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敦颐的岭南情怀

二十世纪末，我任职的广东省作家协会还在文德路办公。附近不远处的药洲遗址，是我常往之所，或漫步其间，或静坐片刻，皆因我对周敦颐先生怀有深深的敬仰之情。

药洲遗址乃南汉时期的园林遗址，悠悠千载，岁月沉淀。它也是明代羊城八景之一的“药洲春晓”，景致如画，美不胜收。一块“濂溪遗址”的石碑，位于药洲入门处左边。此碑是嘉庆六年（1801年），清代状元姚文田题写的，当时他任广东学政，负责教育事务。此碑之存，足以证明九百余年前，周敦颐任职广东期间，曾小住药洲，确具真实性。后人念先生之德，故而立碑于此，以表缅怀。

为何凡言“濂溪”皆与周敦颐有关呢？因为他字茂叔，号濂溪，世人遂称他为“濂溪先生”。他晚年于江西庐山莲花峰下的小溪边筑室而居，还将此地的小溪命名为“濂溪”。先生仙逝后，黄庭坚和苏东坡应周敦颐之子周寿、周焘的请求也作了关于含有“濂溪”名的文章，黄庭坚写的是《濂溪词（并序）》，用“光风霁月”匹配周敦颐的胸怀。苏东坡写的则是《故周茂叔先生濂溪》，也盛赞周敦颐的学问和人品，实乃佳话一段。

周敦颐于熙宁元年（1068年），奉调至广南东路任职，彼时其辖区大致涵盖今日广东省以广州为中心的中部和东部区域。他担任提点刑狱使司一职，主要肩负起监督和审理此地刑事事务之重任。此外，周敦颐亦曾出任广东转运判官、知南康军等职务。

周敦颐前来广东任职的当年，在广南东路这片广袤大地上，就一路巡视。当其步履踏入素有“端砚之乡”美誉的端州，即今日之肇庆时，敏锐地嗅到了几缕不同寻常的气息，捕捉到了几片异于常态的光影。由此，一场关乎正义与邪恶、廉洁与贪婪的大戏悄然拉开帷幕。

端州，有“岭南第一奇观”的七星岩，七座石灰岩峰的排列，状如天上的北斗七星。还有那遐迩闻名的端砚，更是文人雅士心中的瑰宝。这里本应是一方充满文化底蕴与艺术气息的宝地，然而，此时的端州却被一片巨大的阴霾所笼罩。这是因为时任端州知府的杜咨，竟然利用手中职权，肆无忌惮地垄断砚石的开采、制作和销售。此人贪婪成性，不但以端砚贿赂各方可以助其升官发财的官员，还要与民争利，盘剥百姓。端州民众虽心中愤懑，却敢怒不敢言。因其财富犹如万石粮食般丰厚，故而人们送其外号“杜万石”，私下里尽是诅咒之声。

周敦颐听闻此事，心中大为震怒，眼里容不得沙子的他，决定亲自揭开这黑暗的幕布，为百姓讨回公道，让端州重见天日。于是，他换上寻常百姓的衣衫，微服私访于端州的大街小巷。他与百姓亲切交谈，倾听他们的疾苦、无奈与愤恨。百姓起初尚有疑虑，但看到周敦颐眼中的真诚与坚定，便纷纷打开话匣子，将杜咨之恶行一一诉说。

周敦颐还深入砚石产地，那里的矿工满脸疲惫和无助。他了解到，杜咨的手下肆意欺压他们，抢夺他们辛勤开采的砚石，且不给工钱，致使他们的汗水白流，更有甚者，有的工人因此失去生命，搞得人亡家破。

他又走访了不少工匠之家，了解制作与销售的内幕。看着那些精美的端砚，因为杜咨的垄断而无法正常销售，积压于仓库之中，他心疼无比，又义愤填膺。

经过一番艰苦的调查，真相渐渐浮出水面。周敦颐心中也有了全盘计划。他回到府衙之内，精心谋划了一场妙计审案。在威严的公堂上，他以如山的铁证，将杜咨的罪行一一揭露。杜咨面如死灰，却还妄图狡辩。然周敦颐岂会给他机会，他以正义之剑，果断斩断了杜咨的贪婪之手，成功查办了“杜万石案”。端州百姓无不拍手称快，那漂浮在头顶上许久的阴霾终于被一扫而空。

但周敦颐深知，仅惩办一人远远不够。杜万石虽除，若土里的毒素不清除、不治理，难免还会有李万石、王万石等相继冒出来。为防类似事件再次发生，他毅然奏请朝廷。在那一封封言辞恳切的奏折中，他详细阐述了端州的情况，请求朝廷颁布法令：“凡仕端者，取砚石毋得过二枚。”此令一出，端州大地为之震动，它犹如一枚重磅炸弹，炸塌了贪污受贿的大门和通道，让璀璨的阳光，照亮了端州的每一个角落。它不仅遏制了当地官员对端砚的不良企图，更保证了端砚能够稳定出售和流传。

时光荏苒，岁月变迁，这条禁令竟然一直沿袭至清朝，成为历史长河中一抹闪耀的光芒，见证着正义与廉洁的力量。

周敦颐在广东任职之际，还竭力改善诸地司法的环境，提高当地司法的效率，为岭南地区的法治建设奠下基石。

另外，周敦颐也大力推动和促进中原文化与理学思想在岭南的普及和传扬。他把自己的理学思想传予门生程颐、程颢、杨时，他们又复传于罗从彦等青年才俊，故罗从彦算是周敦颐的再传弟子。而罗从彦于绍兴二年（1132年），以特奏进士之身出任广东博罗县主簿时，也言传身教，让广东民众直观地领略到了理学的魅力和价值。此般文化传播，对岭南文化的丰富和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周敦颐遂成为百姓心中的传奇。他的故事，在岭南的山水之间流传，激励了一代又一代的后人。

在粤之地，纪念周敦颐的遗迹颇多，除了前面提到的药洲遗址，我还去过广州越秀区流水井小马站书院群的濂溪书室，虽然现在只剩下外墙和上界石等部分遗迹，但它是广州官方祭祀周敦颐最早的记录。其始建时间可追溯到1175年，这时已经是南宋淳熙二年，距周敦颐离世已一百零二年了。

还有广州白云区太和镇的龙归南村和大南村，前者有孖祠堂，是为纪念周氏开村始祖周仕龙和周遂禄兄弟而设立的大宗祠，二人为周敦颐的第九代孙。村中还有周氏大宗祠及相关建筑，村中央有公园，里面有纪念周敦颐的爱莲桥、刻有《爱莲说》的凉亭及周敦颐塑像。后者也是以周姓为主，是周敦颐后人聚居地。村中公园里也建造了周敦颐塑像、濂溪阁、爱莲池，池塘里种满了莲花，并且有刻着《爱莲说》全文的石碑。这里已成为白云区廉洁文化的重要基地。

我对周敦颐的仰望，一开始是得益于舅公对我童年的启蒙。但后来的坚定，则是由黄庭坚先生指引所得。

重庆合川，是我妈妈的出生地，她在那里长到十几岁才离开。合川也是我老爹的中学——国立二中的所在地，合川那段中学时光，是他生命中最动情的岁月，他和我妈妈是在那里相识的。幼时，我经常跟着妈妈回去探望外婆和舅公，在合川，特别疼爱我的舅公，曾数次带我去养心亭、爱莲巷、书院街、濂溪祠等地。舅公虽是一介武将，但骨子里却具文人之气。他特别崇拜周敦颐，所以他也把与这位大家有关的景致介绍给了我，让童年的我，虽不知道舅公的名字，却牢牢地记住了舅公口中这位“了不起”的人物的大名。

舅公还教我背诵过一首诗：“仙姿疑是华颠栽，不向东林沼上开。异芯每随榴花放，清香时傍竹风来。枝悬缟带垂金弹，瓣落苍台坠玉杯。若使濂溪年少见，定抛兰桨到岩隈。”

舅公告诉我，在合川城外有座山叫作铜梁山，因其山岩颜色如古铜，山顶有石梁横亘。铜梁山云雾环绕，风光旖旎，有险峰、幽谷、瀑布、茂竹。而舅公教我的这首诗名字就叫《铜梁山观木莲花》，是周敦颐在合川为官期间，登临铜梁山后被其美景打动而撰写的一首诗。当时我年纪小，还不能完全理解其中的含义，只知道是描写铜梁山木莲花的美丽的。

成年后我再次回到合川并登临铜梁山，此时舅公已经作古，但他教我的诗中写到的花朵，我真的见到了。周敦颐笔下的这种木莲花，是木兰科木莲属植物，其花朵有的呈杯状，有的呈碗状，花瓣硕大而厚实，白色如初雪，粉红似少女唇，令人心动。一首诗、一种花、一样的情怀，将千年时光编织成一幅画卷，镶嵌在我眼前这广阔的天地之间。

长大以后，我迷上了香道艺术，研究香学大师黄庭坚便成了我的日常。在与这位被我呼唤过无数次的“坚爷”的心灵碰撞中，我竟然发现他和周敦颐之间存在着一个神奇的数字：二十八，即黄庭坚在1045年出生时，周敦颐二十八岁；而周敦颐1073年去世时，黄庭坚也才二十八岁。

在我们辉煌的华夏文化中，二十八往往与星宿相关。古代将天空分为二十八星宿，广泛应用于天文、宗教、文学及星占等领域。它反映了古人对天空的细致划分和对宇宙的观察与认知。在文学作品中，二十八星宿常常被用来营造神秘的氛围，象征着宇宙的宏大深远与变幻莫测。

而周敦颐和黄庭坚同在一个时代的二十八年里面，并没有资料显示彼此见过面或者通过信。黄庭坚作为晚辈，虽敬仰周敦颐的人品和学问，然绝非盲目仰慕，而是能够穿透表象，真正地聆听周敦颐内心深处的渴望，以深刻的洞察去理解那灵魂的呼唤。比如我前面提到的黄庭坚应周敦颐之子周寿、周焘的请求而作了《濂溪词（并序）》，该诗包括篇幅颇长的序及楚辞体之诗，兼容事迹、议论与诗意的礼赞。他在其中称周敦颐“人品甚高，胸怀洒落，如光风霁月”。这被古今学界广泛地认为是对周敦颐胸怀气象的精妙表达，令人在斗转星移的千百年后，也能生起知音之叹。这样的评价，从侧面说明黄庭坚本人也有超脱世俗、内心清净的格局。倘若他不具备深邃的识人之智与诗性表达之才，他就不可能对周敦颐的襟怀气象有如此澄明而睿智的挥笔。

“光风霁月”，此四字何其灿烂。 它如同一幅绝美的画卷，展现出澄澈天空下微风轻拂、明月高悬的宁静与美好。那是一种超凡脱俗的境界，没有丝毫的阴霾与杂质，只有纯净与明亮。这四个字是对周敦颐高尚的品格、宽广的胸怀和豁达的心境最高的褒奖。

黄庭坚不但对周敦颐评价甚高，而且对其长子周寿的赞美也不吝啬笔墨。周寿在元丰五年（1082年），通过黄裳榜登第，开始了他的仕途，最初担任吉州司户，之后改任秀州知录，最终官至司封郎中。周寿就是在这段时间与黄庭坚为同僚的，两人关系友好。此时虽然周敦颐已故去多年，并未亲眼看见长子登第做官，但他的言传身教依旧对后辈有约束力。所以周寿也为人正直，为官清廉。黄庭坚称他“纯粹动金石，清节不污，虽与日月争光可也”，这样的下笔实属真正有神。墨韵流转之间，似有灵光照耀纸端，化成奇妙之境。

周焘则是周敦颐的次子，他与苏东坡有着深厚的友情。当年苏东坡任杭州知府时，周焘任两浙转运使，两人在杭州除工作上有所交集，生活中经常聚会，饮酒赋诗，唱和频繁，亲如手足。比如周焘曾作《观天竺激水》七律诗一首：“拳石耆婆色两青，竹龙驱水转山鸣。夜深不见跳珠碎，疑是檐间滴雨声。”苏东坡则应和以五言诗《杭州次周焘韵游天竺观激水》：“道眼转丹青，常于寂处鸣。早知雨是水，不作两般声。”

而黄庭坚视苏东坡亦师亦友，经常一起聚会出游。这样一来，不管是直接的还是间接的，他与周焘的交往也是非常友好的。

黄庭坚与周敦颐都十分注重内在精神世界的修炼，对“莲出淤泥”的典故都钟爱有加，表现出对佛教莲花譬喻的认同，以莲花来象征某种超越尘世的精神境界和德行。这种共通的观念倾向，也反映出他们之间的思想契合。

黄庭坚在《次韵中玉水仙花》中，引用了周敦颐的《爱莲说》，并提及“予独爱莲之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这段话不仅表达了他对莲花高洁品格的欣赏，也反映了他对君子风度的追求。

黄庭坚还在《铁罗汉颂》中写道：“有为中无为，火聚开莲花。”这句诗通过“火聚开莲花”的意象，表达了对莲花在困难环境中依然能绽放出美丽花朵的赞美。

周敦颐曾经到重庆合川为官四年，他在那里写下了著名的《养心亭记》。在其中提出了修养至圣的观点，认为圣人是通过后天修养而成的。这在当时颠覆了普遍认为圣人是天生的观点，让每个人都看到了希望。此外，他还提出了寡欲至无欲的修心养性观念，也就是说，修身养性不能止于寡欲，而要最后能够达到无欲的境界。《养心亭记》也被誉为宋代理学的奠基之作。

而黄庭坚在宋绍圣初年（1094年）也到过重庆，但不是到合川，而是彭水地区。如果以重庆为圆点，合川在它西北部，彭水则在它东南部，两地相隔近三百公里。那时，周敦颐已经离世二十一年了。黄庭坚是因政敌弹劾，被贬为涪州别驾，遣黔州（今重庆彭水）安置的，他在那里居住了三年多。彭水是一个以苗族、土家族为主的少数民族聚集地，语言和生活习俗与江西修水出生的黄庭坚定然存有不少隔膜。但他还是以非常乐观的精神，在摩围山下建起了摩围阁作为居所，自称“摩围阁老人”，也号“山谷老人”。他还在水塘里种了一些莲花，其目的不言而喻。他没有因为被贬而意志消沉，而是像他的前辈周敦颐一样，致力于传习讲学，坚守自己一贯的人生信条。他创作了传世之作《砥柱铭》长卷书法作品，这幅手卷长达十一米，画心长八米，内容是黄庭坚生前推崇的唐代宰相魏征写的《砥柱铭》，全文六百多字，是现存最长的黄庭坚大字行楷，在2010年保利五周年春拍卖会上，竟以4.368亿元成交。遥想当年，黄庭坚断然想不到自己在寂寥中写下的长卷，竟然被后世炒得如此火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