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炎培教育家精神的时代画像及其当代价值

[中图分类号]G7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3985（2025）10-0105-08

一、问题的提出

黄炎培作为中国近现代职业教育的先驱者，集教育家、政治家与社会活动家多重身份于一身。他怀揣“教育救国"理想，于1913年发表《学校教育采用实用主义之商榷》一文，提倡将“实用主义"教育理念融入课程体系，强调学校教育应注重技能培养与实际生产生活相结合。1917年，他发起成立中华职业教育社，通过联合政界、实业界与教育界力量，系统推进职业教育本土化实践。尤为重要的是，他通过实地考察日本、菲律宾、美国等多国教育体系，创造性地提出“做学合一”“手脑并用”等职教理论，促进了职业教育的推广和发展。

新时代新征程，在迈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新征程上，提炼并弘扬教育家精神，打造一支厚植教育家精神的教师队伍，已成为新时代教师专业成长不可或缺的内在需求[1]。2023年教师节前夕，习近平总书记致信全国优秀教师代表，指出：“教师群体中涌现出一批教育家和优秀教师，他们具有心有大我、至诚报国的理想信念，言为士则、行为世范的道德情操，启智润心、因材施教的育人智慧，勤学笃行、求是创新的躬耕态度，乐教爱生、甘于奉献的仁爱之心，胸怀天下、以文化人的弘道追求，展现了中国特有的教育家精神。”2]2024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弘扬教育家精神加强新时代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建设的意见》，强调教师是立教之本、兴教之源，强国必先强教，强教必先强师。工作中要坚持教育家精神铸魂强师。新时期，学习黄炎培伟大教育家的精神，了解黄炎培的生平事迹，开展对黄炎培相关教育著作的研读，对于推进新时期我国特有的伟大教育家精神具有重要价值。已有研究对黄炎培教育家精神的论述大多数基于《黄炎培教育文集》，本文则基于黄炎培的自述《八十年来》一书，以期从新视角再现黄炎培的思想历程，更好地展现他的精神世界。

二、黄炎培教育家精神的时代画像

《八十年来》一书详细记录了黄炎培从清末到新中国成立后的生活和思想变迁，本研究以该书为主要资料来源，采用质性文本分析方法，以教育家精神的六个维度即理想信念、道德情操、育人智慧、躬耕态度、仁爱之心、弘道追求为分析框架，详细分析该书所描绘的黄炎培生平中体现其教育家精神的内容，最终勾勒出黄炎培教育家精神的时代画像。首先，笔者将《八十年来》导人Nvivol2进行编码，节点名称分别为：理想信念、道德情操、育人智慧、躬耕态度、仁爱之心、弘道追求（部分编码示例见表1）。其中，“理想信念”得到5个参考点，集中体现于黄炎培“教育救国”与“开启民智”的主张；“道德情操”得到7个参考点，凸显在黄炎培“拒官从教"与访问延安后真实描绘共产党教育全貌的各种细节中；“育人智慧”得到5个参考点，凝结为黄炎培对于新式教育的准确判断；“躬耕态度"得到6个参考点，表现在“七年考察全国教育现状”等教育实践中；“仁爱之心”得到4个参考点，贯穿于黄炎培“使无业者有业，使有业者乐业”的理念与关爱学生的行动当中；“弘道追求"得到5个参考点，展现在黄炎培对“大职业教育主义”的追求与中华职业教育社的建设当中。其次，结合《黄炎培教育文集》《黄炎培教育论著选》等相关著作，进一步充实黄炎培教育家精神的时代画像。黄炎培的相关著作既是其教育思想的系统表达，也是其实践经验的凝练升华。黄炎培《学校教育采用实用主义之商權》《中华职业教育社宣言》《游美随笔》《提出大职业教育主义征求同志意见》等文章中系统阐述了其对于职业教育宗旨、原则及实施路径的深刻思考，强调教育需与生产实践紧密结合，倡导“手脑并用”“做学合一”，主张职业教育应打破壁垒、服务社会，通过“大职业教育主义”将学校、社会、企业紧密联结，既关注个体谋生技能的培养，更注重健全人格与社会责任感的塑造，这无疑是对其教育家精神最好的诠释。

（一）匠心独运的育人智慧

黄炎培的育人智慧体现在他对我国发展新式教育教学模式的准确判断上。他认为，所谓新式教育，特色有两点：一是科学化，一是平民化。18世纪欧洲的第一次工业革命，正是以科学为导向，工业革命是世界历史的重要转折点，为19世纪欧洲的霸权主义提供了重要的经济和军事基础[3]。工业革命造成的阶级矛盾与社会不平等现象，表现为传统平民在工业化冲击下被边缘化。黄炎培在1929年发表的《我来整理整理职业教育的理论与方法》一文中指出，科学化与平民化问题成为教育的两大中心问题，职业教育的问题要用科学解决，平民的问题要用职业教育解决[4]。在教学过程中，黄炎培主张将两者深度融合，科学化体现为实证方法的采用，提倡“手脑并用”的实践教学模式，如在理科课程中引入图画、实物模型等；平民化则聚焦于打破传统教育的阶级壁垒，推动建立乡村工学团、城市劳工夜校，使广大农民和工人通过技能培训得以谋生。

黄炎培在《学校教育采用实用主义之商權》一文中列举了某师范学校教学的例子，发现该学校思想道德课传授的是伦理学专业术语，语文课则教授实用性不强的文言文，教育心理学研究的是一群外国人的名字和历史演变，物理化学等理科教授的是晦涩难懂的方程式。当授课结束检查学习效果时，学生对基本概念难以熟记，只记得科学家的名字而不知他们的研究成果，理科方面只记得各种符号而不知道具体含义。简言之，教师的教学严重脱离实际，内容晦涩难懂，学生只能死记硬背，毕业之后连基本知识都难以使用[5]。这也解释了黄炎培为何看重在教育教学中贯彻实用主义思想。在教育教学中，黄炎培提出将传统文字教育转变为实物教育，如在国文课中，读本材料应采用实用类型，多“记事、记物、记言”等体例；在理科教学中，多运用实物来演算命题；体育教学中采用“锻炼主义”，因地制宜开展运动。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标志着全面抗日战争的开始。上海作为我国的经济中心，遭受巨大损失。根据日本情报部门的调查显示，仅在淞沪会战期间上海工业方面就直接损失高达8亿元[。黄炎培目睹这一现状，认为抵抗应当从发扬国货、创办工厂开始。为此，他在创办的职业学校中附设各种工场，在推广职业教育的同时，提高国货的产量，抵制外货[7]。在国难降临、外国经济人侵、中国经济面临灭顶之灾之际，黄炎培希望通过大力发展职业教育来挽救国家经济，彰显了他独特的育人理念。

（二）矢志不渝的理想信念

在西方列强的不断入侵之下，以魏源为代表的一批中国知识分子开始深刻反思国家的困境和未来，如魏源在《海国图志》中写道：“善师四夷者，能制四夷；不善师外夷者，外夷制之。”[8]“师夷长技以制夷"成为洋务运动的核心指导思想，但国人很快发现，仅仅依靠学习技术无法拯救中国，“教育救国”逐渐成为焦点。梁启超在《饮冰室合集》中写道：“变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兴，在开学校”，无不强调教育救国的重要意义。黄炎培在列强大举人侵中国之时，也提出唯有教育才能救中国，倡导开启民智。黄炎培之子黄大能写道：吾父在老师蔡元培的影响下，增强了办学校以唤醒民众扫除愚盲的决心。1903年在川沙县和几个朋友一起办起小学堂，标榜要反对封建统治，用新教育来救中国[10]。在实施教育救国理念的过程中，黄炎培遭遇了重重困难，但始终未改变理想信念。

黄炎培在书中也提出，他最初的教育理想就是用教育来开启民智，实现“教育救国”。这与部分有识之士的观念不谋而合，如张謇强调“国非富不强，富非实业不张”，国家想要强大、富裕，就必须发展实业[11]。黄炎培1917年发起成立的中华职业教育社，由社务委员会和理事会组成，其中，社务委员会下设职工教育馆、职业教育研究委员会、上海商业补习教育联合会、全国职业学校联合会、农业教育委员会、职业指导所、顾问部、通讯部、职业介绍所、演讲部、出版部、调查部和行政部。同时，该社还拥有对口合作的银行、木工厂、铁工厂等企业，其工作性质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调查、研究、倡导、咨询、演讲、出版、报告、通讯；另一类是建立职业学校，组织教育展览，建设农场、工厂之类的实验站[12]。中华职业教育社严密的组织机构体现了黄炎培为推广和发展职业教育、培养社会所需人才所做的大量努力。

在黄炎培的带领下，发展职业教育成为新的风尚。据1943年的统计，全国共有职业学校384所，学生67227人。同时，他还大力推行职业指导和职业补习教育。1927年中华职业教育社设立上海职业指导所，指导并介绍青年学生就业。中华职业教育社以及其附属的各个职业学校和工厂，是抗日战争的后备军，为抗日战争贡献了大量有生力量。

（三）身体力行的躬耕态度

黄炎培的职业教育思想并非凭空生成或主观臆断产生的，而是大量的实证依据作为支撑。黄炎培辞去江苏省教育司长一职后，便开始去全国各地进行实地考察。他认为，当下的教育考察应当调查各地中学毕业生的出路，且要用江苏教育会的名义在全省开展。正如他在自述中所说：“自芜湖至九江沿江各县，无不有我的足迹。芜湖之米，九江、皖南之茶，铜官山之铜，景德之磁，都是我调查的对象。”13]黄炎培不仅在国内开展了广泛调研，还赴海外学习世界各国的教育模式与理念，如“1903年亡命日本，1915年游美，六十年来出国多次，还到过朝鲜、蒙古、菲律宾、婆罗洲、爪哇、马来亚、新加坡、越南、暹罗、缅甸，有的一、二至，也有三至以上的，旅行中所见所闻，一一纳入诗集、游记，或写专册”14]。海外调查经历为黄炎培的职业教育思想奠定了基础，也让他彻底认识到中国与教育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黄炎培之子黄大能也在《忆念吾父黄炎培》一文中写道：吾父任江苏省教育会常任调查干事时，以上海申报旅行记者身份走遍皖、赣、浙、鲁、冀诸省进行考察，深入了解到教育与生活、劳动严重脱节，“君子劳心，小人旁力”的风气在社会里蔓延。以后，一九一五年吾父报聘美国商团，参加游美实业团担任编辑报道。旅美三月归后曾云：“观其职业教育之成绩，益觉我国教育之亟宜改革。"于是先在江苏省教育会内附设职业教育研究会，提出教育要与职业相沟通。随后前往菲律宾考察，得到许多华侨的拥护。终于在一九一七年发起成立中华职业教育社[15]。由此可见其调查范围之广.搜集资料之多。

黄炎培坚持认为耳听为虚、眼见为实，不调查难以得出结论。无论是考察日本，还是考察美国，他都虚心向他国优秀的企业家、发明家学习。他在1915年赴美考察期间撰写的《游美随笔》中写道：美国之教育，第一令人惊异者为体育，就社会而言，其人愈上流，体魄愈强壮。就学校论，在校学生之体格，必视其他为强壮，凡此皆适与我国现状相反[16]。在1915年撰写的《美国教育状况纪要》中指出：一日实用教育。彼国无论何种教育，皆注重实用[1]。由此可见，当时的美国非常重视职业教育。反观中国，正如黄炎培1915年所著的《美国教育现状》一文指出的：美国教育与我国教育对比，美国教育重道德，尤其偏重公德，认为实用的知识最可贵，对体育非常重视；中国教育则偏重私德，知识脱离实际，不重视体育[18]。这一对比切实说明当时中美两国教育模式的区别。正是黄炎培的躬耕态度，才让他虚心学习外国优秀的教育模式，进一步坚定了回国举办职业教育的决心。

（四）高洁坚贞的道德情操

黄炎培高洁坚贞的道德情操体现在多个方面，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他始终坚持“拒官从教”。黄炎培曾拒绝袁世凯的邀请，推辞担任教育总长一职。袁世凯对此感到无奈，并对江苏人做出“与官不做，遇事生风"的评价[19]。后来，黄炎培又两次拒绝担任教育总长。20世纪初，面对列强侵略、民族危机加深的困境，传统的科举考试制度已无法适应工业化社会的需求。对此，黄炎培受蔡元培、张謇等教育家的影响，认为教育应当摆脱“学而优则仕”20]的旧观念，向工业化、现代化教育转型。当时社会各种腐败丛生，不少官吏与恶势力同流合污，压榨百姓，对教育、社会的贡献微乎其微。面对各种威逼利诱，黄炎培没有妥协，而是坚定执着地选择发展职业教育，培养学生的实用技能，以解决就业问题、提高国民生产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