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忆当年话读书

杨阿敏：您的《贬谪文化与贬谪文学》《唐五代逐臣与贬谪文学研究》以贬谪及其相关制度为切入点，系统考察政治给予唐代诗人的生存影响和创作影响。那么，您认为中国古代政治对文学发展产生了什么影响？二者的关系如何？

尚永亮：在中国古代，政治与文学有着割不断的联系，二者互有影响，但其中更重要的，恐怕是政治对文学的影响。这种影响是多方面的、复杂的。作为制度、设施和方针政策，政治体现了统治阶级的意志，所以带有强制性，它使政治可以干预社会活动和文学活动，对文学产生直接的作用。从中国文学的发展实际可以看出，凡是政治比较开明，并实行有利于文化繁荣的政策时，文学的发展就比较顺利，甚至出现繁荣的局面；凡是政治黑暗，思想禁锢，当权者实施文化专制的高压政策时，文学活动乃至整个文化生活都会衰落倒退。简单地说，清明时促进，专制时压抑，乃是政治与文学关系的恒定规律。而整个中国历史告诉我们，政治清明、宽松的时候少，混浊、专制的时候多，因而可以说在中国古代，政治对文学的压抑、阻遏大于它对文学的促进和激励。

一般来说，文人大都想做政治家，很少一开始就甘心以文人自处，但政治是险恶的，给予他们的往往是一些争斗、打击后痛彻心扉的体验。就贬谪者而言，主要是对其人生的影响，因参与政治而导致其生命沉沦，并由此形成文学关注目标的变化。在贬谪前，这些文人士大夫多是积极参政，关注社会，表现出高远的理想和报国的壮志，被贬之后，他们的关注目标就转换了，转向了自我、命运，他们不平而鸣，展示内心的痛苦以及对社会、政治、人生的反思。可以说，在他们身上，最集中地表现了政治对人生、命运和创作的影响。如果仅从利弊两方面对文人参政的结果做一概括，那么大致可以认为，其利在于：第一，有助于政治的改良，促使政治向清明、有序的方向发展。第二，拓展文人的心胸、视野，增加他们的器识才干和社会责任心，提升他们的精神境界。第三，给予文学创作以强大的动力和充实的内容，或表现顺境时的激情、意气，或呈露逆境中的痛苦、愤怨，从而易于产生一种水石相激般的力度美、悲怨美。而其弊则在于：第一，易于因政见不同形成党派间的争斗，且极难消解，终至在内耗中精疲力竭。第二，易于在权势富贵的诱导下产生心性志节的移易，从文人士大夫过渡为官僚士大夫，甚至沦落为“心画心声总失真”的无行文人。第三，易于将文学创作政治化，将文学作为政治斗争的工具，使其丧失独立性和审美特征。由此看来，文人涉足政治可以说是有得有失，利弊参半。但我们也需要看到，这里的弊，经过努力是可以消除的，而参与政治的利，是无论如何都难以替代的。且不说历朝历代的文人从整体上讲绝难摆脱政治的影响，退一步讲，就算能够摆脱，也要付出心性和创作严重贫血、苍白的沉重代价，而其最终结果，则是整个时代文化精神的失落。

说到二者的特点和关系，大概可以概括为：文学表现人心，政治扼制人心；文学是自由的象征，政治是专制的象征。二者既同一又矛盾，既彼此影响、相辅相成，也对立冲突、彼长此消。

杨阿敏：制度与文学的关系研究，是古典文学研究中较为常见的选题，然而这种制度与文学关系的研究容易脱离文学本身，滑向文化史、制度史的研究，您在研究中是如何处理这一问题的？

尚永亮：这里讲的实际上是一个观察角度和目标定位的问题，也就是说，是以制度为目的，还是以文学为目的，前者是历史学的领域，后者是文学的领域。如果以历史学的视角切入，那么，制度史便是重心所在，文学只能成为其中的陪衬；如果以文学为重心，那么，有关制度史的考察，只是研究中的一部分，它的最终落脚点在于说明文学的生成与发展。当然，二者又有一致性，那就是都以历史真实的最大还原和规律探寻为要点，解决“是什么”“为什么”“是怎样发生的”这些问题。

同时，关于制度，特别是贬谪制度，又有若干可供具体分析的层面：一是显性的，一是隐性的；一是客观的政策条文，一是具体的操作环节。其中牵涉到礼、法、权的关系，牵涉到法治、人治等问题。流贬制度是政治制度的分支，既与不同时期的政治、文化精神相关，又与各代执政者的自身素质相关，从而展现出代有变化、宽严不同的多种样态。同时，这些制度有明文记载的，如《晋律》《唐律疏议》《唐六典》《大清律例》及历代正史的《刑法志》，也有无法律条文而在具体操作中不断变化的。至于对流贬的认定、实施，比如罪行上奏、法律推鞫、贬诏下达、贬途行走、贬所管理等，既有有规可依的，也有因人情好恶而灵活变动的，甚至有抛开法律，仅凭最高统治者的一时喜怒即施行的。它们大大丰富了流贬制度的内涵，并使之充满变易性和复杂性。

更重要的，是围绕具体个案进行有针对性的考察，看看被贬者在政策条文之外，受到了什么样的人事影响，其生命所受打击程度、心理变化及文学创作状态等。如此一来，便自然将研究重心由刻板的制度转向了具体的人，并由人在贬前贬后所受的实际待遇和变化，由他们在作品中的自我陈述和心理展示，揭示出制度施与人的多方面影响。

杨阿敏：作为20世纪后期影响最大的文学理论流派之一，接受美学对中国学术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有学者认为在古代文学领域，接受研究选题已多，堕入陈套，很难称其为方法，您觉得今后古代文学的接受研究还有多大空间？是否还能做出新意？

尚永亮：接受美学，从根本上说，既是一种方法，更是一种理论。任何一种方法，如果没有理论作支撑，便易于流向纯技术层面，由此失去它的学理内涵。实际上，接受美学给研究最大的贡献，在于它使人转换了研究的视角，从单纯的作家作品研究，转向了对读者的关注。一旦转向了读者，那么，一部作品为什么会在不同时代不同读者那里出现升降起伏，同一读者为什么会对不同作品呈现出不同的接受态度，就成了一个需要认真对待的问题。这除了接受者本人的经历、学养、审美观念等之外，他所处的社会环境、文化思潮对他发生了什么样的影响，是如何制约其接受方向的，等等，便也都被纳入了考察的范围。

从接受美学角度看，文学作品产生之后，它的接受历史也就开始书写了；每个历史时期的接受者都有对同一文本的不同发现和诠释，这构成了接受史链条中的不同环节；每一个环节都并非凭空产生，而是以对前代的接受为基础；文学作品因为接受者的不断解读——包括重读、深读，甚或误读，而获得了长久的生命力。换句话说，文学的历史本质有赖于接受者的接受而得以体现，文学史的景观由于接受史的不断延伸而得以补充和丰富。用国内接受学研究的先行者、友人陈文忠教授的话说：作者和作品既有其生前史，又有其身后史；生前史是有限的，身后史却是无限的；从身后史的长度，既能见出生前史的厚度，也能反观生前史的深度。大概正是基于这种理解，近年来文学接受史研究在中国学界蓬勃展开，形成一大热点，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然而，与此同时，相关研究也存在不少照搬西方概念、疏于理论创造、缺乏对中国文学史实际的深入解会，尤其缺乏对接受者的接受选择与所处文化背景、社会思潮之关联予以细密了解的弊端，从而导致一定程度的空泛化、简单化和同质化。

据我的感受，在接受史研究中，既要关注显性接受的层面，比如对前人作品发表的评说、批评，也要关注隐性接受的层面，比如思想意识的趋同、创作中对前人作品的化用、选本中入选作者与作品的数量；既要关注个体接受，也要关注群体接受；既要关注道德层面的接受，也要关注文学美学层面的接受，并对二者间的异同做出深入探讨。更重要的是，既要重视“第一读者”，也要重视“第二读者”，也就是在第一读者所设定的接受方向上做出重大改变的读者，他们为接受史增添了丰富性和多元性。

杨阿敏：您曾指出，近二十年来唐诗研究的一个突出现象，便是多数研究者将目光集聚于一流的知名诗人，较少关注中小作家，也很少关注文学史上较少提及的诗学现象，从而导致热者极热，冷者甚冷。在古典文学研究中也有学者批判逃避经典，转向二三流作家研究的倾向，您如何看待这一问题？

尚永亮：要说明这个问题，首先应该认识到，中国古典文学的成就是由少数一流作家和众多二三流作家共同打造的，在这里面，一流作家当然更具标识性意义，他们的作品更为经典一些。但也要注意，如果没有众多二三流作家的烘托、支撑，那些一流作家是否能够出现，或达到目前所见成就，便很难说了。实际上，一个文化繁荣的时代，往往会出现一大批具有创造力的文人，形成群体、集团、流派，正是在这样一个群贤毕集、相互作用的情境下，一流作家才能脱颖而出，站到时代浪潮的最高点。比如著名的开天文坛、元和文坛、元祐文坛，都涌现出了一大批力能扛鼎的大作家，但是如果我们只注意李（白）、杜（甫）、王（维）、孟（浩然）、高（适）、岑（参）、韩（愈）、柳（宗元）、刘（禹锡）、元（稹）、白（居易）、欧阳（修）、王（安石）、苏（轼）、黄（庭坚），那就显得单一了，不仅不能很好地了解他们成就取得的多重原因，而且也难以真正认识那个时代文化思潮或文化创造的繁盛风貌。甚至可以说，在某种意义上，了解那些二三流作家的作用，在文化意义上并不亚于对一流作家的考察。

当然，一流作家的作用更大一些，其思想、文化内涵更为丰富，其作品也更为经典，但问题在于，人们若是一窝蜂地都涌向大家，那么由此形成的研究便很难不重复、不单一、不撞车，学术研究的创新性也就难以体现出来。在这种情况下，将注意力转向那些研究较少的二三流作家和作品，便不能不是一种较合理的选择了。同时，在这些二三流作家的作品中，往往蕴含着一些能说明大问题的理念、方法、意象，把它们搜集起来，既可开辟新的视域，又能集腋成裘，为文坛整体风貌的形成寻找到依据。从这一点说，既关注大家名家，也关注二三流作家或更小众的作家，既关注这些作家为人熟知的作品，也关注他们笔下大量不被人留意的作品，在相关研究已较为成熟的当下，便不能不是一般研究者所应采取的一种进路了。

杨阿敏：在域外汉籍与唐诗研究领域，2006年您即发表了《论前期五山文学对杜诗的接受和嬗变》，后来为何没有继续在这个领域深耕下去？您如何看待域外汉籍在古典文学研究中的作用？

尚永亮：这篇文章是2005年我在京都大学客座时撰写的，当时京都大学要召开一场学术研讨会，川合康三先生嘱我撰写一篇文章，在大会上做专题报告，所以我便潜心搜集相关材料，结果发现，五山诗僧与杜甫间存在比较多的关联，而义堂周信是其中一个很关键的人物，在接受杜甫的链条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于是，便围绕这一题目，写了一篇长达两三万字的论文，对相关问题做了一个系统的考察。该文在会上宣讲后，由京都女子大学爱甲弘志教授译成日文，发表在京都大学学报上。后来这篇文章受到上海古籍出版社赵昌平先生的赏识，并提出若干好的建议，做了一些增补，交《中华文史论丛》刊出中文版，近年又被上海师范大学查清华教授主编的《东亚唐诗学研究》收录，发生了一些影响。

在此之后，也还陆续发表了几篇关于海外汉学的小文，如《日本汉学研究的几个特点及其启示意义》《日本汉诗对王维诗之空寂幽玄美的受容》等。近十年间，受武汉大学海外学术前沿追踪计划之邀，曾与汪超、蒋旅佳两位青年学者合作，撰写并发表了《唐宋文学研究的异域景观》《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古代文学的他者视野》《日本唐宋文学研究动态考察》等文，希望能从一个新的角度考察近年来日本学者关于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动态和新成果，以为国内的相关研究提供一些参考和助益。当然，我的这些研究并不系统，而且是断断续续的。之所以没有继续在这个领域深耕下去，主要原因有二：一是离开日本后，不少资料不便索取和阅读；二是有新的课题摆在面前，压力不小，便无暇他顾了。

谈到域外汉学对古典文学研究的助益，那是毋庸置疑的。据我数年在日本访学、研究的粗浅感受，这种助益主要表现在这样几个方面：

一是日本汉籍文献的留存量非常丰富，分布面较为宽广。这是可资中国古典文学研究者参考、利用的一个宝贵资源，并可在版本、校勘等方面一定程度地弥补国内相关典籍的缺憾。

二是日本学人特别重视文献资料的整理，编制了各种别集索引、文人年谱。这为我们进一步的深入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三是重视文本解读，从基础层面夯实功力，发现问题。日本汉学家治学多以严谨细密著称，这种严谨细密，首先体现在文本解读方面，体现在日常的教学和研读活动中。三十年前，我在名古屋大学访学期间，对这一点感触颇深。当时今鹰真先生主持《诗经》导读课程，以《十三经注疏》本的孔颖达《毛诗正义》为底本，每次讨论一诗，先由担当者汉译、训读，一字一句串讲，对难解词语和典故广搜书证，详细辨析，再由参加的老师同学进行讨论，发表见解，最后达到对作品较为全面和深切的体悟。后来到了京大，则参加过由京都大学川合康三先生主持的专门研讨“和汉联句”的讨论会，以及研讨中唐诗歌的东山之会，后者大抵每半月或一月一次，参加者主要是来自京都大学、京都女子大学、京都教育大学、大阪大学、大阪巿立大学、福井大学、大谷大学、立命馆大学等高校的教授，如川合康三、爱甲弘志、浅见洋二、斋藤茂、泽畸久和、芳村弘道、谷口匡等先生，也有一些研究生。其议题主要是对中唐诗僧皎然诗的解读，每次读一诗，若一首稍长，则分几次读完。在研读过程中，担当者先用汉语读诵，而后详列书证，对重点字词予以注释、说明，并就每句语义进行串讲，最后由参加者提问，担当者答疑，经过数次反复，获得对所读作品的深入了解。这种方法，进展较慢，有时一个学期下来也读不了几首诗，看起来下的是笨功夫，但细想起来，却有几点好处：首先是训练阅读者和研究者注重实证、杜绝臆说的认真态度；其次是提高其搜集材料、解读汉籍的能力；再次是养成从细小处发现问题的习惯；最后是经过反复讨论，获得必要的思考方式的启迪，有助于观察视角的拓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