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炮来

我是二十五岁时认识宗先生的。1949年春天，那时人人都在谈论生死，而我一心想着，得让春生活下去。

一天清晨，我们班长，一个肥头大耳腰比腿长的家伙，叫我和春生跟他去一趟。那是我第一次进我们处长家。一进门，我天啊，太师椅靠背镶着玉、桌上摆着精致的珐琅器、半导体、电唱机、床上有帷幔、博古架里全是奇石和古董，满屋子还飘着一股淡淡的说不上来是啥味儿的木香。咱打小儿在山沟沟里长大，没见过世面，我就想，一个警务处处长就这样，那么全省军政大权一把抓的绥靖公署主任家那得啥样子？当时我站那里，心想，刘姥姥进大观园也无非这样吧，看啥都稀奇，要不谁都削尖脑袋想当官，这当了官，尤其是大官，就是不一样嘛！我们班长猛地在后脑勺拍我一巴掌，又端一下我屁股。发什么愣，伸出手来我看看。但实际上，他连头都没转一下就说，还算干净，不过不干净也无所谓。他命令我和春生，去把床上的铺盖抱上跟他走。

这时一个穿旗袍的女人正好进来。这个女人我知道，叫朱懿琳，是省妇女救助会会长。不过，谁都知道这职位的真正由来是她是公署主任喜欢的堂妹，而且天天在公署主任身边照顾着主任的日常起居，还有就是一—她和我们处长有着一种不明不白的关系，啥关系谁都不会明说。似乎父母亲那一辈关系就不错，又是老乡。我们处长是有家室的，朱会长也曾嫁过人，只是感情不好分手了，可兄弟们私下里聊天说到处长的女人的时候，大家没有一个人的脑子里想到的不是朱懿琳这个女人。要说这位朱会长，真还不是那种细皮嫩肉杨柳细腰型的女人，也不是会哼风雅小曲的女人，但这人与人之间，真还不能一把尺子量到底，王八瞅绿豆，各看各的菜。不过单就长相，我倒喜欢，朱会长朴朴素素，挨挨实实，站你面前不会让你觉得提心吊胆。至于我们梁处长，他是不是这么看，或者像传言的那样纯粹是为攀她是公署主任的堂妹这层关系，那就不知道了。我们真不知道她是咋知道我们来梁处长家的，那种突然，就感觉她像是从旁边的屋里出来的一样，兴许她就是刚从旁边的屋里出来的，那我们也不敢问啊。胡班长马上低头哈腰，满脸陪笑，那份奴才相儿，让我觉得他当个班长也不容易。他往后退，大屁股就把我和春生撅到一边了。朱会长也没理他，进屋后东瞅瞅西瞧瞧，像找啥东西。她走到床边，又到桌子旁拉开抽屉，从里面掏出几本书，看样子是某人正在看的书。她把它们擇整齐塞进我抱的床垫里，又到门口脸盆架处，将牙刷、牙粉和一块白毛巾一起放进那个白搪瓷盆里递到我们班长手里说，胡班长，把这些都带上，难道你就是光睡觉，不刷牙不洗脸啊？

离开梁处长家，我和春生跟着胡班长进了绥靖公署，也就是省府大院，又七绕八拐，最终来到东花园这个小院。当时看，这个小院已经闲置很久了，但不像没人管理，只是平时很少有人来，少了点烟火气罢了。

我们班长让我和春生打扫一下屋子，只收拾正屋就行，一听就知道要来的人大概只是想来躲清静的。想到铺盖是从梁处长家抱来的，那这房子无疑就是给梁处长收拾的。作为警务处长，还是公署主任的心腹，梁处长天天与黑白两道过招，结仇恨梁子的事在所难免。他要了人家那么多人的命，那想要他命的人也自然不在少数吧。有一天他拍脑门一想来个“狡兔三窟"也属正常吧？另外—我脑子里一下子就想到朱会长，想到这处隐于花园之中的僻静小院，莫不是？啊，哦，难道是梁处长的太太从北平回来了？那他也犯不上和朱会长委屈到这种地方吧？毕竟朱会长有自己的住处，平时就她一个人。当然这都是我的瞎想。

不过我不知道的是，几乎就是那个时间段，省府办公楼里，一个侍卫噎噎噎跑进教育厅直奔厅长办公室。那是梁处长的贴身侍卫，可能是特殊时期的原因，警务处的人到哪都凶，就像过去的大内侍卫一样。那天那个侍卫姓魏，兴许念着要见的人是宗厅长，还礼貌地敲敲门。门半开着，几乎就在宗厅长说“请进”的同时，他便推门进去，他说，我们梁处长请宗厅长过去一下。梁处长是谁啊，大概在那个院子里，除了公署主任，他要说请，大概没有第二个人敢说半个不字吧？再说，梁处长和宗厅长是旧识，又一起在为主任办事，没有不去的道理。

宗先生到了梁处长的办公室。我听魏侍卫后来给我描述说，梁处长表情自然地从办公桌抽屉里拿出一个条子，说是公署主任的，上面其实就一句话：贤侄，以现在环境和你惹的麻烦，最好住到我这来，这样可使我与你父亲的交情无憾。主任说的“这”就是这个小院，这一片是省府的东花园，实际上是主任的专属，就是说，他要宗厅长住在他眼皮下。“现在环境"是啥环境？“你惹的麻烦”是啥麻烦？这些东西兴许你比我还清楚，我一个当兵卖命的，其实除了能吃饱穿暖最终还能保住脖子上这颗脑袋就行了，其他的事，真还没那么上心。至于主任与宗先生父亲的交情，那是人尽皆知。两人一起留洋，一起怀揣炸弹回国发誓要炸翻满清政府，一起参加辛亥革命，一起反袁反复辟，就是在最为艰难的抗战时期，宗老先生都一直陪伴在公署主任身边，是主任超过亲兄弟的核心加贴心幕僚。宗先生也算是公署主任看着长大的，再加上，无论宗老先生，还是公署主任，都受传统思想影响很大，对交情十分看重。据说宗老先生临终前还对公署主任托了孤，说宗先生性格烈，爱冲动，但念其年轻，要对他多加管教。这份交情，自是不一般。

魏侍卫说，当时宗先生站在梁处长办公桌前，他直截了当地说，还是去年那桩旧案吧？情况你都知道，案底、口供你这都有，案子该结就结，咋处理，我都不怪你。至于是啥旧案，我还是从你书中看到的。1948年冬，一个叫曹瑞轩的学生拿着通行证出城被抓了，卫兵从他的鞋底里搜出一张城防图。这还了得，那可是城防图，五六千个炮楼碉堡都标得清清楚楚，还用说，一定是投敌，抓起来大刑伺候。这一审讯就审出问题了，曹瑞轩供出那个通行证是宗先生给他弄的。但事情会这么简单吗？通行证好说，作为教育厅长，爱护学生，念其思母心切，尽自己能力搞到一张通行证，能说得过去，可是一手里拿着通行证的学生身上为啥就偏偏带着城防图呢？这种蹊跷也有点过于蹊晓了吧？虽然那个曹瑞轩一口咬定，他就是利用了宗厅长人善心软的弱点搞了一张通行证，但谁信啊？最起码梁处长是不信。但这事毕竟牵扯到宗厅长，不是一般人，背后还有一个公署主任站着，不可轻率。对曹瑞轩继续严刑拷打，然后再从别的被抓人员那里找有关宗厅长的线索。

宗厅长说的就是这件事。听到这里，梁处长就笑了，是那种下意识的笑。宗厅长这就猜到应该是又有新情况了，新近他的一个好友出逃没有成功，大概又牵扯到他了。于是，宗厅长就直言不讳地说，就算有新的案子也不怕，反正我知道迟早会有这一天。

梁处长也不恼，起身给宗厅长倒了一杯水，算是压惊。他说，宗厅长，我的宗老弟呀，你还真猜着了，确实是有个新案子。一个叫李平的人，你应该没见过，也不知道，还有个叫汪大海的人，这个人你肯定知道，不过近来你也没见过，是不是？可是他们在一起密谋让李平的哥哥和一个营长投敌，说要拉上你。那个营长承认了，李平也招了，主任觉得这事你不知道，是他们密谋逼你跑。不过我觉得你不能不知道。那个汪大海还说，你可能不会走，因为你想和我和主任谈谈和平的事，你自己说到底有没有这事？

宗先生这就明白了，只是面对梁处长的话，他不能不信，但又不能全信，万一是挖坑套话呢？宗厅长接过水杯，也笑了，有没有还不是你梁处长说了算吗，不过，我确实是想找个机会和你和主任谈一谈，看看这城里的百姓，都半年了，要是再这么下去

宗厅长，你不想活了？你有几个脑袋自己总知道吧。你明明知道主任心里咋想你还一—梁处长马上生起气来，我不会和你谈的，主任也不会和你谈！

可是

没有可是。要不是主任- 一还有——啊，我现在就可以把你——梁处长说。

那还叫我来干吗？直接行动就是了。

这些都是我后来才知道的。那天，我和春生收拾完屋子后，接到命令，下午开始的第一个夜班就是我们。

傍晚天快黑的时候，宗先生由梁处长陪着来到小院。我当时还想，梁处长公务那么忙，我们这种下层的普通士兵很少能见到，当然长相我是知道的，他一副圆脸，可能因为吃得好，皮肤细得像娃娃，虽然常常挂着笑脸，但别人都说他是“笑面阎王”。我们都怕他。而宗先生呢，身材和面目都很清瘦，一身中山装虽然有点晃荡，但很提精神。我和春生自然也得以标准姿势敬礼，得像恭迎最高长官那样行注目礼。梁处长很享受这个的，只是那天他心思不在这上面，从我身边经过时，连看也没看我。

梁处长和宗厅长一路上有说有笑，进屋后，梁处长先去检查门窗，然后这摸摸那摸摸，不知道他摸个啥劲儿。后来他突然抬头，厉声把我叫进去，对我说，还有这个。我不大明白，一个电灯怎么了，意思是不够亮？我就说，知道了，处长，回头我去换个大瓦数的。梁处长马上瞪我，还骂我，你脖子上搁的是烂南瓜？怎么一点脑子都不动！去，把灯线拉高，还有，把开关也移到屋外去。我就听宗先生在旁边说，没那个必要吧。梁处长说，我可以对你不负责，但我必须对老头子负责。这时，我才知道原来这是宗厅长要住，我们一早从梁处长家搬来的铺盖是给宗先生的。

把宗先生关在这个小院，说是为了他的“安全”。我马上行动，请电工来把灯线拉到踩上桌子都够不着的地方，又把开关移到屋外。梁处长这才放心地离开。临走时，他极其严厉地给我们下令，任何人都不准进来，除了他，谁也不行。

这样，宗先生就被关进北厅正屋了。连出门在院里走走都不行。他自己倒似乎无所谓，一副既来之则安之的样子。后来他还说，这屋子梁处长上学的时候住过。他经常来，现在他躺在这张梁处长用过的床上，睡得踏实。

刚开始，我们是严格执行命令的一—除了宗先生叫我们，或处理一些生活上必须的事，决不和宗先生说话。警务处不同于其他地方，被关起来，还关在梁处长住过的地方，谁知道宗先生是啥来头啊？再说谁都知道病从口入祸从口出，一个普通卫兵就为混个活命，还是当哑巴的好。

那段时间，梁处长隔三岔五会来，说是关心宗先生，当然来了也问一问宗先生最近吃得如何？屋里是不是有蚊子了？要茶要烟就和卫兵说，如果想看书就亲口和他说。但有一次的细节我听出门道了，梁处长对宗先生说，你要啥书我都给你找，可是报纸嘛，就不必了。你说他们为啥不让宗先生看报？还有啊，我们梁处长说，虽然你出入不方便，但教育厅的事你还得管，教育厅要有事会有专人来联络你，你还需要签字盖章的嘛。这是啥意思？

我听见宗先生说，章盖不盖吧，字也没必要签了。

不不不，还是要盖，还是要签。你要觉着闲，就安心做做文章，但人，你就不要再接见了。梁处长说。

见不见，那还不完全由你们？

主要是——主任也希望你静下心来研究研究学问。

你听听这些话，猛一听没啥吧？我初听时也感觉没啥，可到后面就越听越觉得不对劲了，不能说刀对刀枪对枪，反正是每一句都能让我出一身冷汗。我真不知道宗先生哪来的那种淡定，要知道，那个时候在我们警务处，处理一个人就像踩死一只蚂蚁。接着，我听到梁处长阴阳怪气地提醒宗先生，他们这么做，一切都是因为宗老先生，一切都是为宗先生好。

宗先生却不领情。他骂我们处长，你这是在将错就错。你年轻时也参加过革命，难道那时的理想，你都忘了个干净？

梁处长当时正站在门缝处。我看着他猛地举起手，又慢慢放下，然后他双手抱臂，为自己辩解：那是两码事，自从跟了主任，主任对我那么好，有一次我生病差点都要死了，是主任给我治好病，救了我。我这个人做人，从来就是知恩图报。

知恩图报那是应该，可是报恩能代替政治？宗先生问。

我听到梁处长阴阴地“哼哼"两声，你是真年轻，不会在主任底下做事。其实主任的意思你都明白，主任让你研究学问是想让你冷静，让你好好想想，要是我，我一定会写一个自白书交给主任的。

然后呢，拿去登报？那我岂不此地无银三百两了，那以后我不更说不清了？

行了，宗厅长，你也别总以为你是天下第一聪明人了。话我不多说，你自己掂量吧。梁

处长一摔门走了。

对了，记得上次你提到一个有意思的话题。你说有科学家最新发现，男人的染色体原来不只“XY”一种，其实还有“XYY”一说，那个多出来的“Y"可能是让男人变得比常人更加冲动、激烈，甚至暴躁的原因。你没有明说，但我能听出来，你们这些年轻人，脑子里为啥总是有那么多奇奇怪怪的东西，是，宗先生在北平读大学时，他们校长评价他，确实说过他“此人出身豪门，思想激烈”，但彼激烈非此激烈，你为啥没想到是革命理念点燃的满腔热血呢？要知道宗先生1932年到北平，1933年便入了党，他接受组织安排很早就进入情报系统，秘密为苏联收集有关日本方面的情报。他的隔代上线就是大名鼎鼎的红色间谍佐尔格。哦，这些你肯定知道。不过，在我和他接触的那段时间里，宗先生给我的印象是文质彬彬、是淡定和沉稳，根本看不出激烈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