摇滚灌饼

一

一张饼子由哪些部分组成？如果我说，一张饼子里除了油团、鸡蛋、葱花，还藏着肖邦、巴赫和闹哄哄的酒吧，你会怎么想？

过去有段时间，大学城的旧南门口有个马路市场。紧邻马路市场的是一个垃圾堆，上面堆满了砖块、树叶、破鞋、酒瓶、手机壳子、破暖壶以及各种食物的残渣。我想我不必罗列那些吃剩的鱿鱼卷、鸡叉骨和烤串用的竹签，它们原始的味道正在从十几米外的集市上飘来，并在这里扭成一团。新鲜的和腐朽的，正在噼噼啪啪燃烧的和那些已经被虫蚁饕餮着的，闻起来和看起来似乎没有太大区别。

但是来来往往的学生们不会在意这些，他们三五个聚成一堆，伸长脖子围着那些摊主，在油炸臭豆腐的香气中贪婪地吮吸着奶茶吸管。他们不会在乎鳕鱼有没有变质，蘸酱里有多少添加剂，他们只在乎舌尖上呼啸而过的麻辣和甜腥。每个摊位前都有扩音器在不断吵嚷，但人们大多数时候不会听到。太嘈杂的地方有一种催眠般的寂静，女生们小声的耳语反而会清晰刺耳。

我就是在这样一个黄昏遇到那个男人的。那个男人就站在垃圾堆旁，准确地说，是他在最靠近垃圾堆的地方支起了一个灌饼炉。

我一看到他，视线就再没离开过，应该说，是他那副吊儿郎当的样子吸引了我。

他正在摊一个灌饼，双手在煎饼锅上忙乎，眼睛却盯着别处。没错，这是最吸引人的地方，他歪着头，眼睛盯着不远处的另一簇人群，似乎那里有他的熟人。身体在有节奏地抖动，乱蓬蓬的卷发披下来，但没能挡住他那似笑非笑的嘴唇。

我在不远处站了一泡尿的工夫，眼见他把蛋汁灌进饼子的夹层，又烤得两面金黄，他的脸还是没有扭过来。他那个样子像是在欣赏音乐，我很想为他戴副墨镜，往他两个耳孔里各塞个耳机，再在他的嘴唇上塞一支烟，那样画面就更协调了。

他不像个摊贩。这辆移动铁板车，车槽里的面团、鸡蛋、鸡柳、火腿肠、生菜，都跟他格格不入。

我走过去撩逗他。

喂，我说。老哥儿，打哪儿来的，南边儿？

我的意思是问他，是不是从晋南来的，那地方有很多饼子世家。

他终于扭过头来，看了我一眼，又歪过头，继续煎他的饼子。

东边儿？我又问。这几年，也有不少山东人来这里，做饼子生意。

他不看我了，使劲儿晃了晃脑袋，表示否定。

北边儿？

我狠追不懈。北边的可能性最大，好多东北人都往这城里跑。

问这话的时候，他一个饼子烙好了。他依然歪着头，用右耳对着我。我怀疑他的右耳上有只眼睛，能够看得到我。

他两手在铁锅上做了个弹奏似的动作，那饼子就被卷成一个包袱，顺从地卧进纸盒子里。他终于又转过头来，看着我，似笑非笑：等不及了吧，那么多话！

我本来不饿，但还是把饼子接过来。饼子不错，多少钱？听口音你不像外地人，没见过你。

他捋了捋卷发，这次真的从口袋里掏出一支烟，叼嘴上。看看我，又掏出一支，给我。

他一边给我点烟一边说，哥就本地人，你是吃饱了来的吧？

他的笑容里有一丝挑衅的意味，但他那句针锋相对的话，让我不由得迷上了他。

二

那几年我潦倒不堪又精力十足。因为人所共知的原因，南方倒闭了一些厂子。我从南方回到这座城市，借寓在朋友的出租屋。暂时没事可做，便整天满大街晃荡，每天从城西晃到城东，见了顺眼和不顺眼的人都想拉住说话，但说出话来，满嘴都是恶意。事实上没多少人愿意搭理我，除了大学城南门口垃圾堆旁的那个灌饼男。

这个垃圾堆在不断长大，没有人能阻止它渴望长大的决心。起初，有对面小学的家长向上反映，说停车的时候被垃圾扎坏了轮胎，后来又有晚报的记者就此写了一篇新闻，但垃圾堆的事情还是不了了之。因为没有人能说清楚这条盲肠似的小胡同归哪里管，是街道还是学校。反正这垃圾堆是铁了心杵在这里，并且几乎成为一个地标。好像已经搞不清楚，到底是一旁的马路市场滋养了这个垃圾堆，还是因为这个垃圾堆，才有了附近的马路市场。

我之所以不厌其烦地谈到这个垃圾堆，是因为我想到那个男人的时候，脑海里总会出现这个垃圾堆。垃圾堆，男人的卷发，神秘的右耳，臭烘烘的黄昏，闹哄哄催人入眠的集市。对我来讲，那个集市、那个男人和垃圾堆缺一不可。

和周围那些热闹的摊位大相径庭，男人的煎饼摊并没有多少人光顾。没有顾客的时候，男人就站在那儿用筷子敲打锅面，好像那是个架子鼓。我始终没有问过那个男人叫啥。

我买他的饼子，是为了听他说话。他比我还话多，说明他比我还无聊。

他喜欢讲他的饼子：一张灌饼可不只是一张灌饼。瞧，这面饼是黑龙江的小麦粉做的，鸡蛋嘛，是十里店老王家的土鸡蛋，还有乌兰察布油坊街的麻油，肆庄的生菜，还有这鱿鱼条，是跟着水产车从海边运来的。它们来自不同的地方，本来各是各。各是各，怎么可能？人在江湖……进了我这个锅里，就是进了江湖，你分得清吗？

他说话的时候不看我，看我的时候不说话。这时候他将一张饼包好，颁奖似的放在我手里。好像这张饼不是一张饼，而是一张中国地图，或者是一堂哲学课，反正不是饼。

我咬了一口，口腔里莫名冒出了满满的南方湿润气候。我在南方的一个城市待了足足两年。那两年的日子颠倒着过。我在一个制版中心，一起去的十几个人，只有一个人最后留下来了，当然不是我。后来那个人成了大老板，据说是一个医学美容集团的老总。我们这些离开的人都回了北方，回来以后各自吹各自的牛——我总吹嘘自己当过市场部总监。靠着这份吹嘘，我在几个公司混过几天总经理助理，后来经济下滑也就不干了。反复吹嘘，我也累了，也几乎忘了那段往事。

现在，这个男人的一张饼又让我想起了那黏人的空气，还有咸得要死的海风、五颜六色的天空。我还想起来，那一年我几乎就没见过白天。

什么味道？见我心不在焉把饼子嚼完了，男人忽然问我。

江湖的味道。

我开口的瞬间把自己恶心了一下。江湖这两个字这样的俗套，我也不知道怎么张得开口。

哈哈，江湖，只有油腻的中年人才会这么说，你看起来并没有那么老。他瞥了我一眼，鄙夷地说。

三

从南方回来后，我自觉没脸见人，就躲在这个城市，寄居在李弗的出租屋。李弗是我的高中同学，长得佛面佛气，成绩比我好，但我一直认为他胸无大志。他上了这个城市的这所破大学，毕业后应聘到报社当编辑，每个月工资刚够交房租。我住在他这里，还得贴补他。他这房子总共就四十平米，进门就是厕所，拐过弯厨房和阳台占了十几平米，抛去过道就只剩一个卧室，床边摆一张小饭桌。没啥活动空间，我们每晚就挤在桌边，一边听黄家驹的歌，一边海聊，主要是听我吹牛。

哥们在制版厂管市场部，本来干得好好的，就是那个总监老是针对我，老子就甩手不干了。本来还攒了三万块钱，结果临回来前的那个晚上跟朋友喝得大醉。你知道我的酒量，醉了照样能开电动车，结果开到半路，连人带车摔到路边的隔离带，就那样睡着了。第二天醒来一摸口袋，身份证银行卡都不见了，电动车也不见了，西装也被人从身上薅下来。狼狈啊，要不哪能这么狼狈，好歹我内裤里还藏着大几千现金……

我吹嘘的时候，李弗一声不吭，只是时不时笑眯眯地看我一眼，说声，嗯。

我摸不准他是不是看穿了我，但他这声“嗯”算是鼓励吧，于是就继续吹牛。有时候我自己讲着就忘记了，于是就变成了另一个故事。在这一个故事里，我遇到了劫匪，劫匪拿着一把七八寸长的刀子。为了更加逼真，我补充说，老子军训的时候练过格斗，但一看那把刀子就怂了，你知道那刀子的血槽有多深吗？

我讲得气喘吁吁，等着李弗问我，到底有多深。但他只是淡淡地说声，嗯。

算了，不讲了。我就跟他讲大学城遇到的那个灌饼男人。没想到一讲到这个男人，李弗来了劲。

那个男人是不是长头发？卷毛，而且比较稀疏？

我说是。

脸很瘦，鼻子有点尖，脸上嘴上下巴上都有胡子，也是卷毛，但不长？

是。

长得有点像《加勒比海盗》里的约翰尼·德普？

是，你认得他？

自然认得，我上学的时候经常在舞厅碰到他。你知道我们学校的舞厅，是个五角形的石头墩子似的建筑，现在做了餐厅。当年那里可是学生们周末撒野的地方。那时候流行交谊舞，学生们一对儿一对儿地挤在那个五角形的舞池里，跳华尔兹或者帕斯。学校就两个舞蹈老师，说是教“国标”，学起来却像是笨熊打架，整个是灾祸现场。我一进舞厅就头晕，但还是要去。霓虹和舞曲搅和起来，就像掉进沼泽地。往往在我感觉就要晕倒的时候，舞曲忽然就变成了探戈。好像所有人都在等这一刻，前奏小提琴在头顶转了个弯儿，细碎的节拍从空中落下来，所有人都变得魂不守舍。没错，每个周末的晚上，人们都在等着那两个人出现，当这样的音乐响起，那两个人就真的出现了。他们沿着五角形的边缘，相拥着从舞厅的的一头滑向另一头，谁也分不清他俩到底是一个四足动物还是两个人，谁也分不清到底哪只手是谁的。他们滑行的时候，人群就像潮水一样跟着他们往前涌。好像他们改变了引力。

那两个人，一个面皮极白，高鼻梁，短短的卷发；一个稍矮一些，黑黑的，留长发，圆脸圆屁股。圆脸圆屁股的总是跳女步，高个高鼻梁的总是跳男步。你该猜出来了吧，高个高鼻梁的就是那个男人，就校门口那个灌饼男。

可是他现在看起来一点都不白，皮肤有点古铜色。是同一个人吗？我问。

当然是同一个人，也不知道他为啥就变黑了，从艺校出来以后他就变成这样子，留了长发，皮肤也变黑了。

原来是艺校毕业的，怪不得他在做灌饼的时候总像是在听音乐。我点点头没说话，瞪大眼睛等着李弗继续讲。

李弗的兴头上来了，给自己倒了一杯酒一口闷掉，说可惜。他是我们学校的舞王，没有人不认识他，不过我不知道他叫啥名字，只知道他姓郑，是学校一个姓郑的副校长的公子。我们当然不叫他郑公子，我们都叫他舞王。舞王不是大学生，比我还小几岁呢，他上附中。你知道吗？那时候有政策，领导子弟附中毕业后可以直接上预科，上了预科就可以上大学，就跟我们一样了。谁知道舞王附中毕业后没上预科，跟着他那个舞伴一起考了艺校，这就叫鬼使神差。要知道职工子弟上了大学，毕业后就可以留校。他父亲、就是那个副校长，见劝阻不住，和儿子大闹了几场，然后就生了病，卧床不起。那还是我大三时候的事情，之后我有十多年没见过他，再见他的时候，他就成灌饼男了。舞王走了以后，大家都觉得可惜，主要是舞厅慢慢就没人气了。周末大家来到舞厅，跳华尔兹，跳帕斯，然后探戈的音乐响起来，跳舞的人们就都停下来，就像按了暂停键一样。好像只要停下来，那两个人就会出现，从舞厅的这头滑到另一头。那当然两个人一直没有出现，一年后，舞厅就变成了餐厅。

他……和他那个舞伴，不会是有什么特别的关系吧？听到这里，我问。

俗人之见！佛面佛相的李弗忽然敲了一下桌子。风言风语就是这么来的，我当然听到过他的很多传闻，大多相互矛盾，经不起推敲。我有个看法，但凡是众人都津津乐道的故事，有头有尾，又充满了恩怨情仇之类的狗血，都不足信。有一种东西叫梦想，你不知道？

这晚的谈话在一段沉闷的音乐中结束，我们都没再说话。李弗说的“梦想”两个字让我觉得抽象，那就是两个字，没有任何意义。我一直想成为一个有钱的白领，就像电视剧里那样，但那并不是梦想，而且这不是梦想的梦想，也他妈实现不了。

四

再见到灌饼男是在一个月后。大概他颇有点想念我，一见我出现，就问我干嘛去了，这么久不见。我说四处晃荡，看能找些什么事做，顺便把这几年潦倒的经历跟他说了说。跟灌饼男说的时候，我去除了故事里那些添油加醋的部分。

灌饼男摇摇头，说都不容易，人生不如意事十之八九。我正想问他这句话从哪里听来的，他却眉毛挑起来，半开玩笑似的说，不如跟我学做灌饼吧，这是个简单又自由的活计，来，试试。灌饼男又不像是在开玩笑，他让开了摊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