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诗歌翻译的“王法”

自从我国改革开放以来，西方的翻译理论如潮水般涌了进来，可谓包罗万象，其中有布拉格学派、伦敦学派、美国结构学派、奈达的交际理论，它们在我国粉墨登场，各有各的说法，而且无一不头头是道，其精密的系统和凿凿的言辞，令我国学者纷纷赞叹和皈依，就连资格深厚的老翻译家也低下了高贵的头颅——大势所趋，不得不如此。有些专家学者哀叹道：“西方的月亮就是比中国的圆。”

翻译界“欣欣向荣”的景象给西化的学者提供了大展拳脚的舞台，以滔滔的势头逼退了“传统派”，叫资深的翻译家退避三舍，因为他们空有满肚子的学问和生花的妙笔，怎奈西化的学者说话天花乱坠、地涌金莲，呛人得很，“传统派”根本不敢打擂台。这下子苦了翻译实践者，他们不知道该顺从哪个流派好，于是便依照自己的理解译将开来，只知道“忠实于原文”以及“通顺”即可。乱啊！错啊！其实，大部分译文仅仅忠实于原文的字面意思，却枉顾内涵和延伸意思——这是一种倒退，翻译质量甚至还不如鲁迅的那个久远的时代，也不如我们建国初期（茅盾等优秀翻译家彼时在为我们掌握着航向），翻译出来的诗歌哼呀哈呀，非但没有了诗歌的相貌，就连意思也含混不清，读之如雾里看花。幸好我国及时地提出了“文化自信”（也包括翻译自信），才有了回暖的迹象。一些专家正本清源，开始郑重地提出了翻译的“规矩”（也可以称为“王法”）。谁都不愿当“违法之徒”，只是不明白何为“王法”嘛。

说实在的，若论翻译（不管是实践还是理论），中国的确比西方强。早在公元68年，我国就建立了白马寺译经院。以后，翻译人才群星灿烂，有竺法兰、安世高等，玄奘（即唐僧）更是佼佼者。三国时期的著名翻译家支谦提出了“求信”“求达”的翻译思想，后经清末民初的翻译家严复梳理和排序就有了“信、达、雅”的原则。此论一出，就被翻译人顶礼膜拜，并用以约束自己的翻译行为，而且以此作为努力目标。它像紧箍咒套在我等的头上，哪里还敢“恣意妄为”，于是译文也就像模像样了。有些批驳此信条“老土”的学者实在是冤枉了严复，他的“信”不是单方面的“信”，而是全方面地忠实于原文（其语言、思想、风格、流派等无一不包括在内），而“达”可以“归化”的方法实现。“雅”则是美化语言（以诗歌翻译为最），宛若“谦谦君子”“窈窕淑女”；如果做不到，无须强求，否则就成了惺惺作态的“东施”了。总之，西方的翻译理论很“华丽”，我国的则是很“实用”，因而我建议用前者写论文，用后者指导翻译实践1。下面以翻译莎翁十四行诗的第137篇作为总结。

原文如下：

Thou blind fool， Love， what dost thou to mine eyes，

That they behold， and see not what they see？

They know what beauty is， see where it lies，

Yet what the best is take the worst to be.

If eyes， corrupt by over-partial looks，

Be anchored in the bay where all men ride，

Why of eyes’ falsehood hast thou forged hooks，

Whereto the judgment of my heart is tied？

Why should my heart think that a several plot，

Which my heart knows the wide world’s common place？

Or mine eyes， seeing this， say this is not，

To put fair truth upon so foul a face？

In things right true my heart and eyes have erred，

And to this false plague are they now transferred.

我的译文是：

盲目愚蠢的爱神啊，你怎么蒙蔽了我的眼，

竟叫它们对什么都视而不见？

它们认得美，也知道美在哪边，

却居然错把那极恶当作至善。

若是我的眼犯糊涂，充满了偏见，

停泊在人人都可进入的港湾，

你就不该利用我错误的观点做诱饵，

影响我心灵的判断。

唉，我的心明知道那是普天之下的公地，

为何偏要当作私人的地盘？

或说，我的眼为何要颠倒黑白，

硬拿美丽的“真”蒙住丑恶的脸？

我的心和眼迷失了航线，

受到了虚妄疫病的感染。

以“信”作为论点，我们不仅强调信守莎翁诗歌的基本含义，还要信守他创作诗歌时的心态和情绪，更要信守他的“三观”。至于“达”，便是将其在语言和格式上转化为中国诗歌，追求明晰和朗朗上口，能打动一颗颗中国的心。“雅”嘛，就看你我的修行了（其中包括文学的修行、语言的修行以及审美观的修行等）。我在此抛出自己的译文和观点，明知道拙劣，但甘愿当垫脚石，希望广大译者从中吸取些许可取之处或教训，走得更远，飞得更高，吾愿足矣！

* 苏州大学外国语学院英语教授，文学翻译家及翻译理论家，已发表翻译作品两千余万字，其中主要包括《西顿动物记》《人鼠之间》《玩偶之家》《莎士比亚十四行诗》《草叶集》《简·爱》《嘉莉妹妹》《雾都孤儿》《双城记》《无名的裘德》《傲慢与偏见》《蝴蝶梦》《儿子与情人》《少年维特之烦恼》《红字》《牛虻》《马丁·伊登》《君主论》《社会契约论》《格列佛游记》《达尔文自传》《富兰克林自传》和《太阳照常升起》。

1见《二十世纪中国翻译史》（方华文著，西北大学出版社，2005：631—6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