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格里拉（中篇）

孙孟媛，女，1996年生，新加坡国立大学文学硕士。中短篇小说发表于《人民文学》《山东文学》《雨花》等，曾获第六届“泰山文艺奖”。

一

洗脸、刷牙，换好短袖衫、短裤，从门口的衣架上取下薄外套，塞进包里，出门。先去金文泰的食阁喝一杯海南咖啡，吃一个大包子。包子里塞了一整颗卤蛋和甜味的卤肉，咖啡是炭烧的，放了炼乳和砂糖。这两样东西都甜，我需要摄取糖分。我在这里吃早餐三年了，却依旧和店主海南阿婆打着半生不熟的招呼。偶尔，海南阿婆问我要不要把大包子换成椰蓉面包，把咖啡换成奶茶，我都摇摇头。

海南阿婆给我倒咖啡的时候，问：“李先生呢？好久没见他过来了。”

李先生以往每天都会比我提早半个小时来这家食阁吃早餐。平心而论，他是个比我有趣的人。几个月之前，他搬离了金文泰的组屋；几天前，我们签署了离婚协议。

我告诉海南阿婆：“我们离婚了。”海南阿婆并没有表示出很惊讶的样子，只喊了一句：“哦，魏小姐！”或许，她和我一样，早已预料到了这段婚姻的结局，所以语气中更多的是可惜——可惜我没抓住李先生这样的好男人。

其实，我和李先生之间没什么爱情。躺在李先生身边，我会想起王小川。有时想到他那被风一吹就要倒的身板，有时想到他阴郁的笑容，有时想到他写出的隽秀的文字，还有时想象他在大海里挣扎、下沉、浮起的画面……每每想到此，我都会屏住呼吸，纹丝不动，盯着漆黑的夜，感觉自己也漂浮在茫茫的大海上。

签订离婚协议的导火索是梅发来的短信。我接到短信，思索了很久，才决定从新加坡回国参加小川的葬礼。我把要回国的事告诉李先生，李先生回复：“在你回国前，我们把离婚手续办了。”

收到梅的短信时，我正在制版。制版的时候，我通常是不看手机的，有消息也不看——做旗袍需要心静。可那天不知怎么的，手机提示音一响，我就迫不及待地走到柜台旁瞥了一眼。屏幕上弹出一条短信，发信人是梅：晓禾，1月1日给小川办葬礼。

我没有回复梅，而是走回案板旁，继续制版。我要做的这件旗袍面料一般，它的主人是裁缝店的新客，三围比较大，腿却细长。我提议衩开得高一些，这样显得比较灵动。旗袍是我们裁缝店里的重要生意，在新加坡，有不少女性钟爱旗袍。

我在样纸上画了又画，总是不满意，遂将样纸团成一团，塞进垃圾桶里。五叔正趴在案板上给一件绸缎旗袍改腰，他抬眼看了看我，又手拿木尺在案板上敲了敲。我坐下来，背对他，瞧着那块面料。五叔放下手里的活儿，转到我面前来，拍了拍我的肩问：“这是怎么了？”

我说不上来是伤心还是生气，总之觉得堵得慌。我和五叔说了梅要给她的儿子小川办葬礼的事。五叔不光是我的老板，还是我在新加坡的师傅，有什么事我都会和五叔说。我经常和五叔提起梅，在缝扣子、踩缝纫机的时候，我会不由得讲起梅是如何教会我做这些的。有时候我甚至觉得梅也住在新加坡，但事实上我们已经十年未见面了。

五叔说：“回去吧，回去看看她。”

见我不说话，五叔补充道：“人啊，离家久了，一定要回到原生的土地上待一待，去消化一些东西。”

我从裁缝店下班回家，坐上双层巴士。巴士上人很多，肤色各异，说着东南亚口音的英语。车窗外灯火通明，不亚于白日的灯火展示着这座国际化大都市的繁华与精致。十年前，我没想到能来此地，过上不敢想象的生活。不知道小川走之前有没有感受过这样的繁华。我默认小川是从中国东部的某个偏远海岛上走的。他说过，他会游向北美大陆——他父亲待的地方。其实，我们都清楚小川死了，死不见尸的那种。但没人说破这件事情，都说小川走了——对于留下来的人来说，走这个字比死更有希望。我想象着小川的生活，为他延长了十几年的生命。如果梅不给小川办葬礼，我可以一直想象下去，直到我生命结束。说实话，我有点怨梅，为什么非要给小川办葬礼，没有证据的死亡需要用葬礼来证明吗？可梅是小川的母亲，给了小川生命，有资格来结束这段空荡荡的人生。

从新加坡坐飞机到济南，再赶到县城的时候天已黑。我坐的是辆黑车，司机倒是很和善。他问我到县城哪里下车，我说：“香格里拉大街。”他说：“跑县城好几年了，没听过这么个地方。”“就在东镇镇政府附近。”我说。“东镇镇政府早没了，现在是东镇街道，位置就在——”他拿出手机地图查了一番，说，“确实没有香格里拉大街。”旁边同乘的女人问我是不是要去繁荣十四路，看我纳闷，她继续说道：“早就不这么叫了，东西向的街都叫繁荣多少路，你说的香格里拉大街我有印象，应该是叫繁荣十四路。”我半信半疑，说：“那就先去繁荣十四路吧。”司机补充说：“县城这些年发展得好，城区扩大了好几倍，原先东镇是郊区，现在都成了城区。”

虽然它被改名为繁荣十四路，可跟叫香格里拉大街时没有多大变化，依旧不土不洋。要说变化，不过是路和商铺都旧了些，招牌新了些。原先觉得香格里拉大街很长，现在却觉得它短小得很。梅的裁缝店在大街的最东端，原先再往东是一片潦草的空地，现在空地变成了一个小公园。梅的店看起来不那么偏僻了，亮着灯，招牌还是原来的招牌，饱经风霜的样子。玻璃门上起了一层水汽，里面有个人影。那人坐在缝纫机前，驼着背，不知道是在盯着上面的两块白布发呆，还是睡着了。

我的心怦怦直跳，极力镇定下来，整了整衣衫和头发，伸手敲门。寒风吹来，敲门声显得很轻。声音惊了那人一下，她抬起头，摘下眼镜，双手撑着缝纫机站起来，颤颤巍巍地边擦眼泪边走向我。见此情景，我忍不住掉下泪来。

我放下手中的行李，抱住她，她的肉体很轻薄，我不敢用力，就像抱着一幅流失在外多年的古画。她明显有了老态，肤色黑了不少，脸上有些老年斑。原先，我总把梅形容成一株仙草，现在她的那股子灵动没有了，就像是冬天路边枯黄的野草，被行人的脚踩秃了，只剩露在地面上的几根茬子硬挺着，等待春天。

她擦擦眼泪，说：“你在新加坡，离得那么远，本来不想打扰你的，可又觉得不告诉你，心里……”我打断梅：“我应该来的。”

梅的这套商品房，一楼用做裁缝铺，二楼住人。二楼没有客厅，只有一条窄窄的过道和两间卧室。一间是梅的，一间是小川的。我曾在这里住过一两年，对此很熟悉。当时，我就住在梅的房间里——梅在房间的对角放了两张小床，我俩一人一张。这次回来，我还是住在梅的房间里。我迈上二楼，看到小川的房门紧闭着。小川还在的时候，他的房门也总是紧闭着。一种强烈的不适感袭来，我像掉入了某个巨大而空洞的陷阱。因梅在身旁，我赶紧调整情绪，进了梅的房间。我和梅分享新加坡的趣事，看得出来，她很感兴趣。我说到了我的婚姻，告诉梅我在新加坡有过短暂的婚姻生活，刚离了婚。梅很惊讶，但没有继续追问，我也闭口不谈。面前有许多旋涡，一不小心踩下去，人就会被拉入时间的洪流中。旋涡经历得多了，便学会了及时止步。沉默良久，梅说：“晓禾，我希望你过得幸福。”我安慰她说：“我现在过得很好。”

第二日，吃过早饭后，我们才开始谈起小川。梅说：“地儿都选好了，小川也不喜欢热闹，就不大操大办了，埋了就行。”

有骨灰吗？梅的话让我突然产生了疑问，难道梅找到了小川的尸体？我换了种说法问梅：“我出国后，有小川的消息吗？”不出我所料，梅说没有。小川真的应了那句：生不见人，死不见尸。

我犹豫了很久，终于问出来：“就这么办了，不再等等吗？”

“等什么呢？”梅面无表情地说，“你觉得小川还活着吗？”

“不会了。”我说。

“他自己不想活，谁也没办法。”

阳光透过玻璃门洒进来，照得人的皮肤发烫。

梅继续说：“人啊，还是要入土为安。”

我扭过身去，眼前浮现出风平浪静的大海和躺在海面上的小川。我克制不住自己的情绪，抽噎了几声。

梅拍了拍我的后背，说：“都过去了。”

梅的淡定让我有些不适。我知道她是一个独立自强的女人，可再独立自强的女人面对儿子的死亡都不应该如此淡定吧。当时，小川联系不上了，警察来店里调查，梅在一旁跟警察抱怨：“王小川就是个没出息的种儿！”我背后一凉。

二

一位福建的商人来县城考察，要在县城建一条集吃喝玩乐为一体的商业街，取名香格里拉大街。当时，县城的城区很小，南北向和东西向都只有几条街区。县城的人们热烈地讨论着这条浪漫的商业街会建于何处，有人说要建在百货大楼附近，有人说要建在人民广场附近。结果大跌眼镜，福建商人竟在城东郊选了址，并在一片唏嘘中如火如荼地开工了。有人说这福建的开发商是个空壳子，没钱的。也有人说这不是县城的香格里拉，是东镇的。东镇在县城的东边，距离城区五公里，香格里拉大街的选址就在东镇的辖区内，距离镇政府一两公里。于是，香格里拉大街在县城的热度很快降下来，东镇却兴起了一股购房热。很多东镇居民和周围村子的村民倾尽全家之力抢购香格里拉大街的商品房，梅就是其中之一。

2005年的夏天，梅在香格里拉大街开了一家裁缝铺，名叫李梅裁缝铺。那年，我高考失败，整日在香格里拉大街上游荡。凡有店铺挂出招工的告示，我便前去面试。大概面试了八九次，都以失败告终。那些店家总是对我的身份起疑，他们想不明白，一个家住县城机关大院的姑娘为何跑到东镇来。我的解释是，我想待在这条大街上。他们笑笑，然后把我请出门。还有一些店家给出的理由是，我看起来木讷，不够机灵。对于这一点，我不得不承认，我身上的确没有少女的生机。

遇到梅之后，找工作的事情有了转机。梅是我见过的最美的中年女人，清瘦，个子不高，但身板挺拔。她细长的脖子上顶着一张紧致而白皙的圆脸，双眉像月牙一样弯着，但眉尾处可见清晰的眉峰。她的每一个动作都很优雅，不像是从东镇走出来的女人，倒有点像电影明星。她探身和我讲话的时候，带着温热的气息，一直看着我，直到我讲完最后一个字。我总想用个什么词来形容她，后来终于想到了一个词——“仙草”，她像一株灵动的仙草。

“我叫魏晓禾。”我说。她点点头。为了不让她对我的身份起疑，我主动把家庭地址和父亲的工作都告诉了她。我还想好了来这里打工的原因——香格里拉在云南，那里有青山绿水，还有白雪皑皑，那是一片神秘又令人心安的地方；香格里拉在藏语中的意思是心中的日月，象征美好而理想的生活；在县城的这条香格里拉大街，我似乎能离心中的日月近一些。这个理由，我编了好久，但是当梅真的开口问我为什么要来香格里拉大街找工作时，我竟支支吾吾没能说出来。

梅没有继续追问我，她很坦诚地告诉我，她刚买下这间商铺，经济上比较拮据。我说：“您要是包食宿的话，我可以不要工钱。”

梅还是有些犹豫，她说自己做了三十年裁缝，一直都是一个人，没有找过帮手。我知道梅这是在婉拒我，就鼓起勇气问梅：“能不能在这里当学徒？”梅愣了好长时间，回过神来之后，拉起我的手说：“我看你在这条大街上转了好些天了，如果不嫌工资少的话，就留在我这里当学徒，一个月三百，包食宿。”我使劲点点头，问她：“明天来上班可以吗？”她说：“那我去家具城给你买张小床。”

梅说这话时，语调里有一丝不难捕捉的兴奋，这让我安心的同时，又有些不知所措。

我没考上大学，父亲和继母芳姨都想让我赶紧从家里出去，赚钱养活自己。但他们从不说“打工”这两个字，在这个重组的知识分子家庭，“打工”这个词是要避讳的。还好，我打的这份工可以用一个看似有希望的词语来概括——学徒。

父亲问：“具体学什么？”

具体学什么，我还不清楚，但从父亲的反应看，他并没有鄙夷这件事。我含糊地说：“做衣服。”说完，我很忐忑，琢磨“做衣服”这三个字是否消解了“裁缝”二字的独有价值。还好，父亲说：“这也算是一门技术。”

听父亲这么说，我安下心来，遂向他汇报李梅裁缝铺的情况。我越说，父亲越眉头紧皱。他打断我说：“还以为你真长本事了呢。”然后冲屋里喊：“东镇那个出了名的裁缝，是叫李梅吧？”当时，芳姨正在屋里辅导弟弟的功课，听见父亲的呼喊之后冲出来问怎么了。父亲指了指我，对芳姨说：“她，要去李梅那里当学徒。”