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里：郑和的1433

一

海风裹挟着古里港特有的气息扑面而来——那是马拉巴尔海岸特有的胡椒辛辣，混合着阿拉伯乳香燃烧后的淡香，还有肉豆蔻与肉桂在阳光炙烤下散发的浓烈味道。空气中飘荡着好几种语言的声音：波斯商人用带着喉音的腔调讨价还价，古吉拉特船主高声指挥着码头的苦力，而远处清真寺悠长的唤礼声正划破午后的闷热，与印度教神庙的铜铃声交织成这片“西洋诸番之会”独特的交响。

1433年，大明宣德八年，农历四月初的一天，62岁的郑和强撑着病体，站在宝船的甲板上，望着这座他六次造访的港口——只有第四次没有到。扎莫林王朝宫殿金顶在夕阳下闪烁，而他的船队正缓缓收起帆索。据祝允明撰写的《前闻记》记载，这支庞大的舰队将在四月初九启程返航，但历史在此留下了一个谜团——究竟是船队带着统帅的遗体归国，还是郑和在启航前的最后时刻病逝于这片异域？史料中的矛盾记载让后世学者争论不休：有说他魂归古里后被海葬于印度洋，也有记载称其灵柩被运回南京牛首山安葬。但长达三个月的航行，又是炎热的天气，航船带着郑和的遗体，应该不太现实。有郑和的后裔讲述，祖辈相传他死后只带回了发辫和靴子等遗物。

古里港的灯火次第亮起，郑和的视线越过桅杆林立的港湾，投向更远的西方。28年间，他的船队从这片海岸出发，最远抵达过东非洲的木骨都束（今索马里摩加迪沙），但古里始终是航程中不可替代的坐标。与波斯的忽鲁谟斯（今伊朗霍尔木兹）——那个通往麦加的神圣门户不同，古里代表着另一种真实的力量：这里是印度洋贸易的十字路口，是中国丝绸与印度胡椒交换的汇集地，是铜钱与金币叮当作响的世俗天堂。如果说忽鲁谟斯象征着精神朝圣的终点，那么古里则是物质文明交汇的见证——郑和在此立下的“民物咸若，熙皞同风”石碑，可谓明朝“厚往薄来”朝贡体系最生动的注脚。

港口突然传来一阵骚动，几名水手正从市集拖回一筐筐新采购的胡椒。这种被称为“黑色黄金”的香料，曾让欧洲冒险家们疯狂，而此刻却只是郑和船队账簿上寻常的贸易品之一。老人的嘴角浮现一丝苦笑，他想起了朝廷里那些指责下西洋“劳民伤财”的声音。确实，与葡萄牙人即将在古里建立的殖民据点不同，明朝的宝船从未在此留下一兵一卒。当半个世纪后达·伽马率领武装商船队抵达此刻的古里，后来被葡萄牙人称为卡利卡特的地方，用炮火强迫扎莫林国王签订不平等条约时，郑和当年树立的石碑或许早已被遗忘——两种截然不同的海洋文明相遇方式，将在历史长河中激起怎样的回响？

夜幕降临，海风渐凉。郑和感到一阵熟悉的眩晕袭来，他扶住船舷，听见浪花拍打船体的声音如同遥远的滇池水波——那个他十岁离开后再未回去的云南故乡。古里的星空与昆阳如此相似，却又并不一样，这里的北极星位置更低。此时，这位老人或许突然意识到，自己生命的故事将在这片异域的星空下终结，如同他七次远航几乎都以这里为转折点。当最后一批货物装载完毕，宝船将带着他的传奇驶向故国的方向，而这座港口会继续它的喧嚣，直到新的航海时代将它卷入更汹涌的浪潮。

二

马拉巴尔海岸的季风，是印度洋贸易的脉搏。早在南宋周去非的《岭外代答》中就已记载：“大食诸国，岁航南海，以五月望后乘南风来，十月望后乘北风去。”古里，这座位于印度西南的港口，正是季风贸易的天然枢纽。

在这里，犹太商人的账本里夹着中国铜钱。20世纪科泽科德（古里今名）的考古发掘中，曾出土永乐通宝，印证了郑和船队带来的货币流通。这些铜钱不仅是交易媒介，更是一种信用符号——它们比本地货币更受青睐，甚至被穿成串，悬挂在商铺门口，作为财富和信誉的象征。

宗教的边界在古里有些模糊。印度教神庙的金顶与清真寺的尖塔共同刺向热带天空，波斯拜火教的圣火在隐秘的角落静静燃烧。15世纪的古里，扎莫林国王的宫廷里，穆斯林商人可以自由经商，印度教的婆罗门为远航的船只祈福，而中国的航海者向妈祖和真主同时祷告。这种多元共生的景象，在后来欧洲殖民者的炮火中，将不复存在。

1407年，郑和第一次抵达古里时立下石碑：“其国去中国十万余里，民物咸若，熙皞同风。”我专门看了地图，古里到郑和下西洋出发的太仓，航程约有5000多海里，折算1万公里左右。但说当时的古里“民物咸若，熙皞同风”，并非虚言。《明实录》记载，永乐帝曾赐予古里国王“彩币五十匹、织金文绮三十六匹、瓷器百事”，而古里回赠的是“珍珠、珊瑚、胡椒、香料无算”，可见当时的古里相当富庶。

贸易清单上，最引人注目的是丝绸与胡椒的比价。明代马欢所著的《瀛涯胜览》载：“上好色缎一匹，易胡椒九石。”一匹江南丝绸，在古里可换得近千斤胡椒，而运回中国后，其价值又翻数倍。但郑和的船队并非只为牟利——他们带来的是“天朝礼制”，而非像欧洲航海者的殖民掠夺。

古里还是郑和船队的关键导航点。正如《瀛涯胜览》中所记：“此处可观南斗，以定更数。”在这里，航海官会校准星盘，测量北极星高度，修正航线。古里的经纬度，是船队西行的重要参考，近600年前的1433年，郑和的生命在古里终结。按照伊斯兰教仪轨，遗体应当土葬，朝向麦加。但明代水师条例规定，远航病逝者可海葬。最终，船队选择了折中之法，在符合宗教习俗和不影响航行的前提下，以白布裹身，诵经后沉入印度洋。

如果当时确实是这么操作的，翻卷的海浪，很快就将布片吞没了，仿佛历史本身也在这一刻收束——就在同一年，欧洲的《阿尔马格罗条约》正将新世界划分为西班牙与葡萄牙的势力范围。一边，是和平使者的消逝，另一边，是殖民时代的开端。

古里，这座曾经自由繁荣的港口，将在50多年后迎来达·伽马的炮舰。而郑和“刻石于兹，永昭万世”的石碑，或许早已被埋入历史的尘埃，下落不明——“熙皞同风”的理想，终究敌不过贪婪的刀剑。

三

1433年的晨光透过船舱的木窗，在郑和苍白的脸上投下斑驳的光影。恍惚间，他看见的不是古里港波光粼粼的海面，而是万里外昆明滇池的粼粼波光——那个50多年前，十岁的马和（郑和本名）与父亲马哈只一起眺望过的故乡水域。老人的手指无意识地摩挲着枕边那个泛着青铜光泽的罗盘，那是父亲朝觐麦加带回的圣物，指针永远固执地指向西方，就像他一生无法割舍的航海宿命。

罗盘边缘用阿拉伯文镌刻的《古兰经》经文已经模糊，但“以星宿和海洋之名”几个字仍依稀可辨。郑和的嘴角浮现一丝苦笑，他想起了父亲讲述的麦加见闻，那些关于克尔白黑石、关于驼队穿越沙漠的故事，如何在一个云南少年的心中埋下了探索远方的种子。而今，他走过的海路远比父亲的陆路更为遥远，但最终，他们都成了永远回不了家的旅人。

今天，在昆明晋宁区月山的郑和公园内，郑和为父亲所立的“马哈只碑”依然安好，碑文中“至圣”的称谓暗示着这个家族不凡的宗教血脉。郑和的祖父和父亲都是完成了麦加朝觐者“哈只”，这个头衔在云南穆斯林社区具有崇高地位。1381年明军平定云南时，11岁的马和，在他父亲39岁去世的前一年，被作为战俘押往南京，这段经历在《李朝实录》中能找到记载。明朝宫廷选拔宦官时，特别青睐“姿貌丰伟，言动恭谨”的幼童，而马和的阿拉伯血统带来的深邃轮廓与异域气质，或许正是燕王朱棣看中他的原因。

阉割刀落下的那一刻，马和失去的不仅是身体的一部分，更是作为“哈只”后裔的身份。但命运给了他另一种补偿：在燕王府，这个聪慧的少年不仅博览了儒家经典，还接触到王府收藏的阿拉伯航海图与波斯星盘。当同龄人在云南的山间放羊砍柴时，马和已经在研读《西洋番国志》的手抄本——这些知识将在二十年后改变世界航海史的进程。

《武备志》中的"郑和航海图"显示，古里航线经历了惊人的演变。1405年郑和第一次下西洋时，船队沿着传统阿拉伯商路谨慎前行。而到26年后的1431年第七次航行时，航线已经像蛛网般覆盖整个印度洋，最远抵达了非洲东海岸的慢八撒（今肯尼亚蒙巴萨）。这种飞跃不仅依靠指南针，更得益于郑和团队发明的“过洋牵星术”——通过测量北极星高度来确定纬度，这项技术比欧洲同类发明早了一个世纪。

在古里清真寺的捐赠碑上，郑和用阿拉伯文刻下“求主慈悯航海者”的祷词。而在锡兰（今斯里兰卡）的佛寺布施碑上，他又以汉文、泰米尔文和波斯文三种文字颂扬佛法。这种多元文化包容性，与后来欧洲殖民者的宗教排他形成了鲜明对比。当达·伽马在1498年抵达古里时，他的第一件事是竖立象征占领的“padrão（意为旗帜、榜样）”石柱，而郑和留下的，永远是记录和表达和平交往的石碑。

重新躺到病榻上的郑和，突然剧烈地咳嗽起来，身边的内官慌忙递上药碗。他摆摆手，目光再次落向那个古老的罗盘。62年的生命里，他从云南山间的穆斯林少年，变成纵横四海的无敌舰队统帅，从战俘营里的阉童，变成载入世界史册的伟大航海家。而现在，当印度洋的季风再次吹起，他知道，这一次自己的灵魂将随着父亲罗盘的指引，去往比麦加更远的彼岸。

四

1498年5月，当达·伽马的舰队驶入古里港时，扎莫林国王派官员登上葡萄牙船只，询问这些陌生人的来意。一名葡萄牙水手回答：“我们来寻找基督徒和香料。”这句话成为欧洲大航海时代最赤裸的宣言——宗教征服与商业掠夺的双重目标。

达·伽马的舰队规模远逊于郑和船队，仅有四艘船，170余人，然而，却装备着足以震慑印度洋的火炮。与郑和船队满载丝绸、瓷器不同，葡萄牙人的船舱里塞满铅弹、火药和《托尔德西里亚斯条约》的副本——这份由教皇仲裁的协议，将世界划分为西班牙与葡萄牙的殖民势力范围。

郑和的朝贡贸易与葡萄牙的殖民掠夺，代表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海洋秩序。

一种是朝贡体系，以政治威望为核心，通过赏赐换取名义上的臣服，贸易利润并非首要目标。如《瀛涯胜览》记载，明朝船队“不取民间一物”，甚至高价收购当地商品，以显“天朝恩惠”。

一种是殖民贸易，以武力垄断为基础。葡萄牙人占领霍尔木兹、马六甲之后，对所有非葡商船征收高额关税，违者予以击沉。1502年的“米里号大屠杀”中，达·伽马烧毁了一艘载有300名麦加朝圣者的商船，仅因船主是穆斯林。

马来西亚的史书《马来纪年》对此有尖锐的对比：“中国船队来时，市集繁荣，国王受礼；红毛人（葡萄牙）至，则港口焚毁，商人逃亡。”

1510年，葡萄牙攻占印度西海岸的果阿，并在古里建立永久要塞。曾经自由开放的印度洋贸易网被炮舰割裂，阿拉伯商人遭驱逐，威尼斯香料市场崩溃——这一切，距离郑和最后一次离开古里，仅有77年。直到1974年，果阿才重新归还给印度，只比澳门回归中国早了25年。

而在遥远的南欧里斯本，葡萄牙国王曼努埃尔一世自封“埃塞俄比亚、阿拉伯、波斯与印度的征服者”，将古里胡椒的暴利铸成金币，刻上地球仪图案——这个世界，已不再是郑和认识的模样。

五

2017年有国际媒体报道，印度喀拉拉邦科泽科德（古里今名）的一座古老清真寺因修缮问题引发争议。当地穆斯林社群坚称，这座清真寺与郑和船队有关，可能是随行穆斯林船员所建，要求保留其原始结构，而部分地方政府官员则主张翻新，以适应现代需求。这场争论，最终以折中方案告终——清真寺的外墙被保留，内部则进行了加固。这座建筑的命运，恰如郑和遗产在当代的缩影：既被铭记，又被重构。

而在喀拉拉邦的重要港口科钦，黄昏的海岸线上，仍矗立着一排排高耸的“中国渔网”（Chinese Fishing Nets，当地称Cheena Vala）。这些渔网由高耸的木架、平衡石和绳索组成，需四到六人协力操作，利用杠杆原理将渔网沉入水中再拉起。尽管现代渔业早已机械化，但当地渔民仍在使用这种几百年前传入的古老工具——不仅是为了捕鱼，更是为了向游客展示一段被凝固的时光。

当达·伽马的炮舰取代郑和的宝船，古里从自由港沦为殖民据点，世界史的航道被暴力改写。今天，在科泽科德的海岸和其他许多港口，人们应仍能感受两种航海文明的余波。

法国历史学家费尔南·布罗代尔曾说，历史的可能性有如浪涛，每一朵浪花似乎都有自己的意志，然而最终决定浪涛走向的，是深藏于海底的力量。郑和的航海事业，恰如一朵未及绽放的浪花——它本可让中国与非洲深化交流合作，甚至与世界携手一起迈向大同，却因明朝的海禁政策与传统观念的束缚等原因，而戛然止步。

今天，极大可能是郑和船队带去的“中国渔网”，在印度西海岸夕阳下的剪影，成了历史的沉默见证者——它提醒我们，大航海时代，或许原本可以有另外一种可能。

但历史没有“原本”，正如钱文忠先生在《百家讲坛》中所说：“历史拒绝假设，它只承认已经发生的事实。”历史，只定格了郑和的1433，古里港口，印度洋的涛声里，一段被湮没的航海传奇。

（责任编辑：马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