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而上学”的观念

随着西方思想文化和教育体制的进入，哲学引入我国多年，已经成为我国思想文化的一部分，成为我国高校教育的基础学科。虽然哲学来自西方，但是在我国的发展过程中，我们还产生并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哲学，这就是中国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它们成为专门的研究领域，是显学。它们与西方哲学并列，构成我国哲学教学和研究的主体。吴晓明的新书《论中西哲学之根本差别》（以下简称《差别》），直接论述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两大主体，属于学界探讨西学东渐和中西哲学比较的重要话题。作者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专家，考虑到这一身份，我相信该书一定会涉及中西马这三者之间的关系。国内马哲名家的书我看过不少，曾读过他们关于辩证法的论述，关于价值和文化的探讨，如今看到晓明耕耘中西哲学比较，欣喜有加：我国哲学研究不断发展，马哲的朋友们也在长足地进步。我国学界早有“打通中西马”之说。我读过晓明的东西，知道他是一位认真的学者，所以我非常好奇他的论述是如何进行的。

书中确实提到马克思的论述，谈及马克思对世界、历史、宗教的看法，但是笔墨不多，显示出作者中西哲学比较研究的专业意识和工作。如果忽略这极小一部分文字，若是不知道作者的马哲背景，大概会认为这就是一部专门比较中西哲学，论述其间差别的专著。但是，正由于了解作者的背景，尽管这部分文字不多，我还是可以看到其中的一些问题意识和谈论方式。别的不说，《差别》依据“形式”和“内容”之间区别的论述，多少显示出其马哲意识。非常明显，“形式”与文化、思想、精神相联系，“内容”与形而上学本身相联系。依据这一区别，虽然谈论的是中哲和西哲，具体而聚焦，实际上可以谈论的东西却非常多，范围也非常广。既可以深入形而上学的内部，谈论感觉世界和超感觉世界的区别和研究，围绕这样的区别谈论对哲学的思考和认识，讲述哲学的发展，甚至谈论哲学的“终结”，也可以超出这一领域，游弋于世界历史的范围之内，徜徉在社会发展的过程之中，同时又可以涵盖人类发展的思想文化，联系民族性和现代性，体现出对时代精神的认知和考虑。我说“明显”，也许是因为自己对学术和文化的区别比较在意，对形而上学和加字哲学的区别有些敏感。我以为，即使没有什么专业背景，也不难认识《差别》提出区别中哲和西哲之间差别所依据的方式，至于其论述背后的思想储备和知识结构，只要足够仔细，或多或少总还是可以读出来的。

无论考虑还是不考虑作者的马哲背景，《差别》探讨中哲和西哲的差别是清楚的，特别是，它依据形式和内容做出的区别是清楚的。我强调这一点，因为我认为这一区别是有意义的：其实质在于揭示了我国普遍存在的两种完全不同的哲学理解。一种是广义的：认为哲学是文化，是思想，是精神。一种是狭义的：认为哲学的实质是形而上学，肇始于柏拉图或称之为柏拉图主义。《差别》明确地说：“西方哲学的实质是形而上学，而中国哲学则在形而上学之外，并且依其本质一向就在形而上学之外。”所以，形而上学是《差别》讨论中西哲学的依据，贯彻全书，也是其所说的内容方面的依据。

我曾经历过“顾阿桃学哲学”的岁月，受过“让哲学从哲学家的课堂上和书本里解放出来，成为广大人民群众手中的锐利武器”的鼓舞，熟知“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之说。我也相信，这不是我个人的经历和体验，至少我这一代和上一代人大都是这样。一般来说，在我国，只要受过高校教育，似乎人人都学过哲学，大概谁都认为自己懂得哲学。即使在今天，“哲学社会科学”依然是流行和指导性的说法，即便是在哲学系和哲学所工作，许多人谈论思想文化艺术，谈论人生理想和终极关怀，甚至谈论风花雪月。这样的哲学大体上就是《差别》依形式所说的哲学，就是与思想、文化和精神相关的哲学。李泽厚写过三个《思想史》。他没有使用“哲学”之名，但从内容看，至少其《中国古代思想史》与许多以“中国哲学史”命名的著作内容相似，而其写作和讨论方式显得更加“哲学”。所以，哲学可以是文化，是思想，是精神，或者如《差别》所说，哲学可以是文化的主干、思想的母体、精神的核心一类的东西，但是哲学与这样的东西毕竟不同。多年前在一次讲座中我说，我们可以说哲学是思想，但是不能说思想是哲学。事后还有人特意问我为什么，显示出对哲学和思想的混淆，而在《差别》看来，这实际上是将哲学泛化，看作一般意义上的思想和文化。

形而上学无疑不是宽泛的东西，再附加上柏拉图做说明，就是比较具体的东西。《差别》明确指出，许多人认为中国有哲学，这多是在形式方面说的，即扩展到了思想文化精神等方面；但是从内容方面说，中国没有哲学，因为中国没有形而上学。《差别》的这种观点清晰明确，还提供了许多论证。比如它非常看重感觉世界和超感觉世界的划分，它认为西方有这一划分，正是这一划分，正是关于超感觉世界的思考和认识，决定并产生了形而上学，而中国哲学没有这样的划分，多是立足于“道器不分”“体用不二”，由此产生了不同的走向。我不研究中国哲学，但是我认为，西方哲学关于依赖于经验的认识和不依赖于经验的认识的区别和探讨无疑是存在的，而且至关重要。所以我认为，《差别》关于西方哲学的这一划分和说明是有道理的。假如它关于中国哲学的说明也是有道理的，则该论证应该是有说服力的。

讨论中国哲学的人总喜欢谈论西方哲学，几乎也没有什么人不谈西方哲学。冯友兰表现得最为典型。他早年说“哲学”一词来自西方，所以做中国哲学史就是在中国古代文献中“将其可以西洋所谓哲学名之者，选出而叙述之”，选择标准则依据所谓“宇宙论（物理学）、人生论（伦理学）和知识论（方法论）”。后来他将哲学和宗教合并论述，认为不同人会有不同理解，他则把哲学理解为“对人生的有系统的反思的思想”。晚年他专门论述“什么是哲学”以及与哲学相关的问题，明确提出“哲学是人类精神的反思”。冯是一个缩影，体现了中国哲学家们世代的努力和研究的特征。在我看来，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依据西方人的认识谈论哲学，实属正常，谈论时将西方人使用的名称转换为自己的用语，也很自然，最后抛开西方人的看法提出自己对哲学的认识，更是理所应当，因为我们中国人自己固然可以“照着讲”和“接着讲”，但是绝不会跟在别人后面亦步亦趋，一定要进步。问题是，“人类精神的反思”毕竟太过宽泛，有些包罗万象。冯当然知道这一点，所以他又增加自然、社会、个人的人事这三个方面加以限制说明。对比之下，人类精神是宽泛的，而自然和社会是比较具体的，个人的人事则是或可以是再具体不过的了。然而看似具体而明确的说明，其实想一想，依然可以包罗万象。按照《差别》的论述，这种关于中国哲学的说明，就是在形式意义上的，因为它与形而上学没有什么关系。

《差别》有很多有意思的认识。我说“有意思”有两层含义：一是赞许它涉及我国哲学界普遍关心的重大问题，肯定会引起反响，哪怕是遭到反对；二是赞许它的一些观点和我的认识相同，但是论证却完全不同。《差别》的一个基本观点认为，中国没有哲学，因为中国没有形而上学。它有许多论证。最简单地说，它认为，形而上学是自柏拉图以来产生的那样的东西，特别重要的是关于超感觉世界的东西的认识，中国没有这样的东西，即中国没有形而上学。因此，在内容的意义上说，中国没有哲学。

实话实说，我赞同说中国没有形而上学，却不愿意说中国没有哲学。西方哲学引入我国多年，毕竟我们以“中国哲学”谈出了一个领域，它出自中国思想文化，也排除了其中的一些东西，所以具有一定的独特性。当然，关于中国哲学的认识见仁见智，研究结果也不相同。冯友兰不同时期对哲学的看法不同，论史的选材也就不同。非常明显的是，早期的哲学史因为有西方哲学观念的限制，选材有倾向性，他直言许多材料不属于哲学史研究的范围，而到了晚期，由于观念放宽，选材也就不同：比如早期论史不提屈原，不谈孙子兵法和《吕氏春秋》，看不上所谓杂家，而在晚期论史时不仅大篇幅谈论，还称吕不韦和杂家为“二流哲学家”。不管怎样，如今我们毕竟有了一个“中国哲学”（Chinese Philosophy）的学科，它也得到国际学界的承认。一般来说，“中国哲学”没有什么歧义，我们知道它说的是什么，指的是什么，比如先秦名学和辩学，宋明理学，儒家和道家，等等。所以我说中国哲学是加字哲学，是与“中国”二字所表达的东西相关的，与形而上学根本不同。我还说，形而上学是先验的，而加字哲学是经验的。《差别》的观点和我的相似甚至相同，但是由于论证不同，因此依然会有所区别，所以我觉得非常有意思。

《差别》说西方哲学的实质是形而上学，我认为这一认识是有道理的，至少字面上是有道理的，《差别》提供的许多论证也是有道理的。如果说有什么可以进一步论述的，我认为《差别》在论证中可以再多谈一谈亚里士多德和康德。亚里士多德与柏拉图有一个直观而重要的区别：他是逻辑的创始人，也是形而上学奠基人。即使可以像《差别》那样认为形而上学来自柏拉图，我们还是应该看到，柏拉图毕竟没有建立起逻辑，西方称之为“形而上学”的东西及其讨论方式，毕竟还是在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这部名著中确立下来的。到了近代，康德重提形而上学是科学的可能性，一定有对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继承性，但是他刻意谈论“形式”逻辑，并由此谈论“先验”逻辑和先验哲学，则显然地、毫无疑问地是继承了亚里士多德的思想脉络。国内马哲学者对西方哲学的研究多与马恩和辩证法相关，因此传统上谈论黑格尔多些，近年来则谈论海德格尔多些。不是说这样的谈论不可以，但是这样的谈论容易使所谈的问题停留在概念上，比如什么是超感性世界，人们是如何探讨超感性世界的。既然谈论形而上学的实质，多谈一下亚里士多德和康德肯定会更加有益，至少我以为这样能够更加深入形而上学问题的实质，包括其问题和讨论问题的方式。

我的意思是说，柏拉图的一些著作，尤其是他晚期的著作中已经有了形而上学意义上的讨论，也有了向着逻辑的方向发展的考虑和认识，比如他谈论认识和表达认识的方式，谈论真与认识的关系。他使用的一些术语就是亚里士多德后来使用的，他使用的一些例子也被亚里士多德采用。但是，逻辑是亚里士多德创立的，真正关于形而上学的讨论，并且将这样的讨论以“形而上学”命名下来，还是在亚里士多德的同名著作中。比如亚里士多德说，有一门科学，它研究“是本身”；人们的认识有不同层次；我们只有认识一事物是什么，才能够最充分地认识该事物。他还说，矛盾律是我们一切证明的出发点，如果要求对矛盾律提出证明，则会导致无穷倒退，则显示出“欠教育”。这些论述不仅将认识放在凸显的位置，而且将谈论认识的方式说得明明白白。今天，根据亚里士多德的说明，我提出“哲学是关于认识本身的认识”。亚里士多德的说明（“是本身”）依赖于关于希腊语的认识，我采用“认识”这一用语，不仅在精神实质上与亚里士多德的说明保持一致，而且脱离了对希腊语的依赖，使关于哲学的说明变得更明确，也更具普遍性。

可以看出，“关于认识本身的认识”这是关于哲学的说明，而不是关于西方哲学的说明。依据这一说明，《差别》关于中西哲学的根本差别的说明依然有效，而且更加清楚：中国哲学没有，因而根本就不是关于认识本身的认识，西方哲学中也有不少理论学说同样缺少甚至根本就不是关于认识本身的认识。但是，形而上学却完全不同，它是关于认识本身的认识。依据“关于认识本身的认识”这一说明，我们至少避免了依据西方哲学的特征来区别中西哲学。我提出加字哲学，目的是对哲学与加字哲学做出区别，我说哲学就是形而上学，目的是对形而上学与加字哲学做出区别。所以，我说中国没有形而上学，不是从西方的角度说的，而是从我对哲学本身的认识说的。《形而上学》和《纯粹理性批判》公认是比较难的著作，因此研究形而上学是比较难的，基于形而上学来谈论中西哲学的比较则更难。《差别》的工作不易，绝不是我这里随便说说那么简单。

关于中西哲学的差别，《差别》还有许多论证。有一个论证非常有趣。《差别》指出，在与中国哲学相关的讨论中有一个现象，人们讨论传统学术问题，使用“哲学”一词时“踌躇再三”，但是使用“形而上学”一词却“心安理得且无所忌惮”，这说明他们没有认识到要追问“形而上学是什么？”这样的问题。《差别》认为这一问题至关重要，若是不理解形而上学是什么，那么简单地移用“形而上学”来谈论中国哲学则是有问题的，会促成“滥用和望文生义”。

以前我从未注意过这个问题，现在我觉得《差别》说得有道理，甚至很有画面感，栩栩如生。

国人都知道“哲学”是西方引入的东西，由此产生了“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相区别，相对应，因此会谈论中西哲学的差别，既会有人谈论中国哲学的合法性，也会有人指责运用西方哲学的概念败坏了中国哲学。而“形而上（学）”一词来自易经，从事中国哲学研究的人自如使用，甚至从它回归“智慧”。人们似乎认为“形而上学”就是我们自己的东西，谈论它不会有什么问题。这似乎也更符合西方人有什么我们也有什么这一通常认识。《差别》认识到这两个名称的区别，指出人们谈论“中国—哲学”的合法性，不谈“中国—形而上学”的合法性。小连线是《差别》加的，借助这一表达方式，《差别》更是使这里的问题凸显出来。这一认识是有意义的，这个说法也富有启示，我不禁想起和王中江教授的讨论。王教授是中国哲学专家，我参加过他举办的关于中国哲学合法性的讨论会。一次在私下讨论中，最后在他咄咄逼人的追问下我说：中国有哲学，但是没有形而上学。他立即批评我，认为我“说这话比说中国没有哲学还坏”。那时我还没有“加字哲学”的概念，解释中国哲学和形而上学的区别要说许多话。今天就容易多了。我可以非常明确地说：“中国哲学”是加字哲学；不仅中国哲学是加字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伦理学（道德哲学）、科学哲学等等，都是加字哲学。加字哲学是与加字所表达的东西相关的，是经验的，形而上学是关于认识本身的认识，是先验的。形而上学与加字哲学的区别泾渭分明。

中西哲学的差别比较是至关重要的哲学研究，吴晓明的这一研究远远超出了马哲的范围，显示出学术的进步。我不研究中国哲学，只研究逻辑和形而上学，做不了中西哲学比较的工作。我谈形而上学与加字哲学的区别，也仅仅是为了更好地研究形而上学。看到吴晓明关于“形式”和“内容”的区别，我更觉得“加字哲学”的说明是有意义的，区别是有道理的。希望国内学界能够从《差别》获得启示，更多地重视和研究形而上学。期待晓明兄的研究更上一层楼，写出更好的研究成果。

（《论中西哲学之根本差别》，吴晓明著，商务印书馆二0二四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