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书评的风骨与写法

想到山西的书评家

书评虽属于文学批评的范畴，却有它自己的个性、要求。书评看似简单、门槛低，但又水深难测，写好极难。只有那些真正的年长的大家，才能写好书评吗？

油然想到百年前后，新文学历史上三位山西籍书评家：高长虹、李健吾和常风。中国新文学30年，是一个从古典文学、古典批评向现代文学、现代批评转型的时代。这个时代的文学，大破大立、开宗立派、生机勃勃。山西同全国文学同生共长，不仅涌现了景梅九、郭象升、贺凯、王哲甫等那样的文学研究家、理论家、文学史家，更诞生了高长虹、李健吾、常风等文学批评家、书评家，而且后者活动在全国学界、文坛，接受了更系统、新潮的西方现代文学理论与批评理论，发愤写作，“遍地开花”，在全国有着更显著、持久的影响。

现代书评是伴随着现代印刷业、现代报刊业的“爆炸式”发展，以及庞大读者群的阅读市场需求，应运而生的。现代文艺学包括文学理论、文学史、文学批评几大版块，书评只是文学批评中的一脉支流，它却与只给少数专业的、偏爱的读者阅读的文学理论、文学史迥然不同、泾渭分明；它是提供给社会的、广大读者群阅读的，它必须写得通俗易懂、鲜活有趣，才能达到其目的，完成其“使命”。山西籍的这三位书评家，可谓学养丰厚、学贯中西，是精英知识分子，他们自然可以创作阳春白雪式的作品，从事曲高和寡的学术研究，但他们恰恰面向市场、面向读者，大家小作，探索了一条书评写作道路，体现了知识分子的一种社会担当与启蒙民众的精神。

三位山西籍书评家，走过不同的人生和学术道路，也有着很不相同的性格。

高长虹是中国新文学史上著名文学社团“狂飙社”的创始人。他1898年出生于山西盂县；1914年考入山西省立第一中学，中途退学到北京大学听课。1924年在太原与一批文学青年创办《狂飙》月刊，同年底又转赴北京。在《国风日报》开辟《狂飙》周刊。他结识鲁迅，得到鲁迅的器重，参加“莽原社”，并协助编辑《莽原》周刊，后因观念、人际的矛盾与鲁迅分道扬镳。1926年前往上海，创办《弦上》《长虹周刊》，继续推动新文艺运动。1930年“狂飙社”解体后，高长虹辗转日本、欧洲多国游历，学习经济学。抗战爆发后回国投身抗战文化宣传，1941年徒步前往延安，成为边区文协驻会作家，从事创作。1946年赴东北解放区，1954年病逝于沈阳。高长虹是一位文学全才，在诗歌、散文、小说、时评、政论等方面，均有大量作品。他曾说：“我常自信我是能够做些批评工作的。……鲁迅也同我说，舆论是欢迎我的批评，不欢迎我的创作。所以让我多做批评。”a在2010年出版的《高长虹文集》四卷本中的《花园之外》《草书纪年》《时代的先驱》《走到出版界》等分集里，有大量的批评、书评文章，总字数约在30万以上，称他为书评家名副其实。他的批评观念与众不同，旗帜鲜明，认为要么“赞美”要么“攻击”，而他更主张“攻击”。我曾经把高长虹归入“印象主义”批评家行列里，但其实印象只是外表，在骨子里他是一位表现主义批评家。他说：“德国艺术上的表现主义对于新时代的思想是一个很大很大的启发。行为主义的心理学也是的。这一些思想和别一些思想结合起来，在各方面，便都会把握住新的光明。”b而表现主义批评与德国“狂飙突进运动”的精神是息息相通的。

李健吾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的一位大家。他1906年出生在山西运城，父亲李歧山是辛亥革命将领，幼年时父亲遇害，之后他随母亲迁居北京。1925年考取清华大学读西洋文学系，后赴法留学。1933年归国后在北京中华文化教育基金会任职，从事外国文学翻译与研究，进入北京主流文学界，成为“京派”作家一员。1935年任上海暨南大学文学院教授，其间与郑振铎合编《文艺复兴》杂志，与人创办上海戏剧学校并任文学系主任。1954年回到北京，先后在北京大学文学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文学研究所任研究员。1982年去世。他在小说、散文、戏剧以及外国文学翻译和研究等领域，都有出色成果。在文学批评特别是书评方面，20世纪三四十年代出版的署名刘西渭的《咀华集》《咀华二集》，影响深广。温儒敏在《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中称“李健吾则把印象式批评的‘品位’大大提高了，而他也由此成为杰出的批评家”c。关于文学批评，李健吾引用法朗士的话说：“犹如哲学和历史，批评是明敏和好奇的才智之士使用的一种小说，而所有的小说，往正确看，是一部自传。好批评家是这样一个人：叙述他的灵魂在杰作之间的奇遇。”d这自然适用于他的全部批评，但更吻合他的书评。

常风是现代文学史上一位睿智、纯粹的书评家，亦如韩石山所说：“中国可称为书评家的人，不在少数，但纯粹的书评家，怕就少之又少，若有，常风先生要算一个，以年资而论，说居其首也不为过。”e他1910年生于山西榆次车辋一个文化世家。1916年入太原省立模范小学，后读太原进山中学，与同学成立“石燃社”并创办《石燃》副刊。1929年考取清华大学外国文学系，师从李公超、吴宓等先生。毕业后回太原任教于平民中学。1934年赴北京艺文中学教书，1943年任中国大学文学系讲师。抗战胜利后又调北京大学西语系任教。1952年调回山西，任山西大学外语系教授、兼系主任。2002年逝世。常风清华大学求学时就开始写书评，两度协助朱光潜编辑京派代表刊物《文学杂志》。他与李健吾都是“京派”作家中的重要成员。他以一个学者的眼光看待文学批评、书评，说：“文学批评不外是‘抉发文心’‘阐幽显微’，换言之，研究一个作品的创作程序，考较作品所引起的反应，析解作品所传达的经验，探求它与并时的文化的关系然后与以评价。”f20世纪40年代出版的书评集《弃余集》《窥天集》，其中除少数几篇散文、小说外，均是清一色的书评。他一生只有薄薄的二三册书，却成为文坛上的实力派批评家。50年代之后，他停止了学术研究与写作。直到新时期之后才重新执笔，写下一批极具史料价值的回忆故人旧事的散文。常风有着扎实的中学功底和丰富的西方文学学养，因此，他的批评呈现出中西交融而又有现代批评的特质。吴小如认为常风“治学途径以及研究的力度和深度，大有与钱锺书先生平分秋色、异曲同工之势”g。常风在新中国成立之后深藏历史，寂然无名，新时期之后被重新发现，渐露峥嵘，不断升温。我上网搜索，发现仅在2021年到2022年，就有湖南大学、东北师范大学、杭州师范大学的三位硕士研究生，以常风的批评、书评为课题，完成了毕业论文，这就是最好的证明。

书评更要“主体性”

20世纪80年代中期，文学“主体性”理论的提出、论争，客观上使作家、批评家认同、确立了主体性意识、理念，深刻地改变着作家及其创作。90年代之后，文学主体性理论逐渐淡化，作家刚刚建构起来的主体性被各种外在的力量所“异化”。追溯到中国新文学时期，其实是没有主体性概念与理论的，但那时陈独秀、鲁迅、周作人等倡导“人的文学”，主张“个体生命”“为人生”的文学，它与文学“主体性”理论是一脉相承的。正是这种现代理论，撬动、推进了中国新文学。什么是批评家的主体性？当代批评家於可训言简意赅地指出：文学批评家“是以文学创造的产品——文学作品为对象，通过对文学作品的感受、理解、阐释和评价，把文学作品‘改造’成一种新的产品形式和价值形态，实现其对于社会的价值和功用”h。这就是说，不管是批评还是书评，作者在写作过程中，要投入自己全部的生命体验，以批评对象为基础，创造出一个新的文学文本和艺术世界来。他的唯一依循是批评对象，他的写作资源是自身，而不应是其他外在力量和条件。

高长虹等山西籍书评家，吸纳了“五四”文化中的“人本”思想，并把他融入自己的批评理论与实践中。高长虹的批评理念颇有点惊世骇俗，他在《赞美和攻击》一文中说：“赞美是生命力停顿的诱惑，是死的说教者，是一个诅咒。……攻击便是这样：它常遗弃了你的较好的，而说出你的较坏的，它常给你指出一条更远的路。”“愿你时常攻击你自己，愿你时常接受别人对你的攻击。”i而不管是“赞美”还是“攻击”，都是批评家“强力意志”的直接体现，攻击是批评、批判的强化。李健吾的“自我”理念比高长虹要温和许多，他认为：“和其他作家一样，他往批评里放进自己，放进他的气质，他的人生观；和其他作家一样，他必须加上些游离的工夫。”j这里强调的，就是批评家在实践中要投入他的全部感性和理性，同时要“入”进去，还要“出”得来。“入”是为了把握对象，“出”是为了恪守自己，是为批评中的“游离”。学者型的常风对书评中的“主体”则有更理性的看法，他说：“写书评也不是一件易事。写的人须具有‘平衡的心’，他才能得到正确的欣赏和公平的评价，他须具有正直，诚恳，严肃的态度；他还须具有渊博的透澈的知识，不偏颇的欣赏能力——这样才可以作一个理想的书评家。”！1常风肯定了批评家的主体性本质，又对批评家的才、学、识和德、品、能等提出多方面的要求。做一个批评家、书评家真是太难了！

对大作家、名作家的批评，是检验一个批评家有无主体性的“试金石”。整个新文学三十年，不断有矛盾、论争乃至混战，其中自然有意气用事、门派之争，但更多的是争论艺术、探求真理，并不怎么影响文人相处、人际关系。这是一种正常的文学生态。譬如高长虹，他用世界文学的眼光去观察作家作品，常常攻击名家名作，甚至包括一些社会科学、自然科学著作。他尖锐地批评胡适：“……至于这本《中国哲学史大纲》仍然不过考证了几本古书而已。……然而这样一本书，胡适竟然还以为是他的什么理想的中国哲学史呢！其浅薄妄谬，真可佩服！”！2高长虹推崇的是作者的思想与发现，对胡适的“考证古书”自然很不在意。他对张竞生轰动一时的《性史》也猛烈抨击：“科学蔑视人们的趣味！《性史》是淫书，真而又真的淫书，与科学无涉。张竞生如不欲辨（辩）护淫书吗，则回头另起去做点科学的工作好了。”！3高长虹反感的是用趣味去迎合大众，因此彻底否定了这部“科普”著作。他对胡适、张竞生的批评无疑是不专业的，但他揭示的问题却是犀利而有价值的。高长虹与鲁迅的关系，是新文学史上的“公案”。他跟鲁迅是师生、朋友、战友等多重关系。鲁迅对他有知遇之恩，但后来竟反目成仇。在高长虹的心目中，鲁迅从最初的“诚恳言谈特别坦率”的忘年交，到“真正的艺术家”，到“不很高明而却奋勇的战士”，到“世故老人”，高长虹经过了长久的观察、感受和认识。其中有两个人的误会，有别有用心者的挑拨，但更有高长虹性格上的偏激、狂傲。然而也折射出那个时代的文学青年不惧权威、独立思考、彰显自我的精神特征。

李健吾、常风对巴金《爱情三部曲》（《雾》《雨》《电》）的共同批评，是文学史家不断类举的例子。20世纪30年代中期巴金已是知名作家，且对自己的新作满怀自信。但李健吾在书评中却认为作者的叙事“热情”过度，描写有“缺陷”，结构“窳露”“紊乱”。巴金随之进行了反批评。李健吾坚持自己的观点，进行了辩护。常风也踊跃“参战”，对巴金的小说、反批评给予回击。他认同李健吾的看法，说巴金的小说“到处充盈着热情的情感”，作家“忘记了小说并不是历史和传记”，“小说有它自己的生命——它的艺术”，而“《雾》在三部中是故事最简单的一部，也是最不能令人满意的一部”。！4这话说得更重。近90年过去了，我们重读李、常的书评，依然觉得他们的批评是言之成理的。

对师友、同仁的评论，是显示一个批评家人品高低、主体性强弱的“检测剂”。一个批评家不可避免地会面对“熟人”的作品，他既要守住自己的主体性，又要符合人情世理，还要对作品做出恰当的阐述和评价，这无疑是对批评家的一种考验。常风是一位既温柔敦厚而又严谨理性的批评家，他评论了诸多老师、文友的书籍，譬如对朱自清《欧游杂记》的评论，他并没有因作者是他的老师，就在书评中给予溢美、拔高，这本书也不是作者的代表作，而是谨慎地选择了文本中的“语言”，给予细致的解析和评述，他说：“他在我们文坛的地位并不建筑在作品的‘量’上，也不完全在‘质’上，而在它的‘文字’。”认为朱自清在“口语”的提炼、“动词”的实验上，“又成功了一个伟大试验，他在我们文学中给我们找到一个新的表现方法”！5。评论角度极小，而又以小见大，抓住了作家和作品的“亮点”，凸显了常风的智慧、温情和风骨。萧乾与常风是同代人，又是“京派”作家圈里的人。当萧乾那部集大成式的《书评研究》出版后，常风随即写了书评，较全面地概括了全书的内容，借机发表了自己对书评的一些独到见解，他同样没有溢美、拔高，只给予客观而简练的评判：“他是一个超越的人，他有非常明敏的辨识力与惊人的深入的天才。惟如此，在这本题为《书评研究》的书内我们寻得许多精纯的理论结晶。萧乾先生的文字也是值得赞美的，他用文学的文字做一部叙述理论的书。”！6这大约就是常风的“顶格”评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