喀什噶尔（非虚构）

《水经注·河水篇》载，塔里木河自葱岭分源，以歧沙为分水岭，北为喀什河，南为叶尔羌河，两河均向东流去。

班固在《汉书》中说：“从鄯善傍南山北，波河西行至莎车，为南道。自车师前王廷随北山，波河西行至疏勒，为北道。”后来有人认为，张骞所认为的“河源”并非黄河，而是塔里木河的另外一条支流——“和田河”。似乎意识到这种源头之说的矛盾，《汉书·西域传》里，则有如此描述：“河有两源，一出葱岭，一出于阗，于阗河北流与葱岭河合，东注蒲昌海，其水亭居，冬夏不增减，皆以为潜行地下，南出于积石，为中国河云。”

当然，河有两源的说法，早在《山海经·山经》、释法明《游天竺记》、释氏《西域记》中均有所注：“河南入葱岭，一源出于阗山，合流入蒲昌海。”葱岭指帕米尔高原，蒲昌海即罗布泊，“一源出于阗山”指的是和田河。除了李白，杜甫在《秦州杂诗》中也写道：“闻道寻源使，从天此路回。牵牛去几许，宛马至今来。”又有刘禹锡的《浪淘沙》：“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淘风簸自天涯。如今直上银河去，同到牵牛织女家。”都暗含着一种黄河之水源于“天”——即出自于昆仑的观念。但后来通过各种科学的探寻与勘测，确定了黄河真正的源头在青海省的巴颜喀拉山，与昆仑无关。虽说这是历史的局限性所致，却让出于昆仑的西域之水被赋予了激情与浪漫。

在中亚广袤的荒漠与峻岭之间，喀什犹如一颗镶嵌在丝绸之路上的璀璨明珠，这个在历史的长河中有着不凡地位的地区，自古以来就是东西方文明交流的桥梁与门户。作为新疆历史上最早的城市之一，喀什是四大古文明——古印度、波斯、古希腊和中国的交会点。

喀什古城的每一块砖、每一片瓦都似乎诉说着古老的史实，每一条街道都承载着历史的烙印。在这里，历史不仅是过去的回忆，更是活生生的现实。“五口通八国，一路连欧亚”，这句话生动地描绘了喀什在古丝绸之路上的重要地位。从这里，向北可达中亚，向南可通南亚，西至中东，东回中原，形成了一个巨大的交通网络，连接着不同的文化与经济体。因此，喀什不仅是商品交易的场所，更是文化和宗教交流的中心。这里的市场总是熙熙攘攘，各种语言和方言交织在一起，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市场语言。

15世纪海路开通之前，喀什是举世闻名的古丝绸之路的南道、北道、中道的交会点和交通枢纽，一直是客商云集享誉中外的国际商埠，呈现出“货如云屯，人如蜂聚”的繁荣景象。早在2200年前的秦汉时期，一个名为疏勒的王国在当时西域三十六国中显得尤为璀璨。这个繁华王国，以其首府疏勒城的辉煌与繁荣而著称于世。

疏勒城，这座大城在古代地图上是一个重要的标志，城池宏大且结构严谨，城墙坚固，仿佛是为了见证历史而特意建造的。城中的市场更是疏勒王国的心脏，每天都有来自昆仑山外诸国的商人携带奇珍异宝汇聚于此，他们的摊位连绵不绝，犹如一条蜿蜒的长龙，穿行在繁忙的街道和狭窄的巷弄之中。这里可以找到各种商品：来自东方的丝绸和瓷器，光泽柔美，图案精致；来自南方的香料和宝石，气味芬芳，色彩斑斓；还有来自北方的皮毛和宝石，粗犷豪放，价值连城。不同文化的碰撞和融合都在这里发生，使得疏勒城不仅仅是一个商品的集散地，更是一个多元文化的展示窗口。随着太阳缓缓升起，市场上的喧嚣逐渐增加，商贾之间讨价还价的声音，行人交谈的笑语，还有不时传来的马蹄声和车轮声，共同编织了一幅繁忙而生动的日常生活画卷。晚上，夜幕降临，市场渐渐安静下来，疏勒城的夜晚则被点缀成无数灯火，在深沉的黑夜里，如同天际的星辰，又像是另一个世界的开始。

疏勒城，就是喀什城的前身，早在西汉时期，其商贸地位就已经在周边国家中脱颖而出。

关于喀什的最早记载是张骞出使西域时所作。公元前2世纪，汉武帝的帝位初稳，欲图扩展汉朝的边疆至天涯海角。于是，他派遣张骞前往西域，以寻求与远方的大月氏国结盟，共抗当时的强敌匈奴。然而，张骞前往西域的路途险象环生，困难重重，但他不顾路途艰辛与漫长，依然冒险西行。在匈奴人营地，草原的深处，夜晚的星空辽阔无垠。成了俘虏的张骞无心欣赏这浩瀚、纯净的银河，他只能在夜空下凝视东方，心中充满了无尽的自责和痛楚，却也在这样的磨难中，慢慢地坚定了对使命的执着。

在被匈奴囚禁的十年里，张骞虽被软禁放牧，还被迫娶了匈奴女子为妻，但他并没有放弃任何了解外界的机会。他渐渐学会了匈奴的语言，和匈奴的士兵们交流，从他们口中得知了更多关于西域的信息，也听闻了疏勒国——一个位于葱岭以西，在喀什河岸的繁盛国家。经过多少次的努力，张骞终于寻找到机会逃离匈奴营地，并继续他的使命。疏勒这个陌生的国度，是他一路上唯一看到有商贸市场的国家。在疏勒国，张骞也受到了国王的热烈欢迎。他详细地描述了汉朝的强盛和发达文化，表达了汉朝天子希望结盟共抗匈奴的诚意。疏勒国王被张骞的才智与坚韧所折服，只是相对于当时的汉朝，疏勒国实在过于弱小，“有市列”没错，可一个国家的领地就那么点大，人口不过几万，能有什么实力与匈奴抗衡呢？疏勒国王虽热心交好，对结盟却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公元前126年，张骞见结盟无望，只能回归长安，结束了他长达13年的艰难出使，虽未完成汉武帝欲与西域国家结盟的使命，但他带回了大量关于西域各国，包括地理、政治、文化、经济和商业路线的宝贵资料，也对西域各国以及他经过的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波斯、印度等国与汉朝交易的潜力，并且做了详细的记录和描述。这次出使西域，使生活在中原内地的人们由此了解到西域边陲的实况。

公元前119年，张骞拿着汉武帝的亲笔信函，带着300个勇士，每人两匹马，还有牛、羊一万多头，黄金、钱币、绸缎、布帛等价值几千万的礼物，再次出使西域。这次出使顺利得多了，途经的许多国家都敞开城门迎接大汉使者。当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满载而归，回到长安的那一天，他不只是带回了外交上的胜利，更带回了一个更为开放与包容的世界的可能性，为汉朝与西域诸国之间铺设了一条持久的交流与合作之路，使得中西文化得以互相影响和融合。而张骞走通西域的这条路，被后人称为古丝绸之路。这条路线不仅是商贸的通道，更是知识、技术、宗教和艺术交流的纽带。古丝绸之路让汉朝从西域那边得到了高头大马、葡萄、苜蓿、胡桃、蚕豆、石榴等几十种物产；而西域各国，从汉朝得到了蚕丝和丝织品，同时也学会了另一种生存方式：耕种、打井和炼铁，开始发展农业生产。

100多年之后，41岁的班超出使西域。

班超率所属初入西域，在鄯善突袭杀尽匈奴使团，降服了鄯善国；到于阗，又设计镇抚了不恭的于阗国。永平十七年（74），抄小道赶到了疏勒国。

这个时候的疏勒国情况相当复杂。当时疏勒国被龟兹国攻破，而匈奴扶持龟兹国，立了龟兹人兜题为疏勒王。班超派手下田虑去盘稿城招降，并指示道：“兜题本非疏勒种，国人必不用命。若不即降，便可执之。”兜题果然不肯降从，田虑便伺机将其劫持。班超当即召集疏勒国文武官员，“说以龟兹无道之状，因立其故王兄子忠为王，国人大悦”。但为了显示大汉王朝的威德信义，班超没应大家的要求杀掉兜题，而是将其释放遣返。自此，疏勒和龟兹结怨，但班超平定疏勒的目的却达到了。

班超在西域共服役约40年，而在疏勒就驻守了长达17年，使封闭65年之久的丝绸之路南道再度开放，并通过多次军事和外交行动，成功地将匈奴势力从贸易路线中清除，确保了丝绸之路的安全，保障了区域贸易和文化的正常交流。

浩瀚星海中，班超这颗闪亮的将星，终归于历史的浩渺烟波之中。但于古疏勒国而言，班超或是它浓墨重彩的一个存在。

早年的喀什噶尔河流域的水是丰盛的，那些或奔腾或宁静的河水滋养下的绿洲上，四季依旧分明有度：该植被泛绿的季节，植被努力地上演着绿满山河；该风沙起的时候，风沙毫不迟疑地漫天飞舞；需要下雪了，无关情绪，一场场雪白将粉饰所有的动荡。大地瀚海苍茫，天穹星宇孤独，没有一成不变的世界，亦没有一直坦荡无波的历史。

疏勒国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到了三国至西晋时期，已经不仅仅是“盛”，也变得强大了，先后兼并了周围的莎车、竭石、西夜、蒲犁等小国，成为西域一个比较强大的地方政治势力。

南北朝至隋代，今喀什地区境内主要有疏勒、朱俱波、渴盘陀等国，与中原的关系密切，多次派遣使者至中原朝贡。《新唐书·西域传》记载，唐时，疏勒国曾叫“伎沙”，因《汉书》《魏略》及《魏书》中曾为“渠沙”由此而书名，“去沙”与“渠沙”音同写异。国王居住“迦师城”，迦师城即为“喀什城”，“迦师”与“喀什”也是音同写异。唐玄奘称它叫“室利讫栗多底”。唐显庆三年（658），阿史那贺鲁之乱被平定后，在疏勒设置去沙都督府，后改为疏勒都督府，府下设15个州，范围囊括今喀什地区全境及克孜勒苏柯尔克孜族自治州，地域辽阔，是当时有名的“安西四镇”之一。唐开成五年（840），居于漠北的回鹘汗国为黠戛斯所败，大规模西迁，其中一支迁至疏勒境内。后来喀喇汗王朝建立，“疏勒”之名便被“喀什”替代。至北宋庆历元年（1041）前后，喀喇汗王朝分裂为东、西两部，东喀喇汗王朝建都于喀什。

唐朝通过一系列的军事征战和外交手段，成功地将喀什纳入版图，有力地维护了西域与内地在政治上的统一，使喀什不仅仅成为军事重镇，也成为通往中亚及更远地区的门户，更是丝绸之路上充满活力的国际贸易和文化交流中心。从喀什出发的商队，将中国的丝绸、瓷器以及茶叶等商品运到了远方的波斯和罗马，同时也将中亚的香料、宝石以及西亚的地毯带回中原。

喀什河水静静地流淌，尽管一次次的朝代更替都少不了冷兵器的铮铮之声，它或清凌或混沌的河水，与那掀起的尘沙一起，埋葬了多少残酷与惨烈、无奈和不甘。斗转星移，驼铃声长，那远远近近，在古道上不绝的身影是盛世的一种背景。

到了南宋时期，嘉定十一年（1218）后，今喀什地区境内成为蒙古汗国的辖地。淳祐十二年（1252），蒙古设立别失八里等处行尚书省，喀什等城受其管辖。

元朝时期，喀什城曾叫“可失哈耳”城，此出《新元史·地理志》，“可失哈耳”即“喀什”的音译；《明史·西域传》中，将喀什城又称为“哈实哈儿”，“哈实哈尔”是“可失哈耳”的转音。

明朝时，境内先有大小“地面”，互不统属，后有号称“喀什王国”的阿巴拜克热政权。正德九年（1514），叶尔羌汗国建立，今喀什地区仍为其核心区域和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

清初，准噶尔部兴起，在灭亡叶尔羌汗国之后，扶植依达也提拉（阿帕克和卓）等傀儡政权统治南疆。清朝平定准噶尔部后，南疆地区纳入清朝版图，将喀什城由过去的“哈实哈儿”又正式定名为“喀什”。从此，喀什便成为流传至今的名称，但其间亦有过变化。

乾隆二十四年（1759），清朝在平定大小和卓之乱后，在喀什设总理回疆事务参赞大臣，管理南疆八城（喀什、英吉沙尔、叶尔羌、和阗、阿克苏、乌什、库车、喀喇沙尔）事务，同时“因俗设制”，在各地保留了以阿奇木伯克为首的伯克制度。乾隆二十七年（1762），喀什大勒巴格修建新城。乾隆三十六年（1771）乾隆皇帝赐名为“徕宁城”。清道光六年（1826），因张格尔叛乱，徕宁城毁于战火，喀什城又渐渐恢复“喀什”的名称。

“喀什”一直是“喀什噶尔”的简称。

喀什城北高南低，中间高敞，位于喀什水系形成的洪冲积平原之上，有径流河克孜河依傍和泉水充盈的吐曼河拥抱全城。老城区至今还保留着许多高台民居，随着时代的发展，古城也随之扩大，老城的石板路旁，新的建筑逐渐升起。每一条扩建的街道，每一座新增的建筑，都承载着喀什从一个边陲小镇，成长为西部重镇的历史见证。城墙被一次次推移，以容纳日益增长的人潮与商贸活动，城市的轮廓在历史的烟云中愈发清晰。

喀什的古城墙见证了无数次日升月落，也记录了城市从一片废墟中崛起的历史。那些在历史长河中沉淀下来的故事，就像被风化的石碑，虽然被侵蚀，却依然坚韧地立在那里。喀什的居民在这座城市中生活、繁衍，代代相传，把对这片土地的爱融入到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中。

喀什噶尔河流域是多民族聚居区，主要有维吾尔族、柯尔克孜族、汉族、塔吉克族、回族、乌孜别克族、哈萨克族、俄罗斯族、达斡尔族、蒙古族、锡伯族、满族和土族等13个民族。流域的辖区由喀什地区和克孜勒苏柯尔克孜族自治州、农三师的三个团场组成，民族人数最多的是维吾尔族、柯尔克孜族和塔吉克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