让我与西北发生深度牵连，我再度恋爱和结婚的妻子家居然也在西北。这使我觉得了冥冥之中某种神秘力量，更觉得诧异和幸运。

庄子说，“无动而不变，无时而不移。何为乎，何不为乎？夫固将自化。”很多事情当时不可理解，兀自痛苦得昏天黑地，当时过境迁，只觉得自己当时真的是小题大做，矫情甚甚，痛苦其实只是一次情绪擦伤，悲欢离合不过人生及万物常态。

相对于西北的巴丹吉林沙漠，成都算得上一座有意思、有体温，充满肉感、情致和热气腾腾的现代都市，烟火气息十足，且又有诸多古意和仙气。金沙遗址、三星堆，可能是有别于迄今为止文化考古的异类，精美的太阳金箔面具，以及纵目人和大量的青铜、象牙等，显示的是蜀地曾经高度发达的史前文明及其成果，当然，这都是先人的遗留物，他们或许并不想证实什么，只是想无声地告诉后人，这个世界从来就是多样、复杂、庄重、有趣至极，甚至充满神性与巫蓍理念及其匪夷所思之实践方式的。

所有猜测和推测的意义只能不断增加后人的好奇和困惑。

人类既往史既是一本糊涂账，也是一部神秘天书。整个蜀地都是移民的，而且不断移民和被移民，这种现象看起来很残酷，可在人类发展史上，乃至每一片大地上，这一类的事实一再频繁发生，秦灭巴蜀、两汉之间、西晋后期、隋唐及宋元之际，奉旨入川、招抚招安与战乱后的人口填充，尤其是明清之际的张献忠之祸与“湖广填四川”之史，使得成都甚至整个巴蜀之地显得血统混杂但却又很快整齐划一，而一个神秘而又奇特的现象是，无论从哪个地方来到的人，只要长时间置身巴蜀，便会被其潜移默化地改变和塑造。

《黄帝内经·素问·异法方宜论》曰：“黄帝问曰：医之治病也，一病而治各不同，皆愈，何也？岐伯对曰：地势使然也。”我以为，这个“地势使然”真乃高明之见。也说明，我们的祖先早就意识到，人就是“地势”的滋养与塑造的“产物”，《管子·水地篇》说，“地者，万物之本原，诸生之根菀也，美恶、贤不官、愚俊之所生也。”由此而来，“气候创造历史”“地理造就人和人的文化”之论断并非空穴来风。

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说，“人的性格、嗜好、心理、生理特点的形成与人所处的环境或气候有着密切关系。处在不同环境下的民族有不同的精神风貌和性格特点。”这几乎成了一个共识。此外，德国的拉采尔和美国的森普尔等人也都提出人地关系理论，并阐述了相同或者近似的观点。

中国古人对于自然环境的感知与论断是与西方学者同步甚至超前的，当然可以看作是并不落后的科学发现与阐述。常璩《华阳国志》对巴、蜀、汉中和南中等地的地理气候以及人群习性的判断也具有精准性，他说，“（蜀地）其卦值坤，故多班采文章；其辰值未，故尚滋味；德在少昊，故好辛香。”由他这句话，我觉得古人的地理意识强大且充满诗意。

成都休闲，所谓慢生活、慢都市也。本地人即使当官，也不愿出外省。对此，《隋书·地理志》说：“而士多自闲，聚会宴饮，尤足意钱之戏。”但四川之地，人的性格与作为分化也迥然分明，《华阳国志·蜀志》所言，“（蜀地）星应舆鬼，故君子精敏，小人鬼黠；与秦同分，故多悍勇”。也就是说，四川这地方一般不出人才，一旦出人才，就是非常特别甚至了不起的，如落下闳、扬雄、蔺相如、三苏、杨升庵等，朱德、邓小平、陈毅、罗荣桓等，皆不二俊杰，文章传世或功业昭昭。

今之成都，地域宽大，通衢纵横，到处花团绿树，彻夜的人间烟火，吃食滋味重，人虽然也都要谋生，但相对自在闲散，对生活的要求既自足，又富有扩张与深耕意识。在成都生活十多年之后，我发现自己也在被这座城市改变。比如饮食上的无辣不欢；行为上的闲适或者懒散，好茶且心态放松，生活节奏减缓等。

这些年来，我也无数次想起多年之前的西北，总是有一些恍若隔世之感，也觉得，大地真是神奇，一地和另一地之间区别，看起来理所当然，大致如此，但细思之间，却又能觉得一种神意。具体的巴丹吉林沙漠及其周边，总有一种恍若隔世之感。相比之下，西南地表植被的丰饶，河流与峰岭之多，人口之稠密，物产之驳杂丰盛，与天高地阔，漠野万里，植被稀疏，地表时常皲裂，而天空幽深如井的西北形成了巨大的区别。

再婚之后，每次回甘肃岳父母家，都不愿意飞机来去，尤其喜欢坐在绿皮火车上，慢慢悠悠地走，就像当年在巴丹吉林沙漠从军时候，出差和休假期间不断往返西北和华北之间那样，慢慢上车，慢慢看，慢慢走，慢慢到达。我也以为，当下这个年代生活节奏太快，人的内心要慢一点。这样的方式，无疑最适合山河浏览与自我内心检阅。

2021年，张牙舞爪的夏天再一次轰然而至。出成都，高楼与霓虹快速退却，“大德如阳”的德阳如同一尊经年的老狮子或者一张古老的灶台，在成都以北不远处蹲卧，身上的毛发灰白、葱绿相间。三星堆是其身上幽秘而光灿的心脏及其烈焰，不断灼疼考古的眼睛。至今仍有庞统墓和祠堂的罗江一闪而过，绵阳则显得庞然和广大，其中平坝、低丘、中高山分布复杂，地层跨扬子准地台、松潘—甘孜地槽和秦岭地槽褶皱系三个一级构造单元，在军事上，既是成都的外围与藩篱，也是延伸与守护。

在我未曾涉足四川的时候，西北地区有人曾当面对我说，咳，绵阳人多，但没有蛇多，还都是毒蛇！很多年前，有一个现在已不是亲戚的亲戚，被人忽悠，径自从巴丹吉林沙漠边缘的鼎新绿洲跑到绵阳，义无反顾地加入传销团伙，几乎倾家荡产。多年后，我步入蜀地，绵阳曾多次到，逗留、观览之余，只觉得绵阳这座城市自带雍容，它大而精细，内敛且还能外放。其中人文古迹也是川北之地最多的，这大致是因为距离成都不远不近，且长期为巴蜀之地北部最后一道“屏障”的缘故。

“远亲近疏”的另一个同义词，是“亲不隔疏，后不僭先”。几次在绵阳，我最喜欢的是傍晚的涪江边上，华灯连片，似乎虚幻之海，映照在涪江之上，似乎沸腾的龙鳞。水在地表及其深层集体行动，看起来有形无声，实际携风带雷，“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坐在那里，只觉得潮湿的风好像一种滋润，也像是一种梳理。一个人会变得异常安静，看着平缓的江面，逝水从来不做声张，静默的隐喻性反而更大。

除了嫘祖、欧阳修之外，每次到绵阳，我还记得袁焕仙和沙汀，前者是宗门大德，南怀瑾的师父，后者被鲁迅先生称为“最左翼的作家”。这两位，距离当下时空最近。袁焕仙弘扬佛法，沙汀书写时代影像，看起来南辕北辙，但本质上殊途同归。佛法教人向善、觉悟，文学也具有救世醒世之功效。

李白当然世不二出。我以为，唐代甚至整个中国古代文学史上，排第一名的诗人必定是太白先生。他出生于江油的青莲，或果真生于西域，年少时候由西域返回江油读书。每次路过，我都身心激荡，觉得了他的诗歌的强大力量，那是一种强大的精神震慑，也是现实梦想的激发与引领。

过江油，可以明显地感觉到山的压迫感，隧道之中，列车的哐当声，像是对川西乃至秦岭内部的一种敲击与试探，其中的阴平古道、唐家河、清溪古镇乃至米仓山、摩天岭等地一定会有回声。几年前，我去清溪古镇和唐家河，在幽秘的原始森林之中，倾听扭角羚、大熊猫、川金丝猴等动物发出的远古与近耳之声。踩着清澈见底的河水涛声，于密林幽谷中，感受到大地的古老与庄重、妖娆和丰饶。记得清溪古镇的桃子很好吃，遍地的蒿草当中，七里香居多。想起邓艾当年由此突破蜀汉防御，今儿势如破竹，不日之间，直逼成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