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的牵挂

母亲一大早就开始嘀咕：“吴卫怎么还没来？”过一会儿又嘀咕一遍，“都八点多了，吴卫还不来。”我说：“娘，他喜欢睡懒觉，过一会儿就到了。”母亲早早就将我们带回的食物仔细分装，指尖摩挲着塑料袋，似要将牵挂封存其中。

吴卫和他妈妈一起来了。他妈妈是我妹妹，前些年和妹夫在杭州开一家小馆子，收入还不错，但后来库存积压导致亏损。妹妹突发脑溢血入院，命虽保了却欠债，术后返乡承租稻田养虾，风里雨里劳作大半年。问起盈亏，她皱纹里藏着苦笑，说：“没亏多少。”弟弟也来了。前几天他打电话告诉我，小姨娘脑子不清醒了，有一天只穿一条短裤就出了门，幸好被一位老奶奶送回。母亲听说后暗自垂泪，我让弟弟告诉母亲，过几天我回家陪她一同去看小姨娘。母亲十岁时外公饿死，四天后，母亲二十岁的大哥猝死，仅剩五十岁的外婆、十岁的母亲和五岁的小姨娘。母亲说，每逢过年别人家的男人放鞭炮，她们母女蜷在屋里听着远近的鞭炮声，外婆就会说：“没个男人这年还过个啥？”

吴卫开车拉我们去小姨娘家。车沿公路前行，路过镇上时，弟弟买酒和水果，我去挑选牛奶。街上挤满各种车与行人，母亲独自走向肉摊，用枯枝般的手摩挲案板上的肉，挑了一块五花肉，仿佛那块肉能替她嚼碎半生操劳。卖肉的问：“这位大哥是你儿？”母亲挺直脊背说：“是我二儿子，在大城市上班，放假回来看我。”她总把平凡的我夸得很有出息的样子，而我也配合着扮演“出息”，看她因我的“成就”而骄傲。母亲已是风烛残年，我在她面前有出息的次数越多，给她带来的欣慰就越多，她得意的神色也越多。离开店铺，母亲突然拉着我的手。如今我也快到六十岁了，她上次主动拉我的手还是在我年幼的时候，今天她突然做出这个动作，是想到她可怜的妹妹而感到无助，抑或想表达她跟儿子的亲近？天气并不冷，但母亲的手冰凉，我握紧她的手，想把一些热量传递给她。弟弟立在路边望着我们，他也是羞于表达情感的人，不会跟父母做出亲昵的动作。但我希望他也能经常握着母亲的手，握着父亲的手，像父母过去拉着幼小的我们一样，如今我们也拉着日渐羸弱的他们。

车子飞奔，车窗外闪过农舍、坟墓，坟墓旁边有青草、纸幡摇曳，大地和人间呈现着最真实的面貌。母亲晕车，我就找些话题，好让她分散注意力：“娘，今年夏天那么干，稻子减产了吗？”“那还能不减产？收成怕是抵不过租地钱。”母亲捂着嘴说。妹妹接过话：“收稻的油头滑脑，一亩少秤一百斤，还压价到一块一。”我望向窗外飞掠的坟墓，说：“被人坑去的，就当烂在地里。”妹妹说：“可我们开饭店那会儿，从不多收客人一分一文。”我说：“妹子，你们这样做，心才安。”母亲突然说：“种田的人，活该被土吃。”

田里稻子还有一些没割，有些稻子倒伏在田里。“这些稻子很难用收割机收吧？”我问妹妹。“都是大风刮的，每亩田要给开收割机的多加几十块钱，不过比人工收割一亩田还是能省百把块钱的。”妹妹说，“现在请人收割也请不起，一个人一天的工钱起码要两百块，而且村子里都是老人，有钱也找不到人手。”村子里的人确实越来越少，我常听说村里的谁谁谁去世了。母亲想打麻将也很难凑齐四个人。老人们就像树上的黄叶子，一阵风来，就能把他们刮走。

我望着远处连绵的山影问母亲：“哪一座是西塔山？”“西塔山还远着呢。”母亲指着云雾缭绕的峰峦，“你小时候去外婆家多苦啊，那么远的路还要翻西塔山。那年你四岁，我们去你外婆家，天没亮就走夜路，到家时月亮都升到山梁了。”她沉浸在更久远的记忆中。小姨出嫁后，外婆独居老屋，每逢年节，母亲总要带着我往返于大司村和大庄村。三叔结婚，外婆带着我回来，天黑还没到。母亲出门迎接，看到远处有两个瘦小的影子在动，走到跟前果然是外婆和我。母亲伸手要接外婆肩上的担子，外婆说：“你驮着强子吧，他走伤了。”那段四五十里的路，我从五岁的时候开始走，一直走到十八岁离家求学，真是“走伤了”。如今柏油路取代了青石板，可每当山风掠过耳际，我总觉得背篓的篾条还在肩膀上勒出红印。这山路不仅通向外婆的老屋，更通向我们血脉里那条永不褪色的脐带。

“西塔山到了。”母亲指着前面的山说，“上面盖了一座庙。”我在想，谁在刻骨的记忆里筑起这座庙？一条水泥路从山脚穿过绿树丛通向山顶，寺庙白白的墙和红红的顶在阳光下闪闪发亮，等着那条路来到跟前。我最后一次走上山顶还是四十多年前，四十多载光阴碾过，青丝成雪，新坟叠旧冢，含苞的花朵未及盛放便零落成泥。山道石痕犹存，我仍是行者，却已非旧时容颜。那些心动过的人与事，都成了季风里蒸发的雨痕。

路过张什，这里是公社旧址。五十多年前，我在这儿读小学，常去供销社买酱油、作业本和钢笔。有一次买的一支廉价钢笔在次日不翼而飞，那八毛一分钱，每分都是外婆用汗水换来的。外婆每次递来皱巴巴的纸币时总轻叹，那叹息如细鞭抽我心。相伴十三载，我从未见她动怒，即便我屡次犯错，顶多听她念叨：“你这伢子，真不懂事。”她知道我是来陪伴她的，她的心里肯定有着不安。她守着丧夫失子的痛，将破碎的心掰成两半，一半养大外孙，一半缝补岁月裂痕。

小姨娘的家在后胡，小姨夫的妈妈我叫她姑奶奶，姑奶奶沉默寡言却心软如柿。我到镇上念书路过小姨娘家，小姨娘有时把我送到村口高大的柳树下，弯腰从脚底下掏出一张票子塞给我。那票子被脚底磨得发硬，层层叠叠再卷成细棍。小姨娘塞进我手心时总要左顾右盼，生怕被我姑奶奶瞧见。其实姑奶奶也给我塞过钱，还把红烧肉装进一个崭新的搪瓷缸，给我带到学校吃，可惜才用过一次，搪瓷缸不知被哪位同学顺走了。在小姨娘家的那个巷子口，总会遇到晚辈跟我母亲打招呼，他们都以我小姨娘儿女的口气打招呼，是我们那儿特有的亲热语气。母亲八十高龄后仍执意跋涉，晕车药压不住胃液翻涌，仍要辗转三趟班车来看望七十多岁的胞妹。后来她学会包车，让司机在村口池塘边候着，自己与小姨娘对坐喝粗茶，话匣子还没打开就要匆匆返程。父亲和我的兄弟们至今不知，母亲每月这般往返两三个小时，不过是想把攒了一辈子的姐妹情，熬成池塘边永不凉的粗茶。

快十点的时候，我们到了小姨娘家，但她家的门还没开。弟弟去敲门，我站在窗台边，看到小姨夫从院子那边走过来，像是刚睡醒。小姨夫年轻时是乡野的裁缝匠人，衣角永远沾着皂角的清香，针脚游走如春蚕食叶，在粗布上绣出暗花的经纬。但四十年前姑奶奶去世，他开始跟他大哥学着喝酒，两个人通常喝到半夜，第二天上午一直昏睡，不光不做手艺，其他事也不做，公子哥一样。小姨娘本不是会持家的人，只能忍气吞声，于是小姨夫越来越放纵，经常喝到深夜，小姨娘还得帮他热菜。家中两个大人，一个专心喝酒，一个逆来顺受搞服务，生活每况愈下。又都是极好面子的人，谁家有红白事，都要赶着去，没有钱就向别人借，甚至去借高利贷也要随礼。母亲每次去小姨娘家都既生气又心寒：“哪像过日子的样子？”却又舍不得她的妹妹太辛苦，帮着做家务，像是对待不懂事的女儿一样。看着母亲那般牵肠挂肚，我们全家人也都竭尽全力，想把小姨娘和小姨夫从泥淖里往外拽，但他们却坐在烂泥里不动身。看着他们不争气而又可怜的样子，我们虽然生气但又不忍心不管，小姨娘一家子一直是我们全家人最大的一块心病。

小姨夫转身朝后院喊了一声：“大姐一家来看你了。”小姨娘提着裤子，从茅厕探出头来，佝偻着半截身子，趿拉一双凉拖鞋，跌跌撞撞，褪色的蓝布裤腰褪到胯骨。隔着老远，就开始哭，说：“宗轩死了，阿鹤也死了……”我压根儿没想到她会说出这样的话。这十几年我经常去看她，从没听她提到宗轩和阿鹤的名字，她好像已经彻底忘记了这兄弟俩，而现在她忽然想起他们，我确信小姨娘确实像弟弟说的那样已经脑子糊涂了。

宗轩是小姨娘的大儿子。我大学毕业那年，母亲说：“你把宗轩带着念书吧，小姨娘和小姨夫不晓得照顾孩子，宗轩在家连饭都吃不饱，怎么念好书？”我遵母亲的嘱咐带着他念书，后来他考上大专，毕业后先在扬州上班，后到上海、苏州，像一只蜗牛一样不停爬，总想回报他极度贫困的家庭和帮助过他的人。他一路打拼，生活稍有好转，却于二〇一〇年农历正月十五突然去世，年仅三十七岁，女儿才九岁。四年之后，他外出打工的弟弟阿鹤，夜间骑摩托车回家途中撞上桥栏杆，当场昏迷，被路人发现送到医院，将近一年也没有苏醒。阿鹤在家里躺了大半年，最终还是死了，年仅三十一岁，丢下妻子和不到两岁的儿子。

两个二十来岁就外出谋生的人，最终又回到出生的山村，长眠在老家门前山坡下的一小块地。我每年春节和清明节回老家，都要独自去那块坡地，在两座长满荒草的坟前各燃一根烟。山坡上我孑然站立，看细细的烟在荒草丛中绕来绕去，直至全部散尽。坟地边没有路，只能拽着杂树枝和茅草上下，我有好几次在旁边摔倒过。艰难地走到石子路上，再回望一眼坡下的那两座坟茔，身上总会有些冷。那两个兄弟，也会冷吗？

母亲看到小姨娘哭，也跟着哭，但她还是有着惯常的冷静，说：“儿子没了，还有女儿和外孙嘛……”母亲的安慰苍白无力，但谁也找不出更好的话语。弟弟站在远处眼眶也是湿答答的，妹妹拉着小姨娘的手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我低着头看到一滴水掉落在青石板上，那是妹妹蚕豆大的泪珠。

我们搀扶小姨娘回到屋子里，让她坐在竹椅子上。小姨娘手腕像一截风干的树枝在我掌心轻轻晃荡，她跌坐下去时竹椅发出细微的呻吟。虽是深秋，但那双裹在塑料拖鞋里的脚毫无知觉地耷拉着，青灰色的脚指甲卷曲如鹰爪。妹妹找来指甲钳，蹲下身子给她修剪，指甲钳开合的声响轻得像秋虫振翅。母亲从塑料袋里拿一块蛋糕递给小姨娘，小姨娘浑浊的眼睛突然亮起，枯枝般的手指猛地捧住蛋糕。她歪着头拼命往嘴里塞，咬一口，两颊机械地鼓动，又咬一口，嘴角溢出的渣混着涎水往下淌，喉结却始终没有滚动，一副饥饿至极的样子。“慢点吃，没人跟你抢。”母亲颤声说，抬手想替她擦嘴但又在半空僵住。妹妹洗净的葡萄还滴着水珠，小姨娘抓起来就囫囵吞咽，汁液顺着下巴往下流，在皱纹里积成小小的溪流。当妹妹掰开小姨娘的嘴掏出葡萄皮时，我看见她牙龈泛着不正常的紫红色，牙齿缝里嵌满陈年食物的残渣，却仍在无意识地开合，仿佛永远喂不饱的饕餮。窗外的秋风卷着枯叶扑在玻璃上，恍惚间，我竟觉得时光在这张布满沟壑的脸上凝固了七十年。

我指着妹妹问小姨娘：“小姨娘，认得她吗？”小姨娘愣愣地看着笑笑，摇摇头。我又指着弟弟问：“小姨娘，他是谁？”她歪着头，想半天说：“是劲松吧？”劲松是小姨夫大哥的儿子，有时会过来看她。我又问：“你可晓得我是谁？”她想了片刻，带着哭腔说：“我知道，你是强子，我想你想巴了心……”

强子是我的小名，小姨娘一直这么叫我。她每次回外婆家，总会带些糖果，塞进我的口袋。我含着糖果，嘴巴里甜甜的，心里也甜甜的。我远离母亲，外婆家黑黑的屋子里只有她和我两个人，到外婆家来的客人除了小姨夫和小姨娘，很少有别人。小姨娘每次来，我都会很开心，在心里把她当成母亲一样亲的人。现在四五十年过去了，当初那个疼爱我的人遭遇一次次“电闪雷击”，记忆几乎被洗刷干净，唯独没有忘记她死去的两个儿子，还有她看着长大的我。我忽然想起，小姨娘从见到我母亲的第一眼开始就没跟她说过一句话，而在我的印象中，她昔日见到我母亲总会笑盈盈地迎过来，亲热地叫一声“大姐”。外婆去世四十多年了，母亲越发怜爱唯一的妹妹，虽然会在气愤至极的时候厉声斥骂，但骂完之后，又把自己舍不得穿的衣服拿出来给她穿上，拢拢她的头发。小姨娘站着不动，像是女儿一般，享受大姐姐母亲般的爱抚。可如今，那么疼爱她的大姐站在面前，她却认不出来。小姨娘不再是过去的那个小姨娘了。

小姨娘家的锅灶还是几十年前的模样，她和小姨夫婚房的那扇窗户还在，油漆斑驳，像人老了一样，脸上无光。小姨娘出嫁时的红被子早褪了色。外婆家的床黑黑的，窗户是在墙上挖的一个小洞，起风的时候用一团草塞进去挡风。可五十年过去了，其他人家都盖了新房，唯独小姨娘家还是老样子。时光从她身边带走了她的两个儿子，却没带来一点儿光亮。

小姨娘已经吃完蛋糕，也吃完了葡萄。母亲又要拿蛋糕给小姨娘，弟弟说：“不给她吃了，等一会儿带她和小姨夫去街上找个饭店吃饭。”小姨娘的表情似乎回暖了一些，开始说话了：“我每顿能吃两碗饭。”过一会儿又说一遍，“我每顿能吃两碗饭。”我每次都“嗯嗯”回应。家里除了小姨夫，没有别人。小姨夫平时会听她说话吗？她想说话，同谁说呢？时光漫漫，每天枯坐或者夜不能寐的时候，会想起死去的宗轩、阿鹤吗？

去饭店的路上，路边的村庄我依稀记得名字。当年我去镇上中学读书，每周都要回外婆家背米或者拿钱，有公共汽车，但我从来没舍得花钱坐，都是靠一双脚独自来回。路过后胡村，偶尔会去小姨娘家，小姨娘坐在院子上方的屋子里低头做鞭炮，一抬头，喜滋滋地站起来说：“咦，强子来了？”

下了车，小姨娘走得很慢，弟弟搀着她，一步一步走。小姨娘忽然喊了一声“宝宝”，一个三四岁的小男孩从旁边的铺子里跑出来，要穿过马路往对面去。小姨娘停下脚步，笑眯眯地看着孩子，大声说：“宝宝慢一点！”这一天，第一次看到小姨娘笑，她就那样站着，笑盈盈地看着，直到那孩子安然走到马路对面，才又抬起脚，缓缓离开。那一瞬间，我又看到小姨娘昔日的样子，那么喜欢孩子的样子，那么开心、热情的样子。我快步往前走，想找另一家饭店看看。走出三四百米，回头看，弟弟搀着小姨娘在马路上挪动，像是在慢慢清扫马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