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只有《史记》被誉为“史家之绝唱”？

鲁迅对《史记》所做的评价“无韵之离骚，史家之绝唱”，赢得了很多人的赞同，几乎成为现代人对《史记》的最高称赏，我当然也非常认可鲁迅的这个判断。但在这里我要追问的是，为什么在众多的史籍中，只有《史记》在现代学术史上享有这样的盛誉，而其他的二十三史或二十五史却没有？

有人可能会说，是因为司马迁能够做到“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这也似乎成了标准答案。但仔细分析这三句话，似乎并不能完全支持鲁迅的论断，因为除了中间一句“通古今之变”，是说《史记》写的是通史，是《史记》的独特之处，而后来这些正史全是断代史；但就“究天人之际”和 “成一家之言”两句话，却是主观的看法和判断，并不是那么绝对。我们不能绝对说其他的正史都没有“究天人之际”的理性思考，也不能说都没有达到“成一家之言”的高水平。实际上，其他的正史各有自己的特点和优点，比如《汉书》在史学史和学术史上的影响，可能远远超出《史记》，而被我们大大忽略了。之所以有这样的判断，是因为从魏晋南北朝开始就形成了“《汉书》学”，唐宋时期“《汉书》学”曾极度繁荣，到清代“《汉书》学”达到了顶点，可以说历朝历代文人学士都非常推崇《汉书》，在很多历史时期人们对《汉书》的评价远远超过其他正史，包括《史记》。这一点不难理解，因为就对历史事实记载的忠实程度而言，《汉书》当然优于《史记》；甚至可以说，其他的多部正史在这一点上都超过了《史记》。因此，“《汉书》学”在学术史上延续了一千多年，而这一千多年似乎并没有所谓的“《史记》学”。《史记》成为一门单独的学问大约是最近一两百年在现代一些学者的倡导下才出现的，但似乎也并没有得到学界主流的认可。也就是说，《史记》在学术史尤其是在史学史上的殊荣，比《汉书》可能要差很多，这与我们的常识判断似乎差别比较大。

中国史学评论史上最重要的两位大家刘知几和章学诚对《史记》的评价就有很大分歧。唐代史学评论家刘知几对《史记》的评价可谓“五五对开”，他先是肯定《史记》的优点：“《史记》者，纪以包举大端，传以委曲细事，表以谱列年爵，志以总括遗漏，逮于天文、地理、国典、朝章，显隐必该，洪纤靡失。此其所以为长也。”接着，刘知几对《史记》缺点的批评也丝毫不留情面：“若乃同为一事，分在数篇，断续相离，前后屡出，于《高纪》则云在《项传》，于《项传》则云事具《高纪》。又编次同类，不求年月，后生而擢居首帙，先辈而抑归末章。遂使汉之贾谊将楚屈原同列，鲁之曹沫与燕荆轲并编。此其所以为短也。”（《史通·二体》）应该说，刘知几对以《史记》为代表的纪传体题材史书的评论是非常客观的，尤其是对《史记》的批评，是得到多数史学家认可的。中国史学史上的另一位史学评论大家、清代史学家章学诚在史学理论名著《文史通义》中给予《史记》高度评价，他说：“夫史迁绝学，《春秋》之后一人而已。其范围千古，牢笼百家者，惟创例发凡，卓见绝识，有以追古作者之原，自具《春秋》家学耳。” 此前如宋代著名史学家郑樵也对《史记》评价很高，他说：“惟百代而下，史官不能易其法，学者不能舍其书。六经之后，惟有此作。”从上述二人的评论看，他们对司马迁“卓见绝识”的肯定，主要是因为《史记》有发凡创例之功，与前引评价司马迁的三句名言，其实并无多大关系。清代许多学者对司马迁的评价，大致都是基于同样的理由。比如赵翼在《廿二史札记》中对《史记》的评价就最为典型，他说：“司马迁参酌古今，发凡起例，创为全史。本纪以序帝王，世家以记侯国，十表以系时事，八书以详制度，列传以专人物。然后一代君臣政事贤否得失，总汇于一篇之中。自此例一定，历代作史者，遂不能出其范围，信史家之极则也。”

可见，从发凡创例这个角度对《史记》做出较高评价基本是客观的；但另一方面，通过对学术史的仔细梳理，我们不难发现，历史学家其实更欣赏班固的《汉书》，学术史上绵延不断的“《汉书》学”是有其充分依据的。更为有意思的是，如果从中西学术史的角度并结合当代史学理论，也可以对这个有趣的现象做出较为令人信服的阐释。因为这个现象恰恰印证了中国历史学长期以来尊崇实证史学的传统，最晚从班固开始就形成了这样的传统。所谓“如实直书”，所谓良史传统，与兰克的实证史学在某些方面有异曲同工之妙。当然，中国史学的鉴戒传统与实证传统既相统一，又相矛盾，也许正是二者之间的张力，使中国史学具有了独特的传承和特点。

很显然，司马迁《史记》与中国史学的这个传统是有一定游离的，而这点恰恰正是司马迁在清代以前不被待见的主要原因。比如，司马迁撰写《史记》的文学修饰笔法，是他受到赞誉的主要原因，尤其受到历代文学家的称赏，《史记》也因此成为文学史上的重要作品；同时也是他受到批评的主要原因，他对诸多历史情节及历史人物的文学夸张性描述，经常受到历史学家的批评。但时过境迁，物是人非，两千年后《史记》的地位终于彻底超越《汉书》，在现代学术史的脉络和叙事中，“司马迁”或《史记》已经成为中国文化尤其是中国史学的一个标志或符号，在当代人的心目中，其地位可谓牢不可破，以至于梁启超说：“凡属学人，必须一读《史记》。”

在此，我感兴趣的是，《史记》在现代学术史上获得至尊地位，是非常合情合理的，也是必然的。因为，《史记》与现代学术史有着天然的亲缘。或者说，司马迁有超越凡人的智慧，他对历史的理解及写作风格不仅远超同时代的学者，而且此后两千年中再无第二个司马迁！为何这么说？因为根据当代历史哲学理论，尤其是根据当代分析历史哲学及后现代史学的理论，《史记》的确是一部杰作，是当之无愧的“史家之绝唱”。《史记》在传记、世家等篇目中优美的叙事风格、感情的极度投入、畅快的文笔等，都符合分析历史哲学及后现代史学对历史学的认识论分析。也就是说，《史记》这部著作的成功和影响，恰恰印证了分析历史哲学的主要观点。尽管梁启超和鲁迅等并不一定有这样的理论认识，但他们的直觉和判断是准确的。另外，他们对《史记》的高度赞赏，可能也暗含了对其他史学著作的不满，以及他们对中国传统史学的不满。在这一点上，我可说曾经与他们有过共鸣。

我硕士研究生阶段的专业是中国史学史，但到了二年级，我对这个专业厌恶至极，时刻都想逃离，甚至都想舍弃学位。为什么？因为我觉得这门学科极其无趣。不知是谁把史学史这门学科领进了现代中国学术界，这门学科一开始就被锁定在了狭小的范围内，即只把研究历代史学典籍编撰特点、史料价值及史学家的个人生平等作为研究重点和学术旨趣，我们检索史学史的硕博选题，大体不出此范围，真让人觉得索然无味。从文献学的传统看，把史学史作为一门严肃的学术进行研究，当然是有它的价值的，我只是说我个人感觉无趣，因为这门学科不重视思想，甚至可说根本就没有思想。这种状况的形成，我想可能由于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中国史学比较缺乏思辨的传统；二是史学史从业者比较缺乏理论思维的训练。

简单对中西史学史发展的历程进行比较，我们不难发现，中西史学有着极大的差别。西方史学有两大传统：一是叙事史的传统，这是希罗多德和修昔底德创立的传统；二是历史哲学的传统，这是由圣奥古斯丁创立的传统。反观中国史学，我们发现中国史学也有自己独特的传统，但与西方史学传统差别极大，其独特性体现在叙事性与鉴戒史学的有机结合，无论纪传体、编年体还是其他史学体裁，大体都不出这个范畴。也就是说，与西方史学相比，中国史学有半个叙事史的传统，却几乎没有历史哲学的传统。这大约是我感觉研究中国史学史特别乏味的一个主要原因。《史记》的“究天人之际”被现代学者称赏，可是如果我们追问司马迁到底是如何“究天人之际”的，究了多少、多深，实际也是很成疑问的。当然，其他的史籍可能究得更少更浅，甚至根本就没去究！

从今天史学研究的普遍情况看，史学从业者大多停留在对史学的朴素认知层次上。缺乏对自己这门学科的哲学反思，这可能也是导致史学史极其无趣，甚至也是导致整个史学界杰出研究成果不多的一个重要原因。以至于有学者惊呼，最近几十年有关中国历史的新观念新看法，大多来自欧美史学界。此话虽然刺耳，但仔细掂量，似乎并非虚言。其中的根源，我想大约是因为中国史学的认识论或中国的历史哲学实在不够发达，甚至根本就是欠缺。在二十世纪，历史哲学最突出的成果是分析历史哲学的出现，分析历史哲学对历史研究主体性的强调，揭示了历史认识论的本质。无论是克罗齐的“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还是柯林伍德的“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都在历史认识论层面上充分肯定历史学家的主体性。可以这么说，分析历史哲学在认识论上彻底超越了人们对历史学这门学科的传统认知，正是在此基础上，当代欧美史学在最大程度上发挥了历史学家的主体性，历史学家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创作激情，因此各种新尝试、新观点层出不穷。

现在人们议论最多的是后现代史学，而后现代史学的理论基础正是分析历史哲学，只不过后现代史学的语言学转向及其对传统史学的解构，彻底动摇了传统史学的根基，从而招致传统史学的激烈批评。后现代史学否认历史学的客观性，认为历史学家面对的只是关于过去的文本及其他史料载体，而不是真实客观的过去；历史事实一旦以文本的形式出现，那就与文学作品并无二致，历史叙事与文学创作在本质上是一致的，二者都是创作：文学家是将虚构的故事一个一个串联起来，历史学家是将诸多对历史的记录勾连起来。我们当然不同意福柯的极端说法“真实并不存在，存在只是语言”，毕竟文学家的纯粹虚构与历史学家对历史的观察还是有区别的，我们只是在认识论层面承认二者的一致性。另外，否认任何历史记载的绝对真实性，也并不意味着对历史学科的否定；相反，我认为这恰恰是对历史学科的推进。总之，如果我们承认分析历史哲学对历史认识论的贡献，那么也就不必将后现代史学视为洪水猛兽，因为后现代史学实际只是分析历史哲学的延伸而已。

在分析历史哲学尤其是在后现代史学的启发下，我们需要对文学与历史的学科性质进行重新认识。我想，可以简单概括为下面一句话：虚构的未必不真实，真实的未必不虚构。这两句看上去非常荒诞虚妄的表达，其实是对真理的揭示。我们常常有这样的感慨：优秀的文学作品其实比历史记载要真实，而糟糕的历史记载比小说还荒唐。尽管文学作品的人物和细节是虚构的，但作品在本质上可能是真实的，作品在反映时代特点和内容方面，可能是任何史料所无法企及的。这就是为什么很多学者根据《水浒传》研究宋朝历史，根据“三言二拍”研究明朝历史，根据《红楼梦》研究清朝历史。因为透过这些优秀的文学作品对人物和情节的描述，我们可以勾勒出小说所反映的那个时代的特点。当然，这样的文学作品不是很多。

我们再回来说《史记》。《史记》之所以成为“史家之绝唱”，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是“无韵之离骚”！也就是说，鲁迅对《史记》的这两句称颂文字，我们可以理解为是因果关系—这当然不是正解，更非鲁迅的本意。鲁迅喜欢《史记》，大家喜欢《史记》，是因为司马迁的文笔是优美的，故事是感人的，情感是真诚而投入的，见解是独到而睿智的，比如梁启超点出的《史记》十大名篇：《项羽本纪》《信陵君列传》《廉颇蔺相如列传》《鲁仲连邹阳列传》《淮阴侯列传》《魏其武安侯列传》《李将军列传》《匈奴列传》《货殖列传》《太史公自序》，的确是“千古之绝作”，文字优美，情节感人。这些名篇都有司马迁情感的投入和文学的想象，也就是说，肯定有司马迁虚构的成分，但这些虚构合理，不仅没有影响《史记》在学术史上的地位，反而为《史记》大大增色。司马迁能够游刃有余调动资源、安排章节，比如在本纪、表、书及大量列传部分，司马迁就严格控制了自己的情感和想象力，尽可能如实书写。根据学者的研究，《史记》记载的历史几乎都是真实的，编年是准确的，有人据此断定司马迁记载的历史绝大部分应该都有史实依据。比如，司马迁对商朝历史的记载，就从甲骨文得到了证实，王国维因此而写了《先公先王考》；新出土简帛及断代工程的一些研究成果，也证明了《史记》记载的可靠性。就此而言，司马迁虽然生活在两千多年前，可他对历史学真谛的理解，可以说不仅不逊于当代历史学者，甚至可以说他对历史的感知和理解超过了多数当代历史学者。通过阅读《史记》我们可以明显体会到，司马迁显然具有如下意识：历史没有绝对的真实，只有相对的真实；历史学家撰写历史不可能持完全中立和客观的立场，因此在著作中注入历史学家个人的热情和感情是合情合理的；而呈现历史的过程必须通过语言，因此优美的语言表达是良史的不二法门。司马迁不一定想得这么具体，也肯定没有理论上的总结，但他在著作中却是自始至终贯彻了的。正因如此，他的著作《 史记》成为“史家之绝唱”。

写到这里，我要说，后现代思潮并不神秘，甚至也不是当代社会才有的，哪个时代都有后现代，凡是超越当时时代、批判反思当时时代的做法，从广义上都可看作后现代。因此，我们可以把后现代看作历史上的一个长期存在的现象。只是可惜，司马迁之后的两千多年，史学家因袭多而创造少，承命多而批评少，因此《史记》就成为一座孤零零的高峰，后来的史学家始终无法超越。实际上，这也无意间回答了最近几十年为何关于中国历史的新看法总是来自欧美史学界的疑问，也回答了很多学者对后现代史学的质疑和恐惧。司马迁的史学实践告诉我们，后现代史学不是要否认历史学科存在的合理性，而是帮助历史学家解开枷锁。澄清与接近历史真相当然是历史学家的职责，但厘清历史真相有多种途径，绝对不是仅有考证一途，比如历史学家的想象同样可以帮助我们接近历史的真实。司马迁的故事还告诉我们，只有那些具有创造力、想象力、感情丰富、文笔优美的史学家和他们的史学著作，才可能青史留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