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有写作才能确立自我的存在（访谈）

塞壬：邵先生，在过去我们推的那么多的超新星中，您是年纪最大的一个，现已年过六旬，但您的小说让我们所有人感到惊喜，今天就由我来跟您做一个访谈。我很好奇，在过去那么多年里，您的文学成长，以及您年少时期文学对你是一个怎样的存在？我们就从最早的文学启蒙聊起吧。

邵一飞：年幼时，我们家就从常德迁到湘西吉首。我是在乡村长大的。我记得最初接触文学是我父亲给我买了一本安徒生童话，叫作《金色的草地》，对我的影响很大，发现自己有阅读这方面的兴趣，我享受这里面的隔离感和独立感。在中学时代，我基本读完了现当代的文学名著，立志一定要考上大学读中文系。1977年恢复高考后，我就考上了湖南师大，读的是中文系，毕业后，分配到吉首师范大学教书。教了五年书，但我现在认为那是我人生中最有价值的五年，我能把死板的语法讲得生动有趣，能让别的班级的学生来听我的课，能让整个课堂洋溢着笑声。只是那个时候年轻，觉得这种生活重复，枯燥，一望见底。我就老想着出去，想出国，但考了几次没考上。1990年，我考上了华南师大的硕士研究生。就这样，我来到了广州。三年后分配到天河公安分局，我是警察。那一年我29岁。

塞壬：等等，您在中学时期、大学时期、教书期间就没有写作吗？

邵一飞：我从中学开始，就没有间断写作，都只是在当地的报纸副刊、文学期刊发表，没有什么影响力。那个时候，我写诗，也写小小说，河南有一家刊物叫《百花园》，我发了一些。而且我也一路反思，我觉得写作不应该只是好看，写一个包袱最后峰回路转这个套路，应该在语言、思想方面有更深的追求。后来，我在《南方都市报》开过专栏，叫作《警事通言》，是谢有顺教授主持的，每周五篇。当时沈宏非开的是美食专栏。还有另一个人写城市笔记。稿费很可观。

塞壬：我知道，这个专栏在国内的影响力很大。

邵一飞：是的。但是很快，我又觉得这种写作也没什么意思，不是我真正想要的文学创作。这个《警事通言》是一种纪实类的文字，它几乎是我工作所见所闻的一些案例和真实事件。即使稿费不薄，影响力很大，但我一直对诗歌、小说的写作没有放下，我认为，只有真正的文学创作才能确立自我的存在。在我的日常生活中，我所思所想，生活的每一个细节，我会自然而然地受文学的引领，它渗透到我的生活的方方面面。有价值的，有趣的，我总想探个究竟。看自己，也看世界。文学不应止于我看，更是我愿。我想。

塞壬：我们现在来谈您的小说。小说大概写的是90年代至2000年的广州城，您的小说有一个很重要的核心主题，那就是城市化进程对人灵魂的异化以及对文明的损害，请您谈一谈对这个主题的理解。

邵一飞：感谢《作品》杂志的理解和支持！编稿辛苦了！删掉一些不合适的文字，尽管篇幅不短，有两万多字，也是理所当然的。编发我写的这种貌似不尴不尬不三不四的大尺度文字，需要一点勇气。和你面谈的时候，我已经感觉到了这种气氛，这是一种引人思考催人脱离自然本我而走向非我之本我的良性氛围，我很喜欢。

这些小说写在十年前。这么多年，我都在边浅显阅读，边思考，边生活，边随机写作，主要是写湘西、大城市、警察的东西，现实肉身生活几乎成了次要的视而不见的东西，成了活生生的“他者”，除非我想去认真理解它一下。城市化进程，也许是人类文化和文明化的必然环节，很多人喜欢聚集和热闹，喜欢先进设施和便利，追逐财富与舒适，于是城市应运而生，也是在村庄的基础上产生的，只是多了点资本，劳动力更集中。城市还是发展民生的利器，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哲学之必然。有“城”必有“市”，有“市”才有经济和生活。而这，其实就是一个十分简单而又被资本搞复杂了的技术化过程，技术的目的是解放人类，但往往又形成新的文化束缚，于是，人类又发明更新的技术来打破旧技术的束缚。如此周而复始循环往复，生生不息，灵魂也可能会在技术的不断异化中，得到某种定向的螺旋式升华。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异化”这个概念有深刻阐释，主要是从劳动与人的关系角度来看的。劳动，就是一个使用技术的主客观过程，任何形式的劳动都是技术的操弄，而利润和价值形式基本上没有变过，暴利与非暴利之别矣。城市化这个进程，并不是对文明的损害，而是主动的技术化适应，城市化与乡村也并非对立概念，而应该是双轨并行的，互为表里，跟人这种灵长目生物一般要用两条腿走路一个道理。比较而言，乡村的自然性原生性保持得多一些，也有可能表现为简陋、低端，但是，随着时代发展，现在已经大幅度美丽起来了。与城市无限循环无边无际无日无夜的拥挤相比，乡村仍然是原野广阔的天地，尽管寂寞，却可以在时间方面大有作为。城市的时间，不是自我的，是技术的。资本与技术的契合，成就为经济社会的现代性。诗人老刀（万里平）对我说，“现代性，应该是一个世界观问题，涉及审美、对人生的看法等”，这是一种深刻的诗性哲学。

你所说的“损害”，更多的应该是人面对所谓的“异化”的一种适应性“精神自虐”，这不是城市化的必然结果，也不是其本身，只是一种附带的心理产物，一种心态而已，估计人人都有，也许可以比较深刻地体现人类未来的某种趋向性本质。面对城市发展的一些“人性困境”，人自然而然会有所反应，不同的人还会有不同的反应，有的浅吟低唱，或高歌猛进，有的号叫，也有啼哭的，默认的，百态吧。从这个角度来看，是一个物理过程，也是生理过程。嘿嘿。城市化所带来的大规模人口深度大迁徙，从底层来说带来了亲情、乡愁、语言、婚恋、居住、家庭、子女教育、养老、病痛、性、融入、平庸、小人物、大人物、财富自由、生计等方面的小问题，也可能是大问题，但是同时，却又是解决生计的必由之路。从某种趋向上看，撇开土地因素，城市化就是人口迁徙和资本聚集。而资本的高度聚集，甚至是倾向性聚集，也有一定的风险。当然，城市化是一种世界格局的别无选择，毫无疑问，必定惠及社会民生。

我写的“广州”，只是一个单纯的文学标签，甚至仅仅只是一个技术性的词语标签，并非纪实，不具有明确的地理指向性，斑马线和红绿灯到处都有，写字楼也一样，食肆也一样，人类的价值观也差不多，与其说是“广州”，毋宁说是“任何技术与资本的高度聚集流变地”，或者说，人性之交集所在矣！自城市产生伊始，人类的人性其实也没有太大的变化，一直在向善向美，恶性循环的东西自然也存在着。人类的历史，从古希腊罗马开始，就是一个城市化的历史，有的已经成为诗意栖息的遗址，有的仍在别人的遗址上喧哗。文化是人类所有的技术和制度的总和，文明则是人类的自我内在修为及约束。也许，现在只是一种阵痛吧，之后方有“宁馨儿”的诞生。阵痛与诞生，应该是文学的双子星，正如城市与乡村一样，女人与男人一样。人性是永恒的，又是流变的，这是人间世仅存的诗意所在。

塞壬：您本人是一个谦逊、理性的人，但您的小说却写得特别张扬，语言、修辞甚至可以用不雅来形容，这跟您给人的印象完全不同。我想了解一下，您通过写作实现了一种什么样的表达意愿？

邵一飞：我只是一个比较孤独而且喜欢孤独的人，社交少而精，这当然有自我认知的原因，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时间之川，让所有人卑躬屈膝，但很多人却一直以为是在云端，而且是祥云。谦逊是因为与生俱来的自卑，自卑可以让我主动避开浮华求得宁静；理性是因为生活本身要包容和准确，还要思考和探求。我所从事的警察职业，也训练了我，必须理性，至少知道刹车在哪里。其实，我只是一个纯粹的具有农民精神的精神农民，在城市混久了，有了点农家乐的味道而已。

的确，我不想让千年的词语在各种词典里面睡大觉，想让词语自己张扬起来，并腾起风尘。因为，词语一旦偶然性产生，即存在一种原生态的、隔空的、孤独的自我张力，后天的人造语境有时候反而是一种意义压抑和价值遏制，譬如说，桥、虹桥、拱桥、瑜伽、反弹琵琶、飞天、洞箫横吹、横肉、织锦、金钱豹，等等，这些词语，甭说语境，只要这么排个任意顺序，就可能自主产生任何凌空飞来的意义，这些意义只有在此时此刻才有。很多人熟谙此道，于是成为诗人作家，有的还成了政治家、激昂演说家，或者是政治课老师。

我觉得，小说就是一门关于词语的技术，词语的后面可能是概念，譬如说，人；也可能是全裸的意义，譬如说，空气；或者说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空壳”，譬如说，无，等等。寻找词语与生俱来的某种自带意义，必定要经过一些揣测和定向，否则仍然是传统的概念之定义、内涵与外延，那样的话，没有什么意味，诸子百家和章回小说等的早就用完了。小说，或者说文学，完全可以从词语的角度、词语碎片的角度来看的，也许这样更有意思。最大的最根本的修辞，也是最后的修辞，就是利用现成的词语，捕捉住某个不可测向度的思考，让词语成为意义的碎片，撒落一地鸡毛，让她或者他顿挫之后再巅峰对决一下。词语的存在，是为了快感，不单单是生理快感，还有审美，丑陋也是审美的结果。有时候，我会沉浸在蹂躏词语的快感中，解构就是建构，意义自生自灭，思考也会因词语的瞬时存灭而滋生许多空阔的向度，引向深处，甚至是核心。自我阐释，总是从某个词语岀发的。永远不要相信任何盒子，因为你搞不清楚里面装的到底是什么。词语，就是一个意义可能衍生的盒子，甚至是一个潘多拉魔盒。

你讲的“不雅”，是指小说中的少数词语，以及某些场景场面、细节等等，涉及性、肮脏、怪诞。我只是试图以直描素描的方式来写，一方面因为过度美饰以后就千秋万代基本雷同了，另一方面，是想找到一个轻而易举表达的方式，做一个词语和意义可能性的探求，可能会引起某些不适和不认同，有些估计会被删除的。但是，我仍然企图沿着词语或者词语碎片的几万种可能性去摸索一下，几下。嘿嘿。我想，你不会是在暗示，我通过某些词语或文字，来实现独自渲染什么的吧？哈哈哈。如果这样的话，反正我是不肯承认的，在每一个写作现场，譬如说，乌龙山，五指山，毛桃，石牌村，海印桥，珠江新城，二沙岛，碧水湾，任何黄土坡，天上星星，浏阳河，窗，婷婷，翠翠，我都感觉不到我处于渲染之中。也许，我是想颠覆某些词语存在的可能性，甚至是由某些词语链接的固有价值可能性，从万难中钻出一条羊肠小道，做一个自食其力的野外之人，不发火，让词语自己燃烧，或者灰飞烟灭。千百年来，人们一直在频繁使用“雅”与“不雅”这样的逻辑排斥性词语概念，界定世间万物的某种隐蔽趋向性，无可厚非，无边无际。任何社会器官本身就是一种道德总成，要合范操作。

塞壬：您的小说主要是通过描写两性关系来推进的，为什么要这么写？两性关系在小说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邵一飞：两性关系最玄妙，若有若无，可有可无，似是而非，偶尔是沸腾的群山，大部分情况是一潭死水，因此很有意思，特别适合词语装置表达。应该说，我的小说主要是通过特定的意义场景，甚至是场景碎片来推进的，譬如说视觉场景、心理场景、身体场景，甚至是词语碎片场景，等等，两性关系只是上述所有场景中的某种时断时续的逻辑碎片。两性关系，是除了经济关系之外最底座的社会生物学关系，在文学人类学叙事中，性几乎是人类社会所有社会关系及其展延的原初，从关关雎鸠到《红楼梦》《金瓶梅》，到《源氏物语》《查泰来夫人的情人》，以及《红与黑》《安娜·卡列尼娜》《包法利夫人》，甚至是《西游记》《野生动物》，比比皆是，绝大多数意义巅峰之作，都是以性关系为其中的某种逻辑勾连而展开叙事的，因为生活本身就是这样的，但是，在主旨方面，最后却不一定都会归结于性本身，而是因性而生的其他社会后果。任何性至少都是双边的，单独的性是不存在的，单独的性只是一个结构而不是社会本身，我们却常常是孤立而论的，把单边的一孔之见视为主见。通俗或庸俗地讲起来，女人和男人的生物距离，就是一条狗的长度，最多两条，因为，所有生物之中，狗才是最忠诚的物种，可以不嫌家贫安贫乐道临死不屈终生守望相助，以命相许。除了狗之外，就是蜥蜴，也是这种与生俱来的忠诚的物种，跟任何资本无关，也没有护照，不用大屋。

我的小说主旨，在于心理结构及价值观的存毁，甚至是存在与荒谬，两性关系只是一个表层演绎媒介，结构起来顺势些，纯男人或者是纯女人的，这种结构少见，大部分文学都是跟生活世界一样，男女反复重叠交叉结构的。其实，我一直想写一个纯男人结构的小说，试了几次，都写不成。纯女人的，不太熟悉，更加不会写。这就跟什么人约会一样，夏天蚊子多，还有蛇，很难搞的，也许是要等到另一个春暖花开面朝大海的场景时，才写得成。印象中，美国海明威的《老人与海》，似乎是一种纯男人的结构，从里到外都是，但也有非纯男背景因素。我有个很漂亮的省城女同学，也说是“纯男人”视角，但她可能是指某种狭义的生物性，说的似乎也对。因为视角不同，所看到的景观也会不同，心态也会不同。

我写两性关系的内容，主要是从非婚非德非逻辑性的角度来看的，并且试图以常人眼光来看，来叙事，但这往往被认为带有“灰色”，或者是“边缘化”。之所以这样去写，是因为现实世界中的婚姻家庭关系、两性关系中存在太多的非理性因素，甚至是丑陋因子，而几乎所有的文学人类学叙事文本，都是在过度美饰，哪怕是否定性文本，到最后也是以所谓的“悲剧性”完美收官，以丑寓美，雕琢一种假想的美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