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作品中奇异的智慧

张爱玲最熟悉的城市是上海。她出生在上海，成名在上海，她也写了许多发生在上海的故事，即便写以香港为背景的香港传奇，“写它的时候无时无刻不想到上海人，因为我是试着用上海人的观点来察看香港的”（张爱玲《到底是上海人》）。小说《倾城之恋》故事发生的地点在上海和香港，张爱玲凭借着其“上海人之通”的视野塑造了主人公白流苏与范柳原这两个人物，其中蕴含的是张爱玲对上海人“奇异的智慧”深刻的把握与独到的理解。

张爱玲的小说和散文相辅相成，她在散文集《流言》中表达了对上海人的看法，认为上海人是传统与现代高压生活结合的产物，展现出一种独特的智慧。她对上海人“文清理顺，世故练达”的特质深有感触，并在作品中体现了这种特质。《倾城之恋》是她以上海人的视角创作的香港传奇故事，本文将从人物形象和主题意蕴两个角度分析张爱玲笔下的“上海智慧”。

《倾城之恋》 “夹缝”中的主人公形象

（一）白流苏 张爱玲的自况

在《倾城之恋》中，白流苏的初次登场并未引人注目，这一情节暗示了她命运的坎坷。白流苏前夫的死讯由白府三爷随意宣布，而她则以平静的态度回应自己的离婚经历，这反映出她在家族中处于边缘地位且缺乏话语权。张爱玲出身于传统旧式家族，经历了父母婚姻破裂与经济困境，这些经历在一定程度上塑造了她笔下人物的生存状态。张爱玲自身也曾面临困境，被迫离开中国，最终前往美国，这一经历展现了她对人生的规划与目标。尽管范柳原在小说中认为白流苏的优点是“善于低头”，但诸多迹象表明，白流苏并非一个甘于命运的弱女子。她具备上海人所特有的“机警”与“聪明”，而所谓的“倾城之恋”实则是她精心策划并实施的一场“爱情围猎”。在这段关系中，真情虽偶有流露，却难以持久。范柳原与白流苏皆为自私之人，这决定了他们之间不存在浪漫，仅有偶尔的叹息。范柳原看似精明，却最终沦为白流苏的猎物。这种“围猎”虽不光明，却反映了中国传统女性在男权社会中所取得的少数胜利，尽管这种胜利带有悲凉色彩。白流苏在男女关系中的主动性，在当时具有重要的意义。张爱玲曾评价白流苏为“一个相当厉害的人，有决断，有口才，柔弱的部分只是她的教养与阅历”（《关于〈倾城之恋》的老实话》）。小说以白流苏的圆满结局收尾，提到她离婚后再次结婚且成就惊人，甚至有人效仿。白流苏凭借勇气、坚持与智慧实现了自己的目标。尽管过程中充满挣扎与等待，但她面对不幸婚姻时所展现出的豁达与坚强，以及在动荡时期对生命的坚韧与执着，都体现了上海人独特的智慧。

（二）范柳原- 离经背道的叛逆者

1.放浪形骸的孤独者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男人的角色规定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围绕着这样的目标塑造出的人格模式，才是符合社会规范而受到肯定的”（陶小红《范柳原与贾宝玉》）。然而，张爱玲在《倾城之恋》中塑造的范柳原形象却与这一传统定位相悖。书中通过徐太太之口介绍范柳原：“那范柳原的父亲是一个著名的华侨，有不少的产业分布在锡兰、马来亚等处。范柳原今年三十二岁，父母双亡。”“他孤身流落在英伦，很吃过一些苦，然后方才获得了继承权。至今范家的族人对他还抱着仇视的态度，因此他总是住在上海的时候多，轻易不回广州老宅里去。他年纪轻轻的时候受了些刺激，渐渐的就往放浪的一条路上走，嫖赌吃着，样样都来，独独无意于家庭幸福。”张爱玲凭借精湛的笔力，使范柳原这一纨纻、放浪的形象跃然纸上。范柳原身世复杂，处事圆滑，与传统文化中的“君子”形象背道而驰。他在英国成长，回国后因缺乏对中国文化的认同而感到“无根”的焦虑。他对传统女性的偏爱，反映出其对文化的向往与选择。对传统文化的失望使他玩世不恭，背离社会规范，陷入孤独。在英国，他是无根的流浪者，渴望民族和文化认同；回到中国，却又难以融入，被两种文化放逐。由于家庭背景，他常住上海，很少回广州。范柳原在中西文化边缘徘徊，找不到定位，孤独感油然而生。他的回国之旅既是文化寻根之旅，也是孤独与对传统文化向往的交织。这种中西文化间的尴尬处境，也反映了张爱玲自身的经历。她关注传统与现代交融中的普通人物，这成为她一贯的写作风格。

2.真情的追寻者

范柳原的孤独源于对现实社会的厌倦以及精神故乡的缺失。在动荡的时代背景下，他渴望情感上的真挚与精神上的共鸣，这种需求远超婚姻的意义。首先，白流苏作为无家可归的飘零者，与范柳原同病相怜，这种身世共鸣是范柳原爱上她的原因之一。白流苏出身望族，但白公馆却充斥着自私、冷酷与虚伪，她在此“住不得了”，而范柳原则更多地表现为精神上的无所依托。此外，范柳原对白流苏的中国古典美也存在文化偏好。其次，范柳原试图在白流苏身上寻求理解与心灵契合，甚至近乎乞求。张爱玲在《倾城之恋》中描写道：“他思索了一会，又烦躁起来，向她说道：‘我自己也不懂得我自己一可是我要你懂得我！我要你懂得我！‘他嘴这么说着，心里早已绝望了，然而他还是固执地，哀恳似的说着：‘我要你懂得我！’”这表明范柳原所追求的是知己式的爱，是在战争面前的“真情”。

范柳原与白流苏在断壁残垣中产生真情，与张爱玲另一作品《封锁》形成对比。二者均发生在压抑、危急的时刻：《倾城之恋》是战火纷飞的香港，而《封锁》则是旧上海电车封锁后的短暂邂逅。然而，《封锁》中男女主人公在封锁解除后一切如常，仿佛只是“做了一个不近情理的梦”；而《倾城之恋》中，香港的陷落却成全了范柳原与白流苏的爱情，他们在文明崩溃的时刻找到了彼此的真心。

二、《倾城之恋》 “新与旧”背景下的主题意蕴

（一）《倾城之恋》中的“现时感”

张爱玲时常将时代与个人进行对比，她认为“个人即使等得及，时代是仓促的。已经在破坏中，还有更大的破坏要来。有一天我们的文明，不论是升华还是浮华，都要成为过去。如果我最常用的字是‘荒凉’，那是因为思想背景里有这惘惘的威胁”（《传奇·再版自序》）。从中可以看出，张爱玲非常注重时间的快慢，她的思想里蕴含着一种及时行乐的人生哲学。《倾城之恋》在开首便借着白公馆那慢了一个小时的老钟引入“时间”元素，旧式的钟是过时的象征，揭示着老太太已经跟不上现代时间。张爱玲的小说中经常会写到钟，还有镜子、屏风、窗帘、旧相册、干花以及各种标志着人物经历过变迁，经历过特殊痛切时刻的物件，而其中的人物则常要在某些时刻和他们过往的情感记忆挣扎以面对新的现实。在学者李欧梵看来，张爱玲对时间观念的重视，放在一种“现代性”的理论框架中来审视，则可以发现张爱玲是中国现代文学中少有的“现代感”极强的作家，正是因为她掌握了“现时”的深层意义。白公馆里慢了一个小时的老钟，“上海为了‘节省天光’，将所有的时钟都拨快了一小时，然而白公馆里说：‘我们用的是老钟。’他们的十点钟是人家的十一点。他们唱歌唱走了板，跟不上生命的胡琴。”“人家的十一点”，这是公众时间，而张爱玲的故事，不在这个轨道，她写的是私人时间、个体时间、特殊时间。胡琴的声音总是低沉的、苍凉的。频繁写到的战争，“更大的破坏”，让她感到的“惘惘的威胁”，支离破碎的苍凉美感，展现了现时生活的不稳定和短暂易逝。张爱玲的孤独与流离失所以及缺乏安全感，隐藏在所谓的“颓废美学”的巨大外衣里。“她对于时间的急促和逼迫感的感受和年岁无关，而是一种‘现时’的焦虑。”（李欧梵《苍凉与世故》）

敏锐的时间观念也是上海人一种“奇异的智慧”。1944年，张爱玲在《传奇·再版自序》中写道：“现在还是清如水明如镜的秋天，我应当是快乐的。”次年4月，她写《我看苏青》的时候，却说道：“生在现在，要继续活下去而且活得称心，真是难。”短短一年，张爱玲对人生的看法就发生了转变，由此可见，“她自己的生命也在模仿她的人生哲学：快乐的时间还是‘短暂的、易变的、临时的’”（李欧梵《苍凉与世故》）。这种人生哲学也在《倾城之恋》中有所延续一香港的陷落成就了一对自私的男女，“现时感”在这个故事之中仍旧有所体现。在张爱玲的作品中有很多新旧并置的物件，如《留情》中的电话、旧式的钟，“半旧式的钟，长方红皮匣子，暗金面，极细的长短针，咝咝唆唆走着，也看不清是几点几分”。除了慢了一小时的老钟外，白公馆的堂屋里还有一个因机括坏掉而停下多年的珐蓝自鸣钟一时间凝固的象征，正因为时间的停顿，白流苏的形象才从一个人间女子跳升到超越时空的象征层次，成为张爱玲《传奇·再版自序》中无论身处何方都可“夷然”活着的蹦蹦戏花旦。

张爱玲是一个对现时的逼迫感有着很深的体验的作家，她较为注重时间的快慢，在《传奇》中也写到了时间一“快，快，迟了来不及了，来不及了！”在此，她强调的是时间的转瞬即逝，在时间的短暂之外还流露着一种作家本人乐观的处世态度，尽管时间极易流逝也要抓住一切机会。《倾城之恋》的下半部分写到了战争，因此更表现了一种时间的逼迫感，在张爱玲看来，只有在战争的逼迫下，“才会说出这种‘地老天荒’式的永恒话语”（李欧梵《苍凉与世故》）。张爱玲将自身的观点投射到作品中的人物身上，在渗透其“现时感”的同时，也完成了对爱情的讽刺。

（二） 《倾城之恋》中的“苍凉感”

张爱玲的作品通常具有悲伤的意味，夏志清发现了张爱玲作品这一特点，并将这种写作的风格称为“苍凉”，“我们可以说张爱玲小说里所求表现的，也是这种苍凉的意味”（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张爱玲自己也说，她小说的人物没有悲壮，只有苍凉；她之所以喜欢苍凉，是因为苍凉有更深长的回味，是一种启示。《倾城之恋》是张爱玲作品中难得一见的大团圆结局，香港的陷落成全了白流苏，使她得到了婚姻的归宿。然而，“在这不可理喻的世界里，谁知道什么是因，什么是果，谁知道呢？”范柳原在调情阶段曾对白流苏这样说：“生与死与离别，都是大事，不由我们支配的。比起外界的力量，我们人是多么小，多么小！可是我们偏要说：‘我永远和你在一起，我们一生一世都别离开。’一好像我们自己做得了主似的！”这句话体现了张爱玲所理解的生命的真实，凸显了人在茫茫命运面前的渺小与无能为力，也使得这一作品弥漫着深沉的苍凉感。张爱玲笔下都是平凡、渺小如蚂蚁的小人物，各自带着无法回避的人性弱点和无法逃避的苍凉命运，“他们不是英雄，他们可是这时代的广大的负荷者”（《自己的文章》）。在这里，年代、战争、政治都是次要的，只有人，人性的凉薄、人格的扭曲、人生的无常，所谓的一切也就只是那些细细碎碎的冗长单调的日子。她在《倾城之恋》中这样描述人们的生命意识：“这里悠悠忽忽过了一天，世上已经过了一千年。可是这里过了一千年，也同一天差不多，因为每天都是一样的单调与无聊。”就在这种冗长单调的重复中，“生命自顾自走过去了”（《等》）。

白流苏虽知范柳原喜欢自己，却并不信任他。两人在香港朝夕相伴，她对范柳原的真实意图反复揣测，认为他可能只是用“激将法”来达到目的。尽管张爱玲对白流苏的心理表示同情，但她并未单一地从白流苏的视角塑造范柳原，而是通过范柳原直接表达白流苏无法理解的心声，从而塑造出范柳原性格的多面性，也借此表达爱情难以共鸣的苍凉慨叹。范柳原的虚无感还体现在他对爱情的悲观态度中。他无法让渴望婚姻的白流苏爱上自己，从而产生了生命的无力感。当他固执地对白流苏说“我要你懂得我”时，其态度“哀恳似的”，内心却“早已绝望了”。这种对爱的真挚追求与爱得不到共鸣的悲哀，体现了张爱玲对人性多面性的刻画。范柳原的唯美爱情话语与悲观态度，既反映了张爱玲的理想主义立场，也表达了她在面对现实时的无奈与苍凉。范柳原虽洞悉自己的自私，但在常态生活中并不想改正，而在倾城的劫难中，他却发生了质变。在枪林弹雨中，范柳原放下了计较得失的心结，与白流苏“真的恋爱起来”，并结成“平凡的夫妻”。尽管张爱玲对“平凡的夫妻”间的情意并不理想化，故事结尾处指出，结婚后不久，“他把他的俏皮话省下来说给旁的女人听”，令白流苏感到怅惘。然而，在倾城的某一刹那，他们确实达到了心心相印的境界，并在乱世中默契地过了一段温馨的平实生活。

在小说《倾城之恋》中，张爱玲以其对人性人情的深刻把握，写出了上海人白流苏的温暾含笑与机警聪敏，并成功地塑造出了范柳原式的反叛者的形象，二者都代表了上海人“奇异的智慧”。与其他的作家不同，张爱玲对其笔下的人物持同情态度，“张爱玲笔下的人物不过平凡的饮食男女，凡人所表现出来的种种缺陷，这些人物都有，而作者对于普通人的性格弱点，一直抱同情态度，所以常常肯定‘人情以内，人力以内’的名利欲望”（丁帆《中国新文学史上册》）。这种“奇异的智慧”还展现在《倾城之恋》的主题意蕴中，作品中的“现时感”与“苍凉感”也是上海人张爱玲的处世哲学与人生观。以苍凉为底色，张爱玲将自我投射到她笔下的小儿女之中，咀嚼浮世的悲欢，抒发达观的人生态度，呈现了上海人“奇异的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