库切对话录（访谈）

第一章 母语

J.M.库切：

在理想的世界里，我们每个人都是在母亲膝下学会说话的。我们从母亲那里学会的就是我们的母语。这是我们最初感知世界的语言，也将是我们最珍视的语言。这也是我们的母亲从她的母亲那里学来的语言，向前追溯，代代如此。

在这个理想的世界里，我们上学后就会学习母语的语法，阅读文学作品，从而加深母语在我们心中的分量及其对我们的影响。我们用母语学习科学、历史和哲学。到了求学的某个阶段，我们也会开始学习其他语言，学着说、读、写，但显然永远无法像我们用母语来说、读、写那样流利。

我们会学到俄语中的“khleb”是“bread”（面包）的另一种说法，“voda”是“water”（水）的另一种说法。但如果有人告诉我们，“bread”是“khleb”的另一种说法，我们就会说：“不对，你错了，该反过来才对。”为什么会这样？因为如果我们的母语是英语，那么“bread”就是表示面包的自然的词汇。对我们来说，母语词汇是表示世界万物的自然词汇。

然而遗憾的是，这并不是一个理想的世界，至少并非对所有人来说都是理想的。在实际上不那么理想的世界中，许多人在母亲膝下学会了母语，并在最初上学的几年通过母语接受教育，随后则通过一门普及范围更广、更重要的语言来继续学习，比如印地语这样的国家语言，或英语、西语这样的帝国语言。我们因而会习惯在两种语言空间中生活：一种是我们与家人及关系紧密的群体所共享的、使用次要语言（母语）的私人空间，另一种则是使用主要语言的公共空间。

为了进一步展开讨论，让我们想想过着这样双语生活的数百万人，特别是那些以写作为生的人。我想问：如果你的母语是瓜拉尼语，但你以葡萄牙语读书、写作为生，是种什么体验？如果你用英语谋生，母语却是祖鲁语，又是怎样的体验？

我对过着双语生活的这一代表性群体有两个总体观察。其一，他们比讲英语、西语等帝国语言的母语者更具优势，因为他们从小就领悟到，世界并不是像它自然呈现出的那样，而是由我们理解世界的语言建构而成的。其二，他们很不安，在公共生活中用以理解和描述世界的语言并非母语，这种语言在他们内心深处仍具有异域感，他们无法像母语者那样自在地栖居其中。

在后殖民世界，许多作家和知识分子的境遇正是如此。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印度次大陆、南美洲的安第斯山脉地区，有的人对英语、法语或西语这样的主要文学语言的掌握可以比肩母语者，但却不会用这些语言诅咒谩骂或表达爱意。他们能流利地说母语，但用母语写作时却磕磕绊绊。可想而知，从罗马帝国到其后续帝国的几个世纪中，男教士的处境与此相似：他们用某种形式的拉丁语阅读、写作甚至思考，但在私人生活中使用地方语言（vernacular）。

如果我的分析能成立，母语的概念似乎变得复杂：对于许多知识分子来说，母语不再是他们用来思考的语言，但同时，他们用来思考的语言又带有一种令人不安的异域感。

玛丽安娜·迪莫普洛斯：

要谈母语，就必谈其起源。这个问题无论是在个人意义还是普遍意义上，都长期影响着我们对语言的探究。几个世纪以来，有关语言的推测都试图找出所有已知语言的唯一历史根源。这一想法最终被放弃。但此前，人们曾考虑过几种颇受关注的语言：首先是希伯来语，显然是因为西方的基督教思想，然后是哥特语或德语，还有中文，甚至是瑞典语。

对起源问题的探究如此执着，以至于一家专事语言研究的学会不得不正式声明，不再探寻人类语言的唯一根源。这是个有趣的声明，因为在科学界，如果要放弃某些研究，无须一纸勒令，只要默默地不再提起就好。或许是大家觉得这个问题无从解决，但又令人困扰吧。智人在暮光映照的洞穴里彼此交谈的情景将永远模糊不清。如今，语言缘何而起仍在被研究，但主要是研究那些使用最广泛的语言，聚焦它们的演变，而非确定其源头。

现在我们从个人视角来考虑。就像你说的，我们每个人在生命的最初阶段学到的语言被叫作母语，或“第一语言”。这是另一种起源，我们能追溯得到。谈起母亲和语言，我们会联想到一个亲密的场景：有蹒跚学步的孩子，有大人，有玩具，有吃的、喝的。孩子开始重复一些声音（比如“水！”），将声音与事物、体验关联起来，一般就是这样。如今我们知道，第一语言的学习始于极早期阶段，甚至是在人生最初的几个月。但孩子要花很长时间才能说出所需的词语，从而逐渐积极参与其所处的环境，不再仅仅是为了满足吃饭和生存的需要。

孩子所说出的事物是日常而简单的，从大人那里学来的名称会在他们的情感世界中留下印记。或许，我们在那最初的几年里学会了“感受”而不仅仅是“使用”某个词。因此，我们喜欢某个词，比如“水”或“面包”，是因为儿时我们能感受到情感与词汇之间的关联。在人生最初的几年里，我们会自然而然地爱上一些词语。成年后，我们可以学着爱上另一些新词，但这需要付出新的努力，也伴有新的风险。

J.M.库切：

我能猜到你所说的“感受”或“爱上”某个词指的是什么，但为了清晰起见，你可以再说明一下。

玛丽安娜·迪莫普洛斯：

我是指我们对某些词语有强烈的感受，这些词似乎于耳于心都是自然且必要的。我们赋予事物的名称是自然而然的，还是约定俗成的，这一争论由来已久。为什么呢？世界上大约有六千种语言。要是认为我们儿时习得的名称独一无二，且自然而然地对应周遭事物，那也太天真了。我想，我们在人生最初的几年学会这些名称时，只是“爱上”它们了。这里的“爱”是指一种强烈的需求感，这种需求无关乎理性思考或逻辑推理。这一隐喻之所以成立，还因为“爱”可以是个逐步积累的过程，在以后的人生中，我们可能会学着爱上“面包”在其他语言中的说法，如“khleb”。

J.M.库切：

谢谢你的解释。

玛丽安娜·迪莫普洛斯：

就像你说的第一个场景一样，我的设想在很多方面也是理想化的。在现实生活中，语言并非是在这样简单的场景中学到的，不是说有个充满关爱的大人，周围摆放些日常物件就行了，也不是说我们直接就能对词语产生强烈的感受或爱上它们。据说，语言学习甚至在我们出生前就开始了，而且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环境。大人是否当着孩子的面交谈，是否抽出时间跟孩子说话，看来至关重要。孩子越长大，周围的世界就变得越复杂。

语言最初仅有私人性的一面，后来才逐渐显露出其社会性。我们依然有自己的喜好，以特定的方式发音，享受表达的乐趣，借助语言互相理解。最终，我们身边的人（也就是亲友）的数量大大增加。曾经连贯统一、令我们备感舒适的语言暴露出其规则和例外。我们要开始与不熟悉的人交流，要去上学。

发生了什么呢？母语和祖国结合在了一起。这种结合在某种意义上一直存在，但过去几个世纪才被制度化。这种结合可能或多或少是强制性的。如果第一语言不是官方语言，我们上学时被强制要求学一门新的、主导的语言，强制的意味就尤为明显了。

这一发展是怎么出现的呢？政治家、军事领袖、教育者等受到一种危险而错误的观念影响：国家要想稳定、统一、繁荣，就得有单一的官方语言。这就是为什么在过去的两百年，普及识字这一艰巨的过程既是革命性的，又是残酷的。那些不以国家语言为母语的孩子在学校中不得不艰难求生，可能还会遭受歧视，因为他们儿时在家中听过的歌与外面广阔世界中他人所唱的并不相同。这仍是成千上万的人每天要面对的境况。

J.M.库切：

有意思的是，你将这个过程限定在过去的两百年里。我想，你是认为现代民族国家的诞生与在学校强制推行统一的国家语言这一做法是紧密相连的。

玛丽安娜·迪莫普洛斯：

确实如此。虽然我们知道语言统治的情况一直存在，但在过去的几个世纪，识字率的提高强化了主要语言的重要性，也就是那些在多语言的社会政治结构中最终占据主导地位的语言。国家通常以中央政府最重视的方言为基础来教授书写系统。学校教育是一项伟大的成就，我们并不想贬低上学的重要性，只是说，早期教育让语言的使命——提供共同的表达工具使人们能够交流——变成了某种国家计划。现在我们知道，那些接触官方语言较晚的孩子得花更多时间和努力，才能达到和单语学生相同的水平。这一点颇为奇怪，因为我们会说的语言越多，具备的能力也就越多，至少这个过程并非以创伤为基调的，我们可以不受限地使用两种或多种语言。

想想这一场景有多复杂，我们知道将语言等同于身份为什么是有风险的。我们提到，母语在其使用者听来最自然不过了，他们不仅使用母语词汇，还将其视为周遭事物理所应当的名称。面对不懂的语言时，他人的声音、言语听来简直就是错的、恼人的，甚至带有威胁意味。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当然可以说，语言构成了我们的身份。古希腊人将世界分为“我们”和“野蛮人”，前者指的是讲古希腊语的人，后者是指那些说着听不懂的语言的人，他们的话在古希腊人听来无异于“呜哩哇啦”的杂音。

将一个语言群体描述为单语的“我们”过于简单化了。一位德国诗人兼哲学家以敏锐的眼光对这种等同提出了疑问。他叫弗里德里希·荷尔德林，成长于德国，努力成为统一国家的年代。那也是德国哲学的黄金时代，他参与了重塑我们思维方式的运动。

荷尔德林曾辩称：所谓“我的”对语言、人和风景最私密的感受，实则是由那些并不属于我的事物所影响和悄然塑造而成的。身份并不是我个人完全分明的形态，其构成是个复杂的过程。任何其他类型的身份，比如文化身份，也是如此。如今，我们说文化身份是历史发展的产物，几乎无法归于单一的来源，它既是本土的，最初也是异域的。文化是多面的，看起来统一有序，但这只是表象。如果像德国浪漫主义所倾向的那样，将自我的来源简化为单一的、“至高的”他者，那么我和他者之间根本的对立就消失了，不论他者是人是物。

因此，荷尔德林会说：我由自我和他者混合而成，就算我对此一无所知；我永远不会真正归属于我所拥有的事物，首先就是语言。

这是对我们如何感到被自身所困的深刻反思。我们热爱并捍卫我们所说的语言，以及与之相关的、我们熟悉并能从中获得舒适感的事物。但相反的体验也是有可能的，且并不少见：我们怀疑，只有用另一种语言，一种我们说得不好或者根本不会说的语言，也就是外语，我们才能道出那些密切关乎自身的真相。作家对此深有感触，有人说，写作的体验就是将我们的语言当作外语来用。这只是个隐喻，已经是老生常谈了，但也许其中确实有些道理。

J.M.库切：

我从来没有听过这个隐喻，但很喜欢。这符合我自己的经历。希望我们稍后在讨论文学语言和翻译时能有机会回到这个话题。

现在，针对你所说的有关（我们的）母语的内容，我有两点看法。

首先，孩子究竟是如何习得语言的？这是语言学家研究得很多的一个问题。曾有这么一个发现，我记得很清楚：婴儿最初尝试发声的阶段，在英语中被称为“babbling”（与the tower of Babel有关），实际上可以被理解为对发声器官的语音可能性的探索。换句话说，婴儿刚出生时就能发出一系列的声音，但这些声音还未按无意义与有意义（或潜在有意义）进行划分，也就是说，孩子从语音开始，逐步过渡到音韵。

其次，同样地，孩子最初没有可用的词汇概念，也就是没有可用的意义概念，无法将嘴唇发出的声音流与外部世界联系起来。后来，经过某种复杂的过程——对人类来说，这一过程必然涉及先天性的神经机制——孩子先构建起词汇的概念，再逐步形成使词汇在话语中彼此连接的系统（即语法）。

我想强调的是，这一过程并不是或者还不算是母语的习得，尽管在现实生活中，孩子的母亲可能是这一过程的紧密合作者。这实际上是对“语言本身的概念”的习得。由于人无法在抽象中生成某种声音（声音的“概念”），或在抽象中生成某个词（词的“概念”），孩子正在习得的语言必然体现在母亲的语言中，但这习得的是语言本身的概念，而不是某种特定的语言，那稍后才会发生。

玛丽安娜·迪莫普洛斯：

这是个引人入胜且具有争议的问题。婴儿在开始学习语言时并不是一张白纸，这一点看来已经是众所周知的了。语言学家认为，人生来就具备语言的能力。科学证据表明，婴儿是分类感知元音和辅音的，至少是以我们这些字母编码语言使用者的方式理解两者之间的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