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药治疗广泛性焦虑障碍的研究进展

摘要：广泛性焦虑障碍属中医“郁病”范畴，是一种常见的精神疾病，严重影响患者人际交往和生活质量。单纯西药治疗容易复发，且远期疗效低。中医治疗安全性高，副作用少，复发率低，内外治法多样，各有优势。从广泛性焦虑障碍中医病名渊源、病因病机、临床诊治等方面梳理了广泛性焦虑障碍的中医药研究进展，为中医药防治焦虑障碍等精神疾病提供参考。

关键词：广泛性焦虑障碍；郁病；气机瘀滞；针灸；穴位埋线

广泛性焦虑障碍为自主神经功能过度兴奋或警觉导致的精神疾病[1]。其临床表现为持续且难以自控的心烦、恐惧、担忧，并常伴有躯体行为和认知障碍，长期患病还可能诱发焦虑抑郁共病、心血管疾病等，伤害患者身心健康，同时，患者的生活品质也会受到负面影响，给家庭以及社会带来额外的压力[2～3]。近年来，广泛性焦虑障碍患病率大幅度上升，现已成为重要的社会问题[4]。

广泛性焦虑障碍发病机制极为复杂，但现代医学普遍认为广泛性焦虑障碍的发生是环境因素与个体因素共同作用结果，与个人体质、基因遗传、生理、心理特性变化密切相关。外界环境与遗传要素相互作用可导致中枢神经系统内神经递质的新陈代谢紊乱以及内分泌系统的失调[5]。临床多给予广泛性焦虑障碍患者西医治疗，调节广泛性焦虑障碍状态下脑内神经递质的失调、内分泌紊乱的状态，但西药带来副作用和停药反应亦不能忽视。近年来，研究发现中医药治疗广泛性焦虑障碍安全性更高、副作用和复发率低、治疗方式多样，其临床疗效显著且远期疗效优于西医治疗，中医药治疗广泛性焦虑障碍也逐渐成为研究热点。

1病名渊源

目前，中医学术普遍认为广泛性焦虑障碍多属于情志病，根据西医学对广泛性焦虑障碍发病机制以及临床症状的认识，结合中医古代文献中的相关论述，将其归类于“郁病、不寐、百合病、怔忡、脏躁、梅核气”等范畴。明代虞抟的《医学正传·郁证》首先采用了郁病这一病名；《素问·阴阳应象大论》提出“木郁达之，火郁发之，土郁夺之，金郁泄之，水郁折之”；张仲景在《金匮要略·妇人杂病脉证并治第二十二》中指出“妇人脏躁，喜悲欲哭，象如神灵所作，数欠伸，甘麦大枣汤主之”；《金匮要略·百合狐惑阴阳毒脉证治第三》曰：“百合病者，百脉一宗，悉致其病也常默默，欲卧不能卧，欲行不能行”；皆体现了古代中医对于广泛性焦虑障碍相关症状疾病的深刻认识，并已经在临床中总结了相关的治疗经验。

2病因病机

郁病的发生与七情内伤密切相关，伤及肝、脾、心，导致气血运行受阻，从而致湿、痰、热、食相因或相兼为病；病久正气虚损，进一步损害脾肾，终成此疾。在《景岳全书》中，张介宾提出“郁总由乎于心”以及“因郁而病”和“因病而郁”的观点，阐述了郁病的发生与情志因素有关。叶天士也在《临证指南医案》中总结了疏肝理气、清心降火、健脾和胃的治法，并认为“郁病全在病者能怡情养性”，进一步表明本病的发生与情志内伤相关，进而损伤五脏，致使脏腑功能失调。王清任提出“瞀闷，即小事不能开展，即是血瘀......急躁，平素和平，有病急躁，是血瘀”，认为该病的发生与血瘀相关，并提出瘀血理论主张。

现代的马骏教授[7]认为郁病，即广泛性焦虑障碍的发生，与肝、脾胃、心、肾密切相关，脾胃是郁病之本，其病因病机为脾胃失和，致升降功能失司，痰、湿、水饮、淤血留聚，致使气血不能上养清窍，清窍失养而为病，应从脏腑论治。国医大师张学文教授[8]认为该病病因是情志内伤，发病机制为气滞。《医碥》有载“百病皆生于郁，而木郁是五郁之首，气郁乃六郁之始，肝郁为诸郁之主”。因此，张老重以调肝理气。颜德馨教授继续深入阐述，认为此病是因情志抑郁，导致气血失调，进而形成心血瘀阻脑络，最终致神明失主，瘀血也是其发生的重要病理因素。

概括几位医学专家的理论观点，认为郁病的核心病因在于情绪内伤，如愤怒、忧虑、恐惧等情志因素，这些情绪导致气血运行受阻，从而产生湿邪、痰饮、热邪、食积、血瘀等病理变化。这些病理产物进一步侵害心脏、脾胃、肾脏等脏器，引起内脏功能紊乱。同时，由于体内气机瘀滞，使脏气更易郁结，终至诱发此病。

3中医药治疗

辨证论治是中医治疗疾病的根本原则，也是中医理论体系的基本特点，一人一方，根据不同患者的症状表现差别而采取不同的用药加减，中医治疗郁病经验丰富，取得了良好的治疗效果，无论是采用针灸、穴位埋线、耳穴等外治法，还是采用常规中药口服的内治法，能够有效控制其发病率，避免长期使用西药引起一系列不良反应，提高患者健康水平和生活质量。治疗原则包括疏肝解郁、行气化痰、安神益心、养心健脾、滋肾养心等。

中医认为该病常见证型主要有肝郁气滞证、心神失养证、心脾两虚证和痰湿热证，主要治疗手段为服用中药饮片，达到调情志、健脾疏肝、宁心安神的治疗效果。《证治汇补》中提到首以顺气，其次开提，同时辅以泻火、化痰、消积等治疗方法。张介宾认为郁病的主要病机是肝木瘀滞，因此高度重视柴胡疏肝散之功效，秉承《黄帝内经》“木郁达之”的医理，疏解肝气，兼顾滋养肝体与调和肝气。《千金翼方》中灵活运用丹砂、琥珀等具有重镇安神效果的药材，并在“大病后虚烦不眠”治疗中配合应用温胆汤。《证治汇补》提出，针对郁证的疗愈，关键在于调和中焦的脾胃功能。脾胃位置居中，上承心肺，下接肝肾，四脏所遭受的病邪往往影响脾胃之气，导致中焦气机郁滞多发。历代医者应对郁证各有专长，多采用疏肝解郁、清心涤痰、健脾安神、滋养心肾等治法，其中逍遥散、越鞠丸、柴胡疏肝散、六郁汤、天王补心丹、温胆汤等方剂为代表方药。

3.1 专家验方

对于中医药治疗焦虑、抑郁症的经验，国医大师和名老中医的临床经验是不可或缺的瑰宝。王敬卿[8]教授擅长运用自拟方丹“栀逍遥散加减”。此方集疏肝、开郁、补脾、养心于一体。在临证中，王师也常加合欢皮、香橼、陈皮、佛手、木香、绿梅花等，加强解郁理气之功效，其中合欢花可“安五脏、和心志、悦颜色”（《本草经》）。现代医学研究指出，低浓度合欢皮水煎液可同戊巴比妥钠共同发挥作用，缩短睡眠潜伏期，延长睡眠持续时间。田军彪教授[9]总结自己多年临床经验，认为汗法既可以治疗表证，也可以治疗里证，若患者处于不良情绪中，常伴有精神性汗出，诊治过程中发现，部分患者因气血失和而致肌体气机郁滞而不通，并伴随出现汗出异常情况，田师会用麻黄、柴胡、菊花等药调控患者汗出情况，并取得不错的临床疗效，可以使阴阳调和、气血相通、津液调和、三焦气机通利，最终达到五脏调和的效果。正所谓“以汗测证，以汗测效”。

3.2 外治法

针灸为中华医学瑰宝，历经千年仍广泛应用于今日。一项研究表明，针灸可以双向调节大脑皮层功能，起到安神镇静的作用[10]。还有相关研究发现，针灸治疗参与神经-体液调节[11]。此外，针灸对内分泌功能的调节也有积极作用[12]，可有效发挥心理舒缓效应，均为疾病治疗中不可或缺的要素。李文慧等[13]研究显示，通过虚实辨证，效果最佳的治疗方法是调整主配穴治疗广泛性焦虑障碍。李冠男等[14]研究显示，调节和改善肠神经系统平衡可以应用孙氏腹针疗法，通过调节脑肠肽系统水平改善患者焦虑情绪。

湖湘针推学术流派源远流长，对焦虑、抑郁症的针灸治疗也颇有研究，关于本病的治疗提出运用五经配伍法，即五行相生相克理论，在本经调理基础上兼顾调理子母经、克侮经、表里经、同名经。中医治疗强调内外兼顾，经络与脏器相互呼应。调整脏腑功能应从五经入手，促进五脏之间的气血循环和谐，一旦气血恢复平衡，疾病便会自然消解。这遵循了治疗疾病寻根溯源的原则，旨在恢复人体阴阳平衡。也有研究表明[15]，穴位埋线法治疗肝郁气滞证，取穴足三里、期门等穴效果良好，可改善患者情绪波动、烦躁易怒、两胁胀痛，具有一定的临床应用价值。

结合诸位专家的学术积累，郁病病位在于心肝，因此治疗上应以宁心养神、舒畅肝气为要旨。针灸治疗常以疏泄肝火为先，首选肝经原穴太冲和行间，施行针刺泻法。若遇肝经实证，宜遵“实则泻其子”原则，转而调理心经，选取心经穴位神门，施行针刺泻法，清除心火，实现泻肝火的目的。对于肝郁克脾证，治则重在疏肝解郁，同时调理脾气，针灸治疗时，宜配以肝经原穴，疏泻肝经实火，并配合补法针刺三阴交穴，健旺脾气。外治法既可以单独使用，也可以联合中药汤剂治疗，均能很好地改善患者不良情绪，提高患者生活质量。在临床应用中，应将其与中药、西药相结合，取长补短，发挥协同作用。

4 结论

近年来，广泛性焦虑障碍发病率逐年升高，当代医学领域对广泛性焦虑障碍的研究不断深入，倾向于通过中西医结合的方法治疗，如肉豆蔻五味散配合曲唑酮、枣仁合欢汤配合艾司唑仑、柴胡加龙骨牡蛎汤配合艾司唑仑或帕罗西汀以及静心安神汤配合米氮平等。西医治疗广泛性焦虑障碍以药物为主，起效快，但药物依赖性较大，也存在一定的不良反应。中医疗法历史悠久，注重辨证施治，采用中药内服、针疗以及穴位埋线等多元化治疗方法，旨在调和气血、协调阴阳，从而在源头上解决睡眠、疼痛等问题，缓解患者焦虑情绪。中西医结合治疗可弥补单一治疗的局限性，提高治疗效果。今后的研究应该深入梳理中医药治疗广泛性焦虑障碍方面的学术理念，以便更全面且高效地指导临床实践，同时不断探索中医药在抗焦虑领域的独特优势，并验证中医药治疗疗效，为临床诊疗提供新的思考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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