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地理学视域下的江南古镇与文人

曾经的“文化热”为“文化大散文”提供了经验，而新时代的“文旅热”则为《江南文脉的守望者》这类作品提供了新语境。余秋雨、夏坚勇等人的“文化大散文”虽确立了“人、历史、自然交融”的标尺，却常陷入宏大叙事的幻象，并缺失当代文化使命。置身二十一世纪，当代文化已超越历史疑难，落实于具体地理空间，地方文学写作的兴盛即是表征。《江南文脉的守望者》聚焦江南文化，既蕴藏于古镇风貌，又扎根于文化守护，是文化地理学视域下的文学书写。该学科关注人、文化、地方与环境之间复杂而动态的相互作用。

古村古镇：展现江南水乡的魅力

如今苏州实施“江南文化”这一品牌战略。“江南文化”概念立足于苏州的历史文化特色，既充满历史积淀，又富有时代意义的阐释空间。这一定位无疑具备广泛的认同基础，又具有区别于其他地域文化的差异性和辨识度的特征。“小桥流水人家”“杏花春雨江南”，水汽朦胧的江南意象，早已氤氲千年。水乡泽国既是江南文化赖以生存发展的坚实基础，又是江南文化特有的存在方式。清代苏州人袁景澜有云，“东南之利，莫大于水矣”，可谓江南文化之魂。而古城苏州的源头活水，正是那如星罗棋布般散落在江南大地上的古村古镇，它们见证着江南之水的悠悠岁月，传承着水乡文化的精髓，弘扬着红色文化的光辉。它们并非静默的地理概念，而是被赋予了意义、情感、记忆和社会关系的文化景观和地方空间，是丰厚深广的文化资源，唤醒和活化了这些文化资源，无疑可以为江南文化的保护发展和品牌推广提供强劲动力——这或许是《江南文脉的守望者》这篇文化散文的创作缘起吧。

“我来过黎里三次，一次在书里，一次在梦里，这一次在现实里。”这提纲挈领又意味深长的句子，构筑起《黎里的光与影》的风骨。现实里的“水乡古镇”黎里，细雨缠绵，一派烟雨江南的景致。这是近现代政治家、民主人士、诗人柳亚子先生的故里，亦是其创办反抗旧势力的革命文学团体南社之所在地，“欲一洗前代结社之弊，作海内文学之导师”，柳亚子、高旭、陈去病等南社文人撑起清末民初中国文化的半壁江山。有意味的是，作者并不像“文化大散文”那样，花费笔墨去大谈特谈这位赫赫有名的历史人物或南社与同光体之争等重大历史事件，或许是因为这些烟消云散的历史早已存进张明观的长篇传记《柳亚子传》里，回荡在中心街75号柳亚子故居中。在历史与现实之间，是亦真亦幻的梦境。梦里的“我”竟在黎里古镇上开了一家集黎里特色小吃之大全的店铺“吉祥如意”，而柳亚子先生竟是第一个光顾小店的客人。虚实相生的梦境，连通了历史与现实，正如江南古镇连通着城市与乡村，也连通着古与今。从黎里古镇奔沪入京的柳亚子，最终还是“活”在了黎里，“活”在了书里，成为照亮现实的一道光。

“书香古里”，有树有楼，“树”是红豆山庄红豆树，“楼”是铁琴铜剑楼。作者显然对这棵充满神奇色彩的红豆树寄予深情，不是因为它极少开花结果，而是因为它见证了明清易代之际钱谦益、柳如是二人白发红颜的情缘，更见证了历史更迭、世事无常，历经四百七十多年的磨难，依然傲立在芙蓉庄的原址上，看尽人世间沧桑变化、爱恨情仇。一棵树终究活得比人长久，竟和苏州人文历史交融为一，且始终不改本色，正如集才气、侠气、骨气于一身的柳如是，活在晚年陈寅恪的心里，活在其文史杰作《柳如是别传》之中，成为“奇女志与移民心的结合”，成为一种民族精神的象征。铁琴铜剑楼同样也是巍峨建筑的象征，铭刻着两百余年瞿氏六代人的绵延精神，从觅书、抄书、刻书，到藏书、护书、献书，其间的艰辛与艰险、爱书与爱国，淋漓尽致地展现无遗。而这座楼不仅是“我”童年时玩耍的乐园，更是“我”文学启蒙的原点，那些从铁琴铜剑楼里“偷”出来阅读的书，成为那个文学荒芜年代里的光。书香是历史的延续留存，是个体的生命记忆，无声无息，却是一种历久弥新、生生不息的力量，如滔滔汩汩的流水，温润心灵，滋养民族，这是古里的底气。

世人知道沙家浜多是因为半个世纪前那出经久不衰的革命现代京剧样板戏，“垒起七星灶，铜壶煮三江，摆开八仙桌，招待十六方……”，耳熟能详的唱段，塑造了一个光荣革命的红色“沙家浜”，却也构成了对江南水乡的“沙家浜”的遮蔽，《沙家浜的前世今生》无疑是一种去蔽。作为一个拥有四千年历史的文化古镇，这里不仅有沙家浜风景区和“红色教育基地”沙家浜革命历史纪念馆，更有芦花飘香的旖旎风光和可歌可泣的三十六个伤病员的故事。幽深的街巷，能看见流水的石板街，复社先驱杨彝，明末著名出版家、藏书家毛晋，是这方水土孕育的独特的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如今的芦荡村已是“红色美丽村庄”，粉墙黛瓦的“阿庆茶馆”依旧在，却早已消散了历史的烽火，成为田园风光的休闲去处，无怪乎作者感叹“沙家浜是人的天堂，也是水的天堂”。如今，红色故事早已和这片土地相融为一。正如“沙家浜精神”已成为江南红色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抹红构成新时代江南水乡美丽画卷的醒目底色。

从历史地理学意义上来说，任何地理都是“时空—地理”，特定的地理总会在特定的时间和空间中存在；而从文化地理学意义上来说，文化为地理赋予意义，地理因为文化蕴含而获得存在的意义。无论是水乡文化、藏书文化，还是红色文化，都构成了古村古镇的活水源头，都成为流淌在人们心田里的琼浆玉液。

文人名人：江南文化的守望者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方文化育一方人。“江南水乡，有中国干净的水，有忘不了的古镇，有风光旖旎的景致，更有底蕴深厚的文化。”中国地大物博，何处无水？何处无古镇？何处无景致？唯文化有差异耳。文化是人的文化，人类创造了文化，文化也滋养了人类。“美不自美，因人而彰”（柳宗元《马退山茅亭记》），正因为有无数热爱文化、传承文化的守望者，文化之美才得以绵延不绝并发扬光大。这些自觉自信的文化守望者往往是当地有名的文人、名人，他们有一个统一的崇高称谓——“文化人”。

《江南文脉的守望者》无疑是为这些守望江南文脉、传承江南文化的“文化人”而书写，而歌唱。几十年如一日研究柳亚子的专家张明观，《古镇黎里》的作者、柳亚子纪念馆馆长、主攻“南社”文史、书画文物和江南古镇研究的李海珉，以及创建文化地标“荆歌会客厅”的作家荆歌，为发掘、保护、发展黎里古镇的江南文化根脉做出了各自的重要贡献，让黎里古镇得以走向全国乃至世界。以铁琴铜剑楼创始人瞿绍基为代表的瞿氏六代人，恪守家训，初心不改，精心护书，化私为公，捐赠家藏的数十种数千册宋元明善本书及家族传家之宝，为江南文献典籍的保存、为中华文化的传承留下了宝贵的文化遗产。江苏籍军旅作家、新华社记者崔左夫，创作了纪实文学《血染着的姓名——三十六个伤病员的斗争纪实》，为沪剧《芦荡火种》以及京剧《沙家浜》埋下了“种子”，而土生土长的沙家浜人徐耀良，毕生为宣传和讲好沙家浜红色故事而奔走操劳，笔耕不辍，为江南红色文化的守正创新贡献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这些自觉传承江南文化的守望者，一方面，享受着地域文化的滋养，由此构建了自我的文化认同和身份认同；另一方面，又以文化人所特有的文史研究、编纂阐释、文学创作等方式反哺这方水土，积极参与江南文化的传承与建设。在他们身上，既体现了倔强的文化人深沉的人文情怀，又体现了对故乡的拳拳赤子之心和殷殷桑梓之情，以及浓得化不开的爱国之情，这些深情交织在一起，使这篇文化散文充盈着温暖人心的力量。

文化如流水，是次第相续的，是变动不居的，是代代传承、积淀至今的。因此，我们也必须看到，除了上述的当代守望者，还有两类不可忽视的文脉“守望者”：一类是文中提及的历史文人和名人，钱谦益、柳如是、顾炎武、鲁迅、柳亚子、茅盾、汪曾祺等，他们是中华文化和江南文化延续发展进程中不可缺少的传承人、守望者，他们的作品和思想早已镌刻在文学史和思想史的丰碑上，成为后世所继承和弘扬的文化遗产。另一类是文中所提及的《点点香魂清梦里》的作者叶兆言、写下《沙家浜记》的作家贾平凹，以及本文作者潘吉，都可谓当代江南文化的守望者、传承者。他们在江南水乡文化中流连，为那些人文地理和文化而鼓与呼，为柳如是这位不同寻常的女子所感动感叹。正是因为他们的书写，让我得以在文字里先期抵达那从未去过的黎里、古里和沙家浜，得以感受江南文化的烟波浩渺。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之文学，而散文始终是一个时代的“刻录器”，既叙述着新的时代经验，也参与着国家文化建设的新进程。新世纪以来的散文或许已进入“散文的新时代”，无论是在文化路向上重回红色传统的“红色散文”，还是不断拓展故乡叙述新模式的“乡土散文”，抑或强化自然生态观念的“自然散文”，都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文化散文”之后探索新的路径、新的审美。在我有限的散文阅读经验里，文化散文似乎是不多见的，优秀的文化散文更是少得可怜。在“新大众文艺”兴起、日常生活化散文明显增多的当下，在文化日益多元、文旅日益昌盛的今天，我们似乎有必要呼唤一种新的具有文化地理学意义的“文化散文”，既凸显中华文化的历史性与多元性，又体现地域文化的差异性与独特性。更重要的，是表现当代人在特定文化地理中的时代性与特征性，不断探索和构建“文化的地理书写”和“地理的文化书写”新模式，为新时代散文的创新发展提供不可或缺的文化内涵——这是《江南文脉的守望者》的启示所在。

【作者简介】江飞，安徽桐城人，安庆师范大学教授，文学博士，硕士生导师，“江淮文化名家”领军人才，安徽省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安徽省作家协会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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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邀编辑    张   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