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研究的取向与意义

中小学教师从事教育研究也属于做学问，只不过与高校里的学者所用的研究方法、研究成果的表述形式不太相同而已，研究的取向和意义是差不多的。

一、追求真理与讲究实用

有人说，中国古人崇虚轻实，如苦读经书、高谈心性，对科技、民生等漠不关心。从政治、教育等层面来看，确实如此，因为在古代中国统治阶级主要是靠“道德”维系社会组织的运转，而不是靠科技的进步、民生的改善来推动社会的发展（在精神、物质等方面让老百姓活得更好）。换句话说，在统治者看来，只要这个社会中的人能生存（活着）就行，是否存在（精神需求）是不必在意的。但是，我们又发现，在现实生活中大多数中国人是极为功利的。1919年，蒋梦麟举了一个小例子说明中国和西方人的不同，他说：如果送一个东西给西方人，其“必曰此物甚有趣味”，如果送给中国人，其“必曰此物果何所用乎”，可见“西人之爱物以有趣味为前提，吾国人之爱物以有用为前提也”，“应用二字，常以物质的或社会的用处为限”。他进而呼吁要在中国培养健全的个人就必须“提倡精神上之兴趣”，尤其是在学术研究上要纠正“太重应用”的倾向。（蒋梦麟《和平与教育》，《教育杂志》，1919年第十一卷第一号第11、12页）如果说蒋梦麟认为从事学术研究应出于个人的兴趣而不必去追求实用的话，那么同年胡适在《论国故学》中则进一步指出从事学术研究应在契合自己禀性的基础上为“求真理而真理”，不必先存功利的观念。他说：“我以为我们做学问不当先存这个狭义的功利观念。做学问的人当看自己性之所近，拣选所要做的学问，拣定之后，当存一个‘为真理而求真理’的态度。研究学术史的人更应当用‘为真理而求真理’的标准去批评各家的学术。学问是平等的。发明一个字的古义，与发现一颗恒星，都是一大功绩。”    （胡适著《胡适文存一集》，合肥：黄山书社，1996年版第321页）

1920年，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一书中反复申说治学不能追求功用，如果追求功用就只从治学的结果来看，就会把治学当成手段，真正的治学其过程本身就是目的：“凡真学者之态度，皆当为学问而治学问。夫用之云者，以所用为目的，学问则为达此目的之一手段也。为学问而治学问者，学问即目的，故更无有用无用之可言。……其实就纯粹的学者之见地论之，只当问成为学不成为学，不必问有用与无用。”“一切所谓‘新学家’者，其所以失败，更有一种根源，曰不以学问为目的而以为手段。”“凡一学术之发达，必须为公开的且趣味的研究。”“所谓‘学者的人格’者，为学问而学问，断不以学问供学问以外之手段。故其性耿介，其志专一，虽若不周于世用，然每一时代文化之进展，必赖有此等人。”“中国学术，非如欧洲哲学专以爱智为动机，探索宇宙相以为娱乐。其旨归在于内足以资修养而外足以经世，所谓‘古人之全’者即此也。”（梁启超著《清代学术概论》，北京：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45、89、95、96、107-108页）

那么真理又是什么呢？其实学术界判断研究成果是否为真理有两个不同的标准：一是看其是否揭示了事物发展的内在规律，一是看其是否符合个人的实际需要。前者一般被称为“科学真理”，后者即所谓的“利益真理”。当前的学术界判断真理的标准多是后者，即用利益和效应的评价来取代对事实的认知。（顾红亮著《实用主义的误读——杜威哲学对中国现代哲学的影响》，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71-72页）以语文教育研究为例，有人任意夸大自己所从事的研究的价值，一旦发现别人的研究对象、方法、观点和自己的不同，就随意贬低别人，而不是从别人的角度（或别人所处学术共同体所定的标准）去评价。说到底，还是因为他担心别人会直接或间接地损害自己的名利。还有人发现一些研究成果并不能解决实际的问题，便视为谬论或不当之说，如很多一线教师认为学者们的研究成果不能让其学生在高考中获胜便轻视学者们的学术研究。他们并不考虑自己的教法是否合理、高考命题是否科学，而只看自己的教法是否能让学生在高考中取得高分，是因为这些人所持多是“利益真理”观。

我在北京读博期间，从未见到导师郑国民先生随意贬低其他人的研究成果。2013年1月2日，郑老师在一封邮件中批评我时说：“从语文教育的过去，来思考语文教育的当下和未来，这是学问；而密切联系课堂，从实践中提升提炼语文教育理念，也是一种语文教育研究路径。我倒是希望你们百花齐放，百花争艳，同时又相互辉映，春色满园。”我把这段话印在自己的《语文课程论》一书的封底，目的是用以自警。他又常说：“不管从事什么研究都有意义，但是研究成果确实有水平高低之分。”即“价值无大小，水平有高低”。这种说法让我想起金庸的《天龙八部》中鸠摩智挑战天龙寺群僧一段故事。枯荣大师问本因：“大理段氏的指法与少林指法相较，孰优孰劣？”本因答：“指法无优劣，功力有高下。”判断这种水平高低的标准，不是从“我”的角度由“我”来确立的，而是从“他”的角度由“他”来确立的。这里的“他”也不是个人，而是一个小的“学术共同体”。也就是要将“他”个人与“他”所在的“学术共同体”中的其他学者相比，察看他在研究领域的开拓、方法的运用和观点的提出方面是否有所创新。而不是看“他”与“我”的学术领域是否靠近、研究方法是否相似、得出的观点是否一致。他很欣赏以发现事物的本来面目、内在规律为乐趣的研究，也不在意别人对他及弟子们所从事的研究是否有价值的评价。他常告诫我：“千万不要在意别人对你学问的评价。”他虽然一再提醒我们这门学科是应用型科学，研究要关注现实，从现实中发现问题，阐释时要结合实例，但是他又不止一次地说：“你很幸运，因为现在这个社会可以养得起你这种人了。”（“问题可实用，动机勿功利”）

可见，真正的研究应该是不计较个人利益的（不能完全排除社会效应——为了社会中其他人的实用而非研究者个人的实用）而以“为真理而求真理”为乐趣。

二、个人意义与社会意义

最近几年，不少人请我讲中小学教育研究的方法，我总喜欢先讲一下研究的意义。

研究意义可以分为社会意义和个人意义。社会意义可从两方面去看：首先是就整个社会来说，中小学教育科研对社会文化进步和教育事业发展有着重要意义，尤其是对正在进行的课程改革的实施与完善有着重要的意义。因为教育理论研究的论著、教育政策制定者制定的法规多停留在理论、理念的层面，如何落实到现实中去，他们其实并不清楚。我曾经就课程标准中的一些规定请教一位课标的主要制定者，结果他自己也说不清楚。他和我开玩笑：“如果我们都知道，那还要你们干什么？”这话让人觉得无奈，不过也是实话。如果中小学一线教师能根据课标的规定开发出可操作的教学模式，那就为课程改革做出了重要的贡献，更不要说他们在实践的过程中指出课标的某些不当还可为课标的修订提供参考。如此前课程文件中提出的选修课怎么开展，班级串换制到底怎么落实等，都需要研究。最近几年语文课程标准中提到的核心素养、任务群（任务驱动）、情境教学、整本书阅读教学、古诗文教学如何实施等也都需要研究。其次是对学校教育质量和办学层次的提升有着重要意义。名校（有特色、上档次）一个重要特征就是科研活动活跃。例如，说起上海的杨浦高中、嘉定二中，上海以外的人多不清楚，上海本地的人也未必清楚，如果我说那是于漪、钱梦龙所在的学校，那么很多人会突然觉得这两个学校变得有点亲切，这是因为于漪、钱梦龙这些名师不仅教出很多好学生、带出一批年轻教师，更主要的是因为他们的科研成就为学校赢得了声誉。这几年，北京市十一学校、清华大学附小等被大家所熟知，主要是因为他们的教研活动开展得很有特色，如前些年开展了很多有特色的选修课程，引起了媒体的关注，进而让更多的人熟知。

个人意义有四点：一是可以改变自己的教学效果。教师在教学中肯定会遇到许多疑难和困惑，通过自己的研究和实验，解决了这些疑难和困惑肯定有助于提高教学效果。波斯纳（1989）提出了一个教师成长公式：经验+反思=成长。这里的“反思”就是“研究”。所以，教学不能仅凭经验，跟着感觉走，而要研究教法、教材（资源）以及学生的心理规律及学习特点等。二是提高自己的被认可度。有人说科研改变命运，教师群体中最优秀的一部分人将是科研上出类拔萃的人。我觉得这是很有道理的。当一个教师工作15年左右，要想在教学上超越其他同样教龄的人，可能性很小，更何况教学还受生源、搭班教师、管理者等多种不可控因素的影响。如果你的教学水平与教学效果和其他人差不多，而科研水平比别人高、成果比别人多，那么无论是你的同事还是学生往往都会对你刮目相看。有位同事对我说，在他读高中时一些同学对学校里的两位化学和物理老师非常崇敬，因为在同学之间流传着一种说法，就是这两位老师不仅上课，而且还做研究。中学生自然不知道研究到底是什么，但是这两位老师的研究行为让他们肃然起敬。三是增添自己的人生乐趣。我的研究几乎是出于这一点。当你发现了一个事实（材料）、某种规律，分析出了影响某些事物发展的因素，找到了某种解决问题的方法，写了一篇很有创见的文章或者一本很扎实的著作，这种高峰体验是难以用金钱或荣誉来衡量的。四是确立自己存在的价值。这里有两重意思：第一重是在写作时能感觉到自己的存在。不写作时我们觉得自己和别人以及和平时的自己没有区别，当你在写作（精神活动）时你会觉得自己超越了别人也超越了平常的自己，换句话说，写作时处在一种“存在”的状态（“我写故我在”），而平时的自己的生活只是一种“生存”，按潘新和老师的说法，就是如果从“生存”的角度来看人和一头猪、一条狗，那么人和其他动物并无多大的区别。第二重意思是作品让自己得以存在。就是先贤所强调的“立言以不朽”。就是当有一天你的躯体不存在了，但是你留下文字可以让你的生命得以存续乃至永恒。否则，你来没来过这个世界并没有多大的区别。我读历史文献时，经常好像是在听这些作者说话一样，感觉他们好像还活着一样。当然，并不意味着立了言就可以不朽。段玉裁在给钱大昕的《潜研堂文集》写的序言的开头写道：“古之以别集自见者多矣，而多不传；传矣，而不能久；传且久矣，而或不著；其传而久，久而著者，数十家而已。其故何哉？盖学有纯驳浅深，而文又有工拙之不等也。”可见，真正可以不朽的“言”首先必须是有见识、有文采的。另外，是否可以不朽也不是自己说了算，即使真的可以不朽那对于我来说也没有什么多大的意义（对于别人可能还有一点意义），因为我已经不在了。所以，我更喜欢第三点：研究增添自己的人生乐趣！

我前一阶段和我的学生回溯自己这二十年的研究历程时又对这第三点表示怀疑。我说：研究为了增添自己的人生乐趣可能只是表象，而深层的原因可能是为了战胜自卑和恐惧。也就是说，研究可能并不是马斯洛在需要层次理论中所说的是满足尊重和自我实现的需要，而是弗洛伊德所说的是在做“白日梦”，即在研究、写作中获得一种替代性的满足。自卑往往是因为我们对事物认识不够，恐惧是因为我们无法控制事物，而研究就是认识事物、把握事物的一种方式。对事物认识全面、深入了，对事物可以控制了，自然就不会自卑和恐惧。

正如夏晓虹所说：“我觉得做学问是一种智力挑战，能够有重要史料的发现，纠正了学界成说，得出了新的结论，直至采用了异于他人的研究思路，都足以让我感觉到智力上的愉悦和满足。”（夏晓虹《做学问是一种智力挑战》，《中华读书报》，2024年12月4日第3版）

（作者系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导）

责任编辑 成 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