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联陞入职哈佛始末

现在谈到杨联陞先生，大都免不了强调其哈佛博士和哈佛教授的身份，“哈佛”二字似乎成为一个缀在他姓名前后不可或缺的修饰语。的确，如果哈佛没有选择杨联陞，哈佛或美国的汉学图景或许是另外一番景象；同样，如果杨联陞没有选择哈佛，他之后的人生际遇和学术生涯也会大有不同。事后来看，无论是对于杨联陞个人，还是对于之后一段时期的汉学研究而言，杨联陞入职哈佛都是一个相当重要的历史时刻。然而，大多数所谓的重大事件，大抵都发生在毫无预料之际。从《杨联陞日记》透露出来的信息来看，杨联陞决定到哈佛任教的整个过程亦是如此，充满了太多的始料未及。

一

一九四一年初，受美国汉学家贾德纳（Charles Sidney Gardner）邀请和资助，杨联陞辗转来到哈佛。起初一年，他一边协助贾德纳整理日文资料，一边在哈佛历史系修读硕士课程。次年夏，在赵元任力荐下，杨联陞获得哈佛燕京奖学金，继续在哈佛远东系和历史系攻读博士学位。一九四六年一月，杨联陞撰写的《〈晋书·食货志〉译注》顺利通过答辩。此时，他离开身处乱局的国内家人已有整整五年之久了，希望回国团聚的心情不想可知。在答辩通过的当天夜间，杨联陞写信告诉家人，预计五月归国。

然而，也是在等待答辩的这段时间，杨联陞因为回国后的去处问题而烦心不已。早在一九四四年五月，当时在哈佛访学的浙大史地系主任张其昀，首先向他发出了前往浙大任教的邀请。或许是考虑到与其过从甚密的妻兄缪钺也任教于浙大中文系，且当时尚未有其他国内高校表达过延聘的意愿，杨联陞当即答应毕业后执教浙大。收到杨联陞履历后，抗战期间一直苦于教员不足的浙大校长竺可桢，明确向张其昀表示，“浙大史地教员，此时吾弟能在美国物色，自是佳事”，杨联陞“来此均无问题”，等于是口头确认了杨联陞的聘约[《竺可桢全集·致张其昀函（一九四四年九月二十二日）》]。

此后不到半年间，身在美国的胡适、抗战大后方的傅斯年，也先后邀请杨联陞前往北大或史语所任职。一九四四年六月，胡适在给杨联陞的信中表示，希望他和周一良毕业后到北大“这个‘贫而乐’的大学去教书”[《论学谈诗二十年—胡适杨联陞往来书札·胡适致杨联陞（一九四四年六月二十一日）》]。十一月，傅斯年给赵元任发电报，拜托他“劝说”周一良，“邀请”杨联陞到史语所任职。面对这两份明显优于浙大的工作机会，杨联陞考虑到“故人谊重，旧约难违”，均予以婉拒，“只可表示感谢及希望将来在一处之意”（《杨联陞日记》一九四四年十一月六日。下引日记处，仅标示日期）。

令杨联陞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一九四六年一月七日晚间，他在赵元任家看到了竺可桢来信，信中只提及聘请赵如兰、卞学、严仁赓、郑儒鍼四人，并未提及自己。从赵家出来后，他越想越不安，连夜给张其昀写信询问。但他不清楚的是，因为张其昀在美国代浙大聘请的教员达二十余人，而当时浙大却“不能容纳如此多人”，文学院各系“人数必须有所限制”，聘请杨联陞一事被搁置下来。不清楚出于何种考虑，张其昀和浙大方面都没有将这一变动告诉杨联陞。

二

对此毫不知情的杨联陞，心烦意乱地等了四个月，没有等到浙大方面的回音，而是再次收到胡适发出的前往北大任教的邀请。抗战期间，较之同属西南联大的清华，北大师资流失较多。因此，北大代理校长傅斯年着手复员工作时，就将充实师资放在重要位置。一九四五年十月，傅斯年提醒身为北大校长的胡适，在延聘文科各系教员方面，“张其昀似早已下手，我们要努力”，北大史学系“非大充实不可”，并说：“元任云有杨联陞，又闻张其昀已拉他。我看北大或史语所皆可拉，乞与元任一商。”[《傅斯年遗札·傅斯年致胡适（一九四五年十月十七日）》]

之后，胡适究竟如何与赵元任或杨联陞商量，已不可知，《杨联陞日记》中也没有任何记载。但是，傅斯年很可能通过赵元任了解到浙大方面发生变故，想趁机将杨联陞拉回北大或史语所。二月十七日，杨联陞在赵元任处看到傅斯年发来的英文电报，拜托赵元任劝他任史语所副研究员或北大教授。此时，杨联陞的内心开始有所动摇，在当天日记中写道：“两处offer 轻重不等，颇为难解。余谓希望能兼任，未即作正式答覆。”（一九四六年二月十七日）

此后近两个月间，浙大方面仍旧毫无讯息，距离预定的回国期限日益逼近，杨联陞的内心也越来越倾向于北大，或是通过书信，或是亲自前往纽约，与胡适商议至北大教书之事。三月中旬，他甚至主动向胡适提供自己日后可在北大开设的课程：“大约中国史，秦汉到宋，断代史都可以来，通史也可以勉强。专史则除了社会经济史之外，美术史、文化史、史学史等也可以凑合。日本史也可以教，但明治以后不灵（得大预备），西洋史很糟，必要时可以教英国史。如果国文系能开一门‘国语文法研究’，颇想试教一下。指导学生的事情当然很高兴作。东西洋学者之汉学研究也可算一门。”[《论学谈诗二十年—胡适杨联陞往来书札·杨联陞致胡适（一九四六年三月十五日）》]

舍彼就此的过程，令杨联陞内心十分煎熬。四月初，他在日记中写道：“（近来）颇觉焦躁，亦精神不佳之象。浙大电报久不到，不知何故。睡前不免多有思虑。”（一九四六年四月一日）四月五日，杨联陞终于做出决定，不再等待浙大回信，改就北大之聘。当天上午，在征求赵元任意见后，他给张其昀、竺可桢发去英文电报，说自己今年因家庭原因无法入职浙大。同日，他也将这一决定写信告诉胡适，并附上正式履历，前往北大任教已无阻碍。十七日，他前往纽约与胡适会面，两人当面确认回北大教书之事，并“谓一言为定”。

至此，杨联陞至北大历史系教书一事，在双方看来已是“定局”；即使他在次日就收到了浙大发来的正式聘函，胡适也未谦让，而是直接告诉杨联陞：“仍可到北大来，不必再改。”他未多作纠结，随即致信张其昀：“表示因家庭困难，暂不能就，以后徐图报答。”（一九四六年四月十八日）如果不出意外的话，他在不久后就可以回到阔别五年多的北京，与胡适、周一良和邓嗣禹等一班师友谈诗论学了。

三

距杨联陞接下北大聘约后仅仅一个多月，哈佛远东系和哈佛燕京学社的负责人叶理绥（Serge Elisseeff）在与杨联陞见面时，“忽问有无意思在此教半年华语”（一九四六年五月二十二日）。当他将这个消息当面告诉胡适后，或许是考虑到北大复员工作尚未完成，杨联陞协助赵元任编纂的《国语字典》尚有一些收尾工作，胡适表示“晚回去一半年无妨”（一九四六年五月二十六日）。就这样，杨联陞推迟了回国时间，与叶理绥沟通下学期在哈佛教书事宜。

八月四日，此前曾在哈佛访学、现任职于联合国语文处的张隆延，忽然来信通知，该处“请作研究，条件颇优”，不仅年薪高达五千九百美元，超出当时美国大学长聘教职的薪资不少，而且可以迎眷来美。九月中旬，经中国驻日本军事代表团政治组组长吴文藻推荐，他又接到了代表团团长朱世明发来的电报，“请作专家，以二等秘书相待，并可酌给旅费”（一九四六年九月十四日）。十天后，吴文藻来信告知具体待遇：“月薪约350，补助费日金1500，供旅费及住宿。”（一九四六年九月二十五日）

就常理而言，这两份意外到来的工作机会与杨联陞的专业背景相差较远，成为其择业选项的机会不高。但是，《杨联陞日记》的相关记载透露出，他此时更倾心于这两份薪水较高的工作。他之所以如此，主要是出于改善家庭经济状况的考虑。赴美前，他已有一子二女，大家庭有十余口人，只有弟弟杨仲耆有固定职业。抗战后期，物价飞涨，杨家处境更为艰难。对此，他曾在写给张其昀的信中说：“家中长幼十余口，一宅而外，别无恒业。齑盐之计，悉以累亲。舍弟作物理教员仅能糊口，近两年来全恃鬻卖便借以维生活。”[《论学谈诗二十年—胡适杨联陞往来书札·附致张其昀（一九四六年一月八日）》]背负如此重的经济压力，杨联陞不得不“为了‘衣食之计’而暂时放弃学问”，而且“积几个钱，以后教书的时候儿一两年内可以有的补贴”[《论学谈诗二十年—胡适杨联陞往来书札·杨联陞致胡适（一九四六年九月六日）》]。

在收到张隆延来信的次日，杨联陞就给胡适发了一通电报，报告联合国提供研究职位，并请求将回国日期推迟至一年。八月初和十月初，杨联陞两次前往纽约，当面与语文处负责人接洽入职事宜。当得知语文处原先的面试无效，仍需通过考试方能入职后，愤怒和失望交加的杨联陞也没有选择哈佛，而是决定接受驻日代表团的工作，并与同为代表团所聘之日本史专家王迅中会面，“决定同请飞机旅费，设法同行”（一九四六年十月四日）。

离开纽约后，杨联陞回到波士顿，暂时居住在贾德纳家，等待驻日代表团回信。期间，费正清通过贾德纳向杨联陞传达“再来相聘之意”，并亲自前往贾府，当面与他“谈其regional 计划，希望能帮忙”（一九四六年十月九日）。当时，他已经向北大请假一年，而语文处工作暂无可能，驻日代表团一事尚未完全底定，于是就答应临时帮忙，暂时在哈佛安顿下来。

在哈佛教书还不满一个月，语文处的工作突然出现转机，不再要求杨联陞参加考试。十一月九日，他正式收到联合国请其前往纽约报到的电报。与洪业、贾德纳夫人商议后，他决定前往语文处就职，并于十四日起正式在联合国上班。

四

令杨联陞没有想到的是，就在他前往联合国报到之际，哈佛方面也在调整聘请他的待遇，考虑给他为期五年的助理教授职位。十一月十二日，他向哈佛远东系诸人辞行，叶理绥表示，因为哈佛一体加薪，杨联陞的年薪可能会提高至三千五百美元，想以此挽留。十五日，赖肖尔（Edwin Oldfather Reischauer）、柯立夫（Francis Cleaves）告诉杨联陞，他们已经向哈佛校方提议，聘请其为助理教授，聘期五年，同时会设法筹集款项，资助他明年夏季回国迎眷来美。之后，赖肖尔又陪杨联陞见叶理绥，继续磋商此事；对于其想要开展的合著中国经济史、编纂经济史大辞典的计划，赖肖尔答应日后会协助他申请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资助。

对于杨联陞这样一位毕业不久的外国青年博士而言，哈佛这次给出的条件可谓是诚意十足，不仅薪资有所增加，而且五年助理教授聘期结束后，有机会获得哈佛终身教职。但是，杨联陞先前仅向北大请假一年，一天前才在语文处办理完毕入职手续。因此，面对哈佛延揽，他既没有明确拒绝，也没有痛快答应，仅向赖肖尔、叶理绥等人解释其难处：“昨已签字，不便反悔，二者原定明年回国，无以对胡先生”，然后表示“今年须去UN，明年再作决定如何？”（一九四六年十一月十五日）

对此，哈佛远东系诸位师友并未松懈，而是持续劝说杨联陞结束联合国工作后，返回哈佛任教。一九四六年圣诞假期，他返回剑桥镇，与贾德纳一家过节。十二月二十七日，赖肖尔、柯立夫二人“又劝明夏归哈佛”，表示哈燕社可以“资助眷属来美旅费”（一九四六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不久后，叶理绥、赖肖尔、柯立夫等人趁杨联陞回哈佛协助贾德纳整理日文研究资料之际，“又问明年是否能归来，希望教史学目录及高级华语”（一九四七年一月十日）。至二月上旬，或许是看到杨联陞仍犹豫未定，而哈佛董事会将于三月间讨论聘任事宜，柯立夫又给他写信，询问其对于哈佛聘请的态度。大约在这个时候，杨联陞已经决定，结束联合国工作后不回北大报到，而是入职哈佛远东系。他告诉柯立夫，自己“三月底向叶理绥正式作答”，也在家信中向妻子透露，“大半将答应哈佛”（一九四七年二月二十、二十三日）。

促成杨联陞下此决心的原因，既与他一直以来的学术抱负有关，也受到国内局势恶化的影响，更有来自胡适的理解和支持。

尽管联合国的薪水很高，但杨联陞从一开始就不认为此处是久留之地，只是为了改善家庭经济状况的无奈之举，终究还是要回归学界。早在与语文处接触之初，他就对全汉昇、梁方仲说：“（入职联合国）亦非得已，目下只作一年之计，明年大局稍佳，即当言归。献身学术之愿，终当成就。”（一九四六年八月二十三日）对于当时的杨联陞而言，继续研究中国经济史，与全汉昇、梁方仲等人合作编写中国经济史和经济史辞典，始终萦绕心头。他在第一次看到语文处工作环境后，即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告张（隆延）最多待一年，或者再短。……自计：希望只作到明年六月（十个月），即可回国，赶上北大秋季始业。希望得暇读近代经济史，整理中国经济史及文法大全稿。”（一九四六年八月二十五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