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的城

一

他说：“那是一个故事！”

说这话的人叫袁东山，重庆市文化遗产研究院副院长，算起来应该是我的学长，只是我学的中文，他学的历史。而他所毕业的西南师大历史系，是国内研究钓鱼城历史持续时间最长也是成果最为丰富的院系。但他似乎与他的老师或学友们不同，他喜欢用物证支撑考古学说。

2019年5月11日上午，他在钓鱼城范家堰南宋衙署遗址考古发掘现场，为参加“钓鱼城中国名家笔会暨长诗《钓鱼城》研讨会”嘉宾讲解的一个多小时里，多次提到“历史需要物证支撑”，遗址考古必须要有一条比较完整的系列证据链。而他和他的团队，耗时15年都还在做的一件事，就是为了证实“那个故事”的真实存在。

他说的“那个故事”，就是我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钓鱼城。这座位于重庆市合川区东十里的山城，是我国现存最完整的古战场遗迹。公元1259年，蒙古帝国第四任大汗蒙哥兵临钓鱼城下，在守城将士顽强抗击下，蒙古大军不能越雷池半步。蒙哥亦在此役中身亡，迫使蒙古帝国从欧亚战场全面撤军，钓鱼城之战也因此间接影响和改变世界历史走向，被欧洲人誉为“东方麦加城”和“上帝折鞭处”。而同行的诗人、评论家、西南大学教授邱正伦评价得更为诗意：“我认为钓鱼城是加盖在世界史扉页上的一枚图章，仅仅是一阵钓鱼的工夫，这座城市就改变了整个世界史。”

而我要说的熟悉，一个是我就在钓鱼城下出生、长大，当年宋蒙两军交战的“三槽山黑石峡”就在我家门口的龙洞沱沥鼻峡。对我来说，钓鱼城是学生时代春游目的地、回乡探亲必经的指路牌，从小在钓鱼城掌故类的民间口头文学熏陶下，我熟悉它古老而又年轻的模样，熟悉它的每一道城门每一个景点每一段历史。今年“五四”青年节，我带老父亲登钓鱼城，一路口若悬河讲述钓鱼城的历史和故事，深深吸引了一位从成都带着家人来旅游的小伙子，他们一家三口一路跟着听，最后连午饭也跟着一块吃，就为了听我讲故事。

另一个是来源于书本。十多年前，记不得是第几次登钓鱼城了，看着墙壁上那些南宋武器的介绍，尤其是早期火器和抛石机的介绍，想到不可一世的蒙哥被金庸写成在襄阳之战中打死的“美丽谬误”，我突然萌发了一个写作钓鱼城故事的冲动，故事的主角就叫宋万，这个名字源于小时候春游钓鱼城导游讲的一个故事，说是一个叫宋万的神射手，一箭射伤了蒙哥，箭尖有毒，蒙哥不治身亡，钓鱼城之围因此得解。

这个激动人心的英雄故事，指引我开始有意识地走进钓鱼城。在长达十余年的时间里，有关钓鱼城、有关两宋、有关蒙古汗国和元朝的书籍与资料，我收集了几百万字之多，书柜里的书码了一层又一层，电脑里的文件夹建了一个又一个，但我没找到一个叫“宋万”的人，哪怕是只言片语提到这个人的也没有。相反，从有记载的史籍资料中统计出来的，有关蒙哥怎么死于开庆元年（1259）“钓鱼城之战”的说法，竟然有12种之多，其具体死地的记载也有6种。

从1243年四川安抚制置使兼重庆知府余玠，采纳播州（今贵州遵义）隐土冉琎、冉璞兄弟“蜀口形胜之地，莫若钓鱼山，请徙诸此。若任得其人，积粟以守之，贤于十万师远矣”的建议修筑钓鱼城，到1279年最后一任守将王立开城投降，历时36年之久，历经大小战事200余场，至少两代人的青春曾在这座2.5平方公里的山上吐芳华，一个“宋万”又岂能代表这个英雄的群体？除非写成时下流行的穿越小说，主角才会在残酷的战争里一直活着。

所以，钓鱼城还真是袁东山说的“那是一个故事”。

二

然而，文学创作毕竟不同于历史考古。我也庆幸，在我去年9月底写完生平第一部长诗、1300行的《钓鱼城》前，不曾认识这位学长，不然真得如吉狄马加所说，如果他早一点来钓鱼城实地看了，可能会在给我长诗《钓鱼城》单行本所作的序言中，又会有些不同看法。而我之所以放弃小说，改用长诗来讲述“钓鱼城之战”这段历史，一个根本转变是，在这十余年的准备与思考中，我想明白了我的写作不是去重构历史，也不是去解读历史。我要做的，就是跟随历史的当事人，见证正在发生的历史。

说通俗一点，就是以诗歌的名义，去分担历史紧要关头，那些人的挣扎、痛苦、纠结、恐惧、无助、不安、坦然和勇敢。试图用语言贴近他们的心跳、呼吸和喜怒哀乐！感受到他们的真实存在，与他们同行，甚至同吃同睡。这样可以最大限度还原他们的生活日常，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理解他们所有的决策和决定。

不管是作为故事的城，还是袁东山用实物考证的城，熟悉的钓鱼城一直都在。但那些在历史中隐身的人，我却猜不透。我知道他们的名字，知道他们的轶闻趣事，但攻城——守城——开城，这么一个并不复杂的环节，却让余玠、蒙哥、王坚、汪德臣、张珏、王立、熊耳夫人、李德辉……他们整整博弈了36年。至少两代人的青春都曾在这座山上吐出芳华，至少两代人的生死都曾在城墙上烙下血痕。天下很大，唯钓鱼城这个弹丸之地让人欲罢不能。

只有书写能最大限度满足好奇心。战争旷日持久，累及苍生；我的写作旷日持久，胡须飘飞。不断重头再来的沮丧，在我和他们身上拧出水来。直到清晨的淋浴喷头，将夜晚的疲惫洗去；直到一个人的模样突然眉目清晰，将所有的喧哗收纳，将所有的名字抹去。我忽然意识到，钓鱼城再大也是历史的一部分，那城人再多也只有一个人居住，他们再忙也只不过干了一件用石头钓鱼的事。

围绕一块石头钓鱼！这是时代赋予他们的使命，也是他们各自在凋谢世道上的不堪命运。每个人都在钓鱼，每个人都在被钓鱼，成为垂钓者，成为鱼，世道的起落容不得他们转身。那些高与下、贫与富、贵与贱的身份，在石头冷漠的表情里没有区别，也没有去路与退路。他们可能是垂钓者，也可能是被钓的鱼，身份的互换来得突然，可能白天是钓鱼人，晚上就成为被钓的鱼。石头与鱼的较量，人与石头的较量，鱼与人的较量，在合州东十里的钓鱼山编织成一条牢不可破的食物链。

所有的纠结挣扎，所有的呼啸沧桑，全都在这里，把这个弹丸之地的时间塞得满满当当。满满当当的36年，对他们来说实在太短，短暂得只够他们做一件事，一件钓鱼的事。对后世的我们来说，36年是个遥远的数字、漫长的数字，以至于我们要用760年（还会更长）的时间来咀嚼、来回味。

三

范家堰南宋衙署遗址成功入选“2018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被评价“是目前国内罕见的经过大规模考古发掘、保存极其完整的宋代衙署遗址”。为了这一天，袁东山和他的团队，已整整在钓鱼山上折腾了15年。从2004年作为重庆市文物考古所副所长，带队对钓鱼城遗址进行大规模考古勘探，探寻钓鱼城作为山城防御体系的军事中心，其政治军事中心究竟在哪等未解之谜，到2005年4月的一天，合川相关部门在钓鱼城范家堰地区北部的奇胜门一带开展公路滑坡治理时，一名工人发现了抗滑柱基坑下的“玄机”，从而揭开了史书上反复记载的一段历史之谜。那就是蒙军先锋总帅汪德臣为何选择在钓鱼城八门中最为偏僻的西北外城墙奇胜门附近挖地道，试图奇袭钓鱼城。原来是冲着奇胜门后范家堰所在的“政治军事中心”衙署所在地而来。“以往对钓鱼城的关注主要集中在山顶环城内，忽略了范家堰地区，地道的发现让范家堰进入了考古视野。”袁东山说。

连续十余年的考古工作是极为枯燥的，发掘范家堰衙署遗址的过程也无疑是十分辛苦的。现在，那些曾经的辛苦都很值得。袁东山为我们总结了“范家堰遗址”考古发现的三大价值：一是营造的价值，就是宋代官方如何营造房屋，对于研究余玠打造的山城防御体系构造有了实物支撑；二是核心价值，也就是说当时钓鱼城的核心就在范家堰；三是精神价值，钓鱼城是英雄之城，代表一种“千秋尚凛然”（陈毅诗句）的精神，而精神需要凝聚在一个附着物上，衙署所在地无疑就是当时的精神高地。

说到精神，也就说到了人。那是怎样的一群人呢？他们用36年的时间，围绕一块石头钓鱼或者被钓鱼，丝毫不顾及历史在他们的挣扎纠结中改朝换代，也不顾及客观条件的一变再变，明知不可为而偏要为之，偏要单纯地用力。无论是“上帝之鞭”蒙哥，还是“四川虓将”张珏，他们无不与石头拧巴，与自己拧巴。

蒙哥围攻钓鱼城受挫，本可以采纳属下建议，用一部分兵力围城，主力继续顺嘉陵江、长江而下江汉与忽必烈汇合，但他过于自信。强大的自信源于他那些辉煌既往，“长子西征”时在里海附近活捉钦察首领八赤蛮，进攻斡罗斯等地；血雨腥风中争得帝位，即位后励精图治，命弟忽必烈南下征服大理等国，命弟旭烈兀率大军西征，先后灭亡中亚西亚多个王朝，兵锋抵达今天地中海东岸的巴勒斯坦地区，即将与埃及的马木留克王朝交战。1258年，蒙哥发起全面攻打南宋战争，与忽必烈和大将兀良合台分三路攻宋。蒙哥亲率的中路军入川后一路所向披靡，攻克川北大部分地区。这些辉煌战果让他自信天下还没有蒙古铁蹄征服不了的城池。但现实的残酷和无奈却是，一个皇帝御驾亲征竟然奈何不了一块石头，大军受阻于一个弹丸之地，分明让他感到脸上无光，分明让他觉得劝说的人都在嘲笑他的无能。自己下不了台，他的命运只好下台。

18岁从军钓鱼城的陕西凤州人张珏，历经战火洗礼从一个小兵成长为一代名将，人称“四川虓将”。张珏坐镇钓鱼城几十年的时间里，不仅有一砲击伤蒙哥的英雄壮举，还多次粉碎蒙军的大举进犯，收复附近多个山城，四川形势一度好转，保卫了南宋王朝的半壁江山。如此一个魁雄有谋善用兵的虎将，在任四川制置使兼重庆知府时，元兵围攻重庆，拒绝投降，部将打开城门他巷战力尽，回家欲取鸩酒自杀，左右匿之不与。趁天黑以小舟东走涪陵，船开不久，张珏为自己不能死于重庆而后悔，用手中长刀猛砍舱底想举家自沉，被船工和亲随夺去扔入江中。张珏又想跳江自杀，被挽持不得死。第二天天亮时，被元水军万户帖木儿擒获。张珏先被关后被押往大都，死于安西赵老庵。文天祥得知张珏之死甚感叹，作《张制置珏第五十一》诗云：“气敌万人将，独在天一隅。向使国不亡，功业竟何如？”然而，张珏之死的疑点实在太多，史书记载也不尽相同。我想，这是因为他的挣扎和纠结，在谁都不会好好说话的混乱年代里，没人知道，也不会留下蛛丝马迹。

历史已成过去，我们只能无限地去还原它，而不能武断地认为我们掌握的就是历史。用今天流行的一句话说：有图未必有真相。这一点，也正符合袁东山的考古物证论。但我还是宁愿单纯相信，性格决定命运，每个人都会有扭捏和拧巴的一面，人最难迈过的是自己那道坎。只是这不是一群普通的人，他们站在历史的紧要关头，每一句话每一个动作都会影响别人的命运、历史的命运。而他们自己，在起落的世道上，都曾有过大好前程，最后都被不堪命运葬送。

四

范家堰南宋衙署遗址背倚钓鱼山，面朝嘉陵江，南依薄刀岭，地势西北低东南高，具有鲜明的山地城池特色。有意思的是，就在几天前的“五四”青年节登钓鱼山，我站在薄刀岭的襟带阁上拍视频，从上往下看，对着青松翠绿的马鞍山下那大块裸露的泥土说：“大天池已经干了……”而当我几天后走进范家堰衙署遗址考古发掘现场，抬头一下就看到薄刀岭上那个露出檐角的凉亭，才发现自己原来是如此的浅薄，居然连方位都没弄清楚，竟然敢在长诗《钓鱼城》和后记里大写特写。后来回到房间，我赶紧找出书来，翻看有关章节，还好，给人看的没露出马脚。

还好，我说了“时间是个好东西”。时间能淹没一切，也能呈现一切。离开范家堰遗址前，我问袁东山，发掘前这里是什么样子的呢？他说，跟周围的山坡一样，树林苍翠，杂草丛生，覆盖在遗址上的泥土有4米多厚。难怪我多次登临钓鱼城，从未发现这个地方。

随着时间的推移，南宋一字城墙、水军码头、范家堰南宋衙署等钓鱼城古战场遗址的考古发掘不断带来惊喜，深埋地下的历史随着记载时间的文物出土，不断修正着人们对历史的认知。从某种意义上说，出土文物比纸上的文字史料更靠得住，因为史料大多是后人书写，而后人在重述历史时，往往掺杂了太多的私货，真实的历史早已面目全非。

“如果范家堰遗址没有出现，钓鱼城遗址将失色不少。”袁东山说，作为目前国内罕见的经过大规模考古发掘、保存极其完整的宋代衙署遗址，范家堰遗址无论是堪舆位置的选择，建筑布局规划，还是出土遗迹、遗物的精美程度，都体现出极高的规格，为我国宋代城址与衙署建筑发展、古建筑研究、古代火器及宋蒙（元）战争研究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具体来看，范家堰衙署遗址解答了“钓鱼城36年之战，衙署和军事指挥中心在哪里”的历史难题，让国内外专家认可钓鱼城六位一体的城池防御体系，终归要靠考古发掘的成果来实现，这些成果为钓鱼城遗址申遗的真实性和完整性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