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元培与商务印书馆

新版《蔡元培全集》是由与蔡元培渊源深厚的商务印书馆精心打造的。该书《总序》提及蔡先生与商务灵魂人物张元济“不仅年谊深厚， 更是志同道合”。一个抱定教育救国，一个坚持开启民智，且都是坐而言起而行，代表清末那一代启蒙思想家的共同性格：为理想而抗争，人格高尚，得到朝野各界的共同尊崇；不以朝廷为唯一依靠，坚信学在民间；目光远大，但脚踏实地，从不哗众取宠。

我注意到，蔡、张二人的合作无间，乃兼及公心与私谊。《总序》提及蔡元培如何全面参与商务的各项活动，以及策划编辑教科书、撰写或编译著作、主持签约《北京大学月刊》《北京大学丛书》《世界丛书》《万有文库》等，至于高平叔初刊《民国档案》一九八五年第一期、后收入《商务印书馆九十五年》 （商务印书馆一九九二年版）的《蔡元培与张元济》，则从日常生活与经济往来入手，勾勒二位先贤的深厚情谊，以及如何在关键时刻相互支持。

而我想谈谈初步翻阅新版《蔡元培全集》之后的若干感想，主要涉及以下三个话题：一、减少公文与增加演讲；二、着重译作与教科书；三、研究高深学问与谋求学术独立。

一、减少公文与增加演讲

十二年前，我在《为何以及如何编“全集”》（《中华读书报》二0一四年六月二十五日）中谈及：

编“全集”的最大困惑是，这到底是“个人著作”呢，还是“专题档案”？很多分歧其实是由此而生。举个近在眼前的例子，中国蔡元培研究会编、浙江教育出版社一九九七至一九九八年刊《蔡元培全集》，总共十八卷，之所以比高平叔编、中华书局一九八四至一九八九年刊《蔡元培全集》的七卷本多出这么多，有钩沉辑佚的功劳，但很大程度在于增加“当时由他主持制定或以其名义发布的重要公文、法规等”。凡从政者，每天都在签文件，这些东西该不该收入全集，是个棘手的难题。

若本人没有多少撰述，纯粹以事功见长，那样的重要人物编全集，确实只能做成“专题档案”，比如新编《李鸿章全集》（安徽教育出版社二00八年版）就是这样，皇皇三十八卷，两千八百万字，属于作者本人的撰述极少。蔡元培不是这样的，他既是重要的政治人物，担任过诸多重要职务，更是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有很多诗文及著作传世。若把所有签过字的公文全都纳入，会大大冲淡全集的个人色彩。我很高兴这回新编《蔡元培全集》做了认真的区分：“编委会经过慎重研究， 决定择要收录公务文献中最能够反映其思想学术的篇目和全部函电， 其他公务类文献均不收录。”

表面上是体例问题，背后则隐含着价值评判：对于历史人物，到底更看重他的政治地位，还是其思想及文章。具体到蔡元培这个人，淡化行政官员的味道，凸显其读书人身份，以及启蒙者本色，我以为是恰当的。

在减少官员的例行批文及公函的同时，新编《蔡元培全集》卷五用了三册的篇幅，构建“演说家蔡元培”的形象，这点让人很开心。三百余篇演说及讲话，还有百余篇答记者问，此乃蔡先生不同于传统文人的另一种著述。这既是近代中国启蒙思潮的表征，也与蔡元培的教育家身份特别吻合。

十五年前，我发表长文《何为“大学”—阅读〈蔡孑民先生言行录〉》（《学术月刊》二0一0年第四期），第四节“作为演说家的蔡元培”，以及第五节“‘演说’是如何成为‘文章’的”，从政治史、教育史、文学史三者的夹缝中，讨论蔡元培的贡献。其中谈及目前见到他最早的演说稿，是一九0一年四月十九日《在杭州方言学社开学日演说词》。也就是在这一年九月，蔡元培被聘为南洋公学经济特科班总教习，开始着意培养学生的演说能力。多年后，当年老学生黄炎培撰文哀悼蔡先生：“师又言：今后学人，领导社会，开发群众，须长于言语。因设小组会习为演说、辩论，而师自导之，并示以日文演说学数种令参阅。又以方言非一般人通晓，令习国语。”（《吾师蔡孑民先生哀悼辞》，参见陈平原、郑勇编：《追忆蔡元培》，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二00九年版，91—92 页）

作为政界要人、学界领袖，蔡元培有义务在各种重要场合发表演说。属于公务性质的，不无应景成分。可蔡元培还有很多专业性很强的演说，一看就不是出自秘书之手。尤其北大校长十年，蔡先生主要采用“演说”，“作文”退居其次，专业著述更是免谈了。北京大学新潮社一九二0年编印的《蔡孑民先生言行录》，主体部分为演说，就是这个缘故。可关于“大学”的论述与演说，是事业，是公务，同时也可能是文章。蔡元培的若干演说，便曾作为语文教材，进入中学生的阅读视野。朱自清撰《〈蔡孑民先生言行录〉指导大概》，特别表彰蔡元培的文言“朴实简明，恰合现在的应用”（《朱自清全集》第二卷，江苏教育出版社一九八八年版，244、260、262 页）。

与今天大部分官员的“职务讲话”不同，蔡元培的演说之所以能入全集，因其基本属于自撰，即便偶有秘书帮助，也都符合其身份与学养。更重要的是，这些演说比专业著述更贴近现实，更有前瞻性，更能体现蔡先生作为启蒙者、思想家、教育家三合一的特色。时过境迁，别的书，除专家外极少有人阅读，唯独以演说为主体、略显芜杂但生气淋漓的《蔡孑民先生言行录》（新潮社一九二0年版）魅力依旧—因其最能体现众人称颂的“古今中外派”之学识渊博与性情温润，还有就是这以演说为根基的“近文的语”或“近语的文”。

二、着重译作与教科书

以今天的眼光来看，蔡元培的著作中，在学术史上占有一席地位的，大概只有《中国伦理学史》和《石头记索隐》。不少编写的通俗读物，当年曾发挥很好的作用，但也仅此而已。蔡元培真正用心用力的，一是翻译著作，最有名的当属德国泡尔生著《伦理学原理》（一九0九），以及同样收入新编《蔡元培全集》卷十二的其他七种译著，即《哲学总论》《哲学要领》《教授法原理》《妖怪学讲义录（总论）》《德意志大学之特色》《撒克逊小学（国民学校）制度》《柏格森玄学导言（节译）》。此外教育方面的如《学堂教科论》（一九0一）、《中学修身教科书》（一九一二）等，也值得表彰。至于新编《蔡元培全集》卷六收录“蔡元培讲义稿”共九种，包括《国文科讲义属草》《伦理学讲义》《伦理概要》《心理学》《比较民族学》《西洋教育史讲义》《华工学校讲义》《美学讲稿》《美学通论》，其中前五种乃家藏讲义手稿，尤为难得。这些讲义稿，让我们对蔡先生的教育观念及实践，有更为深入的了解。

我这里想探讨的是，蔡元培的著述，为何偏重译作与教科书。首先是开启民智的时代风气，其次是私营出版的主要业务，再次是游学欧洲的经济支持。这里的关键在于，蔡元培之所以敢于辞官出游，除了坚定的政治信念、高尚的道德情操，还有就是商务印书馆的鼎力支持。

民国初年，蔡元培旅欧期间，堂堂民国首任教育总长，曾因经费不足，短暂当起讲授国学的家庭教师。当然，这期间最主要的经济来源，除了部分官费，还有就是为商务印书馆编译或撰写书稿。此前读高平叔撰《蔡元培与张元济》，其中勾稽商务印书馆如何为蔡元培提供留学经费，以及蔡元培怎样在欧洲为该馆著文或编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这回翻阅新编《蔡元培全集》卷十的“蔡元培书信集”，其中三封据蔡元培手札录入的信件，让我感慨遥深。

此三信都是写给多年老友、其时任职商务印书馆的蒋维乔的。

一九一三年十二月二十七日蔡元培复蒋维乔函，称：“两月以来，所预定半日学法语、半日编书之计画，竟未实行。对于商务印书馆之契约，至为歉仄。然弟意，对于编书之约，无论部费有无，必须实践。今已于廿四日迁居一法人家，儿辈进学校事，亦已安排妥当，当可实行半日编书之计画。至编辑次第，拟先编《文字源流》《文法要略》《中国文学史》三种，然后及心理、论理等科。”（《蔡元培全集》卷十“蔡元培书信集”，211—212 页）

一九一四年四月二十七日蔡元培又致蒋维乔函：“顷得舍亲绳之内兄函，言从高君耀堂处得一消息，谓先生虑弟奇窘，拟约同人共同设法相助，关爱之切，感何可言。窃意先生当因弟之公费既停，而商务馆中又未便支脩，揣有窘象，特为预筹，非挚爱何以及此。惟弟到法后，接有去年部费，节省用之，目前实尚可支持。去岁西来，已重累故人。一之为甚，决不可再。”（《蔡元培全集》卷十“蔡元培书信集”，225 页）

一九一五年四月二十七日蔡元培再复蒋维乔函：“《文字源流》，当着手编成。然馆中早有印本，此事似不甚急需。弟本欲编《美学丛述》及《欧洲美术小史》二种。《美学丛述》之第一编为‘康德美学述’，《美术小史》之第一编为‘赖斐尔’， 均早已发端，而久未脱稿。今欲编成之，以先售于商务，以后始续编《文字源流》也。”（《蔡元培全集》卷十“蔡元培书信集”，255—256 页）

上面已提及，旅欧期间，为商务印书馆编译图书，是蔡元培主要生活来源。故这段时间与友人通信，多有谈及自家著述计划及工作进展的，此三信略见一斑。这些编译计划，有的完成，有的则落空，这牵涉个人的时间与精力，也与出版社的兴趣有关。蔡元培偶有抱怨商务印书馆“纯粹营业主义，不肯稍提赢余以应用于开辟风气，且为数年以后之销路计，亦可谓短视者矣”，那是因为“政治、经济、历史等书，销路甚滞”，他推荐的书稿被拒，张元济“毫不通融”（参见一九一四年四月二十三日蔡元培致吴稚晖函，《蔡元培全集》卷十“蔡元培书信集”，223 页）。作为商务的当家人，张元济必须努力平衡文化与商业的利益。可以不遗余力地支持蔡元培的工作，但是否接收其他人的著作或刊物，不能不更多考虑图书销路。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出版社首先必须盈利，否则连自家能否生存都成问题。

仔细推敲蔡元培的诸多信件，其实也在根据出版社的趣味调整自己的撰述计划。毕竟，学术性很强的著作，需要相对安稳的生活环境，且不是一时三刻就能完成的。将主要精力放在翻译自己感兴趣的书稿，以及编辑各类教科书，既有个人能力及时间方面的考量，也是顾及出版社的利益与需求。

经济独立是人格独立的前提，几次欧游，商务的支持都至关重要。蔡元培在野或游欧时的选择翻译与编写教科书，以及出任北大校长及中央研究院院长，有机会主持学术时，更多选择与商务印书馆合作，既基于商务的实力，也不无投桃报李的意味。此乃人之常情，完全可以理解。

三、研究高深学问与谋求学术独立

谈论蔡元培与商务印书馆的关系，当然张元济是最重要的。可除了张元济，还有上面提及的蒋维乔，以及著名出版家王云五。以一九二一年出任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所长为起点，商务工作二十五年，王云五以其卓越的组织与经营能力，先后推出影响巨大的“万有文库”“中国文化史丛书”“大学丛书”等，惠及普通民众与高等教育。其中“大学丛书”与蔡元培关系密切，值得略为探究。

“大学丛书”乃蔡元培高度认可的“国化教科书”的一大创举，由王云五认真规划，恭请蔡元培领衔，组成五十五人的审查委员会，商务印书馆具体实施。该丛书一九三三年四月开始正式出版，涵盖人文、社科及自然科学各领域，至一九三七年七月全面抗战爆发，已刊行两百三十四种。此后，商务印书馆辗转香港、长沙、重庆、上海等地，“大学丛书”仍在继续运行。可以这么说，这是新中国成立前，中国教育界与出版界通力合作推出的最高水平的学术丛书，代表了中国人谋求学术独立的勃勃雄心。

谈论这个令人振奋的话题，必须追溯蔡元培发表在《申报》一九三一年四月二十七日上的《国化教科书问题》。该文列举使用外国教科书的三大弊端：“靡费时间与脑力”“与国情不适合”“足为普及教育的障碍”。紧接着，蔡元培称：“‘国化教科书’的责任，当然不是少数人或少数文化机关所能够担负的。凡努力文化事业的，如教育家、著作家和出版家均应分担一些责任。”（高平叔编：《蔡元培全集》第六卷，中华书局一九八八年版，42—43 页）此文副题“在大东书局新厦落成开幕礼演说词”，可惜大东书局实力有限，无力承担此重任。一九一六年创办于上海的大东书局，历经多年努力，在出版中小学教科书方面有一定实力，也刊行过不少具有学术及文献价值的图书，但无法与龙头老大商务印书馆相提并论。因此，“国化教科书”的重任，历史地落在商务印书馆头上。

有商务印书馆强大的组织及运营实力，再加上蔡元培在学术界与教育界的崇高威望，这件至今看来仍让人惊叹的创举才可能成功。读新编《蔡元培全集》卷十的“蔡元培书信集”中收录蔡元培致王云五的十八封信，都是推荐人才与书稿，没有正面讨论“大学丛书”的编辑事宜。可以这么理解，商务印书馆的“大学丛书”，蔡元培确实只是领衔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