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编辑家的传统与风度

一

编辑应该是一个相当古老的工作了，至少从有了文化人或文化人著书立说以后，对个人或他人著述的编辑也就成了必不可少的环节。到了近现代，出版业异军突起，对图书和报纸、期刊文字的编辑工作尤其必不可少，随之也有了职业编辑的工种和从业人员。当我们说到近现代某某书局的编译所或某某报刊的编辑部，其实也就是在说编译所或编辑部的那些编辑工作者，也就是某某编辑如何如何吧！

细说起来，近现代的编辑除了职业性质的，也还有兼职性质的一类，那就是学者、作家在大学或中学从事教学工作之外，为了文学或学术的理想而结社出版报刊和图书，于是在教师、学者的身份之外，又有了兼职编辑的身份。

大学教师和学者、作家而兼任编辑的名家与非名家，以及他们作为一类特别编辑留下的佳话，仿佛真不算少了。大学时在现代文学课上听到的鲁迅之于殷夫、柔石、萧红，王统照之于李健吾、端木蕻良、刘白羽、王西彦，其他如徐志摩、叶圣陶、巴金，其作为学者、作家兼编辑家与文学新人的故事，可不就是为人乐道的现代名人轶事？

不过上大学那会儿年纪尚轻，“气”尚盛，“不被发现”的痛苦与焦虑尚不尖锐，故而对这些轶事、佳话也就听听罢了，并不曾凝神细想诸如这类兼职编辑与职业编辑的不同处，没太把这些事当一回事。那么，现在提起这话题又是什么缘故呢？

二

近期拙编杭州徐志摩纪念馆馆刊《太阳花》要出一期“谢冕小辑”，翻了不少谢冕先生的文集，也无意中从网上看到他写吴思敬的一篇文章，其中涉及他和吴思敬先生共同编《诗探索》的一些事，正好与我刚刚读过的思敬先生的一组关于“《诗探索》与我”的文章形成呼应，很有意思。《诗探索》是20世纪80年代初伴随奔涌的新诗潮而诞生的现代诗理论学刊，谢冕先生是初创者之一，吴思敬先生则是早期编辑与90年代复刊时的主事者之一。谢冕先生这篇题为《有幸结识吴思敬》的文章，回忆他与吴思敬“在‘火线’上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其中也谈到了他们曾经共同主编《诗探索》时的往事。在谢冕的回忆中，最初的合作始于吴思敬对其“不遗余力的协助”：“我比思敬年长，他尊我、敬我如兄长。他在首都师大文学院和诗歌研究中心做着他的工作，研究、授课、写作、带研究生，成就卓著，影响深远。与此同时，他不遗余力地协助我办《诗探索》。”及至后来则发生了某种变化，即如下面这段话所言，谢冕对吴思敬有了由“充分”而至完全的信任：

因为合作久了，我对他有充分的信任。我主事《诗探索》多年，身边琐务甚多，多半办不过来，遇有难事，也多半推给思敬去办。再后来，干脆把《诗探索》的全部编务推给他和林莽了。思敬办事，我总很放心，不多过问，由他自主。这也是我的一贯作风：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对人放手，自己也清闲。前面说过，思敬是尊重我的，遇有重大的事，他总会及时与我沟通。难办的事，他承担了，遇有“疑难杂症”，他也会与我商量。我和思敬在这点上绝对和谐，我们总会在“走不动”时，或“忍”或“退”，于是天地顿时开阔，大家也都欣然。

而谢冕先生并不仅仅着眼于二人做事上的彼此信任与和谐，他其实先是谈到了吴思敬的“为人”：“思敬性格谦和，心胸豁达。他待人以善，乐于助人。特别是对那些年轻的诗人、诗评家和诗歌爱好者，往往有求必应，他是诗歌界有名的‘大好人’。在此一端，我与他也是心有灵犀。我坚信诗歌乃柔软之物，最终作用于世道人心，诗歌之用，首重广结人缘，使人心向善。”

《诗探索》从1980年创刊，除去1986—1993停刊的八年，已有三十四年的办刊历史，实实在在地实践了谢冕所说的“矢志不移地为诗歌思想艺术的前进和变革而贡献热情与智慧”，“始终不渝地与探索者站在一起”（谢冕：《为梦想和激情的时代作证》），成为当代诗歌理论界一棵根深叶茂的大树，也成为研究当代诗歌发展史的重要参考文献，甚至其本身也被纳入学术研究的范围。那么，顺理成章的就是，其创办、编辑、复刊过程中的重要成员如谢冕、杨匡汉、吴思敬自然也无法回避，或者也是需要研究的内容之一。毕竟，学术期刊的目标定位、编辑风格、从内容到外观的方方面面都与具体参与创刊、主编和编辑的人血肉相关。说到底，学刊的风貌、风神，其实也就是办刊者的风貌和风神。

作为《诗探索》的创刊主编，谢冕先生的办刊思想与实践当然无法绕开。但本文拟暂且放下谢冕先生对《诗探索》的开创之功，而想着重谈谈吴思敬先生对《诗探索》的“复刊”贡献。

而说到考察吴思敬与《诗探索》的关系或其对《诗探索》在办刊思路和编辑风格方面的贡献，我就很自然地想到了现代文学史上（也可以扩大到文化史）那些于大学教职之外兼职做文学、文化期刊的学者，因而有了关于“学者编辑家”概念的联想。因为我从谢冕、吴思敬之于《诗探索》的编辑实践中感觉到他们与胡适、鲁迅、叶圣陶一代前贤的某种精神传承关系，或曰相近的编辑风格。拿吴思敬来说，其参与编辑《诗探索》与后来积极筹备《诗探索》的复刊，固然有为朋友帮忙的性质，但此种帮忙，又是建立在同气相求、同声相依的共同理想基础之上。如果考虑到《诗探索》诞生和复刊时期与五四新文化运动何其相似的类似于“文艺复兴”的特别背景，则谢冕、吴思敬他们为理想而走到一起并投身于《诗探索》的创刊、复刊，就一点也不会觉得“学者编辑家”加诸他们身上有什么不合适了。盖“××家”者，一定是对某种事业抱有大理想的人方可成就的。而这也正是《诗探索》何以会成为当代诗歌理论界一棵根深叶茂大树、一种严肃探求学风代表者的基本原因。

对理想的追求之外，“学者编辑家”的要点之二在于学者身份和学者精神的支撑。为什么学者身份对兼职编辑有着特殊的意义呢？因为学者的本职在于求真求实，他的学术实践只有建立在实事求是的探索精神上才符合学者的要求，从这个角度去看当年《新青年》《小说月报》《燕京学报》《学衡》这些名刊的主持者与编辑的作风，当不难理解学者身份和学术精神于其间所发挥的支撑作用。说到《诗探索》，正如其刊名标示的那样，“探索”是它对自己的定位，关于这一点，谢冕先生1980年为《诗探索》写的发刊词《我们需要探索》有最好的阐发：“我们深愿《诗探索》是一个始终充满了首创精神的、充满了青春与朝气的探索者。我们将时刻警惕不使其因脱离今日诗歌的实际而‘老化’起来。”“这是一个学术性、理论性与知识性并重的刊物，我们愿意它是适应多方面需要的和雅俗共赏的。我们不愿因为它的‘雅’而脱离了现实的需要，我们也不愿因它的‘俗’而失去理论的深度。”

与谢冕先生淋漓尽致的宣言式的表白不同，吴思敬先生的学者风度更多体现于他的编辑实践中，拜读他的新著《中国新诗理论的现代品格》后面的“《诗探索》与我”一组文章，通过他在80年代参与编辑、90年代主持复刊期间所写“责编手记”和复刊“日记”，乃可以从字里行间的平实中感知其学者的严肃态度、探索精神与严谨细致的作风。

譬如接手编稿不久写下的一则手记：“这两天正在看《诗探索》的稿子，十几万字，量比较大，到今天为止，已编出十余篇，七八万字。这件事，从时间上看，固然是个负担，但从事这一工作，也有所得，那就是能比较认真地接触一些诗歌理论文章，可以随时吸收新鲜见解，并提高自己的理论素养。”（1983年9月23日）

又譬如1994年6月3日的一段话：“……他信的最后还另加一句‘千万不要做风派理论家’。这是对我的嘱咐和希望了，白航我只在北纬饭店见过一面，而且当时是在楼道里站着说的。但无论是当时谈话，还是后来的几封信，他都给我留下了很好的印象。这个人是正直的知识分子，头脑清楚，而且待人诚恳。就拿信上这句‘千万不要做风派理论家’，就不是现今文坛上的某些人所能说出来的。因为有人就是有意、无意地在当‘风派理论家’‘风派文人’。本人不敢以‘理论家’自居，但作为一个理论工作者，我是愿意以白航赠的这句话为座右铭的。”

为了较充分说明吴思敬“责编手记”内容之丰富，涉及编辑方针、风格的观点之高度，再引述一段1984年11月28日的话，这还是《诗探索》早期，可以见出吴思敬当时对《诗探索》存在问题的鲜明态度：“《诗探索》要办好，有两个问题亟待解决：一个是出版周期太长，现在平均发稿后一年到一年半后才能见书。这样长的出版周期，使这样一个文学评论刊物完全失去了时间性，只能走纯学术的道路，这样就不易在青年人中扎根，也不易打开销路。出版周期长是外在因素，我们无能为力；另一个就是内因了。《诗探索》编委内云集了诗坛两派的代表人物，互相掣肘，堡垒里的战斗十分激烈，内部争论动不动就‘通天’。这一问题不解决，刊物绝谈（不到）办出特色。”

明明是十几万字的文字编辑量，明明知道是个“负担”，可偏偏要从“也有所得”的一面去考虑，要为了“比较认真地接触一些诗歌理论文章，可以随时吸收新鲜见解，并提高自己的理论素养”而选择背上这个“负担”。又宁愿接受来自“正直的知识分子”的“嘱咐和希望”，暗自勉励自己不做“风派理论家”，且对存在的问题了然于胸，此种有方向而又有牺牲自我、提高自我精神的编辑，加上着眼于青年人、销路、不内耗而力图解决问题的决绝，是不是学者型的编辑？算不算编辑家？

此外，我觉得前引谢冕先生看重的吴思敬的学养与人格也是其成为学者编辑家的重要条件。一般而言，在极端注重功利性的现代，“好人”或“大好人”常常被视作人的弱点，就如老实是无用的别名一样，可另一方面，即使是坏人也在内心里喜欢“好人”，人们当然也希望自己遇见的人都是“好人”，因为从人性的角度，从深层理性的角度，人人都知道“好人”才是拯救世道人心的唯一通道。自然也有一种流行的看法，以为“好人”的概念太模糊，其实那是因为没去细究，只要愿意细究，“好人”的内涵与外延都可以很清晰地被梳理出来，就如谢冕眼里的吴思敬之“性格谦和，心胸豁达。他待人以善，乐于助人。特别是对那些年轻的诗人、诗评家和诗歌爱好者，往往有求必应”一样，每个“好人”也都有各自的“好”。但不管哪种“好”，都是成就大事、“大写的人”的必不可少的精神要素。民国时期鲁迅、胡适、王统照、叶圣陶、巴金之感人的编辑故事，哪一个不是出自他们性格、人格中的善良、厚道、谦和、豁达，或“成人之美”的君子之风？

三

对吴思敬先生于编辑、主编《诗探索》中的“性格谦和，心胸豁达，待人以善，乐于助人”，我有我切身的感知和印象。

我曾经在一篇短文中提及自己走近《诗探索》、结识吴思敬先生的原因，但当时侧重于议论思敬先生的一本诗学著作，对自己成为《诗探索》作者及围绕写稿与吴先生书来信往的细节却并没有多写。现在谈到吴先生与《诗探索》的编辑、复刊，对这些交往的细节多说几句，也许不算离题吧！

1993年秋，温州老诗人唐湜先生通信时告诉我，《诗探索》正准备复刊，让我设法做些宣传和帮助代销，但我最不擅长做“销售”，对唐湜先生的建议有点不知如何应答，但最后还是在给吴思敬先生寄稿的时候提到了尝试代销一事。

没想到稿子寄北京，很快就收到吴思敬先生热情的回信，吴先生不仅认真告诉我对稿子的处理意见，也很详细地写了代《诗探索》做发行工作的具体方式。我觉得这封信可以为上面所写的内容做些佐证，如今看来已是很珍贵的有关《诗探索》复刊时期的史料了，谨录于此，以备《诗探索》研究者参考之需。

张欣先生：

您好！来信并寄来的大作《唤起人生最高的一致与和谐》俱已收到。

大作对唐湜先生的《新意度集》把握很准确，角度选得巧，行文亦流畅自然。按正常情况，是符合《诗探索》发稿要求的。但由于关于唐湜先生，我们近期已组织好两篇重点评论，一篇是唐湜自己写的《关于新意度集》（1400字），另一篇是北大孙玉石教授与温州一位进修教师合写的《唐湜论》。鉴于《诗探索》是个面向全国的刊物，短期之内不可能过于集中地发关于唐湜先生的评论，因而尊作只好割爱，现将原作璧还。对您对《诗探索》的支持，我们非常感激！

《诗探索》1994年第1期出版在即，届时请参考栏目设置继续为我们撰稿。其中“诗人研究”一栏，所评对象编辑部已有系统安排，您若写这个栏目的诗人评论，最好事先与我们打招呼，避免撞车。

您肯为我们联系些单位订户，做些销售工作，更是我们十分欢迎的。如有可能，是否能在泰安师专建立个诗探索发行站，由您牵个头，具体工作可找学生去干。发行多少不限，二三十本可以，当然越多越好。发行折扣一律七折，《诗探索》定价4.80元，每代发一本提发行费1.44元。发行办法有两个：一个是您先在泰安师专及泰安地区汇集订户，每年４期，全年共19.20元。报一个总数给《诗探索》，同时扣除30%的发行费，以后《诗探索》陆续按总数给您寄刊物，您再分发给另散订户。一个是代销，即您先报个数，比如50或100册，第1期印出后，《诗探索》即按数目把书寄您，由您组织代销。在三个月之内，将销售款的70%汇回《诗探索》编辑部，其余30%作为发行费。《诗探索》接书款后，再发第2期刊物，这样一期套一期。当然，您若有什么好办法，还可建议。

在目前的经济大潮冲击下，办《诗探索》困难重重。有赖于诗界及文艺理论界同仁大力支持。您肯向《诗探索》伸出友谊之手，我们十分感谢！

即颂

笔健！

吴思敬93、10、25

《诗探索》由谢冕、杨匡汉、吴思敬主编，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诗探索》第1期将刊发艾青《诗人要自信——对诗探索复刊的希望》、谢冕《从诗体革命到诗学革命》、郑敏《我们的新诗遇到了什么问题》等重点文章，以及蓝棣之、赵毅衡等的诗论，还将推出独家特约文章《最后的顾城》，作者是顾城、谢烨生前密友，对顾城之死提供了最为可靠的背景材料，还要发“顾城书信选”，所选信件均是首次发表。有关顾城材料约3万字。

以上简介第1期内容，供你征订、宣传用。又及。

信寄到了我当时的工作单位山东泰安师专，“张欣”是我的本名。

如果说从此信前半部分可以看出思敬先生对一位初次寄稿作者极负责任的鼓励、安抚，后半部分则可以看到思敬先生为《诗探索》的复刊、发行工作的那份殚精竭虑、全力以赴的工作态度。当你想到寄往另外一些报刊的稿子总是如泥牛入海般无声中消失于无形，想到提出发行的不同办法且具体到发行费的扣除，还拟出类似广告词一样的杂志简介的人，其实并非职业出版人或编辑，当能理解我所谓“学者编辑家”切切实实的含义。

一个怀抱理想的人，一个有着真正学者素养与精神的人，一个“性格谦和、心胸豁达、待人以善、乐于助人”的好人，这样的“学者编辑家”，你无法想象他会如某些从一己私利出发、有学者身份而缺少学者精神、重事功而轻人心的人那样把手中的权力（发稿权）作为交易的筹码，你也无法想象他会如那些以盈利为终极目标的商业性报刊编辑那样把商业价值高高置于思想价值、学术价值之上。

以故，当我想到从民国到现在，不管世风如何日下，我们还有许许多多如谢冕、吴思敬先生这样令人钦佩的学者编辑家，总还是感觉无限欣慰的。

2022年11月2日写毕

杭州朝晖楼

作 者：子张，本名张欣，浙江工业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教授，著有《冷雨与热风》《新诗与新诗学》《吴伯萧先生编年事辑》等。

编 辑：得一 312176326@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