营养经济学应用进展讨论与展望

摘 要：目的：对营养经济学相关文献进行梳理分析，旨在总结当今营养经济学研究主要内容，并提出发展方向。方法：运用文献检索方法，总结分析近年来营养经济学的研究进展。结果：当前营养经济学的研究涵盖了居民食物消费与影响因素分析、营养问题分析、项目与政策效果评估、食物系统转型等研究方向，但仍存在研究方法缺乏一致性、研究内容缺乏系统性等问题。结论：加强学科方法融合创新，立足中国食物系统转型与发展情况，运用系统性思维开展政策效果评估和基于价值链角度研究营养问题的解决机制路径十分必要。

关键词：营养经济学;营养改善;政策评估;食物系统转型;价值链

2021年全球粮食总产量可达27.9亿t [1]，但全球依然面临严峻的营养挑战。数据显示，全球范围内，有7.5亿（约占总人口的10%）人口面临粮食短缺问题，而全球肥胖人口总数已达7.75亿，其中成年人肥胖人数约占成年人总数的40%。截止2019年，全球5岁以下儿童体重过轻人数约为4 700万，而超重儿童人数却已接近4 000万[2]。

当前全球面临的营养挑战主要包括营养不足、超重和肥胖以及微量元素缺乏引起的“隐性饥饿”问题。它们不仅威胁个体健康，降低社会劳动力，还极大增加社会医疗负担和经济支出，为社会可持续发展带来巨大挑战。据全球农业和粮食系统营养促进小组（GLOPAN）估算，全球每年在解决营养不良问题方面的总花费已高达3.5万亿美元[3]，主要支出包括营养改善项目经费和由此产生的卫生医疗费用。群体的营养不良已给社会经济发展带来困扰，因此，如何合理配置并利用有限资源，实施和推行有效的营养改善项目和政策措施以达到既定的营养目标，已成为农业与营养学界研究者和各国政府关注的焦点。在此背景下，营养经济学作为一门新兴交叉学科应运而生，其已成为各国制定农业与营养政策、设计实施行动规划和政策评估的重要工具。本文通过文献研究，梳理总结了国内外关于营养经济学在居民营养改善评估方面的应用进展，综合分析了目前营养经济学发展遇到的瓶颈，还对营养经济学的未来发展方向进行初步探讨。

1 营养经济学概念与内涵

营养经济学是一门研究营养健康和经济相互关系的交叉性新兴学科，其主要利用计量学和统计学方法，分析膳食影响因素及营养对健康、经济和相关政策的相互影响，并从成本效益等角度评估评价个人营养改善项目、区域绩效、政策和干预措施效果，以解决在全球经济增长与粮食产量增加大背景下而负面营养结果却愈发突出的问题[4-6]。营养经济学建立初期更多是为了研究保证贫困地区的食物数量安全，但随着全球贫困问题的相对缓解，近几年更加关注食物和饮食质量及其对人类健康的长期影响，包括饮食不合理导致的肥胖症、慢性疾病、持续性微量元素缺乏、食品质量安全、饮食模式决定因素的演变及其带来的健康和经济挑战。

2 营养经济学应用进展

2.1 居民食物消费及膳食营养影响因素分析

营养的摄入主要源自食物，家庭是食物摄入的最小社会单位[7]，研究家庭如何利用和分配食物、卫生等资源将有助于决策者制定合理有效的营养政策。人们选择食物数量和质量的消费情况决定他们的营养状况[4]，而食物消费情况主要受个人收入、食物价格和其他非食物因素的影响。许多研究表明，饮食是影响居民营养健康的重要因素。Kenneth和Si[8]利用指数方法对世界银行在150多个国家的31种食物的未公开数据进行分析，研究恩格尔定律、食物多样性、膳食质量三者之间关系，结果显示，各国间收入的巨大差异导致消费模式各异，饮食多样性随收入的增加而丰富。研究者使用收入弹性和消费之间的加权协方差来衡量食物消费的质量，发现国家之间存在巨大差异。更高的收入带来更高质量的食物，但总体弹性很小，只有大幅提高收入，才能提高食物质量。此外，收入增加会直接对个人在营养摄入、饮食多样性、饮食知识获取、食物偏好和外出就餐次数产生影响，Ren等[9]通过这5个角度阐明个人收入对体重指数和超重成人健康结果的影响机制，结果显示，收入—体重指数梯度随着收入百分比增加而加大，收入对男性样本的体重指数和超重现象有积极显著的影响，但对女性样本没有显著影响。

除了收入和食物价格外，家庭、教育、文化水平、社会环境、宗教等非食物因素也同样影响居民食物消费情况。马冠生等[10]认为，营养是一个文化生物过程，而非一个简单的生理生化过程。在中国有69.8%的家庭，母亲通常负责购买食物，食物质量、价格、营养和儿童偏好是购买食物的主要考虑因素。在家庭内部，家庭人口数量和结构[11]、沟通模式[12]也都会直接影响个人营养状况。Garnett T等[6]也从个人认知、家庭、宗教、社会与文化氛围、食品质量与安全、食品领域相关技术发展以及人口、农业、国家地区和全球等多维度系统分析了影响居民饮食的直接与间接因素。

2.2 营养问题分析

2.2.1 超重肥胖 营养经济学在此方面研究主要集中在超重肥胖影响因素分析和超重肥胖所带来的社会影响评估。Annalijn等[13]对31个中低等收入国家非孕期妇女肥胖率与各国食物价格通胀进行研究，结果表明，虽然食物价格上涨与女性肥胖患病率密切相关，但社会经济地位的提升会使此现象得到改善。研究显示，高收入国家的高糖、高脂肪食物价格普遍便宜，低收入国家的健康食物价格多数偏高[14]。对于发达国家而言，降低健康食物价格和积极营造健康食物销售氛围对减少肥胖人口具有积极意义[15]。Anderson等[16]针对美国洛杉矶儿童肥胖的研究也显示，与居住在以售卖加工食物为主环境的儿童相比，居住在售卖更多健康食品商铺环境的儿童更不易于受外界因素（食品包装等）影响，后者会选择健康食物且肥胖率相对较低。

肥胖不仅是威胁个人健康的“杀手”，还已成为因阻碍社会经济发展而不可忽视的问题。肥胖会降低大脑认知功能和表现，进而降低劳动效率[17]。肥胖人群更易受到歧视，有研究表明，相比于男性，超重和肥胖的女性更容易在劳动力市场中处于不利地位[18-19]。雇主会支付肥胖员工较低的工资，因其还需为肥胖员工支付高保额健康保险[20]。此外，肥胖还会使政府和个人承受大量与肥胖相关的医疗开支。Adam等[21]研究显示，美国用于治疗成人肥胖相关疾病的医疗支出比例从2001年到2015年增幅29%，且此比例明显有继续上升趋势。

2.2.2 隐性饥饿 目前，全球已有超过20亿人饱受“隐性饥饿”的困扰[22]。解决“隐性饥饿”的主要措施是饮食多样化和营养强化，从成本效益角度讲，营养强化手段更为经济有效[23]。对营养强化而言，食物载体的广泛接纳性和强化手段的经济性是保证营养结果的关键。Prakash等[22]从种植、采收、批发、零售到消费各环节评估强化维生素A的橙色甘薯是否可作为在印度奥里萨邦日常补充维生素A的方式。Wang等[24]利用“伤残调整生命年”方法估算生物强化锌的小麦成本对中国居民健康的影响，结果显示，补锌可使缺锌严重地区的健康负担降低56.6%，通过对叶面喷洒锌肥的强化手段可使挽救1个伤残调整生命年的成本控制在226～594美元范围内（远低于世界银行标准），且此手段还可极大降低劳动成本。

2.3 项目与政策效果评估

为解决营养问题，地区、国家乃至全球层面会设计与制定相关社会保障项目和政策，通过直接或间接作用改善[4]、提升居民营养状况。直接作用主要体现在政府会以食物供给和现金补助2种形式对特定人群的营养状况进行改善，间接作用则是以减少贫困、提升粮食安全、促进农业发展等为主要目标，间接提高居民营养水平。对于项目和政策制定者而言，希望以尽可能低成本来达到理想的改善结果。Olufolake等[25]以质量调整生命年（QALY）来衡量一项社区老年人健康促进项目的效果。结果显示，在项目结束后，老年人保持健康天数显著增加，且每QALY需1 374～1 452美元不等，远低于5 000美元的标准。David E[26]利用二阶段最小二乘法和IV-Probit模型来估计粮食短缺情况，进而评估美国SNAP项目的改善效果。结果表明，每人1美元即可使粮食短缺现象减少0.4%～0.9%。Holmes [27]利用多项式分布滞后、向量自回归和有向无环图方法建立一套基于宏观经济驱动因素与粮食援助项目参与率的预测模型，以分析美国宏观经济冲击对参与粮食援助计划的影响，有利于决策者更好地评估项目成本。

针对项目执行方式，Gentilini [28]还分析了在社会保障项目中食物供给和现金补助2种方式的合理性，项目执行选取何种方式取决于社会保护方案的目标和背景。例如，当农产品市场不景气时，口粮供给是更好的选择。若目标仅仅是增加热量摄入，直接分配食物最合适。如果保障项目的目标在于增加家庭微量营养素的摄入，则可选择现金补助的形式且现金补助还可以通过改善营养来提升居民认知发展。

各国政府除了利用宏观经济指标间接改善营养问题，还针对具体营养问题提出相应的税收政策。S Smed等[29]用比较风险评估模型评估了丹麦政府征收饱和脂肪税对居民营养健康的影响。Matthew等[30]利用结构性需求估计，模拟了汽水、含糖饮料、套餐和小吃的产品税，以及脂肪、盐和糖的营养税，结果显示，20%的营养税对营养状况的影响比同等的产品税大得多。但从消费者效用角度估算，这些税收的成本仅为每个家庭每天70美分，尤其是糖税，对帮助消费者改善营养状况有很大帮助。

2.4 食物系统转型与可持续发展

在过去几十年里，食物数量安全一直是各国政府和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为了提高碳水化合物、蛋白质等宏量营养素的摄入，大面积种植高产小麦、水稻、玉米等粮食作物使全球农业结构逐渐单一，这反而产生了更多营养问题。营养经济学领域除了研究营养结果的影响因素、评估项目政策和分析具体营养问题外，还研究在跨领域、多部门背景下如何通过改善农业系统达到营养结果，即如何将营养目标纳入整个食物系统。

Babu[4]认为，将农业系统升级与营养改善相结合的一个重要途径就是提高食物生产链各环节的营养价值。水果、蔬菜、肉类等高价值农产品的生产可在农业社区进行，这样不仅可提高农户家庭收入，还能提高农户个人营养摄入水平;但高价值农产品价值链涉及多环节使得生产成本高于低价值产品，决策者需根据当地实际情况选择适宜种植品种以达到双重目标[31]。另外，作物营养强化作为国际公认的有效缓解隐性饥饿的一种经济而有效手段，仍面临诸多问题。廖芬等[32]认为，目前中国的作物营养强化推广主要面临主体多样化、执行不规范和价值链不完善3个主要问题，同时各利益方跨领域、跨部门不能够协同发展更是其推广的主要限制因素。Howarth E等[33]通过梳理Harvest Plus项目组工作得出：在作物营养强化发展过程中，政府决策者需更加关注农业在改善居民营养方面所起的重要作用，育种研发环节要以营养强化为主线，食品加工业者和其他纳入价值链的各环节参与者也要选择营养强化作物作为原料。

营养导向型食物系统是近些年新提出的概念[34]。Dominic G等[35]研究了关于如何构建南亚地区营养导向型食物系统的创新性原则，认为决策者应该从农业食物系统角度出发，包括农业基础研究、价值链协调和食物系统监管等方面，来加强生产与营养之间的联系。Prabhu等[36]从经济学角度对农业影响营养的多部门交叉途径进行了详述，并提出成功转向营养导向型食物系统的一个挑战是必须确定和执行适合国家自身结构转型特定阶段的农业与营养政策。Kuma [37]还提出营养导向型食物系统和可持续食物系统是衡量食物系统弹性的2个指标。他们通过国家、州和地区3个维度对印度农业生产和食物消费情况进行分散性分析，并指出消费模式的改变是提高食物系统弹性的重要步骤，其不仅可以促进膳食多样性而发展营养导向型食物系统，还可合理利用与整合自然资源进而促进食物系统可持续性发展。

3 面临问题与挑战

3.1 研究方法缺乏一致性

作为一门新兴学科，营养经济学的研究方法还不够明确和成体系，其原因在于食物本身和影响因素的复杂性、不可预见性和多学科的交叉性。食物是营养的来源，因食物本身的复杂性，食物与遗传、生理、心理等多种因素的相互作用会影响人体机能和未来食物生产、价格、政策、饮食习惯改变。如在评估特定食物的健康经济结果时，机械套用现有药物经济学模型是不恰当的。Maximilian等[38]分析了23份来自各国关于“肥胖所引发的经济负担”的研究报告，发现各报告间在研究方法、目标人群、研究时间框架和视角方面存在巨大差异，尤其是在计算肥胖成本方面尚未达成公认的标准化方法，严重阻碍了研究之间的信息进一步比较。营养干预项目或政策的评估是营养经济学长期涉及的内容，虽然WHO已开发了名为“CostIt”软件以方便项目制定者分步进行成本粗略估算，但针对具体领域问题研究的成本估算方法还不够明确。此外，营养经济学本身所具有多学科融合、跨部门间协作的特点都会导致所获数据不够准确和全面，建立从产品消费到人群健康状况之间相关性时易造成影响因素混淆[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