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凝的窗（中篇）

于潇湉，山东省青年作家协会主席，日照市作协副主席。获中宣部第十六届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山东省第五届“泰山文艺奖”、中华铁人文学奖等。多部作品被英、法、俄等国翻译出版。

一

他往紫色箱子的下半部塞进一袋药，又往上半部塞进一袋药。

这些药共计有：999感冒灵一盒、退烧药一盒、咳嗽药一瓶、褪黑素一瓶、蒙脱石散一盒、氯雷他定一盒。

这些药是我与他吵过数次后精简过的，他对药物寄予了犹如宗教一般的信仰。

他盲目地相信只要带上它们，便能合成一种百病不侵的DNA组，护身符般罩我周身。他首先假定我每次出行，生病概率为100%，只要我离开家，便要面对一个处处会受伤，处处要吃药的平行宇宙，而我必须能随时吞下药丸，以救身体于水火之中。

他蹲着时，必须踮着脚，让肚子压在膝盖上。地板上有一块木板，正托举着他的身影投下的巨型乌云。

那块云重170斤，让地板的脸从棕黄色憋成铅灰色。当他终于站起来时，我听到地板松了口气。我很羡慕。

他向我走来，我伸出手，被他打掉。自从我手腕软骨盘撕裂后，他再也不让我拎箱子。于是，我两手空空地眼看着72岁的他提起箱子，从5楼的楼梯往下走。

他撑开膝盖，迈一步。

箱子一抖、一颤。

他手腕上提，缓一缓。膝盖归拢，来到下一层。

单元防盗门在背后咣地关上，比楼内亮堂几倍的光线倾泻而出，我犹如爬出水井。

这套老房子是他留给我的，我即将上任的这一份工作和上一份工作都是他帮我找的。我吃下的每一个鸡蛋、每一口青菜，都是他坐了一个半小时车，倒车两次背来的。再往前追溯，我读的每一所学校都是他托人将我送进去的，连我这具肉身也是他给的。

我住的这个老旧小区是大学老师家属院，毗邻海边，面积不到100平方米，户型倒是周正，符合人们对老师这个职业清廉的印象。我14岁那年搬进来后，周围从荒地变高楼，邻居也换了几茬，最后没搬走的都是些老家伙，像嵌入鲸鱼肌肤的藤壶。

他原本应是藤壶中的一颗，却把这身份转让给了我。起初，是因为我结婚时没婚房。他表面大方地将老房子让出来，对着女婿借口年纪大了，不愿爬楼梯而搬出去，在偏远的郊区另购了一套电梯房。但是背后，只面对我一个人时，他又总是抱怨别人的女婿是如何讨好老丈人，如何时不时跑去恭维老丈人，赠送礼物的。

他刚染了头发，看上去年轻了许多。年初时他本来下了决心不再染发，可不出俩月就反悔了。眼下，从帽檐中挣扎而出的黑发使我确定，他拒绝点燃“老人”这盏灯，以造成过去的岁月在他身上划过，却不留下伤痕的假象。

走几步，便撞上满园迫不及待换上春装的大学生。一个女孩儿刘海上顶着卷发筒，一身香喷喷的水汽，提着洗发水、沐浴露，光腿穿一双白毛靴。

我也想要那么一双靴子。我脑子里自动换装，呈现出我穿上那双靴子的形象。与此同时，他在我脑中嘲讽，说我像是一只被剃了一半腿毛的贵宾犬。

我忍不住瞥向他。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为我每天的穿着而吵架？是上班前我照镜子时，他无意一瞥，说衣服领子太大了，让你妈找一件高领衫给你套在里头时？还是我穿着牛仔裤，他说你大腿太粗了，下次不要再穿时？抑或相亲之前，他一边勒令我穿上那件显腰身的黑色大衣，一边教导我见那个素未谋面的男人要温柔时？

我咬牙切齿，说穿什么是我的自由。可他挡住家门，说不换衣服不许出去。我说我要迟到了，他说那就迟到，你穿成这样丢人给谁看？

我求助于妈妈，她说，听你爸的吧，这样穿是不太好看。

我在卧室像野蛮人一样，脱下衣服卷成一团丢向床脚，换上他认可的那种衣服。僵硬、老旧、色泽灰暗，领子遮到脖子，衣摆悬在屁股中间，穿上后我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老二十岁。这就是他口中的所谓“你们女人不知道什么是美，只有男人说美才是美”的那种“美”。

他一贯对我的衣服了如指掌，此时虽是早春，他却依然要求我穿羽绒服。一件衣服、一栋楼、一份工作、一段关系，都是过小的容器，把越来越壮大的人的根系束紧，无法挣脱。

14岁的双脚停步，留在42岁的门前。绿色防盗门、脱落墙皮、占据了整张墙的巨幅山水画、巨大的中国结、补了补丁的床单，这些永远都不会变。每当我提出改变或者移动家具，都会换来他的勃然大怒。因为这房子是他的，他说了算。而我，不过是造景里的一个小摆件，怎么能自己换位置？我能变化的，只是一些他无法控制的：换了几次工作都干不长久，婚姻里的海沟连喜马拉雅山都填不平。

直到离婚，我才惊觉，活着是坐一段电梯，而电梯都是双向的，有人上行，就有人下行。

对于被辞退和离婚这种司空见惯的事，我并无遗憾，只有困惑。别人都可以将根系栽进别的花盆，为何我永远在兜兜转转，原地踏步？

终于，我居然也有了一次换花盆的机会。

这是我第一次去外地上班。虽然他积极地希望我过上“正常人”的生活，却决不允许我去外地。他对这座城市有一种帝王定都的执着，只因他在一个大学生稀有的年代，靠读书实现了“鲤鱼跃龙门”。又因为这所学校要他留校任教，他便认定全世界没有一个地方比这里更好，从而不允许我以任何形式离开。

我呼出一团白气。琴城地处北方沿海，春天像一杯莫吉托，绿叶被冰托举，鸟跃动着掀起枝头的波动，裹在羽绒服里的身体热得刺痒，露在外边的皮肤却如被砂纸刮擦。天气预报在高温低温之间反复滑动，拿不定主意稳定在哪儿，穿衣服变得比做数学题还难。

出地铁站时，他刷了一下老年卡，又摸出我妈妈的老年卡，在我的出口闸机前也刷一下。每刷一下，老年卡乘车免费的语音提示便响一次，我的自尊气球里就泄掉一点气。可我能拒绝吗？这省下的每一块钱都是我这个无业游民最后的财产啊。

重新找工作的感觉，就像把一个卸载了五年的游戏重新安装回来。最难习惯的是对时间的掌控，这五年间，我的时间是一床混拼布料，杂乱无序，一会儿躺着，一会儿刷手机，一会儿搞吃的，最后和衣而眠。上班则是一桌九宫格火锅，每个小时都是一种涮菜，各有口味和价钱。

我在招聘软件上日夜流连，一家文化传媒公司在招文案写手，只不过公司在五线城市——旦城。投简历的信息，是我把手机借给妈妈用时，被她无意间瞥到的，她又悄悄告诉了我爸。他委托在旦城的学生去打探，没过几天，我便收到了面试电话。在知道又是他出手帮了我时，我并不觉得幸运，反而觉得被侮辱，因为他又一次剥夺了我证明自己的机会。

我们比开车时间早了一个半小时到达火车站，站牌上还未显示我们那趟车次。我靠着紫色行李箱，站着喘息，他手提另外一个袋子瘫在地上。那是超市赠送的环保袋，绿色，印着店庆信息，把手系成个大花结，里边装着的酒顶着那个花结，跟剪彩用的红布一样。

坐在一旁的男人在打游戏，他对面的妇女在剥鸡蛋壳。

滚动屏上显示出我们那趟车的信息。还未开始检票，安检员刚解开站台上的铁链，原本黏在椅子上的人们便弹簧一般蹦起来，推着行李聚成一团。他推着箱子冲在前边，为了护住年轻时受寒疼痛的肩膀，他常年在肩上披一块毛巾，热了擦汗，冷了御寒。没跑几步，大概出了虚汗，他抓起毛巾抹了两把脸，一松手，箱子滑到前边去了。他把毛巾往嘴里一塞，用牙咬住，抓住箱子继续冲。

我还在后头蠕动着，其他人变成了跳棋，横冲直撞、腾挪跳跃，我小心地给他们让路，因为不想落入争抢的棋格——那是他一直想让我学会，却最终让我节节后退的东西。

冲到一半，他想起了什么，回头大声喊我小名，毛巾耷拉在他嘴角。我别过头去，没有应答。他将音阶上调几度，喊我大名，同时踮起脚，眼神在人们的头皮上刮过。

我在一个脑袋后短暂隐藏，明知道躲不过几秒，我却要给自己这个机会。即使我对人生的把控还不如别人手机里的一局游戏，我也想尽量在一些小事上坚持一下。

我佯装是被人挡住道，才没跟上他的，小跑到他面前，将早已攥在手心的身份证贴在证件识别区。闸机开启，他却拽住我，吼，把身份证收好再走！

座位在车厢中部，一排三连座，一排双连座。我选的是双连座，因为如果买了三连座，就有可能会被两个陌生人卡在里边，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不好意思起来。在这一点上，双连座就好得多，打扰一个人总比打扰两个人更容易一些。

我把箱子推进去，便去找属于我的窗。

一扇窗。无论何时，只要有机会，我总要守着窗。因为自己的日子一眼望得到头，便总对别人的日子妄加揣测。窗总能提供合法的观测路径，虽然不会有人把真相堂而皇之地摆在窗外，但仅仅是把别人的一瞬间拓印于眼，把玩和窥探片刻，便足以令我心旷神怡。

他一屁股坐进旁边座位，犹如在泥浆里滑倒的大象，双腿伸平张开，同时将靠背往后推倒，我仿佛看到一枚白胖的栗子被摁回壳里。

离开车还有两分钟，又上来一个女人。似乎是还没找到自己的座位，她胸口堵着一口气，把包举在胸前，动弹不得。她前方突然站起一个男人，从行李架上拖下箱子，旁若无人地打开，从里边拿出水杯，又慢条斯理地抚平某件衣服的褶皱。她那装满耐心的气球终于破掉，那男人挡在前方，她的座位便永远可望而不可即，哪怕只有四五步路。

后方争吵声响起时，我只回头看了一眼，他却频频张望。他的肚子被腰带勒着，像盛满水的塑料袋，被箍在一个圆形卡座上，随时要漏掉。幸好他立刻站起来了。

我以为他是去劝架，然而等到后边的争吵声结束，他也没回来。我回头一看，他坐在最后一排的空座上，一只手举着手机，一只手拉着箱子，像个敷衍的妈妈边打盹边晃着婴儿摇篮。我们的目光在空中对接，他点点头说，我看箱子。其实那个箱子里一点儿值钱的东西都没有，我还以此为由，拒绝了他要求在箱子拉链上挂把小铜锁的要求。

趁着上厕所，我走到他跟前，说，这个箱子没人偷的。他大声反驳，你面试资料丢了怎么办？

所谓的面试资料，是他逼我写的一个类似人生总结的东西。从小学到大学的入学年月、几份工作的入职离职年份，以及工作擅长的方面和过往思想总结，甚至还有打算为现在要去的公司做点什么的一篇小作文。另外附上一大摞我以前随便写的随笔啊、小说啊什么的，以表明我足以胜任这份案头工作。

我对他说，面试早过了，我这次是入职，为什么还要带这些？上次除了简历，人家什么都没看，这次也不会看的！他说，让你带你就带着，又不沉。我还不是为你好？

我并非不认同他这些建议，只是讨厌他把我当下属来管理。退休之后，曾经有很长一段时间，他每个节日等着老下属提着礼物拜访。反复多次等待落空后，他终于意识到，那些所谓真挚的崇拜、殷切的问候不过是一场表演。

搭上旦城的出租车，他照例坐在副驾驶座，大开着窗子，像是给半生不熟的初春切出个方形伤口。他指着心脏，自顾自跟司机搭话，我心脏不好，必须开窗透气。司机点点头，问，你们是从哪儿来的？

他像是等这句话已久。话头只需要个引线，拉出来就是炫耀。他说他38年前就来过旦城，这里刚准备建港口时，邀请他来参与规划。当时他带着一队学生，驻扎调查了半个月，回去写了报告，汇报给国家，后来才有了旦城港。司机说，哦，您是大学老师？他点头，回头对车后座的我说，那时你只有4岁，他们这儿的港口是你爸爸建起来的，有空你得去看看。

我正沉湎于他注意力不在我身上的放松中，冷不丁被他一提溜，我放下手机，趁机望了望窗外景色。

旦城处处都有被用心规划的痕迹，只是呈现出来的是一种能力与野心不匹配的尴尬感。旦城与琴城仅隔了两小时动车车程，地理环境、气候、温度都差不多，一度有传言，琴城要吞并旦城。据说旦城的居民相当纠结，一半期待能成为琴城的新市民，一半却希望能保持现状。此后旦城便开始模仿琴城，自行建设起来。我犹如在玩建筑消消乐，时不时看到车窗外闪过一两栋相似的建筑。

他挽起袖子，抓住车顶的把手，习惯性地指路，说看过地图了，这里往左拐才对。司机随着导航指示，淡定地右拐。他连连拍头顶的把手，哎，你怎么不听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