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乡土的亲情故事与现实景深

读《入伏记》，我的感觉是：这不是一部读时令人眼前一亮的小说，也不是一部读后让人心灵产生深深震撼的小说，而是一部遵从自然本色描写、情感内敛、视点下沉、在人物的情感和心理的把握等方面颇见功力的小说。

一

《入伏记》写什么？写亲情。小说以入伏季节为背景，描写在云州市当干部的农家子弟元明回乡探望父亲的故事。拆开来看，小说实写父子之间、兄弟之间的情感纠葛，虚写现代化进程中新乡土的变化，反映的则是当前中国乡村的现状。

元明这次回乡的主要目的，是带父亲去医院检查身体。半个月前，哥哥元平给他打电话说父亲这段时间啥也不想吃。元明一听便骂哥嫂两口子有毛病。元明是老小，上面有一个姐姐、一个哥哥，自小受宠窝里横，加之他现在是国家干部，又出钱让哥嫂替他赡养父亲，便底气十足，毫无顾忌地指责哥嫂。元明母亲去世后，他和哥哥轮流赡养父亲，一轮半年。他在城里照顾父亲不方便，父亲也不习惯城市生活，轮到他时便给哥嫂折钱，由他们替他尽赡养父亲之责。他隔三岔五回去看父亲，总是看到令他不胜其怒的情形，比如父亲的裤褂脏了还穿在身上，饭食很差，他便指责哥嫂光拿钱不尽心。这天中午吃蒜薹焖面，嫂子竟然用晒蔫的蒜薹，元明怒不可遏。嫂子没给他面子，一句话就给顶了回去，“俺家就这条件”，意思是，我们都能吃，就你挑剔，爱吃不吃。父亲怕得罪儿媳，骂元明不懂事。元明不吃这套，他对父亲说，考虑到嫂子累，他才给她出大钱，就图她给父亲做口热乎饭。站在元明的立场，他指责哥嫂在饭食上没有善待父亲，不仅是因为他出了大钱，还因为他是国家干部，便理直气壮地指责哥嫂的不尽责。站在哥嫂的立场，他们觉得这样对待父亲并没有什么过错，“俺家就这条件”，家里过的就是这样的日子。站在父亲的立场，不论元明心里怎么想，他都不能直说。元明过不久就走了，父亲的日子要和大儿子一家过，大儿子和大儿媳才是他的依靠，所以他只能怒骂元明而护着大儿媳。这是什么招数？这是人情世故。父子关系、兄弟关系虽然是亲情交往，但处理好彼此关系需要高超的处世艺术。四人中，情商最高者，不是强势的元明，也不是当家的嫂子，而是处于弱势地位的父亲。

元明这次回乡要做的另一件事，是给父亲送来助听器。父亲失聪耳聋，戴上助听器，他听见声音，老眼也明亮来神了。耳聋降低了父亲对外在世界的认知度，阻碍了他与外人包括亲人的正常交流。借助神奇的助听器突然恢复了部分听力，对于父亲来说，犹如打开了堵在面前的一道屏障，重新拥有了这个世界，他的喜悦之情自然溢于言表。正当元明为助听器的神效感到欣慰之时，转而就听到父亲不满的声音，父亲对他说：“你明天就给我退了，贵巴巴的费这钱做甚？”父亲一辈子节俭，坚信浪费是极大的犯罪。此刻的父亲内心极其矛盾，他试听了助听器，既喜悦又埋怨，既犹疑又拒绝。在他看来，助听器是个好东西，特别是听到懂行的人说这个助听器是高级货后，极大地满足了他的虚荣心。但对于黄土已经埋到脖子的他来说，耳聋不是什么要命的毛病，既不影响吃饭睡觉，又不影响穿衣行动，通过察言观色，他也能同家人交流，活得好好的，花钱买助听器，纯属浪费。

我能体会到老人的心口不一，明明喜欢助听器，偏偏又拒绝助听器。喜欢助听器是真，拒绝助听器也是真。喜欢助听器，是因为助听器让他重新听到了声音；拒绝助听器，是因为这东西是花大钱买的，他心疼花钱。戴助听器需要电池，为了省钱，他摘摘戴戴，不知道这样更费电池。老人戴着助听器既喜欢又战战兢兢的样子，让人心疼！

一辈子节俭惯了的老汉儿，用传统伦理应对变化的世界，实际上是一个超时代的恒定的价值存在。他用他的善良、淳朴、智慧连结并磨平了传统与现代、贫穷与富裕、善与恶的对立，因为有他，《入伏记》稳如泰山。我对这个人物形象的喜欢，远在其他几个人物之上。

有了助听器的加持，父亲听力状态好，元明劝说父亲再去云州住上一年半载，父亲摇头拒绝，给出的理由是世代相传的老理，实际上是心有贰念：一念住城里儿子家不习惯，这是实情，还有人生地不熟，没个说话的人，孤独。孤独，才是对老人最致命的杀手。二念去云州会连累儿子，人是苦虫，就得吃苦。老话老理，既安慰了自己，又安慰了儿子。猛然想起王斌参与《活着》的电影剧本改编和拍摄到最后一场戏时的感悟，也适合阐发《入伏记》中父亲的人生态度。随着半年来参与剧本改编的讨论和四个月的拍摄，在拍摄最后一场戏时，王斌突然对福贵的角色有了深层顿悟：一种超越痛苦与绝望的生命境界——历经沧桑后的澄澈通达。这种体验并非悲伤或麻木，而是苦难淬炼出的精神超脱，是对命运接纳后的灵魂升华，仿佛融入了一种辽阔而永恒的宁静之中。

二

相反，在汗水中讨生活的哥嫂，上有老，下有小，远未熬到只有在历经艰辛之后才能获得的大彻大悟，即使想超脱也超脱不了。他们原本都是淳朴善良之人，但生活的重负常常逼得他们越界而与粗俗、市侩、自私、自卑为伍。人性的质量决定人物形象的质量。作者对人物描写有着上佳的表现，他把元明哥嫂的这些性格缺陷都控制在合度的范围之内，仿佛是人性本色的自然呈现，与道德无关。从这些性格弱点的表现中直达小说人物的情感和思想，嵌入小说人物的文化心理和精神史。

哥哥元平跌伤腿，那种突发事故中无意识的反应一般是扔掉肩上的黄瓜，以卸去压在身上的重负，减轻对膝盖的伤害。但元平下意识的反应是保护黄瓜，表面上看是基于现实的经济考量，实际上是中国贫苦百姓千百年来积淀的文化心理的使然。深入骨髓的生存意识，对经济的考量远胜于对生命的珍惜。

再看嫂子。元平腿受伤，嫂子指使元明送哥哥去医院并让他先垫上钱，理由是她还要去菜房卖菜。明眼人金泰识破她的花招，说卖菜比治病还当紧。此处的描写极好，嫂子的形象跃然纸上。嫂子耍心眼，指使元明送哥哥去医院治病，明摆着就是要他出钱。但她把话说得很漂亮，“钱先给你哥垫上”。这话可两听，钱你先垫上，意思是过后我会还给你；你们是兄弟，你是国家干部，我们生活艰难，你好意思要我们还钱？叫你先垫上，只是说说而已。元明当然明白嫂子的话中话，没有计较。嫂子朴实粗俗，说话直来直去，精打细算而不设陷阱算计，犀利带刺而不刻薄刁钻，她耍的那些小私心、小花招，与道德无关，与性格缺陷有关。

三

《入伏记》是“新乡土小说”，与之前的乡土小说比较，能够发现它呈现出一些明显的特征。根据丁帆先生的研究，乡土文学/乡土小说是农业文明与工业文明相冲突的产物，伴随着工业化和现代化而产生，始于十九世纪二三十年代。乡土小说的重要特征是“风俗画描写”和“地方特色”，这是构成乡土小说内容的两大要素，二者交融一体形成乡土小说的审美特征，即“三画四彩”。由“风土人情”展开为差异与魅力共存的风景画、风俗画、风情画，简称“三画”。“三画”是现代乡土小说赖以存在的底色，体现为乡土小说的外部审美要求。而作为“三画”内核的“四彩”，即自然色彩、神性色彩、流寓色彩和悲情色彩，便是现代乡土小说的精神和灵魂之所在。“三画四彩”已经成为中国现当代乡土小说比较恒定的审美形态，随着时代、社会、文学的发展，乡土小说的审美因素和审美形态会更加多元丰富。新乡土小说便是现代乡土小说发展的一种新形态。

相对于现代乡土小说，《入伏记》明显的变化至少有两点。一是“三画四彩”的描写，除流寓色彩和悲情色彩外，其他描写几乎隐形遁迹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些现代化的场景——路灯、广场、商店、民宿、麻将馆等。二是小说描写的生活情调、人际关系、道德风尚，具有质朴、实在的特点，还保留着中国农村自然经济形态下的小农社会的风貌，但在生产方式上，传统的耕种、收获等农事渐渐淡薄了，人们纷纷转向第三产业的各种营生。

现实的难题在于，在新农村建设过程中，现代化、城市化挤压着脆弱的农村，城市的高速发展与农村塌陷式的衰退一并发生，年轻人拥向城市，农村的生产力和资源被逐渐抽空。现代化是一把双刃剑，它既是新世界的创造者，又是传统秩序的破坏者，它像隐形杀手，摧残着农村。《入伏记》的作者没有在传统与现代、乡村与城市之间设立对立关系，不做先进与落后、善与恶的价值判断，而是遵从事物发展逻辑和生命伦理，客观描写现实的变化，从一个家庭透视社会的变化。他饱含热情地描写农民的善良、淳朴、勤劳、节俭等美德，同时又直面当前存在的种种困境，尤其是农民面临的生存艰难，其中包含着悲情色彩。“悲情底蕴就是对地域乡土日常生活的不幸、苦难、毁灭及痛苦生命的最为集中的艺术化表现”，体现为对自由的生命欲求与钳制这种欲求的外在力量之间的对立。这是一种极为可贵的情感，因此，《入伏记》才能成为一部具有思想高度的小说。

【作者简介】王达敏，本名王大明，安徽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小说学会副会长，中国小说排行榜评委，安徽省文学学会原会长。著有《第三价值》《稳态学》《新时期小说论》《理论与批评一体化》《余华论》等著作。多次获得安徽省社会科学奖一等奖、二等奖等奖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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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邀编辑    张   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