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缝纫机的人

1

秋天来得特别早，九月刚开头，从伏牛山上刮下来的风，就像提前从冬天越狱来的，吹过田野，呼呼地抽打着大地的耳光，荒草蔫得一天比一天快。几场雨下过，村里的路黏得像长了嘴，动不动就咬人鞋底，一步一拔，特别费鞋，我们庙岭有好几个人的鞋底都被泥巴啃掉了，他们站在大路上骂娘，不知道是骂泥巴还是骂这鬼天气。村里所有房子都是茅草房，墙也是土坯，整个村子都是灰蒙蒙的颜色，只有檐下挂着的几串干红辣椒，红得刺眼，硬是给这灰扑扑的日子上了点儿喜庆颜色。日子过得紧巴巴的，跟那抹布似的，越拧越干，还得接着用，要是浸上水，攥在手里，那抹布就沉得让人喘不过来气，还嫌它脏。奇怪的是，他们还舍不得扔，还得用着。

父亲那年刚过四十，听这岁数似乎正是年富力强、龙精虎猛，其实不然。他的脸早被岁月的风吹得坑坑洼洼，像邻居老朱家门口那棵老槐树的树皮，每一寸都是深深的皱纹，他的后背早被生活这座山压得塌了下去，像老朱家后院那棵歪脖子柳树。我们兄弟姐妹六个，都在上学，大哥大姐在县城读高中，别的在公社读初中，我最小，刚在大队上小学。父亲有个伟大的梦想，他要广撒种子撞大运，六个孩子，就算其中一个能考上大学，就能改变整个家庭的命运了。他不贪心，哪怕一个孩子能有出息就行。六个上学的孩子，像六座山，压得父亲喘气都费劲，可他从没吭一声，烟杆攥在手里，抽一口，吐出来的烟圈慢悠悠的，和他一样自信。只有母亲知道，父亲所有的胆怯和虚弱都憋在心里。

那年秋天，村里有了第一台缝纫机。老朱的儿媳妇小菊生了个男娃，老朱高兴坏了，第二天一大早骑上自行车到东风厂。东风厂是在我们公社山里的一家兵工厂，他们每天都有班车去南阳。老朱就坐上班车去了南阳，买了一台上海缝纫机厂生产的蝴蝶牌缝纫机，说是奖励儿媳妇。这个消息是老朱媳妇说的，那当然就是真的了，大家都挤在村口等老朱，人挨着人，像赶集的蚂蚁一样，都想看看这稀罕玩意儿到底啥模样。听说这机器能把布变成衣服，他们想象不出来，它是如何做到的。老朱早在几年前就放出话来，迟早要买一台，他也是花了好几年的工夫才弄到的指标，它跟自行车一样金贵，不是谁想买就能买的，得有票。

一直到太阳西斜，老朱才骑着自行车回来了，车后架上绑着那台缝纫机，老远就吆喝着赶人：“散开，散开！有啥好瞅的！”声音好像很烦，可脸上却是藏不住的得意，嘴角咧得像熟透裂开的西瓜似的。乡亲们当然看出来了，他不烦，他高兴着呢，人越多，越给他面子。他们很给老朱面子，小跑着跟在后头，眼睛直勾勾盯着那机器，其中就有我父亲和我母亲，他们也没见过什么世面。神秘之物缝纫机被稻草袋包着，露出一点点，黑漆漆的壳子锃亮锃亮的，阳光一照，还会发光。车到老朱家门口停了下来，乡亲们呼啦围了上去，有人伸手去摸，老朱一巴掌打掉了：“摸啥摸？摸坏了你赔得起吗？”赔不起，那人讪笑着收了手。其他乡亲看他的眼神里充满了鄙视，鄙视他没见过什么世面。

缝纫机被抬进屋里，也装起来了，但村里人还围着老朱家不肯走，老朱扬起手像驱赶苍蝇一样也哄不走，大家非要看看这家伙咋把布变成衣裳，将来也好到其他村庄吹牛。老朱的儿媳妇小菊没办法，只得推开堂屋的门，让公公叫人把缝纫机抬出来，大大方方地摆在院子里。她在万众瞩目之下坐上去踩了几下，机器哒哒地唱起歌来，声音低沉又扎实，和乡下人一样实在，它的歌声比麦收时沉甸甸的麦穗唱的歌还要好听。小菊起身回屋，拿了条磨破屁股的裤子出来，又拿了块布，还没等众人看清，她三下五去二就用机器把它补好了，她还很善解人意地拿起那条补好的裤子，举到众人跟前展示，众人自动让开一条路，小菊绕着人群走了个遍，争取让每个人都亲眼见识了缝纫机的伟大成就，我母亲眯着眼睛看清了，它比我们村里最能干的妇女的针线活都要好，针脚齐得像用尺子量着才能画出来的线。每个人都很佩服，我母亲看着那台机器，如果它是人，我母亲连给它下跪的心都有了。太不可思议了。有人谄媚地冲着老朱喊：“你家可以开做衣服的铺子了！”还有人敬畏地打量着那台机器，低声嘀咕：“这得多少钱啊，比娶媳妇还贵吧？”老朱对大家的少见多怪嗤之以鼻，他哼了声，没有说话，但他用动作语言告诉乡亲，这机器不仅仅是机器，更是他老朱家的实力，是他老朱家的脸面，你们想都不要想，能让你们看看，长长见识就不错啦。

我母亲和一帮妇女挤在一起，踮着脚往里瞧，眼馋得很，比猫馋鱼还要馋。她们一直待到午后，太阳晒得头皮发烫，这才恋恋不舍地回去了。进了院子，母亲瞅了眼父亲，试探着说：“他爹，要是咱家也有台缝纫机，以后给娃们做衣裳就省事多了。”

我们家兄弟姐妹多，衣服都是母亲一针一线缝出来的，可她手艺实在不咋地。这似乎是天生的，因为她也曾努力过，拿着衣服满村子跑着找那些针线活儿最好的妇女们学过，但就是学不好。去年秋收后，她买了点儿棉花，给我做了件新棉袄，针脚歪斜，大开大合，还总是断线，风顺着袖子和脖子钻进骨头缝里，冻得我整个冬天都咳嗽。

父亲狠狠吸了口烟，斜了她一眼，很烦躁地说：“咱家没那命。”母亲想再说点儿什么，父亲的脸阴了起来，她只得扭头进了屋，一整天没再吭声。

母亲的魂儿丢在了老朱家，天天有事没事往那儿跑。有时候不去他家，只是路过门口，她也得放慢步子，踮着脚往里瞅。要是机器正好在哒哒响，她身子也会跟着晃。回到家，她攥着我那件棉袄，在屋里来回走着，有两次，她拿着棉袄，走到院子门口，脚都迈出去了，可又停了下来，手扶着门框，探出半个身子，盯着老朱家屋顶冒出的炊烟，眼神晃了晃，又慌慌地缩回来，喃喃地自言自语：“丢人啊，咋好开口呢？”

她坐着发呆，手里的棉袄攥出褶子，给自己打了半天气，站起来走两步，再坐下，拿根针比画两下，针掉地上，弯腰去捡，却又找不到针掉在了哪里。她叹口气，盯着屋角，眼神忽明忽暗，像做饭的柴火烧到最后，火星子一闪一闪。终于，母亲下了决心，决定去老朱家试试。

母亲壮着胆子走到老朱家院门口，大门紧闭，门上的铜环一副拒人千里的样子。她深吸一口气，抓着铜环，手心里的汗黏糊糊的，做了三次深呼吸，这才轻轻敲了两下。竖起耳朵听了一会儿，院里没动静。她咽了口唾沫，对着门缝喊：“嫂子，在家不？那啥……借你家机器，给娃补个袄，行不？”

门吱呀一声开了，老朱老婆探出头，斜了她一眼，哼了声：“借？行，进来吧，别磨蹭！”声音尖利如麦芒，刺得母亲耳朵一缩。她俩是同一年嫁到我们村庄的，惺惺相惜，从年轻时就开始做闺蜜了，常凑一块儿嚼村里其他女人的八卦，取笑别人，这会儿却冷得像隔了条冰凉的河。老朱老婆把母亲带到缝纫机前，简单地教了母亲一下，听上去也不复杂，再加上她也看过老朱儿媳妇补衣服，就有样学样地坐下来，鼓足勇气踩了两下，声音磕磕绊绊，断断续续，没老朱儿媳妇踩得那么顺溜。她有点儿慌了，踩得忽快忽慢，线绷断了两回，咔嚓一声，针卡在布里，硬拔都拔不下来，拽得她手心冒汗。她急得汗珠子顺着额头往下淌，滴在布上，洇湿了一大片。她咬了咬牙，厚着脸皮抬起头，瞅着老朱老婆说：“嫂子，我……针卡住了……”

老朱老婆冷着脸走过来，母亲还没看清，她就收拾好了。她拿起母亲缝的袄看了看，嘴角一撇，说：“唉，不是我说你，你这哪里是做衣服？你这是专门来糟蹋我家机器哩。”她把棉袄塞回母亲手里，又说，“你家那口子咋不给你买一台？老借我们家的，算啥事儿！”母亲低头攥着棉袄，她不敢再坐下来了，怕出洋相，她慌慌地说：“不用了，我……我走了。”她抱起棉袄往外走，差点儿绊在门槛上，就连老朱家的红毛大公鸡都看不起她，追着要啄她。

父亲看着母亲回来了，瞅她一眼说：“缝好了？”母亲摇了摇头说：“没……他爹，我不用他们家的了，丢不起这人。”她慌慌钻进里屋，躺在床上不吃不喝，一直到做晚饭才起来，脸上挂着泪痕，像是哭过。

那晚父亲翻来覆去睡不着，床被磨得痛苦地吱吱叫，老鼠从屋梁上爬过，愣愣地看他，也不知道他在想什么。

第二天早饭，父亲喝完红薯面汤，碗往桌上重重一放，震得桌子抖了一下。吓了母亲一跳，瞪着眼睛看他。父亲抹下嘴，大声地对母亲说：“买！咱也买台缝纫机，砸锅卖铁也买！”

母亲喃喃道：“他爹，哪来的钱啊……”

父亲没让她说完，摆摆手说：“南阳李表叔那儿有指标，我再借点儿钱，能买到。”

父亲跑了一天，挨家挨户借钱，忙了一天，黄昏时咧着嘴角笑着回来了，150块钱凑齐了。母亲问他借了多少家，他挠挠头，想了一会儿，说：“记不清了，十五家？二十家？反正够了。”

2

天还没亮，村里静得只剩远处狗吠，风从门缝钻进来，呜呜响，像谁在低声抽泣。父亲摸黑起身，从灶房抓了五个红薯面窝窝头，塞进破布袋，挂在肩上。他先走了二十来里到公社，公社有兵工厂的班车去南阳，一天两趟，车费一块多。班车停下来，父亲没急着上车，搓着手，凑到司机跟前，赔着笑说：“师傅，我钱紧，能不能打个五折……”司机斜了他一眼，挥手赶苍蝇似的说：“去去去！”车门咣当关上，喇叭刺耳地响了一声，像在嘲笑他。尘土卷起来，呛得父亲咳了两声，等灰尘散了，他已经跟着班车走出十几步了，脸上还挂着笑，像是松了口气。

其实他口袋里还有两块钱，捏得皱巴巴的。他很高兴司机没让他上车，打五折也得五六毛，够买一堆窝窝头了。他早打定主意，从庙岭到南阳，大概150多里路，说远不远，说近不近，干脆走着去。问司机那一下，就是给自己找个理由，帮他下决心。他觉得走到南阳容易，他年轻时追过野兔，还真的追到了，虽然上岁数了，但应该也没啥问题。

父亲大踏步地走了起来，他一走，就觉得不对劲，公路不像土路那么好走，土路软，公路硬，还坑坑洼洼，好多地方露出了石子，踩上去硌得脚心疼。他左右瞅了瞅，路边有片荒草，赶紧过去，拽了几把，揉成团，塞进鞋里，厚实多了，软乎乎的。太阳爬上山坡，父亲有点儿累了，坐在路边歇息，肚子咕咕叫着要吃的。父亲掏出一个红薯面馍，没有水，只能硬咽，到嘴里就散了，像是在啃土疙瘩。身上有劲了，父亲一口气走到了中午，中间还不时地跑上一段。秋老虎还是很毒，热得汗像蚂蟥一样前胸后背爬，他脱下外衣搭在肩上，风儿吹过，好受多了。太阳往西偏了一点儿，到了石桥镇，这里已经是南阳的地盘了，父亲高兴地哼着豫剧，肚子咕咕叫着伴奏。饭馆飘来的香味勾引着口水不断地涌出来，他不得不频频地把它们咽下去。他从布袋里摸出个红薯面馍，继续边啃边走，红薯面渣子呛得喉咙发痒。他忽然想起早上出门忘记关鸡圈门了。他站在那儿发了会儿呆，又骂了自己一句，继续埋头往前走。

父亲开始感觉到有点儿累了，腿酸得像在醋里泡过一样，可想想150多里的路，已经走了100来里，也没啥了不起。他拧了拧酸疼的大腿，反正都是个疼，索性破罐子破摔，步子迈得更大更快。快五点时，父亲进了南阳城。城里热闹得很，马路上各种车辆跑得飞快，有大卡车、小轿车，都是他在乡下很难见到的。他小心翼翼跟在别人后头过马路，见人咋走他咋走，怕走错了惹笑话。

父亲站在街头想了一会儿往事。二十年前，他跟着爷爷来南阳帮大队卖过苹果，他和爷爷拉着架子车，顺道来看过李表叔，还偷偷地拿了几斤大队的苹果送给了他。他记得很清楚，那时的南阳还没这么多汽车和自行车，主要还是架子车或者牛车，路上不时还能踩到牛粪，亲切得很，不像现在，高楼多了，车也多了，让人缩手缩脚。人们穿得也好看多了，各种颜色都有，南阳城看上去就像一朵花儿。真没想到，人是越活越老，城市是越活越年轻。

父亲边走边问，虽然有两次走错了，但最后还是摸索着找到了李表叔家。李表叔听父亲说了来意，一个劲儿地摇头，说：“指标难弄啊，别说你们农村人了，城里人也很难搞到啊。”父亲搓着手，赔着笑，狡黠地说：“表叔啊，我在村里放了话，说您在南阳可厉害了。我要是空手回去，丢人的可是您啊。”

李表叔瞅了他一眼，似笑非笑，像是看穿了父亲的小把戏，但他还是站了起来，说：“你先等一下，我出去找找人吧。”

李表叔人还不错，出去转了一圈回来了，还真的找到了一张缝纫机票，带着父亲去了商场。进了商场，父亲从怀里掏出那150块钱，叠得规规矩矩，整整齐齐，连同缝纫机票一起交给李表叔，手还舍不得，抖得厉害。

售货员从柜台后头搬出缝纫机，稻草袋子裹得严实，却破了几道口子，露出黑漆漆的壳子，亮得能照见人影。售货员搬得很吃力，父亲忙上前一步接了过来，手指接触到缝纫机，父亲觉得像是触了电，从指尖麻到脚后跟。他太激动了，要不是身边有人，他都想抱着亲一口了。李表叔见缝纫机买到手了，给父亲打了招呼，说是家里还忙，先走了，让父亲有空再到家里来玩。父亲赶紧把他送到商场门口，本来想学城里人的样子和李表叔握下手，但终究觉得自己指甲缝里都是脏东西，没敢伸出来。看着李表叔走远了，父亲赶紧转身回来，他也要走了，他想跟售货员客气两句，让他有空到南召县庙岭村玩，就在鸭河口水库边。村庄三面环水，水清得能看见石头缝或水草里的虾子，两个公虾子在一起是打架，一公一母是在谈恋爱。可售货员还是摆着那副比乡下茅厕还臭的脸，好像父亲没给够他钱一样。父亲喉咙一哽，把满腔客气话憋回肚里了。父亲不敢再看他了，慌慌地出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