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娜·阿伦特与“平庸之恶”

一

汉娜·阿伦特是典型的二十世纪知识分子，虽然她一点也不喜欢“知识分子”这个称谓：“这是个让人憎恶的字眼。”她生于1906 年，“ 正当理性时代的太阳下山之时”（阿瑟·凯斯特勒语），经历过两次世界大战——她这一代的知识分子都经历过一战、二战，但无疑，她是他们中最卓越的一分子。

在她辞世五十年后的今天，她的影响力持续上升，全球各地都有她的读者，她的著作仍在引发热议，这些热议通常会经历冷却、升温及至再度爆发的过程，比如伊拉克战争、阿以冲突等，都引发过阅读阿伦特的狂潮。2003 年伊拉克战争伊始，光《艾希曼在耶路撒冷》这一本，英文版就卖出了三十万册。她提出的“平庸之恶”，已进入流行语词典，被全球文青们含在嘴里，咀嚼得津津有味。

并不止于“平庸之恶”，她的《论暴力》最初发表于1969 年的《纽约书评》， 题为《关于暴力的反思》，这期杂志遭到哄抢，以至于美国军方都买不到。1966 年她在芝加哥大学讲授“革命”时，承认这是一个“热门到令人发窘”的话题。众所周知，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是“革命”的年代，无论东西方。

她的《人的境况》被认为是二十世纪的伟大作品，部分原因在于它无法被归类，诗人奥登建议把它当词典读，关于地球、世界、劳动、工作、行动、私人、社会、公共、承诺、宽恕等，阿伦特将它们重新定义，这些词汇经过她的审视，仿佛又焕发了生机。奥登说，这是一本关于“思考”的书，她尝试回答的也正是他在思考的问题，也因此，她被视作“诗性思想家”——这不是修辞，而是说，她拥有诗人的眼睛，看一切都万象更新，腐朽的事物经她一端详，也能生出新意。

阿伦特的所有著作都是关于思考的，以此延伸出对于极权主义、革命、暴力、战争、道德、罪责以及善与恶的个人解读，这是二十世纪留给后世的负重，也可说是债务，直到今天，这笔债务也不能说就还清了，以阿以冲突为证。

二十世纪的生活和政治风云塑造了她，她立足于自己的经验——青年时代的欧洲经验、中年时代的美国经验，以全球性的视角，对当代事务做出思考和评判，她一直很及物、很落地。那些经她评判的事物——无论她评得对错与否，隔一阵就故态复萌，这也是她一直被阅读并经久不衰的原因之一。举例说，只要中东不太平，阿以不能“和平共处”——目前看不出有“和平共处”的可能性，她的书就会被阅读，最好和萨义德的对照阅读。这两位“世仇”家的儿女，我估摸他们准能说到一块去，因为说到底，他们是一类人：知识分子。

她的话题直指当代生活的核心，即便回望二战，她也能引入当下，而她的眼睛是看向未来的。她的话题极具普泛性，也暂时赢得了时间，即，她在有生之年遇上的问题，比如消费、环境、技术至上、普遍的孤独，直到今天也还在困扰我们。虽是抽象概念，在她那里却能得到具象的阐述，她本人不乏感性。她的言论以开放性、参与性见长，这么说吧，它是对话式的，乐于接受质疑，不断回到起点，她不惧于下结论，哪怕是带有偏见，却给读者提供了一个足够开放的讨论场域，这是她成为长销书作家的另一原因。

作为二十世纪下半叶最具影响力、最具争议的公共知识分子之一，她在身后留下了一份独特遗产：老派人指责她冒犯学术规范，毫不关心论证，一味地追求词藻以哗众取宠——她当然有见识，但是她的见识是以牺牲内容的准确性为前提的；她的批评者指出，她对二十世纪灾难的“深刻见解”，说得客气点是有偏差，说得不客气是错得离谱，她被视为“以半个学术票友的身份活跃在美国学术界”。她的支持者，尤其是美国年轻一代学人，恰恰因为她冒犯“学院派”而对她钦佩不已，他们觉得这够刺激。

她最大的争议还是那本出版于1963 年的《艾希曼在耶路撒冷》，副标题“一份关于平庸的恶的报道”直接把“平庸之恶”带进公众视野，其热度相当于今天中国的“上热搜”。她这“热搜”一上几十年，直到1995年，托尼·朱特在《纽约书评》发表一篇关于她的书评文章《汉娜·阿伦特与“恶”》，一些读者仍怒不可遏，他们见不得阿伦特的名字，更何况“恶”。也许在他们看来，阿伦特本人就是恶的。这一年，距离她去世已二十年、“平庸之恶”的诞生已三十二年。

托尼·朱特说，“在我们这个后基督教世界，讨论恶会给人一种奇怪的、时代错误的感觉”，确实，二战已经远去，新一代人活在花团锦簇中，空虚，健忘，昆德拉的两本书名，颇能概括战后一代的精神状况——《笑忘录》《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可是阿伦特拒绝遗忘，她对“恶”很敏感，因为她是亲历者、见证人，她进过集中营，完全是机缘巧合，她才走出集中营，避免了和她的六百万同胞共赴毒气室的命运。

在提出“平庸之恶”前，她在《极权主义的起源》一书里曾坚持“根本恶”，及至开始写《艾希曼在耶路撒冷》，她反思了“根本恶”：恶在任何情况下都是极端的，而不是根本的，恶不具备深度，事实上，恶是平庸的。

《艾希曼在耶路撒冷》的最大风暴眼在于：一、纳粹屠夫阿道夫·艾希曼并不是魔鬼，他戴眼镜，文质彬彬，看上去就像公司小职员，他没什么思想，词汇量极少，除了官话套话，他几乎没有自己的语言，简言之，他是个平庸的人；二、犹太人是大屠杀的共谋，简单说，是“犹太委员会”把自己的同胞送进了集中营，没有他们的协助，纳粹也会杀人，但杀不了六百万！大屠杀的“组织运转”极其顺畅，这其中犹太人功不可没，等于是，他们自己挖坑自己跳。

此话一出，犹太人立刻炸锅了，先是美国犹太人——这群人最是得罪不起，多是权贵阶层，有传他们曾下达过对阿伦特的“绝罚令”，当时，纽约几乎所有的家庭都席卷其中，吵得不可开交。加拿大犹太组织声称，所有对犹太人的批判都是“反犹主义”，该组织还寄出过一封信，敦促全美拉比在犹太人聚会上声讨阿伦特。这场丑闻一发而不可收，一场民间运动在美国拉开了序幕，目的是让阿伦特在学术界名誉扫地，来自世界各地的犹太人，以色列的、英国的、荷兰的……他们走遍美国各州，斥责阿伦特是“自我憎恨的犹太人”“虚无的罗莎·卢森堡”；法国《新闻观察家周报》恶意发问：“她是个纳粹吗？”

她在知识界的境地尴尬之极。该书才面市，《异见》杂志在纽约召开研讨会，数百人拥进大堂围攻她。诗人罗伯特·洛厄尔说，“大会如同一场审判，要将那个家族败类处以石刑”。历史学家、作家、哈佛教授依次上台发言，谴责不在场的阿伦特——她本来也受邀参会，但因为上课无法赶来。会上只要一提到她的名字，人们就“报以嘲讽的掌声”和“惊骇的叹息”，有人愤怒地拍打桌面，攻击阿伦特的观点：纳粹比犹太人更值得同情，犹太人的苦难是自作自受——天知道，她没这意思！也有人替她辩护，比如阿尔弗雷德·卡津，他浑身不自在地走上讲台，怯懦地说：“毕竟，她没杀过一个犹太人！”底下哄堂大笑。她的朋友玛丽·麦卡锡说，那次会议“不亚于一场集体迫害”。

争论从未平息，在数十年间，有的是严肃讨论，有的是人身攻击，说到底，她的话题是活的，瀑布式的水花四溅、永无止息，因为它是人性的——太人性了。很多年后，大名鼎鼎的以赛亚·伯林一听到她的名字，就“变得很激动，充满非理性的偏见”，虽然他从未读过她那本关于艾希曼的书。索尔·贝娄严厉谴责她利用大屠杀的悲剧来推销她那“魏玛时代”知识分子的愚蠢思想。

许多朋友跟她绝交了，格肖姆·肖勒姆致信她，说自己“怒不可遏”，他震惊于她的口吻——阿伦特的口吻确实够呛。肖勒姆说：“你采用那样一种冷酷无情的、恶意的口吻来处理跟我们的生活密切相关的主题，在犹太语中，有某种极难定义的东西：对犹太民族的爱。在你身上，亲爱的汉娜，我看不到这一点。”阿伦特是这么回信的：

我就从“对犹太民族的爱”谈起吧，你说得对，我没有这种爱，原因在于：在我的一生中，我从未“爱过”任何民族或集体，我既没有爱过德国人、法国人和美国人，也没有爱过工人阶级，以及任何在忠诚的标价范围内可能存在的集体。事实在于，我只爱我的朋友，而完全无法拥有其他类型的爱。

她被指责“没有良心”，而在她，这不过是说真话而已。她一生坚持“说真话”的权利——作为知识分子的最基本权利，她为此付出了巨大代价，当然，她也乐在其中。私底下，她告诉玛丽·麦卡锡：“我是在极度好奇的兴奋状态下完成这本书的。”这话她绝不会公开讲，否则舆论非撕了她不可：面对犹太人的苦难，她怎么能兴奋呢？

然而对一个写作者而言，这是再自然不过了，尽可能做到客观、公正，跟书写对象保持距离——无论刽子手还是受害人。如果必要，她甚至可以做到“无情”，让书写对象回到起点，回到“人”本身，如此，她才能发现一个叫作“真相”的东西，她一定为她的发现兴奋不已：新观点，新视角……她写嗨了，难免“伶牙俐齿”，咄咄逼人，她就是这点招人恨！

有观点指出，是腔调而不是内容让她开罪了全体犹太人，她的笔法狂妄不羁，爱说似是而非的话，充满暗示性的口吻以及讽刺挖苦，备受敬仰的柏林“犹太委员会”主席莱奥·贝克在她笔下成了“犹太元首”，语气之无礼够得上她挨扁。她提出了真正的道德问题，却用了太多不必要的、肆无忌惮的嘲讽，使问题变得繁复无比。她又那么自信，她认为自己看到了真相：“真相在于”“全部真相是”……在书中比比皆是。

真相是，“犹太委员会”确实助纣为虐了，这在以色列乃至全球犹太人中早已不是秘密，但口口相传是一回事，大声嚷嚷是另一回事，所谓“家丑不可外扬”也。公共层面，以色列法院早在“平庸之恶”诞生前，就谴责过“犹太委员会”是大屠杀的帮凶，协助纳粹犯下了滔天罪行；许多知名作品尤其是劳尔·希尔伯格那本里程碑式的《欧洲犹太人的毁灭》，也曾提出过类似的指控……但为什么是阿伦特掀起了惊涛骇浪，针对她的诅咒甚至被录入《以色列百科全书》？

原因在于，她刨根究底，以挑衅的姿态质问“犹太委员会”：他们知道真相，为什么不说出来？为什么不建议犹太人逃跑或潜藏？为什么对纳粹那么卑躬屈膝、俯首贴耳？为什么要帮纳粹登记犹太人的姓名、住址，收缴他们的钥匙、清空他们的房屋，通知他们在某时某地集合，带上三四天的口粮，踏上征程——那是通往死亡的征程。

“全部真相是，”她写道，“假如犹太人没有组织，没有领导，的确会乱成一团，惨不忍睹；但是那样一来，受害者的数目也就达不到五六百万。”可真相的另一面是，假如她能换位思考，就像一位母亲被勒令在她的几个孩子中，选择一个被枪决，她该怎么办？她确实知道，在那种情况下，公开反抗是不可能的，很多犹太人在去往集中营的路上，甚至在走进毒气室前，仍抱着一丝希望——希望有奇迹、有例外，希望上帝会来救他们；只要还有一口气，哪怕拖延一两秒，事态也许会峰回路转。假如她不是直接抨击，而是陈述事实；假如她说“犹太委员会”是因为天真、犯傻，以顺从换时间，却在无意间成为民族自毁的推手，她是否还会激怒那么多的读者、招致那么多的怨恨？

至于艾希曼是不是“平庸之恶”，她眼见为实，并在书里给出了有力的论证，非但新颖，而且让人信服。但实在话，“平庸”是个主观词汇，有人指出，她把“艾希曼写得招人喜欢，而受害者则令人恶心”，这当然不是事实。但她挑战了人类的固式思维，即，刽子手是恶魔。在她笔下，艾希曼不是恶魔，他是杀人机器上的一颗螺丝钉，他只是不思考而已。

二

阿伦特和阿道夫·艾希曼都生于1906年，都是德国中产阶级子弟。两人本来毫无交集，1961 年，人到中年的他们在耶路撒冷的法庭上见面了，确切说，是阿伦特见到了艾希曼，他的平庸和乏味在开庭第一天就冲击着她，“他甚至算不上凶恶”，她这样致信家人、朋友。他那天感冒了，“在防弹玻璃间里直打喷嚏”。她本该知道，就算希特勒站在那里也不过如此，感冒了会打喷嚏，困了就打哈欠。

而艾希曼并不认识阿伦特，她坐在记者席上，五十五岁。十年前，她出版了著作《极权主义的起源》，严格意义上，这是她第一本书，博士论文除外。该书断断续续写了十年，从法国写到美国，这中间她颠沛流离，经历了二战的结束、希特勒的自杀，她未来的传主艾希曼逃亡阿根廷，隐姓埋名做一个普通人。《极权主义的起源》令她声名鹊起，同年她加入美国籍，结束了长达十八年之久的“无国籍者身份”，被普林斯顿大学聘为客座教授，成为该校历史上的第一位女教授。在四十五岁这年，她终于迎来了自己的春天，虽然迟了些，就她的天资而言。这一年，她正式改名，恢复她少女时代的原名汉娜·阿伦特，而不是婚后的名字汉娜·布吕歇尔，准确说，她把娘家的姓氏置于夫姓前，不让它被替代，虽然她和布吕歇尔算得上夫妻恩爱、白头偕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