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写生命的底色

直到高中二年级遇见宋老师，我的写作能力才有好转。

记得宋老师给我们的第一个建议就是“多背”，背诵经典。老师的理念就是“只有肚子里有货，你才能出口成章”。宋老师会抄一些新诗给我们，如北岛的《回答》，老师说：“这么好的诗，你会忍不住想背下来。”宋老师并不强求，背不背要靠自觉。幸运的是，我背了，并且还自己找其他的来背，从唐诗到宋词、元曲、现代诗，后来还背鲁迅的杂文、张爱玲的散文。我其实也不是很理解那些诗文的意思，就是囫囵吞枣，但回头去看，那段时间为我的写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宋老师给我的第二个建议就是写日记。高二时，我写了整整一年，可惜后来高三没能坚持下来。我从开始写天气，到后来写心情，写和同学的矛盾、对老师的不满，还有自己的梦想，我越写越多，好像记了厚厚的一大本，可惜本子在高中毕业后不知所终。除了日记，我那时候还会和同学传纸条，有段时间，流行在纸条上写旧体诗，我看到同学写得好，不服气，又写，大家传来传去，越积越多。今天回过头看，写日记是和自己交流，传纸条是与外界交流，而写作本身就是表达和交流，这时候写作不再是思维过度发散像在天空中飘荡，而是落到生活中，甚至在和同学的玩耍中，写作也就不再深不可测了。

高二下学期开始，我连续两次考到了语文成绩的全年级第一名，我并不清楚我是怎么进步的，只记得自己当时不停地背书和写日记。有次作文课，宋老师把我的作文当作范文，我记得题目是写“时间”，开头的一句是“时间是匆匆的风，吹红了青苹果，也染白了黑发人”。宋老师说：“这句子多好，对仗工整，还有哲理。”这时候我突然发现，我背了那么多古诗词，原来潜移默化中影响着我的句子构造，甚至更多。时隔多年，我还记得那堂作文课，记得宋老师的夸赞。一个老师对于学生的鼓励，太重要了，无论多少年我依旧铭刻在心。

后来教书，我教写作时，也学着有经验的老师，教学生首尾呼应、详略得当、点明主旨，等等。可是那些被指点过的作文，似乎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千篇一律。我一度觉得作文不可教，所谓的方法或者抓手，使学生的作文到头来也变成了刻意迎合评分标准的套作。这不是写作，这是功利的应试。当然，不可否认，初学作文，还是可以进行方法上的指导，循序渐进。到现在我都不记得宋老师教过什么作文技巧，他就是凭借自己的审美判断，告诉你哪些是好文章，一次一次地分享优秀的作文或者文学经典篇目。然后，你就慢慢比着好文章的样子，写自己的文章。

写作是一种创造性活动，需要摆脱功利性，让学生自由地发挥，方能妙手偶得啊。这两年教初三，我尝试让学生对对联，填词，写时评，写新诗，这些写作内容，除了对联，其他并不是中学考试重点。然而，你不能因为不考，就放弃这些写作活动，因为这些活动会激起学生极大的写作兴趣。学生愿意写作了，不害怕写作了，写着写着，不知不觉中就找到自己的方法了。若干年后，我的学生和我说：“袁老师，很感谢初中时候，你跟我们说，作文想写什么就写什么。”巧合的是，这句话也是我想对我的老师宋老师说的。写作，就是想什么就写什么，写出自己想说的话，真实地表达自己。我们大多数人学习写作，不是为了以后当诗人或者作家（从事写作职业的人少之又少），而是学会表达，善于表达，乐于表达。

学生写完作文，我们除了批改，还需要及时去发现学生的优点，去强化他的进步、他的长处，就像当年宋老师表扬我的作文一样。我组织编写校刊《烟雨轩》，成立了学校文学社，选择优秀作文投稿到《中小学生报》和《中学生报》。当他们的作文发表在报纸上，同学们非常兴奋，这是对他们写作最好的奖励。同时，我组织编写班刊，而最后一次做班刊，是2016年，番禺校区第一届学生毕业那年的暑假，班刊的名字是《夏了夏天》，刊物最后写着：历时两个月的班刊终于要完工，却仍觉得少了一个结尾。想写点什么，却发现自己此刻的心情，无以言表。思来想去，想以一段歌词作为句点——“我们的故事真难忘，太多的回忆和希望，不管它有多疯狂我愿意一生收藏；我们的故事不能忘，太多的情节要发展，不要放弃，因为有一天缘分会继续。”我在想，班刊不仅是一份记忆，还似乎是一种精神的所在，是青春的家园。这两年我尝试引导学生进行作文集的编写，我跟学生说，选择你的代表作，制作作文集。报纸、校刊、班刊和作文集，其意义不仅仅局限于写作，更是成长的脚印，其本质上都是表达的平台，和自己对话，和世界对话，和未来对话，对话中懂得和自己相处，和世界相处，和未来相处。

回顾自己在读书年代学写作，工作后教写作，突然发现，从学到教似乎一脉相承：读书先于写作，写作表达自我。我的心中突然有了崇敬感，老师如同布道者，我的宋老师把道布给了我，我又把道布给了我的学生，一代一代，学习写作，学会真实，用笔书写生命的底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