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忘儿时的手工粉条

在家乡的诸多食物中，我十分偏爱红薯粉条，它可炒可炖、可凉拌，还可下火锅，做法多样，滋味各不相同。

在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农村，红薯粉条都是手工制作而成，我们村下粉条的大锅就支在大队部旁边。手工做的红薯粉条耐煮、味长，可是做起来却不容易，前期要经过洗、切、碎、滤、固、晒等流程，后期要经过揉、捶、煮、捞、冰、晾等工序。

做粉条之前要先晾红薯粉面。把红薯放进一个大水池里，用苕帚反复清洗干净，再把坏的、有虫眼的、带疤的挖掉，然后切成不规则的块状，倒入大型破碎机里打成糊状。接着把红薯糊倒入“吊床”（用麻绳把桌布大小的一块白粗布的四个角分别绑在十字型的木柄架上），人推着木柄不停地左右摇晃，薯浆透过白布过滤下来，流入下面的一口大缸中。经过两天的沉淀，薯浆发生两极分化，黏稠的淀粉沉在缸底，清澈的桨水浮在上面，然后撇去浆水，只剩下淀粉，让其在缸里“睡”上七八天。等到凝固成型后把缸翻过来，倒扣在铺好布单子的地上，沿着缸底和缸体四周轻轻拍打，一个又大又白的半圆形“粉坨”就出来了。用钉耙把“粉坨”轻轻敲碎，摊在布单子上晾晒，太阳好的话三两天就能晒干，随手捻起一搓，细腻、干滑，这便是红薯粉面。

有了粉面，就可以制作粉条了。先是揉面，这是个体力活儿，一般由健壮的年轻人承担。先把红薯粉面倒入大号的面盆里，反复加水揉压，直到面团稀软且富有韧性。接着是捶面，这是个技术活儿，六子叔是个好把式，村里下粉条几乎都是他掌勺。他手拿一个底部布满小孔的铝瓢，瓢口带点平沿，瓢把上固定着一条湿毛巾，毛巾的另一头缠绕在六子叔的左手腕上。六子叔一脚踏在方凳上，胳膊肘支在膝盖上，然后揪起一坨面丢入漏瓢，右手握拳均匀捶打着瓢沿，几十根粉条便像线一样悬垂而下，晃晃悠悠落入锅里。六子叔手法娴熟、力道均匀，捶挤出的粉条不断丝、不结节，既细长又匀实。每次捶上七八十下，大约下够一挂杆的量就停顿一会几，然后再捶下一波。

粉条受不了“开水浴”，在沸水锅里打个滚就得赶紧挑起来，等在锅台边的万勤哥立即用两根长长的竹筷捞起粉条，顺势放进装满井水的桶里。经过冰凉的井水一激，粉条一下子变得晶莹剔透。

二爷是最后一道关，他抓起粉条往一根半米长的竹杆上一穿一捋，粉条便像帘子一般整整齐齐地挂在竹杆上。三婶顺手接过竹杆，麻利地晾到外面的绳子上。

大人们一边忙着手里的活计，一边插科打珲，孩子们则围着灶台边跑边唱：“粉条粉条圆又长，小孩儿吃了不尿床，大人吃了不忘娘。”

刚下好的粉条细腻、丝滑，像一把把挂面，又如一缕缕银线。有时候，我和玩伴们嘴馋，随手抓起一撮就吃起来，红薯的清甜瞬间溢满口腔。晒干的粉条则变得坚韧，吃之前需要用水泡软。

老家虽出产粉条，但由于生活贫苦，人们都舍不得吃，大多是拿到城里卖钱，只留一些碎的自家吃。后来随着经济好转，粉条不再是农民收入的支柱，家家户户都可以敞开了吃，变成了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食物。

如今，红薯粉条早已实现了机械化、规模化生产，手工粉条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虽然技术的进步解放了人们的双手，但我却十分怀念儿时大人们用双手做成的粉条，因为那里面不仅有我快乐的记忆，还有温暖、滚烫、浓厚的乡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