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历史的文化想象

文学意象作为文学作品中的核心元素，承载着作者的情感、思考和审美追求，其研究对于理解文学作品的深层内涵、揭示文学创作的规律以及推动文学理论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葛亮的意象叙事手法，在意象运用上将真实历史和虚构想象结合，在历史的基础上构筑丰富的文学想象，具有深厚传统文化底蕴的同时展现出“70后”作家独特的文化视野，为当代小说展现了更多的可能性，提供了叙事的新思路和新方向。

饮食意象在文学作品中被广泛使用，作者可以通过饮食意象传达与食物有关的思想情感和对社会问题的思考。葛亮的作品汇聚大量具有地方特色的饮食意象，虽然篇幅不长，但却流露出葛亮身为南京人的饮食经验与味觉记忆，在这些活色生香的食物背后凝聚着对南京城的热切情感。每一道菜肴都是打开记忆大门的文化符码，更是书写民间故事和传统习俗的坚实基础

酒、辽参——民国时期军阀权力制衡

饮食文化是市民文化的核心。饮食随着时代的发展不再代表着人类渴望食物的基本生理需求，而是逐渐成为富有深层文化寓意的民间生活方式。在探讨饮食文化时，林语堂在其散文作品中有所提及，他这样写道：“中国人不拿争论去对薄公堂，却解决在筵席之上。他们不但是在杯酒之间去解决纷争，而且也可用来防止纷争。”中华民族的饮食已经脱离了单纯的“吃”，一顿宴席暗含的衍生意义能体现人与人的沟通、交流，特殊的饮食意象甚至能揭露出不同地位等级的斗争与制衡。

在葛亮的小说中，种类繁多的饮食描写既增加了历史叙述的烟火气息，还从侧面反映出食物与人在情感、精神层面的相互契合。酒在中华文

化中一般出现在宴席上，葛亮借助“酒”意象在《北鸢》中讲述了一场惊心动魄的“鸿门宴”。小说中，卢文笙随母亲到孟昭德家参加军阀石玉璞的寿宴。“时任直隶省长兼军务督办，是直鲁联军的统领之一”的石玉璞寿宴十分奢华，安排了人数庞大的乐队和四房姨太太们迎客。在石玉璞的寿宴尚未拉开帷幕之际，军阀首领张宗昌特地献上了一副寓意深远的寿联，这不仅是一份贺礼，更是巧妙地暗示了石玉璞与军阀之间微妙的权力制衡关系，为后文中不速之客柳珍年的登场铺设了伏笔，预示着即将发生的复杂局势和人物纠葛。如今担任要职、身居高位的柳珍年从前是石玉璞部下，当年因严格治理军队致使石玉璞颜面尽失，几乎遭受当众枪决的严惩。在孟昭德的求情下，柳珍年幸免于难，却不得不承受一百军棍的残酷惩罚，这次经历使得两人之间结下了难以化解的深仇大恨。而在今日这场宴席之上，柳珍年意外地不请自来，并以迟到为由，自行罚酒三杯：“这一敬，是为当年那一百军棍，若不是嫂嫂慈济，手下留情，儒席怕已是黄土一环。”柳珍年在宴席上特意向孟昭德举杯敬酒，表面上是对其昔日救命之恩的感激之情，然而其真实意图却深藏不露，实则是对石玉璞昔日所打军棍之痛的微妙回应，暗示着两人之间未了的恩怨。

《北鸢》的石玉璞寿宴与《史记·项羽本纪》中的“鸿门宴”有异曲同工之处。“鸿门宴”是和平表象和暗中阴谋的结合，代表了权力的斗争和争夺，揭示军队内部存在的权力制衡问题，这种权力的争夺斗争往往是残酷和无情的。军阀混战时期，柳珍年的地方军阀队伍士气大增，导致石玉璞的权力受到了挑战，他试图通过枪毙柳珍年来夺取权力，然而柳珍年成功逃脱，并成为地位高于石玉璞的强大势力，柳珍年参加这场宴会正是为后文活埋石玉璞做了铺垫。因此这里的“酒”意象是权力纷争、势力制衡的体现。葛亮用“酒”作为意象，委婉地将历史的政治斗争娓娓道来，在复杂饮食文化背后是葛亮匠心独具的叙事策略。

除了“酒”意象外，葛亮曾在《由“饮食”而“历史”——从谈起》中提及同样具有权力制衡寓意的“辽参”意象。柳珍年看见石玉璞寿宴饭桌上的“辽参”说：“我在山东，难得吃到这上好的‘灰刺参’，听说大哥最近去大连跑得颇为勤快，怕是

吃得不少。不过吃多了，难免胀气，倒不如吃不到了。”柳珍年在宴会上看似关切地告诫石玉璞“辽参”过量食用易导致腹胀，实则暗含讥讽，以食物“辽参”为喻，巧妙地讽刺了石玉璞在大连地区与日本帝国主义势力之间的过度勾结，以及这种勾结可能带来的不良后果。“席间的人都听到咔吧一声，竟是石玉璞手中的筷子被生生捏断了。”石玉璞气得做出“捏断筷子”这样的失态反应，可见柳珍年的话如同利刃一般捅在他的心上，其乐融融的饭局因为“辽参”而气氛紧张起来。因此“辽参”意象具有暗示时局，揭露军阀与帝国主义勾结的作用，映射出阴险狡诈、剑拔弩张的权力制衡的激烈角逐。

炉面、松鼠鱼——中国博爱思想的体现

饮食文化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被视为一个民族的精神遗产。中国的饮食文化不仅源远流长，同时也具有独特的魅力和内涵。从天圆地方的宇宙观到社会历史的发展观，从家庭伦理道德到民间文化的充极沉淀，饮食文化都蕴含了丰富的中国哲学和文化内涵。因此，饮食意象在小说中的运用，不仅反映了人物的精神风貌和文化内涵，同时也是小说叙事层次的重要组成部分。葛亮作品中描写的饮食意象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人物行动上的集中体现，“炉面”和“松鼠鱼”两个意象，都是将自身放置于社会的博爱众生、无私奉献精神的多重演绎。

葛亮在《由“饮食”而“历史”——从谈起》里谈到饮食时指出：“《北鸢》里第一次出现谈‘吃’的场景，是‘民国’十一年豫鲁大旱，百年不遇的‘贱年’。两地灾民南下，安置于齐燕两处会馆。富庶商贾设棚赈灾。”卢家作为当地知名的殷商巨贾，面对灭灾人祸并没有首先自我保全，而是用炉面来救助灾民。正是因为救人于危难的大义精神，卢家睦才能结识画师吴清舫，才有了后来在吴清舫教导下学识渊博的卢文笙。在小说中，葛亮对炉面的制作方法进行了详尽而细致的描绘：“五花肉裁切成丁，红烧至八分烂，以豇豆、芸豆与生豆芽烧熟拌匀，将水面蒸熟，与炉料拌在一起，放铁锅里在炉上转烤，直到肉汁渗入至面条尽数吸收。”炉面是当地的特色食物，做法复杂，用料精

细，是只有在丰饶年代才能享用的美食。卢家睦发放炉面的原因是希望灾难中背井离乡的人们在饱腹的同时，还能缓解思乡心切的焦虑痛苦。关于炉面，葛亮认为卢家睦对鲁地乡民的慷慨行为，实际上源于他内心深处对血缘关系的深深眷恋。而家乡特色食物炉面，则成为他表达这份仁义情感最为直接和纯粹的方式。因此，“炉面”意象正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博爱思想的体现，葛亮向读者们传达的是恶劣环境下人们依然不忘初心，始终保有高尚道德情操的精神内核。

《朱雀》中的“松鼠鱼”意象，虽不是用于拯救他人生命的秉公无私，但却是抚平内心伤痛的灵丹妙药。“海纳端起碗，云和来了一筷子给她说，那时候你最喜欢吃的就是松鼠鱼。这么多年这个素未谋面的女人竟然记得她生活的细节……海纳快要离开的时候，几乎被这种家庭的暖意所包围。”赵海纳的父亲混迹于妓院导致家破人亡，赵海纳把所有的恨都归咎于程云和，但程云和却依然用无私的爱来感化她。食物跨越了血缘关系让赵海纳回忆起生活中的甜，面对漫漫长路时不忘做人的本。“松鼠鱼是最后上来的，酸甜的香气在屋里弥漫，熟悉的味道在口腔蔓延，海纳满足地闭上了眼睛，泪又沿着脸颊流淌下来。”程云和无疑是《朱雀》中最具有博爱精神的人物，她用自己的母乳救活了冰天雪地捡到的程忆楚和萍水相逢的洛将军，在粮食紧缺的情况下，仍省吃俭用为程忆楚做她最爱的九层糕；将门前的野菜、吃剩的西瓜皮晒干，加上炒米、豆腐、胡萝卜做成“素板烧”分给邻居们吃；甚至面对抢夺程忆楚抚养权的赵海纳，程云和也用耐心和爱烹制一道松鼠鱼，弥补了赵海纳对父爱的渴望和对家庭的向往。

炉面和松鼠鱼都是平凡的家常菜，但其中蕴含的团结友爱、同舟共济的精神意志是不平凡的。葛亮运用这两种饮食意象，所展示的是中华民族自始至终具备的精神追求和生活哲思

莼菜汤、鱼头——“常与变”的哲学启示

饮食是日常生活的基础。随着时代更迭，中国人口发生史无前例的流动和迁移，不同地域的饮食文化在开放包容的城市里得以继续流传、转化。葛亮在《历史的味蕾》中阐述创作的缘由：

“《燕食记》是一部以食为题的小说，其意便在这穿透：以一对厨人师徒的经历，穿透岭南漫袤的近现代史；也以一间老字号由粤至港的发展历程，穿透地缘、人心世相的变迁。”人类的活动带来饮食上的创新，食材的相遇造就了人情交往的缘分，无论世事如何变迁，家乡的思念永远凝聚在味蕾绽放的瞬间。“常与变”是哲学家老子在《道德经》中提出关于事物发展变化的重要命题。老子秉持的观点是，宇宙间所有事物皆在持续变迁与运动之中，然而，其中亦存在某些恒定不移的法则与准则。这些恒久不变的法则被称为“常”；与此同时，那些持续演变、不断更迭的事物则被称作“变”。这种“常”与“变”之间的关系，体现了事物运动发展的普遍规律，“常”是“变”的基础和前提，“变”是“常”的发展和表现。饮食文化在时代发展中相聚与离散，正如“常与变”的辩证关系，是一个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相互转化的过程。

《北鸢》中孟昭如等人因为战乱而暂时躲避在教会医院，结识了美国人叶师娘。叶师娘和孟昭如从烤栗子等食物中，讨论了中国人的饮食文化以及对待食物的态度。叶师娘比较了中西方人的饮食习惯，评价道：“中国人对吃的研究，太精也太刁。”孟昭如赞同她道：“中国人的那点子道理，都在这吃里头了。”无论是安徽特色毛豆腐还是杭州风味的臭鳜鱼，博大精深的中国饮食文化对待饮食出现“意外”的态度，也足以说明中国人包容万象，“‘常’可吃，‘变’亦可食”随遇而安的中庸之道。《北鸢》尾声处，卢文笙与毛克俞重逢，毛克俞带卢文笙去自己开的家菜馆“苏舍”。餐馆的名字往往和菜系有巧妙的联系或渊源，但令卢文笙惊讶的是，这里的菜不是做菜也不是浙菜，而是两种菜系浑然一体的结合。比如菜单上的“云雾藕”其实是徽菜“云雾肉”的改版，只不过“肉”被“藕”替代了；浙菜中皇家菜“乾隆鱼头”在这里不使用杭州传统的白豆腐，而改用安徽的毛豆腐，味道有所差异，却别有一番滋味；“西湖莼菜汤”是杭州有名的素汤，毛克俞在其中加入了虾米和火腿，更名为“中和莼菜汤”，“中和”之意即在“常与变”中寻求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时代祈愿。味道是家乡记忆的载体，生活在他乡的毛克俞，凭借记忆复刻出一道道跨越时空、地域的美味，这是在变幻莫测的人生旅途中对回忆里亘古不变的家乡味道的追

“鱼头”和“莼菜汤”经过岁月的洗礼后延伸出新的做法，优秀的中华饮食文化并没有被跌宕起伏的历史洪流淹没，而是跟随菜系的改良和文化的碰撞逐渐进发出全新的生命力。葛亮将优秀传统文化与民族精神价值融入饮食意象中。饮食是人们从物质层面上升精神维度的桥梁。以食物为意象，葛亮在小说中传递了中国人民特有的人生感知方式，更折射出中华文化中源远流长的人生哲理。

葛亮是当代具有独创性的文学作家，他的作品有着较高的研究价值，集中体现在其小说中对意象的选取和构建上。将意象融入历史情节的创作之中，是葛亮作品在叙事领域的突破和创新。通过意象揭示人物形象、推动故事情节发展，葛亮将现实生活与客观历史充分结合，集中展现了作品背后深厚的文化底蕴和叙事手法的多样性、复杂性。

[本文为2020江苏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项目“当代江南河流文学中的意象研究”（2020SJA1244）]

作者简介：

傅燕婷，1986年生，福建三明人。中国现当代文学博士，研究方向：城市文化。

张荃，2002年生，云南人。常州工学院汉语言文学学士，研究方向：现当代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