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朕胡人，不必讳也”

康熙二十三年（一六八四）十一月十七至十八日，清圣祖玄烨在南巡回銮途中亲临曲阜祭孔，是清代历史上富有象征意蕴的政治事件。时年三十七岁、此前隐居石门山的孔尚任，全程参与了清朝皇帝的首次阙里之行。从进讲儒经，到导览古迹，孔尚任与康熙帝有过一天多的紧密接触，堪称其人生的高光时刻。几个月后，尚任蒙恩入国子监，心中激荡仍未消退，“随路感泣，逢人称述”。他把这段经历写成一篇长文，取名《出山异数记》，使更多人知晓了康熙帝祀孔大典、优渥圣裔的种种细节。

此次南巡之前，玄烨亲政已十余年，主导完成了平定三藩、收复台湾等一系列奠基大业。这位甫过而立的青年皇帝，声威日隆，有目共睹。不过，满汉君臣之间的磨合相处，是一项颇为微妙且潜藏变数的长期功课，既需要耐心，也讲究技巧。每每触碰有关清帝的“异族”身份等敏感话题，中原汉地的臣僚文士往往格外谨慎，其警觉程度甚至超过满洲皇帝自身。

孔尚任记述了这样一个片段。十八日上午，康熙帝一行从孔庙来到孔林，酹酒三爵，拜先师墓，并在孔氏后裔引导之下周览林中景物。大概因为既定任务已经悉数完成，皇帝的游赏兴致显得很高。目之所见的楷木、蓍草等植被，成为天子和圣裔边走边谈、随问随答的鲜活话题。路经相传子贡亲手种植的楷木时，旁边一株大树勾起了康熙帝的好奇：

又问：“此大树为何木？”

尚任奏曰：“俗名橡子树。”

上笑曰：“本名槲树，乃木傍加斗斛之斛。朕胡人，不必讳也。”橡子树是孔林里最为常见的树种之一，时至今日曲阜本地人仍以此名相称。我们很难判定，孔尚任是否确实不知其本名槲树，还是有意知而不答，改以俗名应对，巧妙躲开了这个与“胡”同音、可能引起皇帝误解的字眼。但在康熙帝看来，尚任的回答诚属有心避讳。他主动说出槲树之名，更可见系明知故问，借此观察孔尚任将做何反应。如此便好理解，康熙帝听罢尚任答复后不禁而“笑”，或许正是对其得体应答的肯定和欣赏，并以一句“朕胡人，不必讳也”，让这番略带试探的交谈重新变得轻松起来。

“朕胡人，不必讳也”一语，仅载于曲阜文管会庋藏抄本《出山异数记》，长久以来并不为人所知。康熙三十七年（一六九八），张潮编辑《昭代丛书》（乙集），全文收录《出山异数记》，但文字内容相比抄本做了一定修饰，上述七字即尽数删去。其后，民国初年出版的《清朝野史大观》，汪蔚林编《孔尚任诗文集》（中华书局一九六二年版），所收《出山异数记》皆为《昭代丛书》本。直至宫衍兴编著《孔尚任佚文遗墨》（济宁新闻出版局一九九四年刊印本），徐振贵主编《孔尚任全集辑校注评》（齐鲁书社二00四年版），才有机会参阅曲阜文管会庋藏抄本《出山异数记》，由此呈现了康熙帝与孔尚任此番对话的完整内容。

严格来讲，抄本《出山异数记》所载康熙帝之言只是一条孤证。但种种迹象显示，基本不存在孔尚任妄意杜撰的可能。与这部分内容最为接近的一段文字，出自孔子第六十七代孙、衍圣公孔毓圻疏请纂修的《幸鲁盛典》。该书从康熙二十四年四月动议编纂，历时三年初步成稿十八卷，记载了康熙帝阙里之行的前后经过。奏呈进览后，获赐御制序文，冠于全书之首，可以说是得到皇帝首肯而带有权威意味的一部专书。关于孔林里的这段对话，《幸鲁盛典》记载道：

又问：“此大树为何木？”

毓圻奏曰：“此皆橡树。”

上笑曰：“本名槲树，乃木傍加斗斛之斛。”

相比抄本《出山异数记》，此处不仅抹掉了康熙帝所说“朕胡人，不必讳也”，奏对的主人公也由孔尚任变成了衍圣公孔毓圻。进一步对照还能发现，《幸鲁盛典》书中存在多处将孔尚任的言语、活动改置于孔毓圻名下的情况。或因后来尚任宦海浮沉，终遭弃用，故而当康熙五十年该书修成四十卷全帙之时，对涉及尚任的部分做了或多或少的隐晦处理。不管怎样，回到上面对话的语境看，康熙帝显然认为孔氏后裔是在有意避免发出这个与“胡”同音的“槲”字，所以会心一“笑”，主动给出解释，跟着增补一句“朕胡人，不必讳也”，借以舒缓对方略显紧张的神经，显得泰然自若且合情合理。

学界一般认为，清前期诸帝为了打压汉人群体的反抗，屡屡兴起文字狱案，对那些暗含嘲讽和歧视满人的用字，如“胡”“虏”“夷”“狄”等，特别注意甄别禁止，进而衍生出了一系列避忌规范。实际情形却远为复杂。黄一农近著《清代避讳研究》（ 台湾清华大学出版社二0二四年版），考索辨析了清代避讳的各类繁杂情况。其中，既有皇帝御名、孔丘之名等避讳，也有关涉敏感字词的禁避。尤其耐人寻味的是，清帝先后几次公开谈及避讳话题，恰恰是为了纠正时人撰述行文或编刻书籍过程中的“过讳”或“不当讳而讳”。

《清稗类钞》记录了康熙年间的一则“诗狱”。萧山人何之杰，善作诗，深受同乡毛奇龄推崇。讵料有人举报称，何氏诗文多有讥刺当道之处。萧山知县得到消息后，并不清楚如何办理，遂搜罗何之杰诗稿，将其押解至康亲王杰书帐下。杰书系行伍出身，以平定耿精忠之乱威名当世，解读这类文字间的玄机似乎非其所长，同样没有拿出明确的处置方案。审理案子的任务，辗转落到了杭州、绍兴两地知府身上。

反倒是参加会审的官员，嗅出了何之杰诗文的异样气息，逐一“诘问”其中涉嫌影射违碍的字句和用典，要求何氏给个说法。这些问题，包括：“日重光，何也？”“何以曰纪辽东？”“明朝者何？”“清戎者何？”“曷为夷？”“曷为虏？”何之杰像是早就做好了充足准备，显得胸有成竹、从容不迫，依次辨析上述用语的特定含义，甚至适时反将一军，力求绝境逢生。比如他解释“夷”字：“裔也。舜东夷，文王西夷也，且夷与夏对。今我有方夏，煌煌三祖莅中国而抚四夷。谁夷我者？夷我者大逆，当反坐。”眼见审讯无果，一众官员渐渐面露窘态，浙江巡抚和学政也感觉所诘不当，照此下去只会“贻笑士类”。按察使佟某还援引此前一个相似案例提醒大家：当今皇帝曾经针对旧刻文卷中的“清、明、夷、虏”等所谓“国讳”，做出过“勿禁”和“无避忌”的谕示。最终，何之杰免于罪责，绍兴知府和萧山知县则各被记过一次。

这则“诗狱”幸未酿成命案，其实具有一定偶然性。通常情况下，纵使皇帝明确谕示无须避忌，地方臣僚在执行过程中仍是谨小慎微，宁失之严，勿放之宽。清代大量文字狱的发生，很多即是逐层加码的结果。因此，倘若最后没有主政大员的“保护性”表态，何之杰的辩词不见得能够为其完全开解，那么他的命运则大概率会滑向另外一端。

出现这种悖论局面，很大程度上源于当时律法没有对“勿禁”的范畴做出制度性规定，导致各级官员理解不一，难保每次都能精准量裁。雍正十一年（一七三三）四月，清世宗胤禛为此发布了一段谕旨，开头即说：“朕览本朝人刊写书籍，凡遇‘胡’‘虏’‘夷’‘狄’等字，每作空白，又或改易形声，如以‘夷’为‘彝’，以‘虏’为‘卤’之类，殊不可解。揣其意，盖为本朝忌讳，避之以明其敬慎。”却不曾想，这种有意忌讳的举动，本身即是悖理犯义，不敬之甚。

为了进一步剖析，雍正帝重新回到儒家经典和历代史书，指出“夷”字不过是方域之名，自古圣贤不以为讳，用“东夷”一词称呼世居东海之滨的满洲并无不妥。然而，“虏”字本指“生得其人”，是俘虏、掳获的意思，以其形容清朝无疑甚属错谬。谕旨末尾，胤禛有些按捺不住内心积攒已久的复杂情绪，责令嗣后临文作字及刊刻书籍，“如仍蹈前辙，将此等字样空白及更换者，照大不敬律治罪”（《清世宗实录》卷一三0）。并命各省督抚、学政张揭告示，让穷乡僻壤之人也能够了解他的这番良苦用心。

细加品味，胤禛讲这段话时，与其说是气恼，不如说是失望。他本以为，很多道理在此前颁行全国的《大义觉迷录》中已经讲明，天下士民均已了解，不料还是发现了书籍里的各种谬妄避忌。如此看来，潜存于人们脑际的汉满之分、华夷之别，并没有因为皇帝的坦诚剖白就界限尽消，反而筑起了愈发坚厚的壁垒。这一点，委实令胤禛不可忍，也不可解。

遗憾的是，雍正朝的讳例在后来也未得到严格执行。乾隆帝启动《四库全书》工程后，四库馆臣对于何者当讳、何者当改、何者当去、何者当留等一系列问题，同样拿捏不准分寸。乾隆四十二年（一七七七）四月的一道上谕称，四库馆进呈的宋人宗泽和明人杨继盛的文集，多处将“夷”字改成“彝”字，“狄”字改作“敌”字。难道众人忘记了，“夷”“狄”二字屡见于《论语》《孟子》诸书，是圣人笔下也常常使用的字眼。况且，宗泽和杨继盛文集里的“夷”“狄”等字，均有特定语境，又何须刻意避讳呢？在乾隆帝看来，承担分校、覆校的职官及至总裁官，俱有失检之咎，遂令交部分别议处。四十七年底，《四库全书》初步纂成，高宗再次谈到了避讳问题，指出东夷、西戎、南蛮、北狄均是因地而名，与江南、河北、山左、关右的叫法道理实一。对于这类情况，“此无可讳，亦不必讳”（《清高宗实录》卷一0四四、一一六八）。时隔半个世纪，再次呼应了乃父在位期间那番苦口婆心般的诫谕。

饶是如此，后来抄成的文津、文澜等各本《四库全书》，依旧存在着大量不需避忌而刻意避讳的案例，也有避与不避兼存的情况，让人摸不清时人在执行什么样的避忌标准。成一农对此同感好奇和不解：“究竟是文字狱过于骇人，导致大家宁愿违背圣旨也不敢不‘用力避讳’，抑或上谕的推行不广不力？还是四库所收书籍众多，馆臣无暇逐一细判，为避免麻烦，遂将可能的违碍字句一并避改？”（《清代避讳研究》，343 页）另有学者认为，此种局面乃是乾隆帝的修史态度、文士畏祸的心理传统、清代君主避忌“胡虏夷狄”的指示等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李南南：《清前期书籍中“胡虏夷狄”诸字样删改现象新探》，载《清史研究》二0二四年六期）。无法否认的事实是，康、雍、乾三朝的确成为中国古代文祸频发的高峰期。在此号称“盛世”的百余年里，皇帝与士林之间似乎总是隔着一层时隐时现的薄纱，阻碍着双方完全取信彼此，由此造成了此一时期繁盛的文化成绩与严密的文禁网络相互交织的复杂图景。

这番景象，不幸已早早投射于孔尚任身上。康熙二十三年那个甲子冬日，尚任以讲学陪侍深获帝心，被不拘定例，破格议用，开启了一段君臣际会、学优则仕的儒林佳话。然而仅过十余年，那位无时或忘的“圣君”，却对孔尚任做出了“材庸而品滥”的极端负面评价，进而革除其全部差使，留下了至今未解的“罢官疑案”。面对变幻莫测的天子恩威，孔尚任大概更能体味当年他在孔林里“说槲为橡”之时，康熙帝缘何会神秘一“笑”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