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 一个国家，两个世界

印度的经济重心集中在沿海地带，尤其是南部地区。那里拥有庞大且持续壮大的中产阶级，展现出十足的活力与创业精神。同时，南印度具备良好的实体基础设施和人力资本条件，并且与全球市场紧密相连，因此，人们也将南印度誉为前景光明的 “闪耀印度”。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印度的贫困人口主要聚集在内陆区域，而北部地区更是占据了较大比例，成为全球贫困人口高度密集的区域之一，其贫困人口数量甚至超过了部分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于是，深陷贫困的北部地区又被形象地称为“苦难印度”。

在过去20余年的发展历程中，“闪耀印度”与“苦难印度”之间的差距不断扩大。在地区生产总值、减贫成效以及物质和人类发展指标等诸多方面，南印度的表现均优于北印度。其中，泰米尔纳德邦、卡纳塔克邦、安得拉邦、特伦甘纳邦和喀拉拉邦这五个南部邦对印度整体经济增长的贡献尤为突出。以泰米尔纳德邦为例，其人均收入几乎是印度平均水平的两倍。而随着这些邦人均收入的不断增长，一系列积极成果也接踵而至，比如民众健康状况得到改善、受教育程度显著提高以及生活水平稳步提升等。

从贫困状况的相关指标中，可以清晰地洞察到“闪耀印度”和“苦难印度”之间的显著差异。相较于南部地区，北部地区在贫困率和失业率降幅上明显更为缓慢。在人均收入方面，南北部地区也出现了明显的分化现象。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区域差异相对比，印度南北之间的差距程度更为明显。

为了实现“闪耀印度”与“苦难印度”的融合发展，印度政府采取了诸多措施，比如大规模建设交通基础设施。前总理阿塔尔·瓦杰帕伊曾推动“黄金四边形”高速公路项目，修建了世界第五长的高速公路，连接德里、孟买、金奈和加尔各答四大重要城市。然而，这条高速公路是否真正拉近了“闪耀印度”与“苦难印度”的距离呢？相关研究表明，南印度相对发达的地区从该项目中获益更多。在靠近高速公路的南部区域，新企业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得益于当地较高的金融发展水平，新兴企业更易获得融资支持。而北部地区由于金融体系不够发达，未能充分利用这一基础设施优势。由此可以看出，金融部门与实体基础设施投资之间的脱节，是造成印度南北地区收入和贫困指标差距不断拉大的关键因素。

| 人口流动 |

印度拥有全球规模最大的青年群体，从常理来看，较高的人口流动性能够助力缩小南北差距。贫困人口往往会从贫困地区向富裕地区迁移，以寻找工作机会。然而，与世界其他区域相比，印度南北间的人口迁移率明显偏低，尤其是非技术工人的国内迁移率。

在北方邦，多数贫困人口及非技术工人欠缺风险承受力，他们只在城市做散工，又同时兼顾农业活动，以此规避风险。这种分散风险的方式使得他们难以专注于某一领域或提升技能，进而导致非技术工人迁移率偏低，阻碍了“两个印度”间的人口流动。另外，社会差异和语言差异等因素也在其中起到了阻碍作用。

目前，印度正处于区域发展格局演变的关键节点。制造业从城市向农村地区转移，企业也从沿海地区向内陆迁移。但由于实体基础设施薄弱，内陆地区重振经济增长举步维艰，再加上贫困具有显著的地域性特征，贫困问题将持续存在。

| 从落后到领先 |

印度南部的泰米尔纳德邦、安得拉邦、特伦甘纳邦、喀拉拉邦和卡纳塔克邦，已成为推动印度经济增长的强劲引擎。数据显示，这些邦贡献了印度国内生产总值的30%以上。泰米尔纳德邦在2023财年的邦内生产总值达到24.8万亿印度卢比（1印度卢比约等于0.08元人民币，24.8万亿印度卢比约合人民币1.98万亿元），是南印度经济规模最大的地区。卡纳塔克邦、特伦甘纳邦、安得拉邦和喀拉拉邦紧随其后。

南部各邦不仅在经济总量上表现突出，人均收入同样令人瞩目。据统计，在上述五个邦中，特伦甘纳邦在2022财年的人均收入最高，为275443印度卢比（约合人民币2.2万元）。卡纳塔克邦以265623印度卢比（约合人民币2.1万元）位居第二。接下来是泰米尔纳德邦（241131印度卢比，约合人民币1.9万元）和喀拉拉邦（230601印度卢比，约合人民币1.8万元）。安得拉邦的人均收入最低，为207771印度卢比（约合人民币1.6万元）。这些邦的人均收入都高于印度全国平均水平150007印度卢比（约合人民币1.2万元）。

实际上，在1947年印度独立之初，南部各邦的发展水平并不理想，大多处于中等或落后位置。然而，自20世纪80年代起，南部经济水平开始与印度其他地区拉开距离，逐渐走向繁荣。

这种转变的背后，是南部各邦在政策创新上的不懈探索。泰米尔纳德邦的校园午餐计划是一个典型案例。该计划不仅大幅提高了入学率，还成为其他地区效仿的典范。类似的福利政策在南部各邦广泛推行，涵盖教育、医疗、农业等多个领域，为经济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与此同时，南部各邦的政治环境也为经济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以泰米尔纳德邦为例，自1967年以来，全国性大党无一主导该邦政局，而是由地方政党执政。这使得政策能够紧密贴合本地需求，专注于区域发展和民生改善。

| 米饭、烤饼与女性地位 |

在印度，米饭与烤饼不仅是南北方饮食习惯的差异，更是文化与社会结构深层差异的缩影。印度南部多以米饭为主食，其烹饪方式相对简单，大大节省了女性在厨房的时间，使她们有更多机会接受教育和参与社会活动。米饭煮好后可以在炉子上保温，搭配酥油即可食用，整个过程无需过多繁琐操作。这种饮食文化赋予了南印度女性更多的自由，使她们在教育和社会参与方面表现出更高的积极性。

相比之下，北印度的烤饼制作则需耗费大量时间和精力。正如印度作家帕塔奈克博士所述：“北印度女性要忙着给男人做‘热乎乎的烤饼’，不得不一直待在厨房里。她们在做饭上花费了太多时间，学习时间自然就更少。”这种劳动密集型的烹饪过程反映了北印度社会对女性角色的传统期待和约束。而正因如此，南印度女性的识字率和受教育程度显著高于北印度女性。

这种饮食文化差异不仅影响了女性地位，还折射出南北印度在文化和社会结构上的深层差异。米饭代表了南部的繁荣、自由和对现代化的追求，烤饼则成为北部传统、保守和等级制度的隐喻。这种文化符号的对立，加剧了南北印度在身份认同和发展路径上的分歧。

| 人口困局：繁荣背后的隐忧 |

尽管南部各邦经济繁荣，但也面临着人口增长缓慢甚至是负增长的挑战。安得拉邦和泰米尔纳德邦的总生育率已与北欧国家相当，远低于人口更替水平。这种人口趋势引发了多方面的担忧。

一方面，老龄化问题逐渐显现。随着劳动年龄人口比例的下降，未来可能出现劳动力短缺，对经济增长形成制约。另一方面，人口减少还可能削弱南部各邦在印度政治中的影响力。由于议会席位和联邦资金分配依据人口规模，南部各邦可能在未来的新一轮选区重划中失去部分席位和资源。

为应对人口挑战，一些南部邦的政治领导人开始鼓励生育。例如，安得拉邦首席部长钱德拉巴布·奈杜提出，担任地方行政职位的候选人必须“有两个或更多孩子”，以鼓励当地夫妇多生育。然而，专家指出，仅靠鼓励生育难以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扩大就业和技能培训机会，尤其是针对女性，以及吸引北方人口迁移，或许是更为有效的解决之道。

| 语言纷争 |

泰米尔纳德邦与中央政府在印地语推广问题上长期存在争端。该邦地方政党一直抵制中央政府在地方学校推行印地语教学的政策，认为推广印地语会侵蚀本地文化和语言，削弱地方特色与身份认同。

自1968年印度推出“三语教学”模式起，泰米尔纳德邦就拒绝执行。该模式要求非印地语邦在学校教授当地语言、印地语和英语，而泰米尔纳德邦坚持只教泰米尔语和英语。在2020年印度颁布《国家教育政策2020》后，这一对立再度加剧。尽管政策允许各地更灵活地选择第三语言，但泰米尔纳德邦仍不买账，认为这是中央政府在变相推广印地语。

印度教育部部长达蒙德拉·普拉丹称，若泰米尔纳德邦不实施“三语政策”，中央政府将依据新教育政策，扣留应拨给该邦的215亿印度卢比（约合人民币17.2亿元）教育资金。此举措引发泰米尔纳德邦强烈抗议，被指侵犯地方自主权。

语言学家阿耶莎·基德瓦伊认为，“三语政策”并非为儿童教育着想，而是针对拒绝接受印地语的群体。这一语言政策争议，实则折射出印度社会在国家统一与地方多样性之间的深层矛盾。

印度内政部长阿米特·沙阿表示，政府允许用泰米尔语等地区语言参加中央政府职位考试，在推广印地语时也试图兼顾地方语言利益。但批评者指出，中央政府对印地语的投入和推广力度远超其他语言，比如，新政策都用印地语命名，印地语部门通过驻外机构把各种演讲和声明翻译成印地语并在海外推广等。这种在语言上的偏爱加剧了地方与中央的紧张关系。

| 护牛国度也吃牛 |

对于印度教信徒而言，牛被视为神圣的动物，象征一位女神的子女。这种深厚的宗教情感影响了印度的法律体系，致使全国绝大多数邦实施了牛屠宰禁令。然而，喀拉拉邦却独树一帜，在这里，食用牛肉不仅合法，还是一种被广泛接受且历史悠久的文化习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