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星璀璨的西南联大

由清华、北大、南开三校南迁而成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只存活了八年，却是现代中国最接近于世界一流水平的大学。其教员是“教授中的教授”，学生是“精英中的精英”。其学术之自由，思想之包容，令后来者感到高山仰止。正如联大校长梅贻琦所说：“所谓大学，非有‘大楼’之谓也，乃有‘大师’之谓也。”

西南联大拥有如此崇高声望，很大程度上，因其拥有一大批“大师”。他们对内治校，对外议政，是西南联大的灵魂。这是怎样的盛况呢？美国学者易社强（John Israel）教授在其被赞为“迄今最佳联大校史”的《战争与革命中的西南联大》这样畅想：

想象一下这道风景吧。在我们眼前，这边有一位四十岁的男子，戴着礼帽，西装笔挺，他就是著名的散文家朱自清。长髯飘逸，一袭长袍，四十三岁的冯友兰在湖畔缓缓走来。哲学系同事汤用彤比冯友兰年长四岁，他身材矮小，拄着拐杖，步伐却很矫捷。戴眼镜的谦谦君子是大名鼎鼎的历史学家陈寅恪。他懂十三种欧亚语言，正在柳树下徜徉。你一定还注意到一对年轻的夫妇——他是一位诗人，风度翩翩；她身材修长，仪态娴雅，饶具古典之美。他们就是语言学家陈梦家及其妻子赵萝蕤。夕阳西下，他们并肩徘徊，直叫人感叹“只羡鸳鸯不羡仙”。

那边，有位先生身穿长袍，一手托着一个石榴，他就是钱穆。一位长者迎上前去，施礼过后，向他请益学问。钱穆解释道：“中国学问，不是只凭一点浅近的逻辑所能理解。譬如说《论语》讲‘仁’，你把所有讲‘仁’的话，归纳排比在一起，就可以下个定义，这就算懂得‘仁’了吗？”照此看来，有个学生把晚间湖畔漫步比作古希腊的巡回学校，也就不足为奇了。

让我们来管窥一下西南联大彼时的师资。在历史系任教的教师有：陈寅恪、姚从吾、毛子水、刘崇鋐和钱穆；哲学系有汤用彤、冯友兰、贺麟；中文系有闻一多、朱自清、刘文典、罗常培、罗庸、魏建功、王力、浦江清、许维遹、余冠英、杨振声；外语系有梁实秋、钱锺书、吴宓、王佐良；经济学系有陈岱孙、陈达、李卓敏、赵迺抟、秦瓒；政治学系有张佛泉、崔书琴、王化成、张奚若、钱端升、王赣愚；法律学系有燕树棠、蔡枢衡、费青；社会学系有潘光旦、费孝通。

灿若星河，不可具表。

群星闪烁

此时上课，可谓“躬逢盛典”。后来任教于云南大学的方龄贵，在回忆中所述颇为详尽：“在我所上的一九三八年至一九三九年的大一国文课，主讲的主要有杨振声、朱自清、刘文典、罗常培、罗庸、闻一多、魏建功、王了一（力）、浦江清、许维遹、余冠英诸位先生。可谓极一时之选。记得当时刘文典先生讲的是《典论·论文》，罗庸先生讲的是《论语》，闻一多先生讲的是《楚辞·九歌》，朱自清先生讲的是《古诗十九首》，许维遹先生讲的是《左传·鞌之战》，余冠英先生讲的大概是《诗经》，魏建功先生讲的是鲁迅的《狂人日记》。”

教师是学校里的“明星”。学生们会簇拥着去听潘光旦的社会学讲演。钱穆的“中国通史”课，开在早晨六七点，依然广受欢迎；刘文典讲《红楼梦》，200多人跑来听讲，听众被挤到教室门外，演讲只得改为露天进行；闻一多讲《古代神话与传说》，亦是“满坑满谷”，昆中北院大教室里里外外都是人——更甚的是工学院的学生，他们穿过昆明城，从拓东路赶来听讲。

联大教授的“派性”不强。“如果说西南联大中文系有一点什么‘派’，那就只能说是‘京派’。”汪曾祺在名为《西南联大中文系》的文章中写道。但没有人将“京派”二字挂在嘴上。中文系系主任实行“轮流坐庄制”。朱自清当过一段，闻一多代理过一段。罗常培当的时间较长，背后被学生叫作“罗长官”。“在他们‘当政’期间，中文系还是那个老样子，他们都没有一套‘施政纲领’。事实上当时的系主任‘为官清简’，近于无为而治。”中文系的学风和别系相近，民主、自由、开放，却似乎比似乎比别的系更自由。“总而言之，中文系的学生更为随便，中文系体现的‘北大’精神更为充分。”

先生们上课各具风格。钱穆穿一身中式蓝布长袍、布鞋、黑边眼镜。上讲台不带讲稿，用一口浓重的无锡口音道来，配合手势和肢体语言，“讲所有课都很有感情”。在方法上，他与王国维一路，将考古学、人类学、文献资料结合起来讲。任继愈是西南联大的第一批研究生，他回忆钱先生，“是一个从历史学家的角度进行爱国教育的好老师”。当时有学生受不了流亡生活要去参军，钱穆劝谏说：“你们不要认为在后方念书就是贪生怕死，你要用前线战士的精神去读书，书读好了，才能报国。”

冯友兰讲课慢条斯理，“如果笔记记得快，跟得上他的说话速度，就是一本完整的讲义，可以出版成书”。然而他讲课很有条理，没有废话，因为受过现代逻辑训练，思维清晰。晚年冯先生全靠口授，助手记录下来，稍作修改即可，基本上出口成章。他教育学生的方法也很有趣。比如他说大学就是自学为主，当研究生等于学游泳，老师把你扔在池子里，游过去你就毕业了。做学生都是靠自己闯过来的，你把着他的手，那是教不出来的。

罗庸讲杜诗非常“叫座”。罗先生上课不带讲义，不但杜诗能背写在黑板上，连译注都背出来。教古文字学的唐兰，则是另一种风格。他讲“词选”主要讲《花间集》。讲词的方法是“不讲”，用无锡腔调吟唱一遍：“‘双鬓隔香红，玉钗头上风’—好！真好！”这首词就算过了。沈从文在联大开了三门课：“各体文习作”“创作实习”和“中国小说史”。他讲创作的精义，归为一句话：“贴到人物来写。”

雷海宗是联大最受欢迎的教师之一。他记忆力惊人，授课不带一张纸。讲授“西洋中世纪史”时，提到数十位欧洲统治者的姓名和在位时间，均信手写来；讲中国通史，对于历史人物如数家珍。雷海宗先生拥有至情至性的爱国热情。和别人辩论苏联出兵东北的正当性时，这个待人处事镇定冷静的人，会因为热忱压倒了理性，流下眼泪来。

闻一多讲《楚辞》，是联大里的一桩风景，他的起头总是一句：“痛饮酒熟读《离骚》，方称名士。”闻先生上课时抽烟，上他课的学生也抽烟。汪曾祺说：“中国用比较文学的方法讲唐诗的，闻先生当为第一人。”他讲唐诗不拘一格，讲中国晚唐诗歌和西方的印象画派一起讲，还特别爱讲“点彩派”。讲《古代神话与传说》时，闻先生会将手绘在毛边纸上的伏羲女娲图钉在黑板上，把烦琐的考证讲得生动有趣。

抗战后期，闻一多被视为联大的“完人”——他是富有创造力的学者，也是道德和政治上的楷模。其中部分原因或许是遇刺令他戴上了神圣的光环。同事白英（Robert Payne）认为，闻一多“能够敏锐地把握联大整个群体的思想”，把他对中国学生的影响与五四时期的陈独秀相提并论。闻一多的告别演说，言犹在耳：“‘五四’过去二十六年了，我们大半个国家还在受苦受难。我们今天第一要民主，第二要民主，第三还要民主！没有民主不能救中国！没有民主不能救人民！”

被视为“教授之教授”的是陈寅恪。赵元任将他与梁启超和王国维并列，为“三大导师”。他是一个受到同行尊敬的学者。加入清华时，许多同事去听他的课，包括清华历史系系主任蒋廷黻。日本汉学家和田清（Wada Sei）在其学生孙毓棠的清华成绩单上发现陈寅恪的名字后，立即免试，让孙进入东京帝大研究生院。因为身体羸弱、患有眼疾，陈寅恪闭眼授课，时常转身对着黑板疾书，不回头看学生。辗转西南联大后，因医疗条件不佳，陈先生的眼疾一误再误，最终失去了光明。

陈寅恪出身官宦世家、书香门第，通晓希腊语、拉丁语等十几种欧洲语言，亦懂满文、蒙文、藏文、梵文、巴利文、波斯文和阿拉伯文。他有一门课“藏文梵文之比较研究与中国佛教经典研读”，几乎没有学生能够获得选修资格。在联大任教时，因为缺乏材料，他不得不降低了这门课的授课标准，即便如此，懂得的人依然凤毛麟角。陈寅恪在联大有一首诗，抒发了古来中国文人的“南迁”忧思：“景物居然似故京，荷花海子忆升平。南渡自应思往事，北归端可待来生。”

刘文典为人率直、洒脱，是一个有如庄周般狷介的先生。“上课想怎么讲，就怎么讲。想讲什么，就讲什么。”有一年他讲《庄子》，开头一句是这么说的：“《庄子》嘿，我是不懂的喽，也没有人懂。”他讲课天南海北，经常扯到和庄子毫不相干的事。有一学期讲《文选》，只讲了半篇《海赋》，却用好几堂课大讲“拟声法”，举了很多外国例子，还在黑板上写了一个长长的法文单词。他的“喜欢骂人”也是十分闻名的，比如他说巴金：“春天里的秋天，狗屁不通！”他也骂闻一多：“我们文学院某教授，他就不识字。”

被人称作“浪漫至尊”的是吴宓。他曾经抛下妻子，公开宣布自己爱上了另一个女人——毛彦文，却又与毛女士失之交臂，在诗作里哀叹自己的“错过”。除了这位毛女士，在留下来的《吴宓日记》里，还可以读到其与一位素未谋面的女演员的柏拉图之恋。联大教授贺麟先生说：“吴宓先生讲授英国浪漫主义诗人的诗，他本人就是拜伦、雪莱，他这个人的生活就是一首浪漫的长诗。”年轻女士向他坦承与已婚男子坠入情网，吴宓劝她：“勇敢去爱吧！”看到年轻夫妇服毒自杀，赤身裸体死在床上的新闻后，吴宓热泪盈眶，感叹：“美啊，美啊！”

吴宓的个性里有一个“真”字，他对人、为学，不矫饰、不敷衍，也不大计较个人利益。1947年，《围城》面世，作者钱锺书曾在联大任教，小说人物原型涉及许多联大教授——包括吴宓。其他人大肆抨击钱锺书，吴宓却不以为意，还说这部小说“百读不厌”。在教学上，吴宓具有比较文学的视野。他强调在希腊—罗马、基督教、佛教和中国儒家传统之间的相互比较。上课时，经常朗诵同一主题的英诗和唐诗，令学生很是佩服。

而今人们追忆联大，习惯将之理想化，视为一个自由思想的乌托邦，忽略这个乌托邦里的琐碎与庸常。王力教授在一篇叫《领薪水》的文章中发牢骚，一如而今白领的日常抱怨：“‘薪水’本来是一种客气的话，意思是说，你所得的俸给或报酬太菲薄了，只够你买薪买水。其实战前的公务员和教育界人员，小的薪水可以养活全家，大的薪水可以积起来买小汽车和大洋房，岂只买薪买水而已？但是，在抗战了七年的今日，‘薪水’二字真是名副其实了——如果说名实不符的话，那就是反了过来，名为薪水，实则不够买薪买水。长此以往，我将提议把‘薪水’改称为‘茶水’，因为茶叶可多可少，我们现在的俸钱还买得起。等到连茶叶都买不起的时候，我又将提议改称为‘风水’，因为除了喝开水之外，只好喝喝西北风！”

沈从文也发出批评：“在这美丽天空下，人事方面，我们每天所能看到的，除了空洞的论文、不通的演讲、小巧的杂感，此外似乎到处就只碰到‘法币’。商人和银行办事人直接为法币而忙。教授学生也间接为法币而忙。最可悲的现象，实无过于大学校的商学院，每到注册上课时，照例人数必最多。这些人其所以习经济、习会计，都可说对于生命毫无高尚理想可言，目的只在毕业后入银行做事。大部分优秀脑子，都给真正的法币和抽象的法币弄得昏昏的，失去了应有的灵敏与弹性，以及对于‘生命’较高的认识。”此情此景，可以说与当下社会并无分别。

然而，正如北大教授刘东在《西南联大国文课》的导言中写到的那样，现实的关照恰好反证了理想的难求：“进行这种反向的史实提醒，并不意味着要去否认西南联大确乎享有过难得的自由；刚好相反，进行这种谨慎的反向提醒，倒是更有可能来向大家演明，联大教授当年在这方面的坚持，是何等的顶住压力与难能可贵。另外，也只有在意识中同时保留住这两个侧面，有关西南联大的两种历史形象，才能在我们笔下再次融合与统一起来。”

通才教育

西南联大为人所景仰的，在其名师高徒，更在其学术自由。在行政上，联大推行“教授治校”；在教育上，推崇通才教育。

钱穆在《改革大学制度议》中，说到了通才教育之益处：“创立不分系之学院制，其学成而去者，虽不能以专门名家，然其胸襟必较宽阔，其识趣必较渊博。其治学之精神，必较活泼而真挚。”金岳霖则说：“如果我们回到教育本身，比如，追求新知、培养人格……那么，我们一眼就能看出，过分强调一两个非常实用的方向，迫使青年转向这些学科，并不会给某些人带来他们想要的国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