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讲台

流行语·说“脑腐”

古 北

2024年，牛津大学出版社将“脑腐”评选为年度词汇，其特指人们持续摄入低质量、碎片化的网络信息引发思维的钝化和精神的萎靡。这种智识状态的“全员”衰退在引发学界的重视，并佐以神经科学的证据后，网友方惊觉平日互相“吐槽”的、因过度沉浸电子产品而感觉的“变蠢”是真实的，那些玩笑话的共鸣虽能缓解沉迷手机的愧意，但脑神经受到的可怕侵蚀绝非自嘲可逆转。当代媒介环境俨然注意力“殖民地”，人脑有限的带宽拥塞了过于密集的信息，脑部长期过载难免显露疲态。过劳之外，低质、琐碎、无效的内容对大脑的侵占更导致神经突触的联结走向混沌态——劣币当道，良币难行，除了激荡感官此起彼落的兴奋，到头来只落得“一头雾水”。

然而，手机绑架机制没有打算停止运行，新鲜感持续激活多巴胺的释放，标题、画面无不“处心积虑”，随时盯紧你的前额叶皮层奖赏回路，于是深度阅读、深度认知所需的“延迟满足”被压在了纷沓、沉积的信息落叶下方、无人问津。精神营养餐的缺乏，使人的心灵变得饥渴迷茫，便越发难以拒绝电子零食的诱惑，更何况它们随手可取，四面包抄。失去生活掌控力的人们，不仅要面对逐渐变得荒芜的闲暇时光，更要面对那些不能掉链子的时候频出的岔子：思考虚浅、表达扁平、互动滞碍、眼神涣散。不是没有注意到这种无力感的蔓延，而是难以挣脱，何况还有聪明绝顶的AI，说服我们将一切关于思考的工作都交付给它。如今，“脑腐”的问题已经不是对付刷视频、在APP间无聊跳荡这么简单了，而是当AI可以一键生成，思考的懒惰更加被纵容了。当你以“AI赋能”自欺欺人时，“脑腐”正在变得更加不易“翻盘”。信息刺激和认知外包的双重暴击，使得我们很难快速转化这场“脑腐烂”的危机。

当然，还是有很多人想要奋起自救的。其中“电子戒断”成为广受好评的方法，还有舔上颚计算沟痕法，据说会冷不丁地促使人赶紧关屏。人们还互相提醒，不要轻信我们可以在数字的游牧场上任意东西，因为算法的牧羊人永远是不知疲惫的。现在，成年人不仅要面对自己变笨的事实，还要看着手机也成为自己小孩身上的“新器官”。“手机式童年”使儿童个体沉溺“遗忘身体”的生存中，在数据流的环绕下，似思而实无思，似闲而实不闲，这种无休止的注意剥夺和娱乐成瘾，最终也导致他们健康和智力的崩坏。

“脑腐”标示我们大脑即将被掏空的事实，但技术针对神经末梢的“圈地运动”却不会中止。梭罗曾使用“脑腐”描述技术发展致使人们思想退化的情况，今天，我们守护精神疆土的难度较之工业革命方兴未艾的情形却不知要大多少倍。不过，“脑腐”一词所提醒的始终是，不能忘记追求“人之为人”的美德与知识——那是我们在技术暴政中能够坚持小小的叛乱的凭借。

心理学名人小辑

陈鹤琴（1892-1982年），中国现代儿童心理学与幼儿教育奠基人。1914年考入清华学堂高等科，1917年公费赴美留学，先后就读于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师从教育学家杜威、心理学家桑代克。1921年归国后，他投身教育实践与理论研究，立志“为中国儿童谋幸福”。提出了“活教育”理论体系，提倡儿童心理学本土化研究。

1923年，陈鹤琴在南京创办中国第一所幼儿教育实验学校——南京鼓楼幼稚园，以科学方法观察记录儿童行为，开启中国本土化儿童研究的先河。1925年出版《儿童心理之研究》，成为中国首部系统研究儿童心理的专著。抗战期间，他辗转江西、上海等地，创办国立幼稚师范学校，编写《活教育》月刊，提出“教育救国”理念。新中国成立后，他历任南京师范学院院长、中国教育学会名誉会长等职，持续推动儿童教育科学化，晚年仍致力于特殊儿童教育研究。20世纪50年代，陈鹤琴关注聋哑儿童心理，创办上海特殊儿童辅导院，提出“早期干预”与“家校协同”理念，为中国特殊教育心理学奠定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