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评家种种

我过去买书，有时候是因为看了评介的文章而做出的选择，有的是受朋友的影响所致。好的书籍的影响力，离不开口口相传，这其中书评的作用显得很重要。书评不是简单的广告，也非论文，乃举重若轻的思想漫步，是知识之林的拾叶，由微而广，点滴里有深远之意。这种文章由来已久，往往属于小品文一类，后来文学的趣味增多，遂演变成书话。书话的辞章是讲究的，掌故、学理、品玩的意味都有，属于前人所说的“美文”，而要写好它，并不容易。

现代以来出了不少书评家和书话家，像梁遇春、郑振铎、唐弢一些谈书的文章，洒脱而有趣。我上大学后才知道，这是“五四”以来的一种风气，受到周氏兄弟影响的地方很多。实在说来，好的书评文章，往往能入乎其里又出之其外。曹聚仁就主张读书笔记当有学识和趣味，所以他肯定周氏兄弟的文章，不是没有原因。曹聚仁是关注出版史的人，阅人无数，懂得文章之道。他对于章太炎、刘师培、鲁迅作品的体味，有过人之处，所谈的对象，有许多是精品。写书评这类文章，要明白作者的用意，还需要有批评的眼光。曹聚仁那本《文坛五十年》，批评了许多著作，也肯定了诸多作家，其实就属于书评体的汇聚，在学术史中也是有位置的。

写书评的无非两类人，一是学者，二是作家。“五四”之后，北大出了一批批评家，胡适、知堂、废名、俞平伯都写了不少书评，他们的鉴赏文章，背后都有逻辑的元素，自己的知识背景也连带出来。那时候好的书评，是带有启蒙意味的。胡适推介易卜生作品，有西洋人文理念的铺陈，对于传统的批判、对于世间新风的养成都有作用。作家的批评文字，与纯粹学者的不同，体认的感觉往往十分丰富。像冰心、沈从文、叶圣陶的品介小说的文章，没有一点匠气，是理与趣不隔的。所以研究现代文学，他们的文章至今还被人提及。还有一类书评，比较耐看，那就是学者与作家兼于一身的人，比如周氏兄弟、废名、顾随等，他们有丰富的知识背景，自己又是创作者，品位是高的。这类人的文章有复合的韵致，辞章中埋着不少隐含，往往有出人意料的思想在。关于此，学界的讨论已经很深入了。

遥想《新青年》创刊初期，编者是颇看重新思想的译介的。陈独秀、胡适、李大钊、刘半农都用力甚勤，文章令人耳目一新。那时候主要是介绍域外思想，因为所涉及的作品对于读者属于陌生的存在，要理解作品非下一番苦功夫不可。刘半农在《新青年》第二卷第二号发表《爱尔兰爱国诗人》一文，评论了皮亚士、麦克顿那、伯伦克德三位诗人，为了避免歧义，便用了中英对照的方式，翻译其意，解析其思，显得很认真。但由于材料过少，也只能大概勾勒，不及全豹，不免让人觉得缺少了什么。这也可见，那时候的译介域外文学，条件也是有限的。刘半农后所作《拜伦遗事》和评价《马赛曲》，材料就略有增加，其周到、刻苦的样子，给读者留下了深刻印象。这类写作，呼应了新文学的理念，对于国内青年不无启示意义。那时候，在《语丝》《骆驼草》等园地，还能够看到鲁迅、周作人、林语堂等人的文章，关于域外文学和国内创作的点评，也多见趣话，活跃了文坛的空气。所以，回想新文化运动初期的诸位思想者，他们以书评为武器，对推动新文学的进步功不可没。

书评是批评文章的缩小版，也是笔记的扩充。外国的随笔与中土的札记都有类似特点，不久二者便合流了。“五四”前后的书评，写得最好的当属启蒙类的文字，《随感录》栏目的作者陈独秀、胡适、鲁迅、周作人以介绍新知为主。随着新文化的推进，作品增多，反对派的声音出来，新文化人自然要站出来发声。比如郁达夫的小说集《沉沦》问世后，受到不少卫道者的批评，周作人则看到了世风的陈腐，于是不得不出来为之辩护。他在评论《沉沦》时，并非就文本而谈文本，而是在世界文学的背景下讨论什么是不道德的文学，由远而近，由深及浅，从灵与肉的冲突中读出现代知识人的忧思，有认识论的穿透力。周氏认为《沉沦》这个作品不是猥亵的产物，而是艺术的一种升华，此类写作在国外早已常见。比如波德莱尔诗歌中的黑暗感，就并非堕落，而是映现出存在的本然之态。《沉沦》的价值，虽然也不能看得过高，但精神本意与波德莱尔笔下的诗文走向庶几近之。读这样的文章，便觉出书评的不凡之意，对提升国人的认知能力、普及个性精神无疑有着不小的价值。

可以说，在新文化运动初期，为了确立人的文学的理念，批评家们的文章多在“立”的层面讨论问题，积极介绍新的思想，以洗刷历史的陈迹。比如钱玄同对于胡适新诗的肯定，就是促进新的审美的一种沉思，他在为《尝试集》写的序言里，自信感暗自流动，也看出蓬勃向上的一面。废名点评刘半农、沈尹默、康白情的新诗，也是肯定的语气颇多，其中未尝没有自己的叙述策略。这种为确立新思想与新文学的写作，流露出文章暖意的一面，而鲁迅对于未名社几个青年作家的肯定，也影响了审美意识的变化，域外的诗文之趣对于文坛的冲击是巨大的。韦素园的随笔、李霁野的译文都是受到鲁迅的鼓舞而诞生的，因为那时候的新文化先驱者知道，扶持更多的青年乃自己的责任。我们看彼时的书评文章，可以发现颇为感人的一幕。

但后来的情况发生了变化，创造社、太阳社诸人的批评，则不同于《新青年》《语丝》《莽原》时期作家的文学表达，争鸣意识与批判意识显然更多了。郭沫若、成仿吾、李初犁等人的文章则带出生猛之气。他们的文学主张从“破”开始，以“破”的方式达到“立”的目的。这种书评和批评文章，给平静的文坛投下炸弹，飞溅出无数异样的思想之光，也为后来的各种文艺争鸣带来了示范效应。不过，创造社、太阳社青年的文字因为过于陷入主我之中，行文不免简单和盲目自大，反倒是将探讨的思路窄化了。随着左翼思潮的出现，文章的战斗性日益明显，书评也成为革命者的利器，而这是特殊历史时期的特殊现象。

阅读别人的作品，当遇到与批评家观念迥异的文字的时候，如何处理差异性语境的审美，是一个考验。如果党同伐异，显然就失去雅量，会远离客观标准，对思考也会有障碍。鲁迅看不上创造社、太阳社诸人，可能与此有关。像阿英的评论、李初犁的文论，都过于简单，先有尺子，后有判断。他们不知道如何处理新出现的作品，那些与自己经验有反差的存在，其实自有价值，在没有弄清作家的经纬的时候，便判了别人的死刑，也露出自己的短板。这说明，文学的判断，如果不能以文本解析和事实判断为依据，那些表述能否有学理性，还是一个疑问。

现代文学史上的一个重要现象，是主义林立，社团众多，彼此有时候隔膜得很。左翼作家联盟成立以后，就与新月派有过争论，后来也和京派学人有过摩擦。京派学者打出“言志”文学的旗号，其实也是对于左翼文学的批评，以为自己才是正宗。比如周作人《中国新文学的源流》，矛头对准鲁迅那些主张革命文学的人，就是从文章学层面入手，试图证明载道的左翼文学是重蹈古人的覆辙。周作人说：“言志派的文学，可以换一名称，叫做‘即兴的文学’，也可以换一名称，叫做‘赋得的文学’。”a他认为，文学史就是这两种流派的交织和轮换登场。这样描述文学史的轨迹，看似合理，在概念的使用方面则有漏洞。钱锺书看到周氏的长文后，写了一篇书评，认为“诗以言志”和“文以载道”，并不是不相容的两个命题。“诗本来是‘古文’的余事，品类（genre）较低，目的仅在乎发表主观的感情——‘言志’，没有‘文’那样大的使命。所以我们对于客观的‘道’只能‘载’，而对于主观的感情便能‘诗者持也’地把它‘持’（control）起来。这两种态度的分歧，在我看来，不无片面的真理；而且它们在传统的文学批评上，原是并行不悖的，无所谓两派。”b钱锺书的评论，是诚实而切中要害的，周作人概念的混用，也被澄清。这是学理的分析，没有丝毫的个人攻击，乃书评中的佳作。而这种读书与写作的态度，也是颇为可取的。

也有一些京派学者对于那些不同于自己的创作不太感兴趣，废名、沈从文很少谈论左翼文学的文本，沉默的态度也含有批评。倒是像李健吾这样的人，敢于去碰与自己趣味很远的作品，且尽量说一些客观的话，也是殊为不易的。李健吾的审美态度，和废名、沈从文接近的地方多，自己并不太欣赏浪漫主义和左翼文学，但他每每与这些外在于自己世界的文字相遇时，也能够耐心聆听其中的声音，在词语的密林里寻觅所以然的路径。比如他对于巴金、茅盾、萧军的评论，能够感受到是与陌生的审美对话，并不回避自己的观点，而理解之同情也常可见到。在评价巴金《爱情三部曲》时说：“一个批评者与其说是指导的，裁判的，倒不如说是鉴赏的，不仅礼貌有加，也是理之当然。”c李健吾面对与自己审美趣味不同的作家时，并不能都找到背后的复杂思想背景，有时候说话可能言不及义。比如他描写路翎、叶紫这类作家，运用的知识的对应性并不强，有一点勉强。但因为读解文本时的诚实，倒是能够描述内心的感受，一些意象的理解也有特点。看李健吾的文章，是一种享受，他的文风和一般的书评家不同，往往能跳出文本来审视作家的世界，给读者的提示也就颇为有一种力量感了。

不同的人写书评用意不同。有的是为了经典的流布，有的则是与作者的对话，自然也不乏友情的互动。这个时候，我们会体味出作者的特性。比如徐志摩《济慈的〈夜莺歌〉》，就是飞扬起来的舞蹈，自己燃烧在其间，以热情而告诉人们那作品的伟大。朱自清写书评则颇为冷静，他向读者介绍《子夜》和美国的诗歌作品时，态度是严明的。民国读书人有的时候显得十分坦率，叶圣陶《倪焕之》出版的时候，曾经请好友夏丏尊写一篇书评，夏氏在《关于〈倪焕之〉》一文中说了许多肯定的话的同时，也不客气地指出，这部长篇小说“有数处流于空泛的疏说”d，并不都是表扬的话。看了这些文章，会觉得时代的风气，大家都在摸索着走路，彼此都能够看出各自的短长。这种态度在今天看来最不易得，不仅仅要对作者负责，也要对读者负责。如果从这个角度看现代文学史，就不会都仰头面对各种文本了。

现代学者写书评与书话作品最多的，无疑是“苦雨斋”主人周作人。他与鲁迅决裂后，与鲁迅的思想也日趋隔膜。周氏的书话写得悠然、冲淡，毫无冲荡之气。他的文章属于“微型批评”，并不与人直面论战，很少看见鲁迅式的峻急感。不过他的阅读量之大，连郭沫若也佩服，不仅对于六朝以来的杂书能道出玄机，域外文化的许多领域也吸引过他，从古希腊到日本，由心理学到人类学，引领了知识界一种新式阅读风气。他的文章晚明意味和日本江户趣味都有，思想来自汉语世界之外，而审美则是东方式的。他与鲁迅一样，创造了一种新型的文体，筋骨泡在六朝以来的文脉里，而思想则受益于西洋图书。许多深奥的学识经由他们的笔触，轻轻飘出，于诗意中得到知识的熏陶，引人思考的时候也是多的。我们说周氏兄弟是大的书评家与书话家，不是没有道理。

好的书评，其实也是好的文章。民国的一些杂志、周刊，有书评的栏目，都值得一读。印象中的《奔流》《论语》《文史》都有好的书话作品，但影响最大的大概是京派的风格，像《古今》就染有“苦雨斋”气息，张爱玲、黄裳在上面的文章，可以当成散文来读。我在林辰先生的藏书里看到多册上海出版的老杂志，调子受到“苦雨斋”主人的影响，以平淡之笔写风雨之事，态度是另一种样子。这种笔记体的文字，是京派文章的延续，作者不限于古都的文人，江南的才子也是多的。我把这类作者看成泛京派的一员，施蛰存、黄裳、唐弢都有一点“苦雨斋”气。不过这种调子一直被人诟病，有段时间，黄裳与唐弢都不愿意提及周作人，也与京派撇清关系。但他们的叙述语态真的颇有几分相似，只是后来很少被人注意罢了。

深染“苦雨斋”书评的人有许多。郁达夫、林语堂、沈启无都有点类似的气息。后来的张中行、邓云乡的文章也偶带博雅之意。南方的学者，多年后一直延续类似的风格的，像钟叔河、陈子善、董桥等，无不如此。比如钟叔河先生的写作，力求中正，文章趋于平淡，但深埋着思想，可谓不动声色。那些谈论书籍的文章，喜欢带出“苦雨斋”知识之影，审美趣味则有沈从文的元素。钟先生一生编了许多有分量的图书，自己也写了一些有趣的书评。如《关于〈曾国藩家书〉》《读〈胡适的日记〉》《〈沈从文别集〉的装帧》《理雅各译〈四书〉》，都是好文章。多年前友人周楠本兄带我去拜访钟叔河先生，所谈多为对周氏兄弟的观感和自己的编辑经验，内中甘苦，说起来也是一本书。回京后读到他为陈子善所编《知堂集外文》所写序言，也可以说是书话体的一种。文章引用鲁迅与周建人谈论周作人的文字，间接抒发自己的感情，以为读书与著书，内中有不少玄机，须慢慢体味方可。钟先生编书、评书、写书，可谓三位一体。钱锺书、杨绛对于他都有很好的印象，且有过一些交往。由此可见，书评家往往最懂得书评家，见多识广，就不会故步自封。真学者都不复杂，他们间的只言片语，想起来都是朴素心境的流露。

2025年6月11日

a周作人：《中国新文学的源流》，岳麓书社2019年版，第45页。

b钱锺书：《〈中国新文学的源流〉》，《钱锺书集》上，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207页。

c李健吾：《爱情三部曲——巴金先生作》，《咀华集、咀华二集》，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4页。

d夏丏尊：《关于〈倪焕之〉》，《夏丏尊集》，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第262页。

作 者：孙郁，本名孙毅，中国人民大学吴玉章高级讲席教授，中国作家协会散文委员会副主任。曾任中国鲁迅研究学会会长，《鲁迅研究月刊》主编。著有《鲁迅与国学》《鲁迅忧思录》《当代作家别论》《民国文学课》《远去的群落》《往者难追》《聆听者》《寻路者》《思于他处》《孙郁散文》等。

编 辑：张玲玲sdzll0803@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