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代青年女性导演温暖现实主义的创作研究

温暖现实主义是一种温和的现实主义创作方式，旨在通过温情感人的故事情节或美好、充满希望的视听呈现以及具有指导意义的问题解决办法等创作策略，挖掘现实困境中的温暖与幸福，从而带给观众情感层面的慰藉。本文结合中国当代青年女性导演的创作，力求通过不同类型的现实题材的作品进行温暖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研究，从青年女性导演更加细腻独特的视角出发，探寻温暖现实主义的更多可能性。

一、温暖现实主义是一种“哀而不伤”的创作方式

温暖现实主义是一种“哀而不伤”的创作方式，它以温和的手法，通过温情感人的情节、美好的视听呈现及实用的问题解决办法，挖掘现实困境中的温暖与幸福，给予观众情感慰藉。这种创作方式秉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注重展现残酷现实中的温暖，挖掘人性的善良与真诚，引导人们关注生活及有话题性的事物，具有强烈的社会价值。作为一种面对残酷现实的理想主义方法论，温暖现实主义为现实生活中的困境与悲剧提供出路和情感抚慰，让观众在剧情推进中感受到积极向上的力量。它不绝望、不悲观，致力于唤醒人们内在的热情与真诚，激发爱与善，引领受伤的灵魂走出黑暗，迎接光明。

二、当下中国现实主义电影内容创作存在的问题

针对当下现实主义电影的创作现状，胡智锋老师给予了较为准确的概括：“有的现实题材剧作存在悬浮问题，表面上描绘了现实，但回避了现实中一些尖锐的社会问题和矛盾，失去了真实生活的依托，作品的思想艺术和情感力量不足；有些创作者虽然直面现实问题，但在思想表达上走向消极、灰暗，给社会带来负面影响。”

温暖现实主义的创作方式在上述两种极端之中找到了一个平衡点，它既是对现实生活的客观真实反映，不回避矛盾冲突的激烈以及道德痛点，又不是一味地消极应对，或者浇灭希望之火，用两败俱伤的方式走向某种极端。电影创作者应当多挖掘现实中积极正向的精神力量，给观众传递温暖和希望。

李道新先生则倾向于使用“参与式的现实主义”（《走向参与性现实主义的中国电影》）来定义温暖现实主义，他认为电影应该通过介入现实来改变现实。希望大家不要一谈到现实主义就与批判现实主义联系起来，现实主义可以提供的创作方法不止一种，从而为现实主义电影的发展开拓出广阔的道路和空间。

三、以中国当代青年女性导演代表作为例研究温暖现实主义电影的创作

中国当代青年女性导演在电影创作中所展现的乡土情怀、女性主义意识以及对父女关系的反思研究，均展现了不同程度的温暖现实主义创作方式。

（一）温暖现实主义的乡土情怀表达 王丽娜《第一次的离别》

从创作本体论视角考察，聚焦导演个体生命经验的影像重构是建构温暖现实主义的有效路径。这种创作范式以半自传体叙事为基底，通过故土文化基因与集体记忆的互文性书写，在虚实交织的叙事空间中实现情感共鸣。荣格提出的集体无意识理论揭示了文化身份认同的深层机制一个体在全球化语境下的文化碰撞中，对故土文化符码的认知与重构，构成了主体性建构的重要维度。

在电影史谱系中，奥逊·威尔斯《公民凯恩》通过“玫瑰花蕾”的隐喻建构了童年创伤与身份迷失的叙事母题，侯孝贤《童年往事》则以离散经验完成对原乡记忆的仪式化再现。当代影视文本如《我在他乡挺好的》延续了这一创作脉络，通过都市异乡人的生存困境，折射出全球化时代文化身份的多重悖论。这种跨越时空的创作实践印证了巴赫金对话理论的核心要义一主体意识始终在与故土文化基因的对话中实现自我确证。

值得关注的是新生代导演王丽娜在《第一次的离别》中的诗学建构。作为新疆籍女性编剧、导演，其通过在地性视角对童年经验进行美学转译，在求学与病痛的双重困境中构建出存在主义式的成长叙事。影片采用日常诗学的叙事策略，在看似平淡的生活中植入文化断裂与身份焦虑，通过主人公被迫成长的生命轨迹，解构了传统成长叙事的浪漫想象，形成了温暖现实主义与冷峻现实的双重变奏。这种叙事张力恰是当下中国电影新力量创作特征的典型表征。

《第一次的离别》的创作脉络可追溯至导演王丽娜早期的纪录片实践，其影像风格呈现出典型的温暖现实主义特征。在视觉表征层面，高饱和度的暖色影调与柔光处理构成视觉慰藉系统，与主人公艾萨的生存困境形成辩证性张力一云隙透射的光线隐喻人物内在韧性，长焦镜头的远距离凝视则暗示个体命运困境的不可介入性，形成“在场旁观”的美学立场。这种温暖叙事并非遮蔽现实矛盾，而是通过视觉升温策略构建主体性救赎路径。

在地理空间建构方面，新疆塔克拉玛干沙漠的自然景观被赋予双重叙事功能：既作为地域文化符号强化文本的地方性认同，又以诗化风景参与意义生产机制。导演王丽娜通过沙海、烈日等意象的仪式化呈现，将物理空间转化为精神场域，正如她所述“太阳晒干忧伤”的创作理念，把地理特征升华为治愈性话语装置。

影片的温暖现实主义核心在于方法论建构。面对现代化进程中传统社会的结构性困境，主创团队提出“离别”作为成长仪式与问题解决方案：养老院安置、都市求学、教育移民等情节单元，共同指向空间迁移对生存困境的超越性价值。这种叙事策略既承认现实矛盾的存在论基础，又通过行动元设计提供具象的突围路径，使“离别”从物理位移升为存在论意义上的主体觉醒。

（二）温暖现实主义的女性主义表达 滕丛丛《送我上青云》

中国新生代女性导演创作谱系中，女性主义意识呈现显性表征却突破二元对立的类型化界定。邵艺辉的《爱情神话》与韩帅的《绿夜》等城市情感题材虽嵌入性别政治反思，但其叙事策略仍游移于女性主义电影范式之外。相较而言，滕丛丛《送我上青云》通过女性主体性建构实现突破一—在疾病叙事与生存困境的双重框架下，影片既完成女性生命经验的诗学转译，又通过存在主义式抉择提供主体意识觉醒的实践路径。

从劳拉·穆尔维凝视理论视域考察，主流电影机制长期陷于父权意识形态规训，致使银幕女性沦为双重符号化表征：无论是欲望客体的“红玫瑰”抑或道德镜像的“白玫瑰”，皆深陷他者化困境。这种性别表征不仅体现为叙事功能的边缘化，更折射出文化生产中女性话语权缺失的结构性困境。中国女性导演的创作突围，恰构成解构视觉权力关系的实验性场域。

由滕丛丛自编自导，姚晨监制并主演的电影《送我上青云》，通过刻画罹患卵巢癌的女记者盛男，踏上追寻爱与自我治愈之旅的情节，深刻地呈现了女性在现实生活中的生存困境与精神困惑。盛男因原生家庭的成长阴霾，对爱欲虽心怀向往，却在对待男性的态度上始终有所保留，致使其爱情观趋于悲观。影片伊始，盛男虽具备经济独立、高教育水平以及坚韧个性等特质，却仍难以摆脱男性凝视的束缚，诸多看似反抗男性凝视的行为，实则沦为无法挣脱的枷锁。在“男人”与“女人”、“第一性”与“第二性”的性别框架下，外界的观念如同紧箍咒，每当女性试图倾听内心真实声音之际，多重社会身份便会横加干涉，限制女性的自我表达。在成为某人的女儿、妻子、母亲等社会角色之前，女性首先应回归自我，感受个体存在的意义。盛男自被赋予名字起，便踏上为女性权利争取话语权的征程。最终，她凭借自身不懈努力与内心的宁静平和，突破了外部对于“第二性”的某些限定，成功地捍卫了女性尊严。影片的最后一个镜头堪称温暖女性主义的生动展现：盛男面对日光初照的山川自然，放声呼喊，继而静静闭眼，勇敢直面未来。电影片名取自曹雪芹诗句“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却舍去前半句，独留后半句，彰显出“我就是东风”的果敢与自信。诚然，在爱他人之前，女性需先学会自爱，无须为自身选择寻求外在证明。

由此可见，女性主义与温暖现实主义在此产生了交集：若有外力助力，自是顺遂；若无外力可借，女性亦能凭借自身力量振翅高飞。在现实世界中，一切境遇皆为常态，女性应秉持这种独立精神，坦然面对人生。

（三）温暖现实主义的父女关系表达 德格娜《告别》

原生家庭对人成长的影响十分复杂也至关重要。蒙古族导演德格娜在她的《告别》中以一种独特的视角讲述了女儿照顾患病父亲这一常见的故事情节。

影片中的主要人物都是蒙古族人，但女儿（导演）作为新一代的蒙古族人，在北京和英国都有较为长时间的生活经历，其实她的生活早已经离传统的蒙古族越来越远，甚至会跳脱出来审视蒙古族很多传统的元素，形成一种“客体凝视”。这种对于原生环境的“客体凝视”，也和影片所展现的父女关系有所呼应，“陌生感”取代了原本的应该有的亲密感，女儿对于事物也有了基于多元成长文化背景下的主观判断。

影片通过“客体凝视”机制解构了中国传统父权家庭的伦理困境，揭示了父女关系在疾病语境下的符号性异变。父亲作为家庭经济资本与权威象征的能指（经济支柱/养家者），在罹患重症后滑向“需被供养者”的所指位移，这种身份符码的断裂暴露出传统家庭角色系统的脆弱性。导演德格娜采用去戏剧化策略，通过克制性长镜头与情感留白技术，构建起双重凝视结构：既呈现父亲作为“带刺客体”的矛盾性存在（外在坚韧／内在脆弱），又映射女儿对父权符号失效后的认知重构。这种凝视范式本质上构成代际创伤的诊疗仪式。父亲物质关怀与情感缺席的二元分裂，折射出中国式家庭“功能型养育”的集体无意识一将经济供给等同于情感联结，导致亲子关系陷入结构性失语。德格娜刻意消解“孝顺”叙事范式，通过疾病中介迫使父女进入平等对话场域：在病床与回忆交织的时空中，童年情感缺位的黑洞被具象化为镜头的物理距离，而长镜头的绵延性恰成为代际认知错位的视觉转喻。

影片更深层的伦理价值在于揭示家庭关系的拓扑学本质：当父亲角色从“给予者”蜕变为“接受者”，传统权力结构发生拓扑反转。这种反转不仅催生父女间的符号性和解，更触发家庭关系网络的链式反应一包括夫妻关系重构与母女关系的熵增演变。所谓“冷酷沟通”实为去符号化过程，暴露出中国式亲情中付出与理解的拓扑非对称性，这种认知鸿沟唯有通过代际角色转换（子女成为父母）才可能实现有限弥合，形成存在论层面的镜像反思。

四、中国当代青年女性导演的温暖现实主义创作思考

基于对中国当代女性导演温暖现实主义创作的学理考察，本研究发现其美学范式具备三重核心特征。

（一）性别视域下的温情叙事机制

从创作本体论维度，女性导演通过诗性观照重构现实主义的美学边界。研究样本中，《第一次的离别》等作品以延展性长镜头建构旁观美学，在冷暖调性平衡中实现情感节制。这种叙事策略既体现在家庭伦理场域的代际对话解构，更彰显于性别叙事的主体性觉醒一导演通过微观史视角将私人记忆转化为集体经验，形成有别于男性导演的创伤治愈型叙事模式。齐格弗里德·克拉考尔所言的“电影作为物质现实的复原”在此获得性别维度的新诠释。

（二）情感疗愈的社会文本功能

基于雷蒙德·威廉斯“情感结构”理论，温暖现实主义创造独特的疗愈机制：其叙事架构通过困境纾解模型建构情感共同体，在家庭伦理、代际冲突等现代性症候中开辟象征性解决方案。这种创作范式既承担社会情绪容器功能，又以抒情蒙太奇实现现实痛点的审美转化，如《送我上青云》通过疾病隐喻建构存在主义救赎路径，印证了伊格尔顿关于“文学作为意识形态再生产”的辩证论述。

（三）多元融合的在场性美学

温暖现实主义的类型延展性体现在三重对话维度，首先是青春成长叙事与集体记忆的互文性书写，其次是女性经验与公共空间的权力协商，再者是地方性知识与全球化语境的对抗融合。其包容性本质源自巴赫金对话理论的文化逻辑一在主体性建构过程中，导演通过创伤修复机制将离散经验转化为普世性情感符码。这种创作既保持新现实主义“将摄像机扛到大街上”的在场性，又通过类型范式创新实现意识形态询唤的柔性转化，形成独具东方美学特质的现实书写范式。

温暖现实主义的实践范式为现实主义创作谱系提供了新的方法论维度，其价值在于有效地弥合了传统现实主义与批判现实主义的二元对立。本文通过对中国代表性青年女性导演创作的考察，揭示了该流派在性别化叙事维度中的独特建构一通过微观日常的具身感知与情感政治的重构，形成区别于男性凝视的认知框架。然而受限于样本容量与研究边界的设定，理论框架仍存在局部裂隙，需后续深化。

需特别指出的是，温暖现实主义作为现实主义的亚类型，其本体论根基始终深植于社会实践的土攘中。这要求创作者不仅需遵循艺术真实性的伦理准则，更需承担社会学田野调查者的责任伦理。其终极价值指向并非美学层面的风格创新，而是实践性伦理诉求的具象化，即通过影像中介实现社会现实的拓扑学重构，以此完成艺术生产与人民性之间的辩证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