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明善烈士的一组史料

乐亭白明善传[1]

赵通儒

白明善字乐亭，又名雷霆。清涧高杰村人。先世为明朝名吏名儒。尝叹不能为祖先印遗著。祖产衰落，幼时贫寒。高小毕业任乡村小学教师，循循善教，名噪当时。1923年，陕西省立第四师范学校创于绥德，入学，不满学校当局，领导学潮。1924年李子洲任校长，为半工半读生，课外兼任图书馆员及写油印。冬受饥寒昏厥，为众救苏。为学生中陕北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及共产党最初团员、党员，及特支书记。筹组国民党、共进社、青年社、脚户自保会、反基督教同盟。任陕北国民会议促成会赴北京代表团主任，行抵汾阳，值段祺瑞之善后会议破坏了孙中山之国民会议，乃团结汾阳基督教铭义中学学生，开始反基督教运动，引神木学生赵博、任国标及绥德学生李麟铭、李策铭等四人转四师。1925年夏，受中共党中央调，赴上海大学深造。抵沪，任中央发行部长。旋调赴广州，遇恽代英赏识，派赴北京工作，参加国民一军首都革命。失败后，随军转内外蒙。五原誓师，任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总司令部总政治部宣传科长。参加军队工作外，利用职权，以军队中宣传科之物资资助陕甘区党委。1927年夏，西安反共，被迫离职。陕西省委派回清涧，参加起义，任起义军中党委书记，与唐澍、李象九、谢子长等同为起义军领导者。失败后，常为故乡土豪劣绅所密侦。1928年参加绥德县委，任宣传部长、组织部长及书记。1929年参加陕北特委，杨国栋消极怠工后，任特委书记。1930年冬，受盲动主义影响，陕北工作屡遭失败，奉北方局召赴天津。北方局因反盲动主义路线、筹委会闹分裂，受交通蒙蔽及陕北失败情绪之交织，误入筹委会派，却与筹委会中之投降派又反对。返故乡，被捕入狱。被绑送榆林后，在残酷毒刑下，未稍屈服，亦未供出任何人姓名，终被桎梏囚锢绞死。他被捕后，共产青年团陕北特委委员兼清涧团县委书记王希勃忧愤自杀以殉。其感人之深，由此可见。今之霍维德同志为其1928年冬所器重及筹主倡办冬学之良友。

通儒赵仰普撰于1949年12月12日

白烈飞同志：

关于你父亲的事，现给你说几件。

1、他在四师读书，因贫、冻，几死。

2、1928年29年和我同工作，当时常谈家贫，无力养活，要我对你或你弟弟，不论哪一位，抚养一人。我以限于财力及秘密工作条件，二人只有相叹作罢。

3、1931年，你伯父来我家，因你父亲已被捕，我给捎去五块钱安家，你伯父到望瑶堡看望亲戚之礼另为之备。我去榆林，营救了一场，未达目的。我给监中捎去五块钱，忍痛而去北平。

4、1930年冬他参加筹委会前后不过三二十日，回陕北的情况我也深知。

关于他的历史问题，过去曾有人和我争执过。我现将他的传写下，寄了绥德地委一份。现给你一份。你们修改一下。公家不纪念时，你弟弟大了，清涧石板不贵，花上两三石粮食，私人立上个碑，尽一尽你们的心。

白乐亭烈士史略[2]

赵通儒

白乐亭，名明善，又字雷霆。陕西清涧高杰村人。先祖为明代名吏及诗文作家，家资巨丰，清末破产，故及其身，贫至衣食不足。父早丧，母及其自身，依族兄抚养。高小毕业后，在家乡及安定东区教私塾，以循循善诱，诲人不倦，著称所经。1923年，绥德陕西省立第四师范学校成立，乃往投考，名列第一。家中学费不继，冬日忍饿耐寒，追随同学上课，课外犹须谋同学福利，负责学生会工作，日夜孜孜汲汲努力功课，饥寒劳交迫，昏厥几死。1924年，李子洲校长、王懋廷于执教外，物色贫寒勤勉有发展有作为学生，筹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及中国共产党绥德特别支部。乐亭首为发觉，是学生中第一个加入团和党的党团员。屡因家贫，难以继学。经李王等筹谋，学校经费困难，为全校学生写印讲义人员又非设不可，采取双方兼顾办法，于专人之外，另以一人薪资分给两位贫寒学生半工半读。乐亭又得为工读生，但其每月所入之七八元，除给自己求学外，还须供养家中老母及妻子儿女。穷苦虽常胁迫，他却无一刻松懈过革命工作与学习。旋任团的特支书记，又专任党的特支书记。为西北青年社最早发起人之一，任学生会主席。孙中山北上，召集国民会议，解决国是。陕北国民会议促成会在中共领导下于绥德成立，乐亭等被推选为国民会议促成会代表团，任代表团主任，率代表等赴京出席国民会议。行至汾阳，段祺瑞以北京政府执政名义，召集各省军阀官僚，举行善后会议，将孙中山之国民会议瓦解，孙中山亦为国民党左右派互斗与肝病所苦而抱病入医院，为德帝国主义之特务医生所宰割甚危，乃于汾阳旅次，接洽地方党团同志，共同发起反基督教运动，并将汾阳基督教学校铭义中学学生赵博等四人引回陕北，转学四师。回绥德后，推动陕北各地反基督教运动，领导青年学生及市民郊农，将绥德、延安基督教打去其金字牌匾，驱逐传教人员，封闭其会堂所在，轰轰烈烈，震醒西北近百年被媚外思想所迷惑之军阀官吏与广大工农兵学商人民。又参加筹备国民党陕北特别党部、西北学联、脚户自保会等工作。1925年于参加追悼孙中山大会及声援“五卅”惨案大会后，受党调遣去上海大学学习。至上海后，中共中央又调任发行部长，并参加宣传部工作。不久又奉派去广州。至广州后，经恽代英同志谈话后，分配到北京，去参加冯玉祥国民一军，任政治工作，参与首都革命，驱逐溥仪出故宫，解散段祺瑞之北洋安福军阀合组之执政府。

奉军入关，驱逐冯部退出南口，经察入蒙古人民共和国（外蒙古）后，冯玉祥等去苏联拜访斯大林同志，乐亭等留在部队，进行改造与巩固部队，通过沙漠无人烟地区之穷苦流离风沙生活。冯玉祥由苏联返回，五原誓师改编国民一、二、三军，成立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总司令部时，刘伯坚同志任总政治部主任，乐亭同志任总政治部宣传科长，刘志丹同志任组织科长，同到西安。

1926年到1927年夏，在任宣传科长时，除在部队中进行改造部队之政治思想教育、发展共产党、国民党外，给陕甘区党委很大帮助。当时，我中共陕甘区党委无分文收入，革命形势大开展下，许多革命工作要做，党员所纳特别捐所得税及党费，不及党之支费万分之一。他将总政宣传科器材多方节省，供给党内，支持陕甘区党委党与团及革命群众团体之大部印刷书刊之需。

西安“清党”祸起，被驱出部队。1927年秋奉陕甘区党委派遣，与唐澍等同赴清涧，参加李象九、谢子长等之清涧起义。为使清涧起义能与地方党互相配合，曾于农历九月上旬，转到绥德号召党团员去参加清涧起义。惟绥师在刚封闭后不久，地方党恢复工作尚未展开，致其计划未遂。

清涧起义时，任党委书记，随军转战，至失败后，潜返陕北，为贪官污吏、土豪劣绅所侦缉，藉社会关系、亲戚友好、群众掩护与秘密党团员之保护，潜伏于黄河两岸。

1928年夏末，陕北特委南路特派员经清涧县党委，调其至绥德中心县委工作，任宣传部长。中秋节陕北特委米脂事件后，特委在苗家坪举行特别紧急扩大会议，由绥德县委推选他任特委委员，参加特委工作，并先后兼任绥德中心县委组织部长、农委书记等职。

1929年第二次陕北党代表大会后，被选为陕北特委委员，任米脂特委常委与绥德、三边、清涧特委特派员间之党与军事工作联络及特委宣传部长。高杰村会议后，任特委副书记。

1930年二次陕北特委紧急扩大会议后，叛徒杜衡去西安无消息，动摇分子杨国栋消极，被选任陕北特委代书记。盲动路线，使他在陕北遭受许多不应有之损失与困苦，年末赴天津北方局报告工作，清算盲动路线，重新布置工作。至津后，值北方局正闹筹备会派，其住所、交通均为筹备会派所把持。该派利用其失败悲愤拉拢参加会议，竟至诱其于党内为纠正盲动路线而闹分裂。天津会议后，行至北平，经同志劝告，指出党内错误必须经党内纠正，如“八七”会议之纠正右倾，已有先例后，允许回陕北后绝不做与党不利之工作，他参加筹备会派工作未及两月，且为其中之思想、行为、作风最正派分子，故能仍很快回到布尔什维克阵营中来。

1931年初，到清涧城内，进行半公开活动。敌人以教育局长职位作诱饵，警惕未及，致为该县驻军及县长所诱捕，械囚送至榆林，受遍刑具拷掠，始终未吐露党内团内任何人姓名及组织情况。敌人至无可奈何时，将他绞死。

在他被捕后，清涧中共青年团县委书记王希勃，便估计其必然为坚持党的利益与革命利益英勇牺牲，立即悲愤自杀殉难。乐亭同志精神感人之深于此可见。

三、给白明善侄子

白浩的信[3]

杜嗣尧

我最厚交不过的朋友乐亭，我和他在民国十三年的冬天，同时同地接受了王老师懋廷的指导，开始创造了陕北共产党的组织。那时只有我们三人（罗伯福在内），他任组长。当时只偏重看各种社会主义的小册子。

冬天放假后，他更单独留校，请教于王老师，探讨各种关于改造制度的理论。在隆冬的深夜犹勤学不辍，奠定了革命的基础。这是王老师后来给我说的如此。

十四年三月间，绥师开扩大追悼孙总理大会时，他就担任了这时大会宣传主任，写发了许多不曾见过的新鲜的富具革命性的传单与标语。当然也是王老师指导的助成，同时也是他个人努力学习的初次成功。此后，他对同学热情联络，在私人交游间，发现了许多有革命性的青年同学，在慎重考察下，分别介绍参加了绥师共产组织。本年六月间，在他的号召下，又成立了共进社绥德分社。

当时地委派人去苏联住中山大学，他单独被推出外求学，不久便到上海，准备赴苏。只因到时人未来齐，去广东受了次短期训练。返沪时，别人已登轮北上。他没有赶上，在上海留住月余，做了好几次反帝工作，在小沙渡帮助日纱厂工人反抗厂主，几乎被捕。后来与国民党老前辈张继相同到西安，打算在李云龙部内做军事工作，后转入冯玉祥部，任政治总部印刷主任，积极地开展了宣传工作，辗转华北各省，努力宣传。南口失败后，赴五原，转宁夏。

清党后，因赤色显著的关系，被迫离职。这时已到十六年七月间，归来从事特委工作。

清涧事变，和李象九、谢子长一同到宜川，到韩城。在韩城组织了红军，张贴出土地革命的各种标语，最有关于陕北后来红军的发展，是他那时已公开打出红军旗帜，向安塞、保安等处开始游击，给了一般人新的认识。只因单独军事行动，没有群众的拥护，这次的红军被反共派的军队打散。他腿部被枪弹射穿，滚下山坡，未死，在深夜里爬行到老百姓家内，暗暗休养了几天，独自爬行了十几天，（十六年腊月二十八日）到延安，找到同乡帮助了他，去汾阳医院疗好。这是十七年的初春，我和他同在医院时，那次失败的原因及斗争经过事实说得非常详细。后回陕北在特委工作。

他得名在陕北很大，反共分子，经常注意到他的行踪。当时，陕北共产党同志，在严重白色恐怖下，逃得逃，跑得跑，灰心得灰心，返转得返转。他有一次对我说：“陕北共产党单丢下我一个，我也是同样去做。革命是今生的唯一职业，献身革命我要做到死而后已。你是我的好友，你会同情的吧！马克思主义是我灵魂的归宿啊！朋友，最后胜利是我们的！”

此后我走三边，他仍在陕北工作。在秘密的艰苦工作中，遭尝过许多困难，可是都克服了。直到廿年被捕，在狱中受过各样苦刑，两手腐朽，体无完肤，可是毅然决然，更实现他不成功便成仁的伟大意志。所以，无论当时军事当局如何拷打，只笑而不言，不曾糊涂过一时，说过半句负心话。最后被处死，他的死是多么光荣。这种伟大的坚强意志，羞死后来一般朝三暮四的丑类，同时给了陕北各同志很大的兴奋，提起少数坚决分子的牺牲到底的精神。

他死了，白浩啊，你是他的亲侄子，希望你继承他的遗志，加倍努力，使他在九泉含笑。天麟在学，还要留心指导，叫他长大成人，做一个很好的共产干部，使得他更在地下安心些。

白浩！你是他的儿，也等于我的儿子，我愿你们（天麟等在内）时时进步，工作不要落在别同志后。

你的叔  少勋

手留

11月24号

注：

[1] 按子长县党史研究室保存的赵通儒《建国之初》笔记本中手稿原件刊印。

[2] 按陕西省档案馆保存的油印稿刊印。

[3] 本文为作者手迹，存中共榆林市委党史研究室，编号为回忆录第230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