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独的水手”和“温润的雅士”

沈从文和汪曾祺这对师生在现代文学史上都以写水著称，二者的文中都涉及非常多的水意象。沈从文的一生都和水有着解不开的情分，他从小在水边长大，文学渊源是“水”，“水”陪伴着他的一生。他曾说过：“我感情流动而不凝固，一派清波给予我的影响实在不小。我幼小时较美丽的生活，大部分都同水不能分离。我的学校可以说是在水边的。我认识美，学会思考，水对我有极大的关系。”（《致沈云麓》）汪曾祺师从沈从文，文风本就受其影响，他的小说中也写了很多水边的人和物，他也曾表明：“我的小说常以水为背景，是非常自然的事。记忆中的人和事多带有点泱泱的水气，人的性格亦多平静如水，流动如水，明澈如水。”（《汪曾祺回忆录》）两位作家都将他们对水的浓郁情结挥洒在他们的文章中，这种水意为我们呈现出自然灵性的“湘西世界”和温润平和的“苏北水乡”，即使在当今世界依然是洗尽铅华的清流。

一、二者笔下水的共通性

（一）美好的民众人情

郦道元的《水经注》有言：“天下之多者水也，浮天载地，高下无所不至，万物无所不润。”水一直回应世间万物的需要，保持着润物无声的温柔。二人笔下对水的描写，也是生于斯长于斯的乡民忠厚淳朴、善良诚实品行的写照，他们以水的温婉纯净来状写人性的美好，尤其是女性人物的人性美好。

沈从文笔下的翠翠就是在水边长大的，她在水的怀抱中长大，接受着水的滋养，快乐地成长着。水给予了她烂漫活泼的性格，也给予了她温婉淳朴的品行。她是那么美好，那么富有生命力。三三在父亲去世后仍然拥有着快乐的童年，她吹笛子、抓蟋蟀、煮栗子，仿佛她的每一天都充满了生命的活力。这种活力也感染了她周围的人，他们生活中洋溢着的是温暖和美好。即使乡民们都生长在清贫的环境中，但他们的生活依然充满了美好和人情味。

汪曾祺小说中的人物有着浓郁的“水汽”，连他笔下的男子都带有一些“柔软”，比如《大淖记事》中的十一子，他在恋爱中多少有些懵懂和不解风情，巧云说他就是个呆子，他在恋爱中始终处于较被动的位置。当然，最具水的温婉特性的还是他笔下的少女形象。他笔下的巧云就是一个典型，她是花一样的少女，是一种理想化的描写，她不食人间烟火，温婉、柔弱、善良，表现出了极致的美。她依水而生，清新脱俗又充满了灵气。与其说这是一种性格，不如说这是一种象征，一种汪曾祺心中的水的象征，反映了他的审美态度和价值取向。这种表现也是他审视这个世界的方法和态度。

（二）对水的崇拜情结

水至清、尽美，是生命之源。中国是农业大国，对水的崇拜几乎植根于中国人民的血液中，从沈从文和汪曾祺的笔下我们也能找到这种对水的崇拜。

沈从文的生命和创作都离不开水，他的文字世界中无不透露着他对水的崇拜之情。湘西地界是一个多水的地区，在沅水和沱江边长大的沈从文养成了亲水、尚水的性格，这也成为沈从文水崇拜的直接原因。沈从文出生于凤凰，因为地处荒远，受儒家文化的影响较小，形成了以苗族文化为主的崇尚自然、单纯淳朴的比较原始的文化特征。沱江可以说是凤凰的“命根子”，这种思想文化也影响了沈从文，他对家乡文化的体悟、对生命的理解都来自沱江。他从沱江中感悟做人的道理，获得了生命的思考，水可以说是他的第一位老师。

对汪曾祺来说，水也有着独特的情感价值。汪曾祺生长在高邮，他从十九岁离家之后很少回去，因此高邮也就成了令他魂牵梦萦的地方。汪曾祺也曾自述道：“我小时候，从早到晚，一天没有看到河水的日子，几乎没有。”（《我的家乡》）汪曾祺在这种环境中也产生了对水的崇拜，他在描写外部环境的过程中不自觉地勾勒出山清水秀的江南水乡图。环境对汪曾祺的影响是巨大的，也是不可避免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给他的小说打上了深深的水的烙印。

二、二者笔下水的差异性

（一）二者水意象的源地不同

沈从文所接触到的水是湘西的水，湘西位于多省交接地带，多山，山中又多河，由于地势的起伏大、河水的落差也大，湘西的溪流水流湍急。再加之地处多雨地带，雨水和溪水构成了沈从文笔下的山水世界。因此，他小说中的水十分丰富，如《边城》中的溪水清澈透明、《槐化镇》的泉水闪耀着清亮的光泽，《黄昏》中的塘水显示出生机与活力。此外，小说还有很多对沅水、辰河的描写。

而高邮位于苏北平原，属于平原地区，有很多的湖泊，河水的流速较慢，加之京杭运河贯穿其中，形成了水乡世界。汪曾祺的水意象大多以沼泽、运河、大淖为主，充满了江南特色。在《鸡鸭名家》中，汪曾祺就详细地介绍了大淖“地名大淖，已经是附郭的最外一圈。大淖是一片大水，由此可至东北各乡及下河诸县。水边有人家处亦称大淖。这是个很动人的地方，风景人物皆有佳胜处”。他笔下的水不同于沈从文的清澈、险急，而是平和、温润的。这些水意象也表现出苏北水乡的风貌，这里河湖众多、沟渠交纵，使苏北笼罩在汤汤的水汽之中，滋润着万物。汪曾祺还对其他的水的意象形态做了描写，如《受戒》中密密匝匝的“芦花荡”，《故乡人·钓鱼的医生》中呈现出“死水”特征的河流，都体现了独特的水乡风貌。

独特的地域风貌塑造了沈从文和汪曾祺小说中不同的水意象。

（二）二者水意象的异质性

无论是湘西世界还是烟雨江南，沈从文和汪曾祺所追求的都是充满人性的善良和美好的理想世界，虽然二者创作的主题相似，但二者笔下的“水”却有着巨大的差异，也使得他们笔下的故事走向了不同的结局。

在沈从文的笔下，翠翠是乖巧、惹人喜爱的，但这么美好的翠翠依然没能拥有一个美好的结局。今天，中国文学史上依然有一个小女孩怀揣着朦胧的期待在无尽地等待着，没有人知道她的结局。是谁造成了她的结局？我们无法说清，在翠翠的世界里到处都是善，让我们感叹世事无常。除却爱情的悲剧，亲情在《边城》中也充满了毁灭和挫败。“水”造成了天保的死亡，天保竞争失败自愿退出却在恍惚间溺水而亡。这也间接地造成了翠翠的悲剧，兄弟情分的消亡使得催送对翠翠产生了隔阂。祖父的死也是在雨天，“电光从屋脊上掠过时，接着就是訇的一个炸雷。翠翠在暗中抖着”。翠翠在这人世间唯一的依靠一一祖父，也永远地离开了。鲁迅曾经说过“悲剧将人生的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在论雷峰塔的倒掉》）。而在沈从文笔下的雨的意象就起到了这个作用，他向往美好的东西，又清楚地认识到生命的尽头终将走向死亡，正是死亡才能体现出生命的伟大和珍贵。

汪曾祺笔下的苏北水乡相较于沈从文的湘西世界则是另外一幅画面。在他的笔下，人性是可以战胜神权的，人性中的单纯美好拯救了人类本身。在《受戒》的结尾，明海和小英子互通心意，给读者留下的是青桩鸟“扑噜噜噜飞远了”的画面，将少男少女之间的情窦初开描写得真切含蓄，充满了现世的和谐安宁的美感。“水”正以其流动性推动了明海和小英子的关系的发展，他们最终互诉心意也是在河水中，在水的见证下他们的爱情悄然而至。在汪曾祺笔下，水培养了健康的人性，体现了世俗的良善，造就了这段质朴而又真挚的情感。

通过二者笔下的人物命运及他们感情的结局，我们不难看出，水意象的性质是不同的，沈从文笔下的水的背后有浓重的悲剧色彩，是人性面对神性的无奈；而汪曾祺笔下的水则体现了人性的美好和人的力量，有一种和谐的现实美感，这也体现出二者的价值追求和文化心理的差异性。

三、差异性产生的原因

通过以上比较，我们发现沈从文和汪曾祺虽然都深受水的影响，但他们笔下的世界是截然不同的，我们需要进一步探究他们的精神状态和性格来探究深层原因。

（一）二者创作时年龄及精神状态的差异

沈从文生于1902年，他的作品大多都创作于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在当时他属于三四十岁的青年人；而汪曾祺的代表作品大多是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完成的，当时的他已经是年过花甲的老人了。通过对比我们可以发现二者在创作的黄金期截然不同：沈从文正处于蓬勃的青年阶段，他的文章也是活泼的、有朝气的，湘西的水就像风华正茂的沈从文一样，是指向未来的，是留有希望的，是“这个人也许明天回来”了；而汪曾祺的创作是一种偏回忆式的较为平淡的创作，就像他在《受戒》后记中说到的那样，是在“写四十三年前的一个梦”，他的创作就像是沉和平静的湖水一样，当他在追忆他年轻的生活时已经有了足够的人生阅历，也失去了当年的激情，因此他的创作是平和淡定的。如果说沈从文笔下的水是充满野性的张扬的水，那汪曾祺笔下的水则是受尽铅华后平和的水。

（二）二者性格的巨大差异

在沈从文的人生经历中，伴随着湘西而出现的是美丽的乡土风情和有人情味的人，而他之后的城市生活又和故乡的生活截然不同，这里充满了虚伪和谎言，人们生活在无尽的痛苦之中，这些经历让沈从文明确了自己的人生道路。他亲身体验到的是与他向往中拥有巨大差异的城市生活，这种差异也造成了他作品的对美的追求。他的文学创作，是将自己在两个世界的经历和体验融合在一起，他所描写的是一个和城市的恐怖世界不同的如诗般的理想世界，但这个世界中又充满了悲剧色彩。以他的《边城》为例，翠翠的母亲的死亡、士兵自杀的结局、天保的溺水在老船夫看来都是天意，是人无法改变的，这种悲剧是命定的悲剧。这就不得不提到他的苗族血统，巫楚文化对沈从文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以至于他曾说“我正感觉楚人血液给我一种命定的悲剧性”（张新颖《沈从文全传》），这也导致了沈从文的小说创作中充斥着这种循环性的悲剧。会明跟小鸡平淡且“勾勾喽”地活着，童养媳萧萧在经历悲剧后仍然走上老路，这些人物的悲剧是宿命般的。“一切充满了善，充满了完美高尚的希望，然而到处是不凑巧。既然是不凑巧，因之素朴的良善与单纯的希望终难免产生悲剧。”（张新颖《沈从文全传》）沈从文追求湘西那种美好的、淳朴的生活，却又清晰地认识到那里的人们的生活多少有些悲伤、忧郁。他清楚地看到了那些隐藏在美好背后的悲剧，他是孤独的，但他没有屈服。出生在军旅世家当过兵的沈从文，他骨子里是反叛的血性，他尽自己的努力守护这些有价值的东西，他一直在用自己的方式抗争着。他的骨子里更多体现出的是水的刚强的一面，他就像是一个在湘西河上流浪的孤独水手，终其一生，用文字与他的孤独苦痛抗争。

汪曾祺出生于书香世家，他父亲的士人的儒雅随和同样影响了汪曾祺，他被称为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受到传统的儒家文化的影响，他的身上也有“儒”的气质。他自己也说：“比较起来，我还是接受儒家的思想多一些。我不是从道理上，而是从感情上接受儒家思想的。我认为儒家是讲人情的，是一种富于人情味的思想。”（《我是一个中国人—散步随想》）相较于沈从文性格中“刚”的一面，汪曾祺更多的是“柔”的一面。他的水是平和的，但也不是一味地纯净，滋养出了独一无二的花朵。《大淖记事》中的姑娘们不受三纲五常的束缚，她们可以私生孩子，找有妇之夫当情郎，只要她们情愿、快乐。汪曾祺虽打破了封建思想的束缚，但也没有怒发冲冠，强烈地批判反抗。他是生活在民众中的雅士，他用流水般的柔和表现了自己对女性的同情和宽容。除此之外，在《受戒》中，僧人也拥有七情六欲，荸荠庵也是一个有人间烟火气的世俗世界。他笔下的形形色色的人和物都是“舒舒展展”的，无论是姑娘还是特殊职业者，在汪曾祺的笔下都可以不被封建伦理束缚，只按照自己活着的“解放的人”。如果说沈从文是“孤独的水手”，那汪曾祺则更像在高邮湖边隐居的温润的雅士，虽然温和，但仍旧坚韧。

受到不同的文化差异的影响，身处不同的地域，沈从文和汪曾祺笔下的水意象呈现出不同的地域特征。沈从文终其一生孤独地用文字在时代的浪潮中抗争，如同一个孤独的水手；而汪曾祺受到父亲和儒家思想的影响，在高邮湖边追求和谐与自然，好似一个温润的雅士。看似他们两个人的文中都含有水意象，但二者的人生追求大相径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